在蘇威正式登上他的舞台前，楊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要做。
    新帝登基，舊王何去何從？
    這是楊堅麵臨的第一個問題，按照慣例，禪讓後，對於前朝的皇帝和王爺，例降一級，爵位為公，北周末代皇帝周靜帝被封作介公。
    王或爵，隻是一個名稱而已，這並不是問題，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和處理他們。
    這是楊堅的煩惱，也是他的第一個重大考驗。
    他有很多種選擇，事態也具備無限種發展的可能性。
    虞慶則站了出來，他獻上了一個楊堅想做，但不好明說的建議：盡誅宇文氏。
    這是看似必要而正確的決定，也是一種不得人心的選擇。
    楊堅和宇文氏都屬於關隴集團的核心圈子，楊堅篡周立隋之所以如此順利，很大程度上這隻是權力的內部流轉，隻是莊家由宇文氏換成了姓楊的。
    這並不涉及到遊戲規則的改變，大家手上的籌碼並沒有變少，遊戲還可以接著玩，甚至不少人還有額外的獎勵。
    這雖然損害了宇文氏一家的利益，但保證了大家都能繼續玩這個遊戲，都能樂在其中。
    況且江山代有才人出，王位的適當流轉，換另一家做莊家，也能帶來一些新氣息。
    這是整個關隴集團支持楊堅的前提。
    楊堅也是關隴集團核心分子，滿朝文武，和他非親即故，甚至大半都可以攀上二代三代的親戚。
    如果楊堅舉起屠刀，即使隻限於誅滅宇文皇族，也必然是一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兩敗俱傷打法。
    但如果不徹底清除宇文皇族，就會成為一顆釘子，始終插在楊堅的心頭。
    他本來就根基淺薄，得位又不正，經不得政局上任何的風吹草動。
    最大的危險，就是內外勾結，利用宇文皇族的力量和影響力，去造反。
    宇文氏一家，雖然經天元皇帝胡搞亂玩而崩盤，但卻是名正言順，根深葉茂的大樹，難保不出幾個忠臣孝子，或是類似楊堅的陰謀家，用楊堅的方式來對付自己。
    讓宇文氏存留於世，還是將他們徹底誅殺，以絕人望，這確實是個問題。
    楊堅心中早已做了選擇。
    寧可他對不起這個世界，也不要讓這個世界辜負他。
    因而，虞慶則一提出這個提議，楊堅立即表態讚成。
    而第二代領導核心層的高熲和楊惠（雄），明知不可，卻也不好阻止。
    但有一個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就是楊堅找到的三個幫手之一的李德林，他好幾次堅決反對虞慶則的提議，並且和他展開辯論。
    這惹惱了楊堅，因為虞慶則的建議其實就是楊堅自己的想法。
    他感受到李德林的意誌力，知道無法說服他，不由惱羞成怒地說：“君書生，不足與議此。”
    於是，所有宇文皇族，全部立即伏誅，以絕天下之望。
    但宇文一族，還有一棵獨苗。
    他就是現在叫做介公的原周靜帝，他依然在楊堅的嚴密監視下，苟延殘喘生存了幾個月。
    直到江南陳國的使者出現。
    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北周靜帝遞上國書，但走到長安時才發現，世界變了。
    北周不在了，現在帝國叫隋朝，它的主人叫楊堅，使者傻眼了。
    楊堅故作大方，他派人將陳國的使者送往介國的介公（周靜帝）之處。
    這個意外的事件，提醒了楊堅，讓他下定決心，留著周靜帝，始終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隱患。
    於是，在陳國的使者拜訪完周靜帝的第二個月，周靜帝非常配合地死於介國。
    宇文皇族終於被滅族。
    反對楊堅進行清洗的李德林也獨自承擔了後果，他雖然沒有被趕出朝廷，卻從此與權力中樞無緣。
    但他畢竟是山東士人的代表，是帝國的圖騰之一，他依然屹立於楊堅的朝中，但逐漸成為一個邊緣化的大臣和重臣。
    充其量，他就是半個宰相。
    楊堅的第二代核心團隊楊雄、高熲、蘇威、虞慶則，加上半個宰相李德林，四個半宰相集團正式形成。
    他們就是號稱“四貴”的宰相集團，虞慶則踏著宇文皇族的屍體，趕上了末班車。
    四貴之中，最後一塊拚圖，就是蘇威。
    他姍姍來遲，但最後出現的，總會帶來不一樣的驚喜。
