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zone.io，最快更新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
    1970年，奧爾茲畢業，將理想付諸實踐，在巴爾的摩西邊一個破敗社區的托兒所找了份看護4歲兒童的工作。聯合廣場托兒所照顧3到5歲的貧困兒童，那裏隻有三個擁擠的房間和一間教堂地下室。滿懷熱情的奧爾茲試圖扭轉孩子的命運。他邀請家長們在孩子的午睡時間來托兒所討論育兒方法。他引入了一項特別能激勵孩子的課程，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然而，進展遠比他期待的緩慢。前來參加討論的家長，他們的孩子都在托兒所表現良好；最需要幫助的孩子們，他們的家長從來沒有出現，而這些孩子正是奧爾茲想要盡全力支持的。很多孩子受過虐待，來自破碎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食毒品。有些孩子承受著這些巨大問題帶來的痛苦，以至於不懂該如何利用所得到的幫助。有一個討人喜歡的4歲男孩，隻會用號叫和咕嚕與人交流，他的母親是個癮君子，懷孕期間也酗酒吸毒。還有波比，戴著厚厚大眼鏡的4歲小男孩，午睡時總是焦躁不安，不願睡覺。奧爾茲問波比出了什麽事，孩子憤怒地對著他叫罵。後來，奧爾茲發現波比尿床，每次他一尿床，媽媽就會打他，所以他害怕睡覺。還有一個孤僻的小女孩，她的行為讓奧爾茲擔心她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奧爾茲感到，他沒有治愈這些孩子，不過是為他們提供了創可貼而已。托兒所的老師會宣講健康飲食的重要性，但方圓幾英裏之內，都找不到售賣新鮮蔬菜的超市。就業崗位稀缺，家長們長時間承受壓力，脾氣暴躁，要應對的危機一個接一個。與此同時，整個社區受到高犯罪率的影響，每個人都戰戰兢兢。兒童專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貧困家庭和工人階層家庭撫養子女的風格比中產階級更加專製，更容易打孩子，讓孩子服從強製的命令。這種專製的風格會損害孩子的情緒發展，奧爾茲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生活在危險環境中所造成的：“除非孩子們守規矩，否則他們就有被殺害的危險。”
    看到孩子們迫切地需要幫助，自己卻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足夠的改變，這種沮喪的心情令人難以想象。這不過就是被美化的保姆工作而已。雖然隻有4歲，但這些孩子都難以接觸。奧爾茲意識到，就算隻是等到學前班再幫助處境危險的孩子，都是有悖於良心的拖延。他重返校園，在康奈爾大學取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攻讀學位期間，他在離學校不遠的紐約州埃爾邁拉市從事評估兒童項目的工作[20]。埃爾邁拉是一個藍領城市，因搖搖欲墜的製造業經濟而陷入困境。這一兒童項目篩查麵臨風險的兒童，試圖為他們提供額外幫助。項目主任詢問奧爾茲的看法，他的回答直言不諱：
    我認為這個項目不會帶來改觀，我們也不會得到有效的數據。但是，我認為，我們能夠設計出一種可以創造改變、可以進行評估的幹預方式，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它能否起作用。
    所幸這位主任是個可以容忍異議的人。他請奧爾茲整理出一份方案。奧爾茲提出用隨機對照實驗來訓練家長的育兒技巧。他的想法是，從孕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孩子兩歲，聘請護士定期和貧困高危初為人母的女性見麵。護士會前往這些婦女的家中，因為奧爾茲在巴爾的摩已經看到，家裏才是出現問題的地方，而讓高危母親前往指定地點也比較困難。護士會就戒酒、戒煙、遠離毒品為孕期婦女提供谘詢，提出建議，幫助她們了解可能出現的狀況，贏得孕婦的信任。孩子出生後，護士會繼續家訪，提醒母親注意孩子可能遇到的生理危險——小心彈珠，孩子可能會把它們吞下去；注意含鉛油漆的碎片！護士也會鼓勵母親們采用母乳喂養，在幼兒哭泣時，予以一個可以依靠的肩膀，溫和地鼓勵母性關懷（有些案例中是父親關懷），培養孩子的情感依戀。奧爾茲從聯邦政府得到撥款實施這個計劃，後來又贏得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的支持。1978年，埃爾邁拉項目開始招募受試婦女，其中一半隨機分入護士家訪組，另一半則接受社會機構的篩查和建議——後者就是奧爾茲最初要評估的那種計劃。
    參加埃爾邁拉項目的大部分女性是承受著巨大壓力的未婚少女。護士們受到指導，要耐心、熱心，讓媽媽們建立信任感。他們不是去發號施令的，而是要引導，要鼓勵。護士史黛西的家訪對象是邦妮。這個17歲的懷孕少女住在一間爬滿蟑螂的肮髒的地下室裏。邦妮抽煙，喝酒，打架，經常觸犯法律。當史黛西建議邦妮在懷孕期間停止吸煙時，後者威脅要給她一巴掌。“這個孩子把我的一切都奪走了，”邦妮怒吼，“別想把我的煙也搶走。”
    史黛西退讓兩步，但繼續努力培養對方的信任。原來，邦妮小時候曾遭到肢體虐待，她做臨時保姆時，也虐待過其他孩子。史黛西每周家訪，終於有一次，邦妮崩潰大哭：“我害怕我會對自己的寶貝也做出那種事……更何況萬一他是個愛哭的孩子。”史黛西溫柔地提出幾條應對的辦法，並詢問邦妮，如果孩子開始哭鬧，她可以和誰聯係。邦妮想不出來。在史黛西的鼓勵下，邦妮終於提起了住在附近的一個老婦人。她按照史黛西的建議，在紙上寫下老婦人的名字和電話，把它釘在牆上，以備危機時使用。在史黛西的說服下，這位年長的婦女真的向邦妮伸出了援手，邦妮的男朋友對養育孩子也漸漸有了興趣。雖然困難重重，但邦妮和男友把嬰兒照顧得非常好。多年之後，孩子從高中畢業了。
