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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盧特金發現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傳染病後，立即決定用處理公共衛生問題的辦法來解決它，抑製傳染。他發起了一個名叫“治療暴力”（nce）的組織，找來刑滿釋放人員和金盆洗手的黑幫成員，像疾控工作者控製傳染病那樣，深入社區，阻斷暴力傳染。有人遭到槍擊時，他們就趕往醫院病房，勸說受害人不要實施報複。他們收集凶殺威脅情報，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更寬泛地說，他們試圖改變社區的規則，讓濫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視，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種後天習得的行為，也能成為被拋棄的行為。”
    近幾年，“治療暴力”的模式已經傳播到美國其他城市和國外，甚至傳到了伊拉克和哥倫比亞，取得的成績引人注目。細致的評估顯示，“治療暴力”能夠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將嚴重暴力行為的數量減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裏·斯盧特金認為，如果獲得充足的資源，經過微調的模式能夠將凶殺案發生率降低70%。
    瑞秋·貝克維斯、萊斯特·斯特朗和加裏·斯盧特金醫生尋找創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饋社會，反映出我們表達仁善之心的渴望。我們希望找到生活的意義和目標，而途徑之一，就是與一個高於我們自己的使命相連。本書介紹了在美國和國外利用研究成果、實證策略和天才創意來阻止暴力、促進健康、發展教育、傳播機會的創新者，並展示了具體的操作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我們也能為世界帶來些許改變。我們著重描寫的人們，有的募集或捐獻資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從這場悲劇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組織者，比如斯盧特金和斯特朗；還有很多是衝在最前線的步兵。在一場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經驗減少貧窮和不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變革中，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從美國孩子輟學到非洲腸道寄生蟲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應對方法已經誕生，能夠為眾多問題帶來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們取得了驚人的進步。
    20世紀的很多社會問題都看似無法解決，難以根治。我們探索火星，把移動電話裝進腕表，卻不能保證市中心貧民區家庭的安全；我們能測定膠子這樣的亞原子粒子，能設計出會開車、會互動，還能擊敗象棋大師的機器人，卻隻能心有不甘地承認，在把孩子留在學校的戰鬥中，我們敗下陣來；我們當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長大的男孩更有可能進監獄而非上大學，這是一種不正確也不公平的現象，但我們卻舉起雙手，向貧民區的形勢投降。暴力和貧窮，無論是在剛果還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嚴峻的現實。
    擔任《紐約時報》駐外記者期間，我們結了婚。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想，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幫助身邊有需求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城裏最亂的街區為打擊暴力出力，或者在學校當誌願者。我們大部分人隻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這裏或那裏捐些錢。和很多美國人一樣，我們兩人也有必須得保住的正式工作，為撫養孩子忙得不可開交，這導致我們隻能通過非常有限的方式尋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不是定期去教堂，將支持獻給某個宗教機構的人，而且，雖然我們想伸出援手，但從來不知道該如何從非營利組織鋪天蓋地的籲求中做出選擇。基本上，我們對怎樣才能更好地幫助國內外的人們感到困惑。因此，我們考察了怎樣才能更好地創造影響，怎樣才能幫助一個機構做出有效的改變。這本書，就是我們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國人民占有一席之地，盡管也許並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數”（g　）試圖測量各國人民的慷慨程度，雖然每年的結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過五年時間，澳大利亞榮登榜首，愛爾蘭其次，美國位列第三。在美國人每年捐獻給慈善事業的3150億美元中，大約四分之三來自個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會階層，美國的窮人和中產階層尤其慷慨。位於收入最底層的20%人群[.2%，顯著高於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每年為慈善捐款[4]，男性、女性和兒童平均每人捐款約1000美元。
