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開天地，就要建立秩序，定立規矩。
    在暗無天日的五胡亂華時期，在政權走馬燈似的南北朝時代，那是三百年漫長混亂的分裂年代。
    所有的傳統秩序和規則，全部遭到破壞，楊堅麵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
    無規矩不成方圓。
    要想長治久安，就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秩序，確立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才可能讓新朝生氣勃勃，昂然奮發。
    楊堅足以比肩秦始皇，他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
    最基礎的工作是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為帝國樹立起統一的標準。
    在政權林立的分裂時期，地方貨幣和各種臨時性，應急型的土辦法，層出不窮，以致於全國各地，都割裂成一個個相對封閉和保守、自己自足的區域。
    從長期來說，會留下再次分裂的隱患。
    楊堅要破舊立新，鞏固大一統。
    正如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車同軌，書同文，並非是純粹的好大喜功，而是非常高明的治國之術。
    統一的國家，需要從思想根源上確立統一。
    首先要在文化上和秩序上確立大一統的理念。
    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可能發展成為蒸蒸日上的龐大帝國。
    這也是中國大地上，雖然曆經無數次分裂而依然能夠重新歸一，並且統一的基因已根植於民族血液中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必須建立文化和文明的認同。
    漢族和漢族政權，曆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於文化認同。
    什麽時候，我們的文化斷層斷裂了，或者被外來文化侵占漸染，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楊堅統一貨幣時，以城市為中心，打了一場漂亮的戰役。
    當時所鑄之錢，分為四等，而民間的私鑄，更是名品甚眾，輕重不等，用來流通時，根本就無所適從。
    在軍國一體化，一切以戰爭為中心之時，還可以用糧食，絹帛等實物計量財富。
    但統一的帝國如果要發展，貨幣本身就成了一個基礎的問題，這在隋唐二朝，也成為一種重要創新的源頭。
    楊堅的方法很簡單，他采取了新鑄五銖錢，來重新規範和統一幣製。
    他先鑄造了樣錢，先立個標準。
    錢的背麵，正麵，錢的厚薄，都有固定的範式，每一斤重四斤二兩，在樣式和重量上做了一個統一的標準。
    楊堅選擇城市為突破口開始推廣新錢。
    他在每個城市的城防入口之處，放置樣錢，同時，開始沒收和銷毀舊幣。
    長期堅持下來，市場之上，新幣逐漸流通，成為主流，舊幣隻能偶爾流通在有限的區域內，從而慢慢被淘汰。
    舊幣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因為這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在這場統一貨幣，禁止惡錢流通的戰役中，楊堅為了取得殺雞駭猴的效果，有意治亂世用重典。
    他抓住了一個樹典型的機會。
    官府捉到了二名以惡錢充好錢的市井之徒，楊堅立即下令將他們斬首。
    他一生都在追求中央集權，尤其是皇帝集權，當法律和皇權相抵觸時，他非常自然地將自己的皇權淩駕於法律之上。
    但大理丞趙綽站了出來，他不同意皇帝的決定，他要維護法律的嚴肅。
    他進諫道：“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
    楊堅非常不高興地說道：“不關卿事。”
    趙綽不依不饒，堅持自己的意見，“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楊堅見趙綽如此不識趣，便語帶威脅，嚴厲地說：“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趙綽毫不退讓，更進一步，直逼楊堅，說道：“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
    楊堅加重語氣，赤裸裸地威脅說：“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焉？”
    這句話，語氣已經非常不善，言下之意已經暗指天子一怒，就有亡身滅家之禍。
    趙綽豁出去了，他跪拜謝罪，但卻堅決不退。
    即使楊堅不斷嗬斥，趙綽依然堅持己見。
    碰上這種不要命的諫臣，除非楊堅打定主意要做商紂王式的昏君，否則，千秋萬代之後，也還會有後人評說。
    楊堅出離憤怒，拂袖進入內閣。
    這時，需要一個打圓場的人。
    柳彧出現了，他也上書切諫，詳細直陳得失。
    楊堅很快從個人的憤怒中清醒過來。
    畢竟，這種分歧，並不是本質上的對立。
    作為一個一流的政治家，楊堅的情緒，顯然能夠服從於大局。
    要找到推進貨幣統一的方式，完全可以另想辦法。
    亂世用重典，於楊堅而言，這是帝國政治實務的需要。
    但建立規範，為萬世之法，卻更是重中之重。
    楊堅赦免了這二個人的死罪。
    人雖未死，但如果不是趙綽，這二人就是有九條命，也早已身首異處了。
