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校尉，郅晴可安好？”王娡非常關心劉駒的女兒，每次見郅都，都要詢問。
    “晴兒很好，已經開始學走路了！”郅都對這個女兒也異常疼愛，傾心付出。
    “郅校尉，皇上已嘉獎擢升你為龍驤騎士。你和袁種可有結交？”
    “一起吃過幾次酒。聽袁種說，袁盎被貶為庶民後，遊山玩水，與遊俠劇孟交遊很多。”
    “遊俠劇孟？這袁盎倒喜歡結交俠客。”王娡想起季布。
    季布和其弟季心，都是有名的俠士，季心和袁盎更是至交。這袁盎又和劇孟打得火熱。
    “洛陽劇孟，好賭俠義。對許多被貶的朝官，尤多加接納，有求必應。也是一方豪強。他家中還養有不少江湖豪客，真的是財富煊赫。”郅都說道。
    “哦，接納被貶朝官，這是賭徒心理吧。”王娡冷笑，“他在賭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些人會東山再起。”
    這不就象炒股嗎？選好潛力股，人低穀時給予幫助，高升時可以兌現。這些遊俠利用聲名，結交官員，勾結官府，成為一方豪強。
    豪強這個群體，是春秋戰國的遺存，他們與上層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上，他們依附權貴，幹預政治；中，他們與士族階級交往甚密；下，他們既橫行鄉裏又行俠仗義。所以，這是個不白不黑的灰色群體，西漢一朝對他們一直采取嚴厲的打壓政策。
    長陵邑就是西漢政權把地方豪強大族，強行遷離故地，到帝王陵建城為邑。
    王娡對遊俠是抱有一分為二的看法的。他們任俠仗義，好打抱不平，時常越俎代庖，代替官府的職能，甚至敢殺人越貨。所以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無論在什麽時候，想要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人們生命財產安全，就必須要有法度，要有能夠廣泛適用的法律規章製度。
    遊俠雖然看著快意恩仇，然而這隻是一種極為自私的做法，痛快了自己，卻將他人的一切隨意取之用之。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這種所謂的俠士存在，都是弊大於利。
    從古至今，人們崇拜俠士，把他們看作正義的化身，歌詠詩讚。李白曾作詩《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銀鞍照白馬，颯遝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
    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通篇不見俠義二字，卻充滿俠風義骨。讓人腦海中浮現無數個千古俠客的影子。為情為義，袖裏藏劍，錦衣夜行，為家為國，風蕭蕭兮，豪氣幹雲！
    李白好友元稹，也和詩《俠客行》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
    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麵青。
    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
    海鯨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李白筆下的“俠客”朱亥、侯嬴，因為參與到著名曆史大事件之中，“不求名卻名垂青名”，留下的也是光輝的正麵形象。
    而元稹筆下的“俠客”也參與了曆史大事件，他想求名，最後卻沒有留下姓名，並且個人形象也不太光彩，卻給了袁盎一個載入史冊的結局。
    不過，仔細分析他們的行事邏輯與行為動機，其實都差不多。身為門客，效忠主人，“舍生取義”。
    朱亥、侯嬴“圍魏救趙”，並不是因為有什麽遠大的誌向和抱負。隻不過他們二人是信陵君的門客，平時被好酒好肉地供著，喝高了就“重義輕生”。
    而殺袁盎的刺客，是梁王豢養的死士門客。受人指使，取人性命，能算得上俠義嗎？
    俠士其實是士族階層的一個特殊群體，即武士，他們喜歡遊走江湖，因而也被稱為“遊俠”。追根溯源，遊俠脫胎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階層，因而不同於一般的平民階層，他們有廣闊的社會交際圈。
