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親自簽發的調令很快就下來了，林一凡終於帶著“利刃特戰隊”回到了久違的大別山，先行一步的朱國睿提前把他們要回來的消息告訴了根據地的大家。
    大別山的那些老朋友們可以說是又驚又喜，甚至在張衛國的提議下，自發為他們準備了一個大張旗鼓的歡迎儀式。
    然後，林一凡便頂著“第五戰區大別山抗日根據地參謀總長”的頭銜開始了整合周邊的各軍，在大別山地區組建一支全新的抗戰力量。
    對此，孔森自然是全力支持的，他現在已經憑著戰功當上了獨立師的師長了，以張衛國和朱國睿為首的大別山縱隊也是第一個搖旗站隊，再加上有了李宗仁態度鮮明的支持，林一凡其實是很有把握的。
    當然，在此之前，林一凡選擇了先結婚，他很快就在根據地和朱小倩完成了婚禮，婚禮辦的十分簡潔，除了利刃特戰隊的大家夥，野戰醫院的護士們，張衛國、朱國睿和孔森等人之外，林一凡甚至沒有邀請其他什麽人，李宗仁這個知情人也隻是意思意思的發來了一封賀詞。
    而婚禮一結束，第二天林一凡隨即在根據地的指揮室內召集了第五戰區各部大軍的師長、軍長等人，要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下一步進攻六安市和安慶市，特別是後者，以截斷華東地區日軍對這些地方的救援，配合第九戰區收複武昌、南昌的計劃。
    因為上次的疏忽被國軍撿了漏之後，日軍如今重新加強了對南昌和武昌地區的防守，第11軍所屬的7個師團、4個旅團88個大隊盡量調用在南昌一線。
    還從長江下遊第13軍所屬的第15、第22師團各抽調1個支隊共7個大隊配屬到武昌，此外，還有第3飛行團、海軍“中國方麵艦隊”第1遣華艦隊及第2聯合航空隊協同。
    隨著隨棗會戰和長沙會戰的接連失敗，在湖南方向沒有取得什麽進展，日軍又連續進行了其他嚐試，首先便是以兩棲登陸的方式，於1939年11月突然攻擊了廣西南部，以切斷越北至廣西的交通線為目的，日本方麵稱之為“南寧攻略”，而中國方麵稱為“桂南會戰”。
    在“桂南會戰”期間，爆發了曆史上著名的“昆侖關戰役”，杜聿明第5軍死磕日軍精銳第5師團，最終中日兩軍在昆侖關一線形成對峙，至少從表麵來看，對重慶政府沒有形成什麽實質性的軍事壓迫。
    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最終因作戰不力被剝奪了兵權，撤掉了司令官的職位，而作為西尾壽造總指揮官職位的接替者則是——畑俊六，這可是一個更加心狠手辣的“劊子手”。
    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畑俊六於1938年2月派往中國任侵華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率部發起武漢作戰。8月上旬，指揮30萬日軍沿長江南北兩個方向由東向西進攻。10月26日，中國軍隊向西、向南撤退，畑俊六率日軍占領了“九省通衢”武漢。
    在會戰中，畑俊六所率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法，使用毒氣375次，發射毒氣彈4萬顆以上。在溜俊六的縱容和唆使下，凶殘的日軍占領武漢後，到處殺人放火，**擄掠，無惡不作，廣大人民群眾對日軍的暴行無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調回日本國內任內閣的陸軍大臣。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內閣對各項侵略計劃的設計和決策，以新的氣勢繼續進行侵華戰爭，在南京炮製了汪精衛傀儡政權，實施了控製法屬印度支那的計劃，並就有關荷屬東印度問題與荷蘭進行了談判。
    他還支持日本的“南進”政策，讚成日本侵占東南亞及南方各地區。為實現南進的目標，他同意在國內以大政翼讚會取代政黨，進一步實現法西斯化，在國外促進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
    在原本的曆史上，直到1941年3月，畑俊六才被日軍大本營任命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繼續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
    對中國解放區，他和崗村寧次一樣，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和毀滅性“掃蕩”，肆意屠殺無辜平民，許多村莊被洗劫一空。在國民黨正麵戰場，則是攻略與施暴並行，每攻占一個地方，就製造一樁慘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國派遣軍在攻陷湖南漢壽等地後所製造的“廠窖慘案”，就是一個惡劣的例子。在這次慘案中，3000日軍以4天時間共槍殺手無寸鐵的男女同胞達000多人，強奸婦女2000多人，滿門殺絕的2000戶以上。
    美麗的廠窖頓時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遍地焦土，一片荒涼。作為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對其下屬部隊的種種暴行是負有直接罪責的。
    1944年春，為挽救日軍在太平洋的失敗，畑俊六根據大本營的命令，集中51萬兵力發動打通大陸交通作戰。
