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奧斯曼人的危機
    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爾。
    在近一百多年來，奧斯曼帝國經曆了數輪社會變革，究其原因，是由於在接連敗於為自己所不齒的敵人手裏以後，為了生存起見，以歐洲衝擊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機為契機，從而掀起了社會變革曆史進程的帷幕，並且在改革的旗幟下，不得不從齊國引進大量的先進武器，同時，在軍事和經濟層麵也聘請了一些齊國的顧問，並且不論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構成近代國家及軍隊基礎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製度的傳入。
    另外，作為東方文明典範的漢洲大陸，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許多任人挑選的各種世俗化理論，如宗教自由思潮、愛國主義思想、科學理論思想，以及民族主義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東方文明的奧斯曼帝國的學者、外交公使和駐外武官。
    久而久之，這些東方的思想和見聞與來自歐洲的文明發生激烈的碰撞後，便有了通向奧斯曼帝國變革的道路，給予了奧斯曼帝國官員們以新的動力和方向，並且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變革和革命。
    奧斯曼帝國早期社會變革的政治聯盟基礎比較薄弱，並沒有廣泛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積極參加，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開明人物在那裏孤軍奮戰。
    此外，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也比較惡劣，表現為資源相對不足，科學技術落後，工業尚不發達，官員貪腐嚴重，還有國際商業競爭能力極差。
    尤其是真神教傳統文化，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發揮著雙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內容，如崇古主義、文化中心主義、泛道德主義、政教合一的傳統等相互推進，形成了抵禦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強韌防線。而另一部分內容，如變易意識、自強意識、民本主義等，則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與早期社會變革相結合，成為社會進步的極其重要的動因。
    從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來看，在早期，它是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會學習為主要內容的，是奧斯曼帝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隨著齊國的迅速崛起，並隨之確立了環印度洋霸權後，奧斯曼帝國的目光便不由投向東方，開始向這個從始至終都力挺自己的準盟友學習，借鑒和參考他們是如何發展壯大，如何實現富國強兵。反映到帝國統治者階層，表現為一係列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嚐試。
    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中，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試圖通過社會的變革，借鑒歐洲的先進經驗，建立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現代的軍隊和行政機構，並重視能生產現代武器的科學技術，最終實現基於歐洲知識和技術的軍事、經濟、政治近代化的計劃。
    然而，幾次不成功的改革，不僅絲毫沒有挽回帝國的頹勢，反而在麵對歐洲聯軍的進攻時，一敗再敗，逐漸喪失了對歐洲各國的軍事領先優勢，使得帝國全麵處於戰略防禦態勢。
    後來，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開始試著轉向齊國，從漢洲引進教師和學校，並派遣少許留學生——主要是軍事方麵，到漢洲去學習語言、科學和政治，他們設立通譯局，翻譯來自東方的書籍。這樣作的最終結果，是在奧斯曼帝國造就了一群受過現代教育和具有親東方色彩的新階級、新社會階層的存在。
    應該強調的是，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為了回應歐洲各國的挑戰，以及對帝國統治集團利益和地位所構成的威脅，而不是為了緩解長期的封建神權統治所積蓄的社會壓力和全麵發展民族工業。
    換句話說，這種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製度性的，不論是從歐洲的學習，還是從漢洲的探索和借鑒，隻是學習他們先進的器物，而不是去學習對方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的高度，反過來決定了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高度。因此，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變革，就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災難發生後的副產品。每當重大的軍事失利之後，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總是產生許多反思，總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態度來評論帝國的腐朽和軍隊無能的種種表現。
