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宗！
    內鬥是歐洲大陸永恒的主題。
    小到一家之內的家族繼承、一牆之隔的鄰裏矛盾，大到一國之內的權力鬥爭、領地繼承矛盾。假如沒有“外力”幹擾，就像沉溺於封建專製的東亞社會一樣，歐洲人可以延續莊園農奴的封建社會直到宇宙盡頭。
    許多人誤會了一點，在工業時代之前，歐洲的進取精神並非完全來源於傳統文化，而更多是一種宗教感召的驅使。在傳統的視角下，進取精神事實上是內鬥之外的餘韻。
    尤其是十五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的體製還沒有完善和確立的情況下，商人的社會地位仍舊低下，這時帝國的擴張更大意義上滿足著君主個人的塗色野心，而非資本主義增殖的本源驅動。
    神聖羅馬帝國、法蘭西王國、英格蘭王國、波蘭王國和匈牙利王國就是中世紀末期的代表，英法百年戰爭逐漸偃旗息鼓後，所有歐陸大國都陷入了內亂乃至內戰。
    現如今看來，奧地利這三年的左右開弓、南征北戰，在意大利方向折戟沉沙，在波蘭方向虎頭蛇尾，最後竟然是在前盟友的土地上割下一大塊肉，才讓三年的開疆拓土至少在麵子上好看了些許。
    三年征戰耗竭了國庫，讓奧地利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內甚至不足以滿足基本的國防開支，在意大利闖出惡貫滿盈的名聲，和波蘭的外交關係也跌至冰點。
    如果弗雷德裏克明天就暴病而亡，哈布斯堡族史少不了給他安一個“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戾名。還好他年方三十出頭，還有大把時間為自己後世的名聲填坑，首先就從焦點轉向國內開始。
    委任格拉茨伯爵·萊布尼茨掌控自己的老根據地施蒂利亞公國，再把這些年戰功赫赫的猛將勳貴統統安插進蒂羅爾公國，架空老公爵利奧波德，等待一個天賜的時機。
    不僅奧地利國內，包括帝國國內的權柄，弗雷德裏克也不願放手。
    任命維也納大主教為威斯特伐利亞宮伯，給羅貝爾足夠恩賞的同時，向帝國諸侯吹響中樞權力回歸西部的號角。
    文藝複興持續百年，時至今日，歐洲統治階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世俗領主與教會勢力間的矛盾。
    世俗領主掌握大規模軍力與事實上的統治權，貴族間相互聯姻、世襲罔替、層層分封、秩序井然而牢不可破，貴族莊園農奴體係橫跨自巴黎至莫斯科的百萬裏大地，一切的土地與經濟生產生活命脈都完全被其壟斷。
    與其針鋒相對的老牌秩序構建者·教會，壟斷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連世俗領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會顯然並不滿足於壟斷精神，它如一頭如饑似渴的野狼般貪婪地啃食萬眾，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並土地，致力於把更多自耕農變作“宗教農奴”。
    和貴族相比，教會存在唯二的先進性，一是吸納廣大平民階級上升至統治階級，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為教會複興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會大學的平民。
    二是積極興建大學，在工業化時代之前，歐洲絕大部分曆史悠久的大學都由教會出資建立，這些規範性的學院為教會源源不斷忠誠而富有才華的人才。
    教會大學傳授神學以及傳承自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理科知識，將知識散播至全社會，加上貴族群體頗為流行的圖書館修建，二者聯合在極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戰爭導致的大規模知識斷代。
    吸納平民與傳承知識是教會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門，但這兩樣本領都在與貴族的千年鬥爭中被學去了大半。
    失去了獨一性，教會越來越難留住自家大學培養的人才，羅貝爾、艾伊尼阿斯……許許多多知識分子漸漸脫離了控製，反而奔向了同樣願意接納平民的世俗統治者。
    到了十五世紀，教會的構建理論終於與世俗徹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會以“節製”為核心的神本位理論體係適用於貧窮的太古時代，但對於物質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極大發展的前近代歐洲社會，“節製”反而壓製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為阻礙在跨越封建至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