    蘇威一直追求理想中三個“正確”，正確的時代，正確的環境和正確的人，隻有這三個條件全部滿足時，他才會出山施展自己的才華。
    當北周權臣宇文護依靠強力，將蘇威招為女婿時，他為了避禍，逃入深山，以詩酒自娛。
    他認為宇文護不是一個正確的人。
    宇文護敗亡後，楊堅又有篡立之心，蘇威趕緊辭官，再一次逃歸鄉野。
    北周將亡，新朝未定，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時代。
    塵埃落定之後，隋朝氣象萬千，勃然成長，這是一個正確的時代，也是一個正確的環境。
    於是，楊堅一紙召書，蘇威就再不猶豫，輕騎出山。
    他知道，他遇上了一個正確的人。
    他也確信，他自己的時代即將來臨。
    事實證明他值得擁有這種自信。
    蘇威深得其父和其家世代為官的精髓，楊堅和他一席相談後，對其大為傾倒。
    因為楊堅本來就是其父蘇綽治下的官僚，因而，蘇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框架，深得楊堅之心，君臣二人，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最重要的是，他們二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家，為政治而生，也可為政治而上下求索。
    楊堅化家為國，是一個將自身所有思想和行為，物化成為整個國家的意誌，並且想讓它滲透於國家日常的生活之中。
    蘇威更是深得其中三昧。
    他非常精辟地提出一個理論，他假托他父親蘇綽之名，說是蘇綽的經典傳世理論，“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
    這是一種以小家庭的孝道，化為國家層麵的忠孝，是一種高明的洗腦思想。
    治國先立本，本就是思想，蘇威提出，導孝為忠，化悌為順，形成絕對的父權和君權崇拜。
    這就是楊堅求之不得的效果。
    但是，這種軍政一體化的教條式管理理念，蘊含了對知識文化無比的輕視，理所當然地遭到當時名士的指責和反駁。
    國子博士何妥當場就發現並指出，蘇威理論上的欺騙性和絕對性，他用了三個有名的思辨反問，去證明蘇威的荒謬。
    第一蘇威所學，肯定不止孝經。
    這本身就是欺君。
    第二蘇威說，這是他父親蘇綽的教誨，如果是真實的，那蘇威就是不遵從他父親的教誨，因為他讀了別的書籍。
    這就是不孝。
    第三，如果蘇威之父蘇綽沒有此語，那蘇威編造此話，等同於欺君。
    從邏輯上說，何妥的說法成立。
    但他卻並沒有掌握楊堅認同蘇威談“孝”的實際的政治意義。
    何妥的孝，更多的是孝本身的本質內涵。
    而蘇威和楊堅一樣，是個純粹的政治家，他們所謂孝，是國家倫理層麵的忠孝，目的在於培養一種絕對服從的社會道德，以利於中央的集權，特別是皇帝的集權。
    蘇威和何妥都沒有錯，但顯然，楊堅更需要蘇威的理念。
    楊堅，是北周出身的隋朝開國帝王；蘇威，是北周政治體製和政治理念奠基者蘇綽之子。
    他們本就是同一路人，相同的政治理念，讓他們的相遇，碰撞出燦爛的火花。
    蘇威終於在一個正確的時代，正確的環境和正確的人的領導下，大放異彩。
    楊堅立即給蘇威委任了五大核心職務，以表示對蘇威的敬重和重視。
    這五個職位都是實職要職，政務當然極為繁重，但蘇威安之若素，也沒有舉賢自代之意。
    這立即招致了傳統力量的反對。
    梁毗站了出來，他上書正麵彈劾蘇威。
    梁毗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代表了背後傳統的關隴貴族的聲音，楊堅立即感覺到了壓力。
    楊堅壓力的渲泄管道，流向了高熲。
    這是楊堅上任以來，第一次和關隴集團的交手，楊堅並沒多少直接的對抗經驗，也沒多少把握可以戰勝他們。
    顯而易見的壓力，高熲心知肚明，為了讓楊堅多一些回旋的餘地，也為了給楊堅贏得多一些時間，高熲迫於壓力，上表請求遜位。
    關隴集團來勢洶洶，來意不善，朝野之中暗流洶湧。
    楊堅，及其欽定的第二代領導核心，能不能坐穩江山，也成了一個問題。
    他們，即將迎來幾場生死惡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