    特別是在貝爾格萊德慘敗後，喪失了大量歐洲領土，都使得帝國的許多仁人誌士痛定思痛，議論紛紛，使得帝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意識到，僅憑奧斯曼帝國的光榮傳統和真神教文明，很難再為奧斯曼帝國重振雄風。
    奧斯曼人在曆史上曾經學習與模仿過西方軍事和航海方麵的某些先進技術，而且在地理學和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也借鑒過西方的經驗。但是，他們的學習與吸收能力卻隨著領土的不斷擴張，到15世紀以後，便逐漸地減退了下來，特別是在社會價值觀和文化方麵的轉換創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紀，盡管在軍事上有齊國不遺餘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奧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卻比以往任何時期的都大。也就是說，一方麵奧斯曼人與歐洲在科學技術、文化、心理上存在著一條鴻溝，其間的差距具體表現在歐洲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在進步，理性觀念在發展，而奧斯曼人卻相對停滯不前。
    另一方麵，雙方在軍事上、外交上、商業上卻又相互交往甚密，具體表現在歐洲國家可以陳兵奧斯曼帝國邊境，表現在歐洲人不但借助於海運、財富，而且還可借助於通商條約，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施加日益增長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的社會改革，可根據改革的主要內容劃分為早期和晚期。奧斯曼帝國早期改革家們所考慮的，主要是隨著輝煌時代體製機構的日趨腐朽而暴露出來的帝國內部的弱點，因而他們的改革實踐，也隻是著眼於過去，竭力想使那些體製機構回歸到原來的狀態，也就是著眼於恢複過去舊有的統治秩序，重振奧斯曼帝國一度失去的雄風。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統治奧斯曼帝國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權的大維齊穆罕默德·科普魯盧，他們社會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敗之風，而他們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裏的大刀和沒收非法所得財產。
    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在同歐洲聯軍交戰中一敗塗地，尤其1699年簽訂卡洛維茲條約和1718年簽訂巴沙洛威茨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後，奧斯曼人從失敗和教訓中看到了歐洲的軍事優勢，逐漸地認識到了使軍隊近代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並開始把他們社會改革的目光轉向東方。
    因此可以認為，奧斯曼帝國後期的社會改革是從軍隊近代化的嚐試中啟動的。例如，奧斯曼帝國兩度恥辱地敗於奧地利和俄羅斯的事實，以及齊國由一個弱小疲敝的小國，接連擊敗荷蘭人和英格蘭人，迅速崛起為印度洋霸主，並在對莫臥兒帝國戰爭中，輕鬆取勝，這個事例告訴人們，隻要認真地學習齊國，推行社會改革全麵進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奧斯曼帝國擺脫貧弱，再度成為它的敵人的強大威脅者。
    因此，讚成這種社會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於1718年上台當上了大維齊之後，同年6月，他呈遞給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進行軍事改革，迎頭趕上歐洲軍事技術發展的奏本，進行社會改革的嚐試。
    他首先下令於1719年在齊國的建業、大興、臨淄等城市增設帝國領事館，並於1721年任命熱衷於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事業的著名政治家切萊比·穆罕默德為全權訪齊大使，率領一支龐大的使團對齊國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學習，要求他詳細地研究齊國有關文明與教育的各項措施，並及時匯報其中能夠使其應用於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內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齊國的軍事學校培訓製度。
    早在1708年，時任齊國駐奧斯曼帝國參謀軍團負責人的張昭訓，曾經向帝國中央政府提出過一項關於在奧斯曼帝國軍隊中建立外國士兵軍官團的計劃，但毫無結果。1715年，齊國建議，帝國派遣更多的軍事留學生前往漢洲進行學習和深造，以切實掌握先進的軍事理念和作戰方法。
    大維齊易卜拉欣上任後，立即將上述曾被前任大維齊否決的建議提到了議事日程，並很快付諸實施，先後有四批共計三百多名優秀青年軍官乘船前往漢洲。同時，在帝國的軍隊中，有更多的齊國專業軍人任職部隊主官，而不再僅僅作為一名普通的隨軍參謀。
