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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新聞在線。對在神農架山中走失的驢友張揚的搜尋已經持續了兩個星期，至今仍未找到。但家屬和警方仍未放棄最後的希望，他們相信他還活著。據了解，張揚祖孫三代都是遠安一家化肥廠的員工，他工作之餘，愛好探險。……
    張揚確實活著，但從昏迷中醒來時，發現已經換了天地啦！他穿越了，附身在別人身上。
    此時此刻，留著小辮子的張揚，名叫趙一鳴，今年二十歲，是皇清治下的鬥升小民。家住在當陽縣西北趙家寨，是寨子裏的農戶。如今母親早逝，趙一鳴跟著父親種田打獵為生。趙一鳴的父親名叫趙同樹，下有一個弟弟趙同河。趙同河也有一個兒子趙一虎。
    到“我大清”已經快一個月了，趙一鳴還是接受不了現實，每天像得了失心瘋一樣，坐在村東的山腳下發呆。用趙一虎的話說，他被野豬嚇出病了。來村裏販貨的遊商有著特別的好奇心，他四處打聽，弄清楚怎麽一回事兒了。原來趙一鳴是放陷阱時正巧被野豬發現，來不及跑，挨了野豬幾下，昏倒在地，直到家人發現，把他抬下山。
    現在的趙一鳴仍然如墜夢裏，渴望著回到21世紀。那裏有自己的親人，還有一群狐朋狗友。而這裏隻有兩畝薄田，三間茅屋，一個爹還沒有娘。再看看這身行頭，衣不遮體，跟個乞丐有什麽區別。還要下地間苗、上山打獵，要不是現在這幅“行囊”裏，還儲存著些“農業技術”，真不知道自己怎麽活下去。
    張揚心想，在21世紀雖然生活也很艱難，愁車愁房愁姑娘，但是有自來水、有電燈、有手機。到了“我大清”，連廁紙都沒有！趙一鳴忍不住想，如果一個女孩子來了，沒有衛生巾該怎麽活啊！
    這次旅遊怕是沒有回程票了，那要怎麽在這個時代活下去呢？
    “我怎麽這麽倒黴！”趙一鳴怒鬧地問道。
    趙一鳴在盤算著，自己要不要出去見見世麵，出村向南走是沮河，順河而下，就到了荊州，去荊州看看？還是用自己的技術，開個化肥廠，——貌似現在的科技還沒到那一步！
    有一隊人從村口經過，隊伍裏男女老少都有，男人都挑著擔子，婦孺都背著包裹。趙一鳴一問，這就是流民啊。這些人都是從安徽的某個窮地方來的，沿著長江一路西進，再轉走沮漳河，來到當陽，過遠安縣，入深山、開山林找生計的。這是趙一鳴來到這個時代，見到的第二波流民。
    趙一鳴現在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因為他不知道現在誰是皇帝，他還沒有去了解這個時代。
    村裏趙看林、趙看山兄弟，背著弓箭，拿著鳥槍從山上下來，又到了中午，又該回去吃飯。趙一鳴回到家裏，嬸子已經做好飯，等他們回來。趙一鳴抬頭看看房頂上的椽子和茅草，再看看腳下的硬土地麵，無奈地搖了搖頭。二嬸子心情複雜地看了趙一鳴一眼，然後對他說，要等他父親和叔叔回來後才開飯。趙一鳴知道她怪自己不勞而食，但趙同樹兄弟卻不是如此，他們隻是覺得趙一鳴受了傷，需要休息兩天。但生活要挾著他們，要不苦幹，要不餓死。他們的收成本來就少，隻能靠打獵來補貼家用。現在流民進了山，隨處搭棚，把動物都驚走了，有時候一天下來，連個鳥都找不到，又有時候，因為一隻兔子，還要和山裏了的棚戶起衝突。
    趙同樹老哥倆帶著趙一虎回到家裏，五個人吃了午飯，趙同樹就把家裏的情況攤開了講：“馬上要交皇糧，去年的年景又不好，今年還不知道老天爺要幹什麽，必須另謀生計。”
    趙同樹說：“聽說三叔家的大哥，合著幾個熟人，在石門關辦了燒碳場，賺了些銀子。不如去求求三叔，讓一鳴和一虎去碳場做工吧。再這樣下去，隻有餓死的份兒了。”
    趙同河答道：“孩子都沒有出過遠門，聽說燒炭的工人都會得肺癆，真要去，怕他們受不了啊。不如這樣，等納了皇糧，去焦鎮看看，能不能找個生計。”
    趙一鳴和趙一虎插不上嘴，隻有聽得份兒。等老子們說完，嬸子去收拾碗筷，趙一鳴也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燒炭工，不是比下煤窯還苦？他不願意幹，但他肯定是要離開這裏，另謀生路的。他對這個家沒有感情，恨不得馬上離開這裏，苦的是沒有銀錢，又不熟悉外麵的情況，不敢輕舉妄動。
    說道交皇糧，就不得不說一下當朝的地丁銀。從康熙時代的永不加賦，到雍正時代的“攤丁入畝”改革後，滿清的“人頭稅”攤入田賦，國稅就成了額定的“地丁銀”。從梁方仲先生的《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中，乾隆四十九年的田賦人口資料來看湖北。湖北省原丁46萬口，滋生1413萬。登記在冊的田畝為5622萬畝地，需要交納的地丁銀為112萬兩，平均到每人頭上大約為七分銀子，平均到每畝地裏大約為二分銀子。按照平均畝產兩擔大米估算，依據當時大米平均約值1.5兩白銀一擔計算，每畝糧食大約可買白銀3兩。二分銀子僅相當於畝產的千分之十五，百分之一點五。這個稅率真是太低了。但如果看人均所有的田畝數，就會發現，湖北人均所有的耕地不到三畝，人均糧食產量不過6擔。依公斤計算，一擔大米的重量為60公斤，6擔為360公斤。按照強盛大國朝*鮮士兵的口糧配額為每日700克來看，湖北的人均口糧為一公斤，也真能稱得上盛世了。
    到了交稅的日子，村民們聚集在村子的義倉前麵。小地主趙三爺是“鄉約”，又是地保，還是縣裏的衙役。趙三爺拿出村子裏的“魚鱗冊”，盤點了需要交納的銀兩，然後把話攤開了說：“咱村納銀子的糧田去年是132畝，今年我在縣裏走動，報了水患侵蝕，從冊子上去了三畝，今年是129畝要納銀。去年咱村實有糧田29畝。去年的正賦是二兩五錢，加上米耗火耗、築路治水的役錢，再算上路費等亂七八糟的，總共交納了50兩銀子。去年都是折的米，由我押送去縣裏，總共收了33擔米。今天這米價跌了，加派又多了。今年就每畝出一鬥一升米吧，其他的都由我擔下吧。”
    趙一鳴一聽感到無比震驚，6擔大米，折成銀子差不多要55兩，而國家正賦是2.5兩，實際上收的竟然是正賦的22倍！過去老是聽說苛捐雜稅，現在知道什麽叫苛捐雜稅了。理解了苛捐雜稅，也就理解“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句話。
    趙一鳴又了解到村子裏有八十多戶，近三百口人，人均不過一畝地，地裏打的糧食都不夠吃，還要承擔這麽重的苛捐雜稅！到村裏一轉悠，像趙一鳴這樣的年輕漢子大半都是光棍，娶不起媳婦。沒前途啊，趙一鳴暗罵道，在這裏等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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