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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江地區的各項近代事業，在陳濟方等人的推動下，在短短幾年內就有了很長足的發展。
    實事求是的講，能夠實現這些成就，缺少不了眾多來華洋人的貢獻。無論他們是真心相助，還是受利益驅使。
    然而也並不是所有來到大清的外來者，都願以平和的方式，尋求發展和貿易。
    也有一些人，心懷強烈的優越感和征服感，鄙視東方人的傳統和習俗。
    還有的人，來到東方隻為侵略和掠奪。心中所想，隻有赤裸裸的攫取各種特權、利益，甚至是土地。
    內有保守勢力的頑固抵製，對外還要防範那些不懷好意的外來者，奕?、陳濟方等人，擔負的種種不易，可想而知。
    而辦洋務，求發展，倡導進步，也注定會是一條蜿蜒艱難之路。
    但相較而言，陳濟方還是要比奕?他們好做一些。因為與他們相比，他的閱曆和眼界是無可比擬的，革新的動機和目標也不相同。
    更重要的是，他的手裏有實力已被中外認可的商團，作堅實的後盾。
    實力決定一切，這是硬道理。
    也正是有這樣的底氣，陳濟方才敢於如下猛藥一般，在所轄地域內，快速的推行近代化變革。
    如此急切，是因為在他內心，有十分強烈的危機感。
    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此前他也未曾見聞過的事物，更能引起他的特別關注。
    比如，電報。
    1837年，美國人塞繆爾?莫爾斯，取得了電報的發明專利。
    此後，電報技術發展迅速，很快就運用到西方的各行業。
    特別是在國際外交領域，電報促使列國的外交權力集中。並且在國際談判、遠程作戰指揮、情報傳遞等方麵上，展現出巨大的便捷性。
    直到電話全麵普及之前，電報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訊息溝通手段。
    結束閉關鎖國之後，隨著大清一步步的同世界接軌，開辦電報的問題，也很自然的被擺在麵前。
    其實很早的時候，西方列強就想要在大清的國土上，架設電報線路。並且為此不斷的遊說清廷。
    滿清朝廷雖然也是知道，電報比傳統的驛傳更能迅捷的傳遞訊息，但卻擔心洋人對電報的壟斷，會改變原有驛站網絡而造成權力旁落。
    大清國內的保守勢力，更是以“破壞風水”為由，對一切在國內興建的新物件兒，都加以反對。
    而膽壯氣足的陳濟方，就成為了電報領域，在大清國內“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早年時，當他與陳濟懷等人，西行遊曆之際，電報雖然已經被發明出來，但他們卻無緣得見。
    所以，在剛剛接觸這玩意的時候，他也是一頭霧水。
    可在他詳細了解過之後，便迅速的意識到了電報的重要性。
    雖說不會理會什麽“風水”之說，但他也同清廷一般，認為這種通訊利器決不能掌握在外人手中。
    而且這麽便捷、進步的事物，是一定要辦的。
    那麽如何開展呢，陳濟方采取的辦法是，引進技術，自家籌辦。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且不論其他的困難，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來自內外兩方麵的阻力。
    外來的阻力，出於洋人之中，那些此前想控製大清權力，獲取更多利益的人。
    按照這些人的想法，應是由洋人在兩江開設和經營電報業務。因此他們對陳濟方的計劃十分不滿，紛紛上門討說。
    但陳濟方的態度十分堅決，除了初期的建設可以部分外包之外，在權限上絕不會交予外人。
    洋人盡管軟磨硬泡，終也無法改變。最後隻能無奈接受，再盡量多爭取些工程進項而已。
    至於內部的阻力，當然是那些守舊的勢力。
    對於他們，陳濟方先是曉之以理。他安排人，反複的進行宣講、勸解，盡量說通道理，使他們轉圜。
    對於那些死硬的頑固人士，那就不再客氣。
    若他們並無什麽實質性的舉動，就由他們去聒噪。但倘若有人敢蓄意破壞，陳濟方也絕對會痛下重手。
    就這樣，從同治六年開始，陳濟方率先開設了“江蘇電報局”。
    從最初的，上海至蘇州，再至江寧的電報線路開始，漸次向江蘇全省延伸，並與海外線路連接。
    後來，又相繼在安徽、江西設立了電報局。電報網絡逐步覆蓋兩江三省。
    陳濟方還格外重視電報的軍事用途，專門在商團內部設置了相應的機構。
    隨著諸如電報之類的西洋事物，逐漸的湧入，對大清國內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盡管新事物的到來，定會引起一些不適和衝突。但有些衝突，就顯得尤為激烈和血腥。
    比如，“教案”。
    自19世紀60年起，隨著條約放開，西洋教士得以入大清內地自由傳教。
    由此因東西方宗教、習俗差異，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衝突，愈來愈烈。
    頻發的教案，就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並且常造成惡性的流血事件，甚至演化為外交衝突。
    這些事件的起因雖各有不同，但無外乎是隔閡、誤解和挑唆，也包含著侵略引發的敵視。
    但是若能正確引導，妥善處理，還是能夠逐漸消弭矛盾，至少可以讓事態得到有效控製。
    然而，事情卻往往總是不盡如人意。
    在這些教案中，最有代表性，影響也最大的，就是發生在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起因，本質上與其他教案大同小異。但卻因為官府處置不當，以致於激化為惡性衝突，影響巨大。
    消息傳出，西洋列國反應強烈，尤以法國最甚。
    多國公使聯合到總理衙門，向清廷提出抗議，甚至調集軍艦至大沽口外進行威脅。
    以法國為首的多國，要求清廷必須做出令他們滿意的處置，並以開戰相威脅。
    而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應對洋人退讓，甚至不惜一戰。由此也導致情勢更趨緊張。
    在那一段時期，駐防在塘、沽地區的商團部隊，首當其衝。他們頂著洋人戰艦的威脅，每日厲兵秣馬，已到了時刻準備開戰的地步。
    直到後來，頂著來自內外的壓力，曾國藩和李鴻章先後代表清廷，與洋人進行交涉。
    最後終於達成和解，條件是清廷處決凶首，涉案官吏流放，賠償洋人的損失，大清派大臣出使法國道歉等。
    鬧了數月的天津教案，這才勉強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