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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援助項目的運行更加順暢，往往也更加透明，這是因為像多爾這樣土生土長的項目領頭人越來越多，他們了解當地情況，比外國來的援助工作者花費少得多。無論是在紐約布朗克斯，還是在海地貧民區，當地領頭人能爭取到社區對新項目的支持，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具有重大的價值。
    我們曾寫過特芮萊·特倫特的故事，她來自津巴布韋的一個村莊，隻念過一年小學。而現在，她創造出了一些新東西。特芮萊11歲就結了婚，丈夫毆打她。她遇到國際小母牛組織（）的負責人喬·勒克（jo　luck）時，還是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讓她把自己的目標寫下來，這看起來有些奇怪，但特芮萊寫下了去美國學習的誌向，她要念大學，當學士、當碩士，甚至要成為一名博士。然後，她把寫有目標的那張紙裹在塑料袋，塞進錫罐裏，來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塊石頭下。她開始參加函授課程，表現出色，最終被俄克拉何馬大學錄取，並得到獎學金。拿到學士學位後，她回到津巴布韋，挖出錫罐，拿出心願紙，畫掉了第一個目標。然後，她飛回美國讀碩士，拿到學位，又回到家鄉挖出罐子，畫掉第二個目標。終於，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再次回到津巴布韋的牧地，挖起罐子，畫掉了最後一個目標。
    現在，特芮萊·特倫特博士和救助兒童會（　）合作建學校，讓更多的孩子也能實現他們的夢想。她創立了一個基金會“”——意思是“夢想能夠實現”——這也是她自己的信條。2014年，她在家鄉開辦了第一所學校。當特芮萊向津巴布韋的家長和孩子講述讓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時，當她計劃在偏遠的村子開辦更多學校時，她的信譽遠遠超過任何外來者。
    成功人士往往鄙視窮人或無家可歸的人。[6]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蘇珊·菲斯克（）通過腦部掃描展示出，具有較高成就的人看到窮人的畫麵時，大腦會將窮人當成物品而不是人類的圖像處理。成功者有時將貧窮視為道德上的失敗，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一個簡單的道理：你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為未來做出犧牲，遵紀守法，就能創造自己的好運。然而，如果你的母親是個酗酒的少女媽媽，你一生下來就帶著酒精造成的嚴重傷害，這條路就難走得多。同樣，如果你生在一個極度貧困的街區，你疲憊焦慮的單親媽媽罵你多過抱你，你麵前的障礙恐怕也難以跨越。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明尼蘇達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兒童在3歲半之前受到的養育方式比智商更能預測出他們的高中畢業情況。
    因此，結論就是，終結貧窮最有力的決定因素是那些生來貧窮的人。就像沃倫·巴菲特說的一樣，出生決定命運，我們人生的結果往往依賴於一張“卵巢彩票”。我們大談美國夢，但來自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孩子[7]，12個中隻有一個，奮鬥一生才有機會躋身收入最高的20%階層，而在階級意識強烈的英國，這個比例是八分之一。我們將在這本書中深入挖掘貧窮的循環和教育赤字——後者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們也將檢視那些已經證實能夠打破循環的策略。正如我們所見，早期幹預——從懷孕和嬰兒時期開始，持續整個學前階段——對打破貧窮的循環尤為有效。我們過去的努力之所以常常失敗，部分原因就在於來得太晚。
    20世紀傑出的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曾提出一個令人折服的觀點：衡量一個社會的公平時，要在“無知之幕”下考慮。也就是說，降生在這個社會時，我們不知道母親是投資銀行家還是未成年少女；生在綠樹成蔭的郊區，還是幫派橫行的內城；健康還是殘疾；聰明還是遲鈍；享有特權還是低人一等。這是一個狡猾的分析工具。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需要進入保育學校的失養兒童，我們當中還會有誰反對為它提供資金？我們應當記得，一個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還是流落街頭，二者間的差別不僅僅是由我們的道德水平或自律決定的，更是由運氣、大腦化學、教養方式、基因和外界援助的複雜組合決定的。我們也該承認，生活的成功反映的不隻是一個人的進取心和意誌力，也有機遇和早期教育，同情心更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文明的標誌。
    我們的挑戰是，培養出一種利他主義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讓人們形成社會參與的本能。這就是說，不分你我，隻有我們。這一進程已經開始，過去250年來，我們在擴大同情心方麵的進步是驚人的。第一次為別人爭取利益而非為自己索取更多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是始於18世紀80年代的英國廢奴運動。第一次針對全球貧窮問題的國際救災運動，在19世紀40年代的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成形。（人們的同情是有限的：維多利亞女王要求奧斯曼帝國蘇丹捐獻的賑災款不要超過一萬英鎊，因為這會讓她區區2000英鎊的捐贈相形見絀。[8]）今天，幾乎每所大學的公告欄裏，都能見到為異國困難人口籲求的海報，但從曆史上看，這不過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今天的人們對小雞和母牛的關心，也許遠勝過幾個世紀之前的人們對奴隸和外國人的關心。普林斯頓大學的彼得·辛格（r）教授，就是日益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倡導者[9]，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r）和歌手波諾（bono）與他誌同道合，他們身後，還有數量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捐贈者和誌願者隊伍。