    不事生產的大俠們遊走江湖，哪來的活動經費呢？一般有三種來源一是依賴家族實力；二是依附豪門權貴；三是“自主經營”。
    古代遊俠是一群什麽樣的人呢？遊俠其實是士族階級的一個分支，所謂士族，是西周分封製的產物。按照周公創立的分封製度，國家形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幾個等級。
    “士”這個等級很特殊，他既是貴族階層的最末端，又是底層階級的最高層。作為貴族階層的最底層，他們有一個“貴族”的空頭銜，卻沒有任何政治待遇。作為平民的最高層，他們又不具備生產勞作的能力和願望，因而他們活成了“夾心餅”。
    分封製的規則，又決定了這個群體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到後來，士族階級成了影響國家政治生態的重要力量，以至於後世有“士族階級書寫了中國曆史”的結論。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李斯、商鞅等都是士族階級的傑出代表。
    受百家爭鳴的影響，士族階級分化成了兩個群體，一部分信奉儒家思想，以讀書做官為人生目標，成了儒生，亦稱“文士”，一部分信奉墨家思想，以行俠仗義追求天下大公為人生目標，成了俠客，亦稱“武士”。
    到秦朝建立後，隨著分封製的終結，士族階級連貴族的空頭銜也沒了，士族徹底淪為平民階層。文士和武士，因為不同的人生理念，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文士因為切合了帝製文化的需求，成為皇權的擁躉，日益強大，而武士則被政治主流淘汰，遊走在政治生活的邊緣。
    了解了武士的起源，就大致清晰了他們的特性和生活圈，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存模式及三種收入模式了
    第一種本身就是富家豪族，依賴家族資源不愁費用。遊俠本身就脫胎於貴族階層，家族勢力非常雄厚，他們雖然失去了政治待遇，但是作為家族後人，往往會得到不菲的物質待遇，比如地產、房產、金錢等。
    這一類人群非常多，西漢初年各地都有豪門大戶，都會出幾個遊俠類的“人才”。這跟秦末社會動蕩，六國之士蠢蠢欲動的大形勢有關。
    比如高祖劉邦的好友兼親家翁張耳，他本來不是豪門大族，卻因入贅富家豪門，搖身變成大富翁。從此，張耳遊走於江湖更加如魚得水，大把花錢，結交天下豪傑。劉邦就是在那個時候，結識了張耳。
    與張耳“刎頸之交”的陳餘，其經曆跟張耳如出一轍。
    第二種依附於豪門貴族，充當他們的門客換取收入。靠家族實力的畢竟是少部分，很多遊俠的家族隨著年代久遠沒落了，他們也不事生產，怎麽生活呢？依附豪門貴族充當門客，就是一條出路。
    這類人群代表者，民間張口就能說出一堆，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四大公子的門客，很多都是遊俠，毛遂、馮諼、荊軻、豫讓等。
    其實漢高祖劉邦也算半個遊俠，他早年不事生產，遊走江湖，跟張耳等江湖俠客混得很熱乎，導致自己年近四十都沒有成家立業。劉邦的生活來源，除了在家啃老、啃嫂外，在外就依附於張耳這類的大富豪。
    有人曾經對這一類遊俠們做過一個概括閑時幫閑，忙時幫忙，戰時幫凶！
    第三種依靠自身能力和遊俠群體，形成“創收”能力。除了上兩種情況，第三種則良莠不齊，形成了社會灰色地帶。這種所謂的創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的打家劫舍、有的掘墓盜竊、有的充當殺手、有的淪為乞丐等等。這個群體最大，對社會的危害也最大。
    遊俠的三種收入來源，往往是交叉的，不固定。
    遊俠們良莠不齊，社會價值觀也早就突破了墨家思想的框架，又因為其幫凶性質，往往受到權貴階層的喜愛，常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
    正因為遊俠們的這種生存狀態，給社會治安和政權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遊俠們遭到了統治階層的嚴厲打擊。又由於受到利益階層的豢養與追捧，這個群體就像野草，始終除之不絕。
    說到底，根子還是在遊俠不是孤立的社會群體，他們與政治利益集團結成了割不斷的聯盟關係。
    武俠中，浪跡天涯的背劍俠客成為正義的化身，追求正義、和平和人道則成為俠之“劍“的宗旨。他們四處遊山玩水，毫無目標的行走江湖，除了一把劍幾乎身無長物，但卻從來不為錢擔心，吃喝用度都是不差錢的。