    在曆時8個月的作戰中，基本打通了平漢、粵漢和湘桂等鐵路線，侵占了豫、湘、桂、粵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使中國又有20多萬平方幹米土地和6000萬人口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給中國抗戰造成巨大危害，也給億萬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災難。
    由於這一次的所謂“卓越戰功”，畑俊六於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帥稱號，獲得了天皇頒發的一級“金鵄”勳章。1944年11月，日軍大本營下令畑俊六轉任陸軍教育總監，繼續支持對中國和西方進行侵略戰爭。1945年4月，調任駐本土日軍第二總軍司令，準備進行本土決戰。
    畑俊六作為日本法西斯軍隊重要頭目之一，長時間擔任侵華日軍高級職務，積極奉行侵華政策和進行侵華戰爭，在中國犯下了種種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而日本投降後，根據中國政府的指控和強烈要求，駐日盟軍總部於1945年9月13日下令將溜俊六作為甲級戰犯逮捕收監，把他送到了被告席上。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公開審理後作出最後判決，11名大法官以5：6的票數對戰犯煙俊六處以無期徒刑。
    法官團其中的5票是讚成處以死刑的，6票是讚成無期徒刑的，這廝再次死裏逃生，其核心原因是畑俊六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國的侵略戰場，沒有參與太平洋戰爭，美英等國家的法官們有點麻木不仁，非常可惡。
    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活動和包庇下，畑俊六僅僅坐了六年的牢房就於1954年被假釋“保外就醫”，1958年幹脆被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戰死日軍祭奠活動期間，突然暴卒於一家名字叫“龜文館”的旅館房間裏，才結束了其不知悔改的罪惡一生。
    現在因為林一凡在長沙會戰中的行動，畑俊六提前被日軍派到了華東戰區，為了扭轉戰局，一上任，他便著手調度起了華東的日軍兵力部署，並且停止了正麵戰場全局性戰略進攻，轉而鞏固已占領地區，實行“以戰養戰”政策。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一些軍官認為，對於解決“中國事變”隻有兩個辦法，一是打到重慶，二是從中國撤軍。可是若想打到重慶和延安，就需要給中國戰場增援不低於15個師團的兵力，在實行對蘇警戒的前提下，日軍顯然沒有這個能力。
    而至於從中國撤軍，內閣和陸軍省又不可能接受，對於喜歡弱肉強食和占便宜成癮的日本人來說，把吃到嘴裏的肉再吐出來，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既然不能在短時間內用武力取勝，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慶政府堅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
    日本政府和軍部同時是這麽想的，所以這一時期，連續出現了日本和重慶方麵秘密接觸進行談判的所謂“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關閉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日軍武裝進入越南北部等種種情況，然而，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夠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怎麽可能跟重慶政府搞什麽“和談”？
    不過，重慶方麵老蔣已經決定轉守為攻，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第二個抗戰時期，殲敵唯一之良機，至今確已到來，自然不會再想著和日本人和談了。
    日軍的這一算盤也就落了一場空，“和談”本來也就隻是一個援兵之計罷了，畑俊六對此也不在意，他此時已經在籌劃開啟新的會戰了。
    老蔣也試圖通過這次反攻，改變中日戰局態勢，一舉掌握戰場主動權，國軍中不少將領也看得出來，日軍此時對正麵戰場的國軍已經開始采取攻勢防禦，打算以局部性進攻來占領某些戰略要地及殲滅國軍主力。
    但是日軍兵力分散配置在占領區各地，能機動使用的兵力較少，導致每組織一次大戰役，均須從各處調置，這在“隨棗會戰”和“第一次長沙會戰”就顯露無疑了。
    老蔣及國民政府軍事高層相信日本國力已進入瓶頸，國內開始產生厭戰情緒，因此他們都對這一次反攻都有著不小的信心，老蔣計劃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頂住北麵，薛嶽、陳誠、湯恩伯部趁勢進攻武昌、武漢，羅卓英和王耀武則是進攻南昌，新海軍配合作戰。
    林一凡和利刃特戰隊的任務就是牽製住華東地區的日軍戰力，而想要牽製住，就得先攻下安慶和六安兩城。
    但是，安慶和六安作為皖西的兩座關鍵城市，尤其是安慶還作為安徽省會，扼守著南京與武漢之間長江航運的中間地帶，也是江淮地區的陸上要衝，日軍對其的防守更是嚴實，因此也有不少人對此很是擔憂。
    “林總長，鬼子在安慶的駐兵有至少一個聯隊的步兵，還有大量的炮兵和少數騎兵，我們如果要強攻的話，他們武器精良又據城而守，我軍恐怕會死傷慘重，您對此有什麽好的計劃了嗎？”一個師長率先問道。