    一些曾經留學漢洲的軍官就齊國軍隊，以及有關這些部隊的訓練、組織、紀律、作戰方式和軍事法律等情況進行了全麵的分析，明確指出，齊國軍隊的優越性在於他們訓練有素，軍紀嚴明，並且掌握了更為先進的武器，所以奧斯曼帝國軍隊應該全麵向他們學習，這是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和重要手段。
    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間，所獲得的一項非軍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術的采納。
    人所共知，早在8世紀中葉，真神教徒就已將中國的造紙術欣然接受，並通過絲綢之路將其傳人西方，促進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發展，但對於同人類文明進步緊密相關的印刷術卻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門外。
    他們認為印刷真神教書籍有損於其神聖性。因此，長期以來，盡管沒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銘文作為依據，但禁止印刷術的使用仍然成為了真神教國家的一個傳統。
    這個時期，不論是東方大陸，還是歐洲西方國家，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而奧斯曼帝國的一切文件和書籍還要全靠人工來抄寫，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顯而易見的，這與時代發展的要求極不相宜。
    為了改變這一落後狀況，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決定采用齊國先進的印刷術，但鑒於帝國境內宗教保守分子和抄書手們的強烈反對，被迫對印刷術的應用範圍作了許多嚴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國真神教教長阿布杜拉發布的通令規定，使用印刷術的範圍是，隻準人們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種科目的突厥文書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創辦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齊國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種書籍。
    雖然此時印刷術的采用在奧斯曼帝國是有條件的，但它標誌著奧斯曼帝國通過改革在社會文明方麵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印刷術一經采用，對促進奧斯曼帝國的社會改革顯示出了它的極大的優越性和頑強的生命力，對促進奧斯曼帝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轉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在向東方學習與交流的過程中，齊國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和杜會生活也有著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奧斯曼帝國上流社會的人士開始熱衷於飲用茶葉，欣賞東方戲劇歌舞表演。
    對於遊曆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齊國學者，爭相邀請，與之進行廣泛的交流和討論，他們甚至還醉心於東方的山水潑墨畫和東方風格的建築。修建東方風格的公園，使用東方樣式的家具，模仿東方的室內裝飾等，一時便成了帝國宮廷圈子內的一種另類時尚。
    連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宮廷門外蓋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東方古典式宮殿。為了更多了解東方和學習東方，這一時期帝國的許多重要官員都被作為使臣派往漢洲，受命對齊國的文化、製度、科學和技術進行考察，看看有什麽寶貴的東西可供奧斯曼人借鑒之用。
    他們回國後，都用近乎讚許好奇而驚訝的口吻，匯報了齊國的科學研究、工業生產，甚至繁榮的市井文化的情況。
    奧斯曼帝國在貝爾格萊德之役後，屬於相對的和平時期，那些具有現代性的軍事和社會改革的嚐試，在齊國的影響和那些被聘請的齊國人的幫助下，對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社會生活帶來了一些生氣。
    但是，去年奧地利人突然撕毀了雙方之間簽訂的合約，悍然發動對帝國的入侵，使得正在進行的改革進程被打斷了。
    就在帝國調集更多的軍力前往瓦拉幾亞地區，與奧地利人展開武裝對峙之際，伊斯坦布爾依然處於歌舞升平的狀態，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為大薩拉基裏奧宮裏即將舉行的春季慶典即鬱金香慶典）而忙碌著，大維齊易卜拉欣正在思量著哪些官員進貢的禮物太少，而將其無情地汰換，城裏的耶尼切裏軍團奧斯曼近衛軍）士兵在下職後，勾肩搭背地相攜去某個地下酒館瘋狂發泄。
    而這浮華背後，卻隱藏著深沉的危機，一個巨大的陰謀也在醞釀和發酵。無數的人開始躁動，開始厭倦這令人不安的變革，也在開始試圖改變這一切。
    夜幕下，一名年輕的耶尼切裏軍官站在齊國軍事參謀團駐地的大門外徘徊良久，內心處於激烈地掙紮當中。最終咬了咬牙，神情毅然地走進大門，尋到齊國參謀團負責人。
    “耶尼切裏軍團正在醞釀發動一場政變，他們要殺死大維齊，廢黜素丹陛下。”
    那名耶尼切裏軍官手裏捧著一杯熱茶，抬頭看著在座的數名齊國軍官，麵色惶然地說道。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