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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談一詞，源於曹魏，盛興於兩晉。
    清談亦稱玄談，特指魏晉時期崇尚老莊、空談玄學的現象，也就是一幫人經常聚會在一起，圍繞某一個問題進行的辯論會。
    清談的內容主要指圍繞老莊玄理之學，核心是事物的有與無，本與末。
    玄學中的“玄”字源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者，謂之深也。
    玄學是以道家唯心主義理論解釋儒家經典《易》為中心形成的思想流派，故將《老子》《莊子》《周易》稱之為“三玄”，而又將《老子》《莊子》尊為“玄宗”。
    玄學者，立玄為妙，高深幽遠也。
    東漢後期，漢家皇室衰弱，外戚宦官篡權，綱朝崩裂，禮法不存。
    尤其是自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以來，群雄逐鹿，天下混戰，不為蒼生百姓，隻為權勢名利。
    許多誌存高潔者，隱居山林，與天地同。
    於是，玄學興起，不談政與治，隻說有與無。
    曹魏年間，玄學的代表人物是何翼和王弼。
    他們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是萬物的本體，而“有”是從“無”中產生的。
    “以無為本”是玄學的核心思想。
    有與無、本與末、言與行、一與多、動與靜、夢與實，是玄學永恒的話題。
    在政治上，他們則主張“無為而治”。
    此時，正值曹魏正始年間，故人們稱之為“正始之音”。
    一時之間，帝王、貴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藝士、婦女、百工無不從之，蔚然成風。
    於是許多高官名士、文人達客時常相聚，清談辯論，不說蒼生政治，隻論本末有無。
    談政治那是庸俗之人，談玄學才是高雅之士。
    玄學談得多了，自然也會影響人們的正常思維，於是一些追求性格獨立，逍遙世外，放達恣意之人便脫穎而出。
    這其中，便是以嵇康、阮籍、山濤、阮鹹、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的“竹林七賢”。
    他們隱居山林，不談政事，撫琴長嘯，整日高歌。
    或是打鐵為樂，耕田種地，自給自足，自娛自樂。
    或是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聽濤觀月，枕溪而睡。
    或是率真不羈，嗜酒任性，形骸放浪，醉生夢死。
    隱居、歸農、喝酒、清談，成為“竹林七賢”的四大特點，也是當時玄學思想的具體表現。
    一時之間，“竹林七賢”名聲在外。許多貴戚士族、文人墨客紛紛效仿，靡靡成風。
    再後來，玄學進一步發展，他們追求性情直率、天真自然；放蕩任性、無拘無束；蔑視法禮，看淡生死；窮究宇宙，感歎天地。
    阮籍好喝酒，他家旁邊就是一家酒店，酒店的女主人是個年輕漂亮的小媳婦。
    阮籍常去店中喝酒，酒醉了之後，便若無其事地躺在女主人旁邊睡覺，毫不避嫌。
    還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僅為嫂子餞行，還特地送她上路。
    麵對旁人的閑話非議，阮籍卻說出了他的曠世名言：“禮法豈為我輩所設？”
    劉伶身高六尺，不足一米五，相貌醜陋，好老莊之學，性情放誕，對生死看得很淡。
    劉伶常常縱情飲酒，有時脫掉衣服，赤身裸體待在家中。有人去拜訪他，見他這個樣子，然後譏笑他。
    但劉伶卻說：“我以天地為屋，以房為褲，你跑到我的褲襠裏來幹什麽？”
    劉伶嗜酒如命，常常駕著一輛鹿車，令從仆扛著鐵鍬跟在後邊，而後對從仆說道：
    “我醉死在哪兒，你便將我埋葬在哪兒算了！”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之後，泰山郡人胡毋輔之與王尼、畢卓、阮放、羊曼、桓彝（桓溫的父親）、阮孚、謝鯤等人合稱“江左八達”。
    幾人經常放蕩任性，狂醉不醒，披頭散發，赤身裸體，閉門飲酒，數日不歸。
    胡毋輔之的兒子叫胡毋謙之，生性放縱傲慢。每次喝到酒酣之時，便直呼父親的名字。
    有一次，胡毋輔之喝醉酒後，赤身裸體，被兒子胡毋謙之發現。
    胡毋謙之便對父親大喊道：“彥國（胡毋輔之字彥國），你不能這樣啊，難道你要讓我將來光著屁股背向東麵牆壁嗎？”
    胡毋輔之聽後哈哈大笑，毫不避諱，幹脆把兒子叫進來一起裸身喝酒。
    世人以為，放蕩任性就是開朗豁達、天真任性的表現，醉酒狂歡、赤身裸體，那是清高者的表現。
    “江左八達”之一的畢卓上任之時，船到江中，他眼望江麵，於是對他人說道：
    “要是我能得到裝滿一船的美酒，又有一年四季甘甜可口的食物放在船的兩端，右手端著酒杯，左手拿著蟹螯，吟誦歌賦，便足了一生。”
    從此以後，“右手持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成為玄學大家們的畢生追求，也成了玄學的形象代名詞。
    王衍是西晉時期的清談領袖，他精通玄理，不論事務，專談老莊，身著寬服，手撫麈尾，風度翩翩，時人見之，盡皆仰慕，稱他為“一世龍門”，眾人競相效仿。
    於是，鶴氅敞衣、手持麈尾又成為了玄學大家們的又一形象代表。
    玄學之盛，風行天下，浩蕩神州。
    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許多官員不學四書五經，專研老莊玄理；不談國家政治，隻論有無本末；不幹實事，隻管清談。
    世人也以清談為榮，以務實為恥。
    手持麈尾，聚會清談、赤身裸體、醉死人生的那是大雅之人。
    領軍打仗、管理朝政、務求實事、耕田種地的那是庸俗之人。
    當時，時任尚書左仆射、侍中裴頠看到“貴無論”風氣盛行，便撰寫《崇有論》加以反駁。
    他說：宣揚空無之論，以浮華遊蕩為清高，以做實際事務為卑賤；做文章隻要說虛無，就認為是玄妙；當官不務事務，就認為是高雅；講吃穿不講廉潔，就認為是曠達。
    由此導致空虛的風氣盛行，務實的風氣衰弱。
    可是《崇有論》一出，立即遭到以王衍為首等玄學之人的攻擊，他們認為“貴無論”講究解放人性，豁達人生，崇尚自然，與萬物和諧相處，這才是宇宙之大道。
    後來到了東晉之時，玄學清談風氣更加盛行，王導、謝安等一眾達官貴人每日聚眾清談。
    一人發言，常常洋洋灑灑數萬字，耗時數個小時。
    一次清談，少則一日，多則數日，眾人圍坐，徹夜不眠。
    如此的社會風氣、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員，難怪會有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之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