    話音一落，不等林一凡回答，立刻又有一個師長問道：
    “林總長，安慶的戰略位置在華東尤為重要，收複安慶是很關鍵的，但六安咱們真的一定要打嗎？我軍的兵力並不充足，之後還要在第九戰區發起攻勢之後負責牽製華東的鬼子兵力，攻打六安隻會讓兵力更加捉襟見肘罷了，得不償失啊。”
    林一凡認真地聽著他們的質疑，然後正色回應道：“我明白諸位的擔憂，對於進攻計劃我已經思考過了，而對於攻打該不該攻打六安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很必要的。
    六安是一座我方滲透得很好的城市，裏麵有很多可以用的內應，無論是軍統人員，還是裏麵的地頭蛇。而安慶則是我們幾乎陌生的地方，貿然發起進攻隻會遭到鬼子的激烈反擊。
    還有一點就是，六安比之於安慶更好攻打的同時，它的戰略位置也是不容忽視的，六安毗鄰合肥，咱們在進攻六安市時就直接威脅到合肥了，鬼子必然會緊急調集兵力加強合肥的防守力量，這時咱們便可以突然調轉槍口去打安慶，聲東擊西，打他們個措手不及，迅速奪取安慶！”
    林一凡說完後，在座的幾個師長和軍長便不住地點頭了，他們都覺得林一凡的這番分析很有道理，這個行動是可行的，其中一個軍長急不可耐地問道：“林總長，快說說你的計劃啊！”
    林一凡目光沉穩地掃了一圈作戰指揮室中的眾人，沉聲說出了早就想好的詳細作戰計劃：
    “我打算率先帶著利刃特戰隊潛入六安開始前期行動，發動群眾和城內的有心抗日的大戶和幫派，把六安城內的各方力量和動員起來，為戰略目標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主力軍隊就現在外待命，時機一成熟，我就會立即發出信號，屆時主力再發起進攻即可。
    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有一些事情需要準備，如果一切順利的話，無論是對於我軍補充彈藥，還是攻城，都有很大幫助。”
    林一凡沒有明說的就是，他還計劃去親自策動一下飛龍寨的趙日天帶著手下近幹土匪們“投降”日軍，披一披二鬼子皮，進到城中成為他的內應，一方麵是可以補充彈藥裝備，另一方麵對於攻城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並不是孤例，日軍一直十分注意招降山區的土匪，甚至這樣的傳統，在東北的時候，便開始了。而那些被招降的土匪，相當一部分，也利用了這樣的機會對日寇進行反擊。
    其中最著名，也幾乎是最早做出表率的，就得是東北的老北風了。
    1931年10月，日寇派人去勸降土匪“老北風”，提出讓“老北風”當旅長。“老北風”一聽，當即同意“投靠”日寇，約定在11月初率部“獻降”。趁著“獻降”儀式，“老北風”率部奇襲日寇指揮部，一連擊斃了15名日寇。
    “老北風”原名為張海天，遼寧台安人，出生在1個貧寒的農民家庭。“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小小年紀的張海天就成了劣紳家的“放豬娃”，隻為換取1頓飽飯。但劣紳殘暴不仁，虐待家中的工人，張海天更是常常受到鞭打。
    他每天睡在豬圈旁，起得比雞早，吃得比豬差，受盡了劣紳的剝削、折磨。最終，他實在忍受不住了。於是，他偷偷離開了劣紳家，選擇上山投靠了土匪。
    就此那個任人欺辱的毛頭小子張海天“不見了”，世上多了1個義匪“老北風”，他率部劫富濟貧。到了二三十年代，隻要在台安一帶提到“老北風”的名號，就可以暢通無阻。老百姓聽到這3個字，各個歡欣鼓舞、欽佩無比。
    1931年9月，日寇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瘋狂入侵我東三省。日寇進犯台安後，聽說了“老北風”在台安的影響力，派漢奸前來勸降“老北風”。
    當時，漢奸對“老北風”說：“隻要你肯率部來投，可以給你個旅長當當，讓你後半輩子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老北風”看著漢奸醜惡的嘴臉，恨不得生扒了漢奸的皮，可為了抗日大局，他卻選擇忍住了怒火。“老北風”假裝熱情招待，將漢奸留了下來，和抗日誌士黃顯聲等人取得聯係。黃顯聲提議：“您不如將計就計，率部詐降，趁機偷襲日寇。”
    “老北風”覺得此計可行，立即回複漢奸：“我同意與你們合作，馬上集合部隊，率部獻降。”11月3日，到了雙方約定好的“獻降”時間，日寇軍官在指揮部內焦急等待。“老北風”所部荷槍實彈，通過了幾道日偽軍崗哨，靠近了日寇指揮部。
    進入日寇指揮部後，漢奸跑來迎接，喊：“長官已經在等著你們了，快請進，快請進。”“老北風”當即高喊：“弟兄們，跟我衝，殺盡日寇。”土匪們掏出大刀、長槍，一鼓作氣衝入日寇指揮部內，一連擊斃了15名頑抗的日寇。
    本來洋洋得意的日寇軍官，此時已經嚇得臉色煞白，竟然選擇跪地乞饒。“老北風”所部押著十幾名日俘，帶著繳獲的武器彈藥，迅速撤離出去。後來，“老北風”一聲令下，將這十幾名俘虜全部活埋了。
    “老北風”的義舉傳遍東三省，他隨即被任命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第2路軍司令，有誌青年紛紛來投。在張海天的帶領下，東北抗日義勇軍第2路軍迅速擴充到7000多人，成為東北1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林一凡自然也是想再用一次計策，巧奪六安城。畢竟，城內的其他勢力能力還不夠大，若是有趙日天在城內，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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