    苦苦為生計奔波的還算什麽俠客？他們大多都是心情不好劫富，心情好了濟貧。甚至於濟貧也不過是看著順眼就扔錢。全然不管窮人突然被錢砸到頭還在懵圈，就傳得沸沸揚揚，所有人都知道他突然有錢，會什麽樣的後果。
    其實窮文富武，若家底都沒有，那練什麽武？飯都吃不飽怎麽練劍？騎馬仗劍走天涯的故事聽起來很美，但是不說馬匹多少錢，就算是一把劍都價值不菲。
    金銀銅鐵等金屬在秦漢時期都是難得的物質，膽子大點的都拿來私鑄錢幣了，誰會精工細琢去鑄劍？千金求劍是毫不誇張的說法。
    在中國文化中，刀劍往往被賦予正義和正氣的道德色彩。早在先秦時代，季劄掛劍就成為君子誠信的楷模。在俠士劍客眼中，刀劍是佩帶者的人格和精神的體現，標誌著一種伸張正義、見義勇為的社會責任，更是身份的象征。
    韓信落魄到接受漂母的一飯之恩，被人嘲笑，受胯下之辱，仍腰挎劍、手持書。隻因堅信自己不會居於人下。劍是他不苟同於凡夫俗子，最後的執著和信仰。
    大部分人是當不起遊俠的，沒劍沒財力。就像是現代人想出去旅遊一個樣，要先看看錢包鼓不鼓，再決定世界大不大、能走到哪。或者當花時間出去曆練，代價就是一邊打工一邊遊玩嘍。
    俠義、俠義，俠等同於義嗎？
    中國人最講求義的時代在春秋時期，那時候義與利的距離比較遠，沒有人認為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時候的人，對義的注解令人震撼，令人肅然起敬。
    比如程嬰救趙氏孤兒，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讓舍身報主。就連男女約會，都出了個寧可淹死也要守約的尾生。他們已經達到了“重義輕生”的地步，把“義”演繹到純而又純的地步。
    俠之義，應該是包含性善，責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認為所謂義，就是“適宜”。每個人的行為，符合周禮和道德，就是“義”。君子以“義”為上；一個人，不僅要當仁不讓，而且還要見義勇為，看到適宜禮製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這種觀點，對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見義勇為和助人為樂，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孟子進一步對“義”進行了闡述。在孟子看來，“義”和仁、禮、智一樣，都是人的本性。羞惡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沒有羞惡之心，不能稱其為人。他認為“義”就是，人的“羞惡之心”，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應該對於自己醜惡的言行感到羞愧，對於他人的醜惡言行感到憎惡。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劉駒之女算不算義。但她想起劉駒在她懷裏喊痛，仍求死於她手時的笑；婉兒持虎兕劍，慘烈自盡的決絕；葉姑姑為全義仆之名，連殺仆從幾人後伏劍自絕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淚如泉湧。
    出於對劉駒和婉兒的負疚？還是對殘忍的皇權爭鬥無奈？無論如何，一個新生的嬰兒，未涉人世，卻帶著血緣的原罪被誅殺，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對於俠和義，王娡直覺上是，以國為重，才能是真俠義。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驅動，不能稱之為俠義。
    “袁盎應該不甘於寂寞的。帝王會讓這個真名士、假諫臣閑置嗎？”王娡說道，“郅校尉多跟進，看這個袁盎什麽時候回京。很可能，劇孟的投資很快見效。”
    君君臣臣，這是個雙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賢的賢名，臣需要忠君報效的平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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