    有時，人們認為這個領域令人感到心灰氣餒，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世人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功，有多少來源於消除不公和不義、消滅奴役和饑餓的運動？單說過去這一代人，反醉駕母親協會（st　ng）推動改變了酒駕的觀念，每年挽救數千條生命。環保人士成功禁止了含鉛汽油的使用，減少了腦部正在發育的嬰兒暴露在含鉛環境中的概率，將美國和國外兒童的平均智商提高了幾分。避孕措施的改善和普及，使美國青少年的生育率自1991年以來降低50%以上。兒童死亡率也經曆了一場變革，在兒童數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注射疫苗、治療痢疾、補充微量元素以及加強營養，已經使全球兒童死亡數量從1966年的2000萬減少到現在的660萬。世界銀行的目標是，到2030年，基本消除極度貧困。自從人類存在以來，極度貧困就是大多數人麵對的生活狀況。巨大的挑戰和巨大的不義依然存在，在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也是如此，但是這些進步提醒著我們，繼續前行，我們將獲得什麽。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沒有完美的工具，也沒有無盡的資源，但如果投入愛心和思想，我們能做得更好。
    我們兩人撰寫這本書，主要是為了鼓勵大家——無論貧窮還是富有——加入我們，推動世界的進步。在本書中，我們首先將嚐試解答很多人都存有的顧慮——捐贈或誌願活動是否真能帶來改變。我們也將探尋，社會變革的領袖和執行者們是如何反思怎樣更好地幫助他人的。在有些案例中，這意味著支持新的方法，比如采用營利公司模式，創造財富，使改變得以持續。
    說起慈善，人們總免不了冷嘲熱諷。有些也的確切中要害，然而，這些缺陷不足以阻擋一個人追求為別人的生命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在每章的附言中，我們將著重描寫一個人物或一個組織，來說明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談論幫助他人很容易陷入乏味無聊的多愁善感，甚至淪為道貌岸然的偽善。但是，最有力的反駁是，伸出手，嚐試去幫助，特別是當我們把這當作一項社會活動的時候，它就不是特蕾莎修女式的自我犧牲，而是滿足感甚至喜悅的源泉。過去幾十年來，堆積成山的證據已經表明，社會行為，包括幫助他人，能夠促進精神和身體健康，延長壽命。一項跟蹤7000人死亡率的研究發現，在同等健康條件下，社會聯係最少的人，其死亡率比社會聯係最多的人高出兩倍多。[10]也許正是深植於每個人體內的社會因素，解釋了我們對生命意義的渴求。我們想找到目標，傳承衣缽。
    當然，我們也在積累實踐依據。在患有冠心病的成年人中，社交上處於孤立的病人死於心髒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4倍。社交孤立加快了雌性老鼠的衰老，使它們的乳房腫瘤增加，壽命縮短，不過目前我們尚不能清楚，社交孤立是否對人類具有類似的影響。近期的研究表明，社交孤立背後的生物學過程是，隔絕使慢性炎症增加（特別是男性），這些炎症引發健康問題，導致死亡。當然，社會交往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並非一定要通過奉獻助人：加入一個鄉村俱樂部也可以。但證據顯示，與幫助他人有關的社交活動特別有益健康，並令人感到滿足。利他主義既是健康的動力，也是幸福的動力，而它似乎就深藏在人類的神經化學之中。
    實驗發現，就連還不會說話的幼兒也試圖做出利他行為。他們會安慰看起來手指受傷的成年人（甚至主動和成人分享一個泰迪熊）。掃描傷者和目擊者的腦部時可以看到，二者腦部被激活的區域是相似的。也就是說，在神經學的層麵上，看到他人受苦令我們感到痛苦。當我們得到禮物、享受美食、調情或做愛時，大腦的“快樂中樞”在掃描圖中就會亮起來。我們兩人接受了腦部掃描，檢測我們在進行慈善捐款時快樂中樞的活動情況。啊哈，扯遠了。我們想強調的是，在忙碌的、物質的生活中，幫助他人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滿足感的巨大來源。幾乎沒有更自私的享受能超越利他主義帶來的快樂了。
    所以，不要把回饋社會想成無聊的減稅手段，而該把它當作為生活注入意義、奇跡和歡笑的機會。通過舉辦晚宴，比如“婦女餐會”（　），或在酒吧開派對，還有用“啤酒換圖書”（　）來幫助他人的組織已經出現。類似的計劃不計其數，針對小學生、老年人和這兩個年齡段之間的每個人。
    在試圖創造改變、創造更有意義更令人滿足的生活時，上一代人除了直覺，幾乎無所依靠。當時，“回饋社會”是屬於12月的活動，是弓著腰簽支票，全憑猜測所做的事。近幾年來，如前所述，神經學和經濟學的發展以及層出不窮的嚴格實驗，讓我們對在全世界創造機會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看到了通過奉獻獲得個人滿足感的光明前景。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為什麽以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名句作為書名。現在，腳下已有了路，指引我們如何為周遭的世界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是一條希望之路，也是一條滿足之路：像往常一樣，我們從試圖鼓舞他人開始，以自己收獲力量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