    在這裏插一嘴，中國的孔夫子曾被歐洲史學家視為與耶穌、穆罕穆德、釋迦摩尼類似的“先知”型人物。
    語焉不詳、操作空間極大的謎語人論調，明明不合時宜卻被反複修改，最終被後世改寫的一塌糊塗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會民主黨”、“新月聖戰戰士”和“新儒教主義”這幾位重量級同台競賽。
    在全世界範圍內，節約都是一種曆史悠久的傳統美德。因為窮得連飯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細算，節約每一粒糧食。但過分苛求節約會限製人的野心，抑製個人與團體的擴張動力，在特定曆史時期反而不適合被倡導。
    所謂的不合時宜，就是指舊思想對社會穩定的貢獻已經不足以抵消它對社會發展抑製作用。
    因此，每當趕上經濟總爆發的時代，各種舊思想就會被新時代棄之如敝履，但經濟一旦停滯，沒骨氣的現代人又要把前人落伍了兩千多年的思想灰溜溜地撿回來——也不怕罹患精神分裂症。
    恰好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就是一段蓬勃發展的時代。
    資本主義萌芽要產生，工商業經濟要膨脹，科學家試圖揭開新的未知麵紗，航海家渴望建功立業，探索遠方的一切……
    這個時候教會突然跳出來說，“人要受苦才能上天堂”、“節製是美德，人不該貪求現世的享受”、“幸福與快樂都是罪孽，速速給我滾起來幹活”、“天堂是建立在血海之後的”、“科學發展不能阻礙神學基本論”——那大夥不屮你屮誰？
    屮自己嗎？
    教會衰敗的本質因素不僅是經濟和軍事上的戰敗，更是思想上的落伍。
    而在這一點上，尼古拉五世，以及他的前任尤金四世其實都已意識到。
    尼古拉五世·托馬索·巴倫圖切利，父親是佛羅倫薩的中產，本人在年輕時也曾就讀於學費高昂的波倫亞大學，一度以“學者（studio）”為稱號。雖然由於家道中落而中道輟學，但最終靠給富人家的孩子當家庭教師湊夠了攻讀博士（dottorato）學位的本錢，成為了波倫亞有名的學者，並因此被同為文藝複興愛好者的尤金四世授予了“波倫亞主教”的職務，最終繼任教皇，因而又有“窮人家的教宗”之美名。
    無論哪個時代，三觀成形且物質上脫產的大學生都是社會革命的超級積極分子，踏入近代以來，幾乎沒有哪一場革命風暴不是以學生運動為起始——其實前近代時期也一樣。
    意大利大學外號“文藝複興”思想的老巢，從這裏畢業的學生要麽是堅定不移的教會反賊，要麽是隱藏頗深的教會反賊。
    很遺憾，尼古拉五世也屬此反賊之列，但這並不妨礙他擔任教皇——紅衣主教也都上過大學，他們也是反賊，選出來的教皇不是反賊才奇怪。
    很有趣的一點是，天主教會一直被這些事實上的反動分子拖著前進，被時代的洪流不明就裏地裹挾前進。在每一個重大的曆史節點，教會總能以一個並不算好、但不算最壞的選擇延續下去，直到21世紀依然沒有被曆史淘汰。
    尼古拉五世安坐在拉特朗聖若望大殿的私人書房裏，靜靜翻閱著自家圖書館的藏書，表情算不上開心，但也絕對稱不上憂慮。
    他所憂慮者，無非是南方與那不勒斯王國的地緣衝突，但羅馬大圖書館的建成要遠比政治上的瑣事更令這位本質上是學者的教皇開心。
    在希臘、安納托利亞和君士坦丁堡，突厥人對東羅馬帝國的圍追堵截正在日益加強。
    自從約翰八世的弟弟君士坦丁在伯羅奔尼撒半島鎮守的最後幾個城堡據點被奧斯曼突厥人拔除，所謂帝國的疆域隻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周圍的幾個村鎮，江河日下不足以形容她的狼狽，也許苟延殘喘更加適宜。
    異教徒的鐵蹄逼迫大量知識分子與貴族逃離家鄉，意大利半島由於地理位置的因素，收納了最多東羅馬流亡的人才與書籍，給了教會修建大圖書館契機。
    就在一周前，修建多年的大圖書館順利落成，內部存有不計其數的曆史文獻與學說書籍，其中一小半都來自於流亡至此的東羅馬貴族。
    自從圖書館落成，尼古拉五世成天成夜廢寢忘食地讀書，隻恨自己沒有多長一雙眼睛，讀不完圖書館所有的藏書。
    他把大部分工作都交給了他的得力幹將，德高望重的博爾哈大主教，自己屏蔽了外界一切紛擾，醉心於知識的海洋。
    但這一日，一則令他難以忽視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裏。
    “咚咚咚、咚咚咚。”
    六聲敲門聲，代表有對教廷至關重要的情報。
    尼古拉雖然心情不佳，但依然對門外喊了聲“進來”，自己坐正身體，穿上鞋子——他剛才看書的時候摳腳了，可不能讓屬下人看見。
    不過七八歲的稚嫩小童推門走進，躡手躡腳地來到教皇冕下眼前，輕聲道“冕下，東羅馬的約翰八世陛下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