    但這世上，並非每個人都是趙綽，可見楊堅的國家意誌，對於政令的推進力度和決心。
    於此經年累月，貨幣逐漸統一，度量衡的統一也在有序進行。
    統一的帝國終於有了統一規則。
    最重要的統一，是思想領域的統一。
    楊堅篡周立隋之後，火速平定了尉遲迥等三方叛亂，接著又全力應付突厥的進攻，整個國家，成為一駕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
    戰爭之時，最適合最有效的管理製度，當然是軍事化管理，這在很多方麵得到體現和證明。
    被楊堅稱為朝中重器，“正直士，國之寶也”的柳彧，就曾上過一道關於正月十五元宵節，臣民共聚為樂的奏疏。
    “竭財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
    柳彧建議禁止元宵節的聚會娛樂，以利於管理。
    因噎廢食，這顯然是軍國一體化的簡單機械的管理理念，將人作為生產的工具和要素，強調其生物性，而忽視其社會屬性，於精神和文化上的建設，漠不關心。
    對於執政的楊堅來說，這種管理理念是恰當的。
    楊堅同意柳彧的建議，並下詔正式頒行。
    楊堅本人從小長於尼姑庵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是其本來的生活麵貌。
    即使他成為了一個帝王，他仍然將節儉和節製作為一種發自內心的習慣保持。
    這是一種嚴格的自律，也是非常高尚的私德。
    但人有百種，活法不同，並且每個人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同一個步伐。
    楊堅在隋朝建立初期，奉行軍國一體化的治國理念，是符合當時一切為生存，為了戰爭的現實。
    保因為楊堅骨子裏非常固執到幾近變態的秩序，等級，控製欲，楊堅走向了反智。
    絕對的****是講求絕對的秩序和服從，並不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楊堅最終和傳統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馳，甚至進化到，全麵取消和取締全國的絕大部分學校的地步。
    這一點，將由他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很快更正和扭轉。
    楊廣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敗家子。
    但他本身文采風流，自認天下文宗，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傳統下，依然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天下第一。
    他在文化建設上，也遠比他父親楊堅要有遠見和寬容得多，在楊廣一朝，文化有一種勃然向上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喜氣洋溢的春天氣息。
    楊堅在完成了思想和行政製度的統一，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後，一個當世大儒牛弘的進言，讓他不得不對儒家和文化做出讓步。
    楊堅雖然做了讓步，但很有限，他所有的出發點，都是為自己統治的穩定性添磚加瓦。
    楊堅確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天生的優秀政治家。
    牛弘身曆楊堅，楊廣二朝，是唯一能重用於二朝，並得善終的朝廷核心要員。
    自以為天下第一名將的楊素，眼高於頂。
    但他一生敬重牛弘，他曾經在討論楊堅皇後的葬禮禮儀時，心悅誠服地對牛弘說：“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楊廣是個皇帝，但他也是個詩人，經常會寫上幾句，還有好事者集結成冊，以青史留名。
    他曾經專門給牛弘寫了一首詩，“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餘.”
    牛弘本人最重要的品質是識度深遠，心底無私。
    在隋朝時，他主管吏部的職選，先德行而後才幹，非常謹慎地選人用人。
    他選中的人士，皆一時之才俊，隋之選舉，於斯為盛。
    但他對於後世最大的貢獻，卻來自於他的一份奏疏和一條建議。
    當時，楊堅剛剛篡周立隋，北周本來也是一個徹底的軍國一體化，僻處西陲的政權，自建立伊始，整個國家隨時麵臨亡國的危險。
    因而，整個社會所有的生產和行動，一切以戰爭為中心。
    生存高於一切。
    於文化建設一項，卻是一片荒涼，了無生機。
    北周的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對於文化的深層力量，非常輕視。
    北周武帝曾經親口說過，如果文化的高低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那衣冠正統的南朝和繼承北魏衣缽的北齊，將可以不戰而勝。
    現實是殘酷的。
    一心發展即戰武力的北周，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最終攻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
    楊堅是北周舊臣，感同身受，完全認可和延續這種重武輕文的國策。
    牛弘用一道奏疏，改變了楊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