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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7章 番外河西走廊
    嘉峪關作為明帝國西部邊關，在這裏建立大明軍事防線，主要有兩方麵原因。
    一是嘉峪關以西，逐步過渡為多民族，嘉峪關以東則逐步過渡為統一政權。
    這裏是明帝國在河西可控製地區與西域勢力的人文分界線。二是嘉峪關境內地理位置優越，討賴河峽穀、黑山、新城草湖可以阻擋通行，把這些天然屏障用長城、墩台連接，再派駐軍隊把守。
    長城倚憑天險，形成了嘉峪關獨特的防線。天塹、天險是嘉峪關長城防禦體係的主體。天險緊湊，致建設成本低，戍守效率高，所以明軍選擇在嘉峪關設立防線。
    嘉峪關以西，明長城以外存在過渡地帶，或明蒙雙方控製地區。嘉峪關以西的哈密、敦煌就是這種性質。
    明廷為了穩定邊疆，維護嘉峪關以西安全，一是在敦煌、哈密設立7個羈縻衛，任命番夷部落首領為衛長官。
    二是在哈密設立忠順王，由朝廷任命，當地推舉首領擔任。
    三是通過調節通商頻率與稅率控製與西域勢力的關係。這些措施，調控了與西域的關係，拉攏、牽製了西域。嘉峪關以西在正德朝以前沒有刀兵，基本穩定。
    滿速爾汗有複辟大元統治西域的野心。西域勢力由滿速兒繼承汗位。
    他有複辟的野心。滿速爾汗清楚知道，要想占領中原，必先占領肅州，要想占領肅州，必先突破嘉峪關防線。嘉峪關開始被覬覦，隨時受到西域勢力的武力威脅。
    經過幾年厲兵秣馬，滿速爾汗於正德十一年十一月，率領一萬多軍隊東進。
    麵對重兵把守、不易逾越的嘉峪關防線，西域軍隊沒有直接從正麵攻擊，而是派出一支人馬，偷渡“人馬難行”的天生橋，跨越討賴河文殊段，潛至嘉峪關背後。
    十一月十五日，東西夾擊、多處用兵，對嘉峪關及其防線展開全麵攻擊。
    得知嘉峪關被西域軍隊圍攻，肅州指揮於十六日帶兵前去救援，行至文殊馮家溝一帶。遭遇，被攔截，雙方惡戰一天，最後明軍全部戰死。同日嘉峪關淪陷，包圍肅州。
    嘉峪關陷落的戰鬥經過史書、誌書均無記載。位於野麻灣村西的小缽和寺（寺營莊子）巨額藏糧，說明戰鬥極其慘烈。
    堡子內現存壕溝證明昔日嘉峪關軍民英勇抗擊外敵、壯烈犧牲，是嘉峪關履行邊關職責的見證。
    嘉峪關防線的駐軍、布防、戰力、要塞、路途等情報被滿速爾因此獲得。他們十六日在肅州城內暴動，試圖裏應外合，陷落肅州城。
    肅州守軍全力鎮壓並最終穩定局麵，所以沒有及時、也沒有能力派兵增援。反過來講，嘉峪關附近的戰鬥，為肅州明軍平亂贏得時間。因內應計劃破敗，西域軍隊搶掠後撤退。
    同時朝廷追究嘉峪關之敗責任，很多大臣收到牽連，嘉峪關第一次被攻下。
    明代河西走廊的防禦體係中，莊浪衛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其於河東為蘭州門戶，涼、湟堂奧，甘、肅之咽喉，靖、夏之捷徑。
    有明一代，考道裏之迂直，通四郡者，由蘭州而渡黃河，故莊浪重而置衛焉。其製，文武官必備，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
    其四境之外，東蘭、西涼、西南湟中，皆接連疆界，易以防閑。其可患者，莫若北之大鬆山，此有明之故轍也。
    明朝在莊浪衛設置整飭兵備道。正是因為莊浪衛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在河西走廊以東，即從蘭州安寧堡以東，實行與內地完全相同的郡縣體製，由陝西布政司直接管理。
    一般而言，將蘭州安寧堡以東稱為“內地”，以西稱為“邊地”。如隆慶年間禮部所言：“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
    但楊一清認為蘭州亦邊地亦內地，“似為腹裏”，他更願意將蘭州與河西走廊相提並論，認為“蘭州地方軍民，原額納糧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裏，極臨虜境，漫通賊路，實為緊關喉襟要害重地”。
    進而認為“蘭州比甘、涼尤為要緊”。在明代之前，蘭州所在的金城郡曾與張掖、酒泉、敦煌、武威諸郡合稱“河西五郡”。
    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
    蘭州安寧堡以西至肅州，是明代河西走廊的核心區域，明朝在此設立衛所製度，實行軍事化的管理體製，由陝西行都司統轄。
    在其東部，明朝大力扶持藏傳佛教，穩定莊浪衛與河湟地區藏族部眾，積極利用這一地區忠於明朝的“土達”，讓其擁兵管束，確保該區域的安寧。
    在肅州以西至哈密，設立赤斤蒙古衛、沙州衛、哈密衛等軍事機構，以羈縻的方式拱衛河西走廊的核心區域。其中，哈密衛的設置對明西部邊疆的安定，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明朝逐漸構築了較為嚴密的防禦體係。在這一防禦體係中，哈密衛是第一道防線，嘉峪關在內的肅州衛是第二道防線，甘州衛是第三道防線，涼州衛至莊浪衛為第四道防線，固原鎮所在的蘭州衛是第五道防線。
    不言而喻，第一道防線壓力最大，哈密衛的多次廢立直至最後的殘破，就說明了這一點。但第二道防線是明朝的生命線，需要嚴防死守，不能像哈密衛那樣任由西域部族和瓦剌侵擾和踐踏。
    在兩百多年間，處於要衝之地的嘉峪關經受住了考驗，總體上確保了關內的和平與安寧。
    由於明代河西走廊遠離京師，故稱為“極邊”和“絕域”，或視為“孤懸”。要認識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特點，都城變遷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在漢、唐時期，河西走廊與“長安模式”聯係在一起，都城與河西走廊較近，朝廷易於控製。
    在明代，河西走廊則與“南京模式”和“北京模式”聯係在一起，都城遠離河西走廊，控製難度更大。
    長城的修築，明朝統治者對元朝殘餘勢力侵擾的長期性有著清醒的認識。通過長城與驛站將北京與河西走廊緊密聯係在一起，客觀上順應了民族交融的新要求。
    明代對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非常成功。劉洋打算繼承明朝西北邊疆治理的基礎上逐漸統一西北的。
    隻有當西域的局勢穩定下來後，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才能發生改變，才能與內地實現一體化管理。
    可以說，沒有對河西走廊長時間的絕對控製和有效治理，就沒法通過河西走廊對西域控製。不有效維護綠洲絲綢之路的暢通，要真正統一西北，拓展疆域，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