    在埃爾邁拉，幾乎從項目一開始，奧爾茲的方法就帶來了出色的效果。[21]在生命的頭兩年，高危母親（貧困、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孩子遭到查證屬實的虐待和忽視的可能性，隻有對照組的五分之一。出生第二年一直是幼兒麵臨的一個危險階段，他們腳步蹣跚地四處晃悠，吞下不該吃的東西。這段時間內，接受護士家訪的孩子被送進急診室的概率比對照組低56%。
    在孩子長到兩歲，護士停止家訪以後，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母親及孩子繼續接受評估。兩組始終保持明顯的差異，特別是那些參加項目時處於貧困和單身狀態的母親。接受護士家訪的人，在家訪終止後15年內，比隨機分入對照組的同類型婦女，被捕人次低69%。[22]護士家訪組的母親，經查證遭受過虐待或忽視行為的，比對照組少79%。護士就避孕提供的谘詢也產生了一定作用，家訪組的婦女在之後15年內生育的孩子比對照組少0個月。就家訪組的孩子而言，他們在15歲前被捕的概率比對照組的孩子少一半。
    戴維·奧爾茲實驗如今已發展成“護士家庭合作計劃”（y　），大體仍按照在埃爾邁拉的方式運作。在創造機遇的早期幹預案例中，它成為一項有力的證據。參加項目的每名母親每年的花費是4500美元，在兩年零幾個月的完整項目時間內，每個母親的花費約1萬美元出頭。蘭德公司（rand）分析了這些數字，發現它們能帶來巨大的回報：為針對低收入單親母親的護士家訪每投入1美元，能夠創造5.7美元的收益。潘君慧（）是“社會籌資組織”的創辦者，這個組織通過“社會效益債券”為非營利組織籌措資金。潘君慧監測了這些組織，她認為，在實證依據和管理上，護士家庭合作計劃在“非營利組織中無可匹敵”。
    埃爾邁拉的居民是半農村人口，絕大多數是白人。護士家庭合作計劃在內城貧民區或少數族裔居住區行得通嗎？1988年，奧爾茲再次進行隨機對照實驗，地點選在田納西孟菲斯市，那裏人口眾多，黑人居民占大部分。實驗結果十分相似。[23]1994年，奧爾茲又在丹佛市重複了相同的實驗，那裏有大量墨西哥裔居民。結果振奮人心。
    地方政府對護士家庭合作計劃感興趣，視之為消除貧困、降低社會福利開支的一種途徑。俄克拉何馬州引進這個項目後發現，在接受護士家訪的家庭中，嬰兒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現在，護士家庭合作計劃在全美四十多個州都有項目，並已擴展到英國、荷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24]然而，由於經費有限，它在美國所能服務的人數仍然隻有需要幫助人口的2%～3%。這是本末倒置的鮮明例證。我們有美國最嚴謹的反貧困項目之一，一個自己負擔支出，並且成本不斷降低的項目，然而，它卻隻能為2%～3%符合條件的家庭提供幫助。這令人憤怒。
    從護士家庭合作計劃和其他已取得明顯成功的項目中，我們能夠學到很多。首先，嬰幼兒階段正是大腦發育、為成年生活打下基礎的關鍵時期，早期幹預至關重要。這指的是幫助婦女避免意外懷孕，如果已經懷孕，則幫助她們避開諸如毒品、酒精和煙草之類的危險。與消除貧困有關的公共政策辯論鮮少涉及懷孕和哺育嬰幼兒的議題，但是，神經科學和經濟學領域的新研究表明，它們可能是回報最高的切入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an）說，把我們投在高中和大學的大量資金拿出來幫助5歲以內的危困兒童，社會將會好得多。當然，無論哪種教育預算被砍，我們都不願看到，但如果一定要選，我們恐怕會讚同，在打破貧窮循環上，將10億美元花在針對高危年輕母親的家訪上，比投入到為大學教育設立的佩爾助學金裏效果更顯著。然而現在，資源和創造的價值成反比——大學得到的資源最多，早期療育得到的最少。
    第二，隻有對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困難的工作——養育孩子——產生影響，兒童項目才是最成功的。賦予父母們教養嬰幼兒的工具，假以時日，將會培養出一個更加自信、適應能力更強的人。訓練父母支持孩子的成本，遠比多年後看著孩子在監獄服刑的代價小得多。
    這對所有人來說意味著什麽？如果我們想培養大學畢業生，成本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捐款給大學，而是給幼兒園或父母家訪項目。我們希望更多的捐助者不光資助大學教授，也支援走訪高危父母的護士；我們希望富豪們不僅尋求給音樂廳和博物館展廳冠名的機會，也樂於把名字刻上幼兒園的大門。很多教堂、猶太會堂和清真寺向托兒所和預幼班項目開放，已經取得成效。如果一間教堂或一個民間組織希望更進一步，從長遠的角度為社區投資，那麽，幾乎沒有比協助困頓的母親傾注更多愛心照顧孩子更好的方式了。如同私人讚助無法建立聯邦高速路係統，私人捐款也不能解決早期兒童教育受到忽視的問題，這是真實情況。我們要倡議聯邦、各州及本地政府，為孩子生命的頭兩年投資，為家訪項目負擔費用，為處在孕期和撫育嬰幼兒的家長提供支持。如果我們在生命的發端失去機會，日後才彌補傷害，我們將麵臨更大的困難，也將付出更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