    然而，幫助他人遠比看上去困難，僅憑一番好意是不夠的。人們捐錢時很少像賺錢時那麽機靈，坦率地說，很多善款的使用效率並不高。我們決定，把目光投向“在全球範圍內擴展機會”這個話題，因為人才易覓，機遇難尋。我們在肯塔基的房車停車場，在達爾富尓的大樹下，在緬甸偏遠的山區陋屋裏都曾偶遇過了不起的天才。擴展機會的障礙之一，是世界很多地區對婦女和女孩的壓迫，我們在上一本書《天空的另一半》（　sky）中討論了這方麵的嚴峻挑戰。現在，我們把視野放寬，考察要獲得機會所麵臨的其他障礙，以及如何克服它們。
    很顯然，很多善舉並不涉及爭取機會：讚助麵向晚期癌症病人的臨終關懷服務，保護受虐待的動物，支持藝術創作，為教堂或寺廟捐款，或者本著喜願基金會（make　a　）的精神，幫助癌症患兒實現心願等，都是值得讚揚的努力，我們也很讚同。但是，我們同樣麵臨著一個挑戰：傳播機會，從而使一個人的未來能夠不再完全依賴“出生彩票”。全世界每年出生的孩子裏，幾乎有一半要和他們的出身抗爭。比如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中降生的女孩，無法進入好學校；比如在索馬裏或巴爾的摩幫派橫行的街區出生的孩子，生來就陷入暴力的旋渦。發揮出自己的潛力，對他們來說格外困難。他們是失敗者，這個世界也是，因為它奪走了孩子們所能做出的貢獻。傳播機會，讓孩子們蓬勃成長。我們花費數萬億美元治療貧窮的症狀（僅美國一個國家自1965年以來在經濟情況調查上就已花費了20萬億美元），其中很多的確是必需的。然而，更重要的挑戰是根治潛藏的病因，而我們這些贏得出生彩票的人似乎有責任利用我們的好運，幫助消除這些根本性的不公。
    好消息是，對於如何帶來改變，專家們正在形成更完善的理解。研究者們開發出新的實證方法，越來越多的慈善組織開始評測並追蹤成果，關於怎樣更好地創造改變的新興科學正在出現。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門學問，並且有理由相信，通過最近才得以使用的、確定的幹預，捐款正在產生影響。援助組織“證據行動”（n），以哈佛大學的邁克爾·克萊默（r）、麻省理工學院的埃斯特·迪弗洛（）和耶魯大學的迪恩·卡蘭（n）等發展經濟學家近期的研究為基礎，計劃每年向非洲或亞洲的每個兒童提供50美分，用於為他們驅蟲。做出這一決定，是因為最近的研究發現，這個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能夠讓孩子更加健康並更有可能去學校上學。因驅蟲而獲得的健康和教育，將使一個孩子在成年後收入增加20%。[5]今天，實現它隻需要每周捐出1美分。每得到1.98美元捐款，“證據行動”就能提供一台氯化器，使一個貧困家庭得到一年的潔淨飲用水。現已證實，這個方法能夠將痢疾發病率降低40%，而痢疾正是導致兒童死亡的一個主要原因。
    如果你更傾向於幫助美國孩子，隻需25美元，就能通過相關項目聯係到一位吸煙的美國孕婦，向她解釋吸煙對胎兒的危害，促使14%的吸煙孕婦戒煙。懷孕期間吸煙會增加子宮內的睾丸酮含量，對男性胎兒未來的行為產生長期影響。母親在懷孕期間抽煙，生下的男孩成年後入獄的概率顯著增加。我們將會看到，減少孕期藥物濫用或幫助青少年避孕的行動，將為整個社會帶來深遠的利益。
    每年捐款20美元，你就能幫助一個貧窮的美國孩子在看兒科時獲得醫生開出的“閱讀處方”和童書。這個項目叫作“伸出手，一起讀”（　），由一群醫生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發起，向幼兒發放圖書，並建議家長為孩子念書以促進兒童的腦部發育。這個項目極大地增加了兒童的詞匯量和家長定期為孩子讀書的時間。這些辦法並不是讓問題一夜之間就消失不見的魔棒，但它們經過嚴格測試，操作簡單，能有效瓦解我們麵前的挑戰。換句話說，它們是通往機會之路。
    今天，通過互聯網見證捐贈產生的影響，也更加容易了。社會企業家創立的眾多組織已成為捐贈者和受惠者之間的橋梁。美國青年康納·博安大學畢業後去歐洲的滑雪勝地打工，賺取自己的滑雪費用。後來，他想“尋找一些不同的東西”，就在1996年另找了一份工作：去海地的高中教英語。在康納教書的學校，最出色的女孩是埃斯蒙德·約瑟夫。聽說她畢業後要去參加文秘課程，康納困惑不解，問她為什麽不設定一個更高遠的目標。埃斯蒙德解釋說，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醫生，但是連小學也沒有讀完的父母無力負擔她上大學。康納借給她30美元，以便她能夠申請一所醫學院（在海地，學生們本科就進入醫學院了）。她被錄取後，康納又拿出自己的積蓄，為她支付每年3000美元的學費。埃斯蒙德自己也竭盡全力。她常在燭光下學習，有時為了省下12美分的車錢，步行5公裏去學校。為了幫助更多像埃斯蒙德一樣的學生，康納發起了“海地教育和領導力計劃”（　am，簡稱help，意為“幫助”），為以全a成績畢業的海地優秀高中生提供大學獎學金。為了讓這個計劃持續下去，獎學金領取者要承諾，畢業後工作的前九年內，將薪水的15%回饋給he名學生依靠help的獎學金進入大學，而埃斯蒙德已經是一名醫生了。
    伸出援手所收獲的好處是雙向的。受益的不隻是埃斯蒙德這樣的學生，還有那些幫助他們的人。越來越多的美國學生正在了解世界以及國外的公共服務，因為他們的學校就在資助貧窮國家的學校，有的甚至在當地蓋起學校。通過名為“柬埔寨世界援助”（　）的組織捐款45000美元，就能夠在柬埔寨蓋一所有三間教室的學校。其他美國人也找到了他們自己的切入點。在海地的一家旅館裏，來自加州洛斯阿圖斯高中的老師賽思·唐納利偶遇了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蕾阿·多爾。邂逅引出持續不斷的交往：洛斯阿圖斯中學為多爾給海地貧困學生開辦的新學校募集了20萬美元。向我們展示新學校時，多爾說：“沒有洛斯阿圖斯的學生們，我們永遠都辦不到。”每年夏天，洛斯阿圖斯高中都組織一批學生來海地，和同齡人見麵，幫助他們學習英語。說洛斯阿圖斯的學生和海地學生收獲一樣多，未免太輕率，但毫無疑問，這種交流讓加州的中學生有了審視世界的新視角，而這是他們在課堂上永遠都學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