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港島之沈門崛起！
    2戰結束，黴國的退5軍人及其家人在投資房地產的同時，也逐漸開始進行證券投資。
    華爾街目睹了商業活動從20世紀20年代末的商業巔峰1落千丈的過程——
    1929年，黴國每天的股票交易量平均為250萬股，到了1939年萎縮到100萬股。
    1939年9月，“2戰”爆發並沒有引發華爾街的恐慌；華爾街與黴國其它金融交易市場1樣，整個股市行情表現沉悶。然而，價格和交易量連續3年持續萎縮。
    1942年，黴國股市日成交量通常隻有可憐的455000股，道瓊斯指數在那年4月份的最後1個交易日中競跌到100點以下，而當時在戰爭訂單的刺激下，企業利潤飛漲。
    在“2戰”之後，華爾街股票的價格都滯後於高速增長的經濟。
    盡管黴國經濟增長了接近3倍，企業利潤的增長幅度更大，1949年12月31日，道瓊斯指數在200點站穩，僅為1940年該指數高點的兩倍——有些藍籌股隻有4倍的收益，派發的紅利剛超過百分之8；但是華爾街正在進行1場革命，股票經紀行業和黴國經濟將會呈現出新的麵貌。
    出生於黴國南方州的查爾斯·梅裏爾22歲來到華爾街，當時的華爾街正籠罩在1907年大恐慌之下。1914年，查爾斯·梅裏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兩年後與埃德蒙·林奇的公司合並成美林公司。（合夥的文件無意之中在兩個名字之間留下1個逗號，從那以後兩人就特意保留了這個逗點。）
    20世紀20年代，查爾斯·梅裏爾幫助幾家連鎖商店發行股票。1929年早期，他準確判斷出華爾街的走勢，勸說他的客戶們將手中的股票拋出，等到1929年下半年股市大崩潰的時候，他自己已經基本上全身退出了。
    由於準確地預見到自1930年開始的大蕭條將是1個長期的過程，查爾斯·梅裏爾把他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賣掉，又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給另外1家經紀行——e·a·皮爾斯公司，成為這1家經紀公司的1名有限責任合夥人，但並不插手公司的日常管理。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查爾斯·梅裏爾為曾經過擔保的連鎖商店做顧問，比如西部汽車和西夫韋百貨；還開始考慮把開連鎖店的技巧應用到股票經紀行業。
    這段時間大部分華爾街的股票經紀公司都是小規模的家族式企業，因此並不把那些小儲戶放在眼裏。所謂的‘研究’，比如過去的研究，說好聽點是無心之舉，說難聽點就是收集謠言。1940年，查爾斯·梅裏爾作為高級合夥人接管e·a·皮爾斯公司，美林的名字又重現華爾街。很快查爾斯·梅裏爾就著手實行1種全新的經紀公司模式，在他手下的客戶經理都接受過全麵的培訓，把公司的1個大型研究部門收集的信息給客戶作為參考。
    1948年查爾斯·梅裏爾開始做廣告（在傳統保守的華爾街來看，這種行為簡直是‘大逆不道’），在普通百姓中間擴大華爾街的影響力，鼓勵人們到華爾街找尋投資機會。
    廣告講述了買賣股票的細節以及需要承擔的風險。這些廣告同時還帶有微妙的政治意義。當杜魯門總統為競選1948年的那1屆總統時，對“貨幣兌換商”使用了1個貶低性的說法。
    查爾斯·梅裏爾隨後在1則廣告中做出了回複，他承認
    “競選活動的策略確實讓我們感到有些生氣！那是把1個華爾街大亨老妖怪拿出來炫耀1下——杜魯門先生和其他任何人1樣都清楚華爾街根本不是這樣，這隻是個傳說。”
    “華爾街就是舊金山的蒙哥馬利大街、丹佛的17號大道、亞特蘭大的馬裏亞塔大街、波士頓的聯邦大街，得克薩斯韋科市的緬因街，是密蘇裏的獨立城，在這些地方，勤儉的人們用自己的錢投資買賣證券。”
    查爾斯·梅裏爾想要把華爾街引進緬因街的主意果然奏效了。
    1950年，美林公司成為黴國最大的股票經紀公司。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美林公司的客戶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的4倍。
    雖然直接進行股票投資的人還很少，但是間接投資者數量猛增。計時工在20世紀20年代幾乎享受不到任何養老金保障，瓦格納法案的出台為工會堅持不懈地通過談判來為人們爭取自己的養老金保障了依據，而且越來越多的公司管理層也都支持實施養老金保障，所以在20世紀40年代，養老金製度在黴國企業界得到迅速的普及。
    20世紀40年代，有人向通用汽車的總裁查爾斯·e·威爾遜（後來成為艾森豪威爾的國防部長）建議，如果把養老金賬戶裏的錢投到股票市場中去，那麽員工將在未來幾年內成為黴國公司的主人，對此查爾斯·e·威爾遜回答說“這就應該屬於他們（員工）。”
    20世紀50年代，由公司和工會共同管理的各種養老金基金成為華爾街的主力軍。
    1955年，當黴國聯邦預算還不到1000億美元的時候，未投保的養老金基金持有的股票價值174億美元，並以每年新增10億美元的速度進行新的投資。
    1924年首次亮相的共同基金在華爾街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為漸漸地黴國股民可以投資共同基金而不用自己定奪該買哪1種股票。1940年共同基金的投資額隻有5億美元，10年後的投資額是1940年的5倍，1960年達到170億美元，又增長了接近5倍。
    被嚴重低估的華爾街市場1954年開始上揚，2月13日道瓊斯指數上升到大蕭條之後的1個新高點29403點，這是自1930年4月份以來的最高點；到了6月份，股市在330點站穩，12月份的時候最終在25年之後突破了1929年9月3日的38117點的最高點紀錄，在道瓊斯工業指數108年的曆史中，這1次是兩個指數最高點間隔最長的1段時期。
    不管是從經濟層麵還是人的心理上，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陰霾都已經消散了。
    “2戰”之後，黴國經濟麵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就業率而是通貨膨脹。
    盡管軍事訂單從1945年早期的每年1000億美元縮減到1946年的350億美元，受其影響，國民生產總值微降，但是到了同年底國民生產總值開始回升，自此保持強勁增長態勢。
    回顧過去，原因1目了然，受“2戰”的影響，對耐用品的巨大需求長期受到壓抑。“2戰”期間，汽車、各種用具的製造以及房屋建設都完全停了下來，仍在使用中的汽車、設備和房屋都差不多到了使用的極限，很多已經是過度使用了。“2戰”期間聚集的大量個人儲蓄正好可以用來購買所需要的商品——此後，黴國居民貸款消費模式由此開啟！
    但是要想完成從軍工產品向消費品的轉變需要1段時間，而無法抗拒的正治壓力對工資和物價的控製在1946年過早地結束，結果就導致了國內的通貨膨脹率暴增——這是黴國截至當時和平年代最嚴重的通脹，因為非官方開支增長了百分之4十，而商品的供應卻跟不上前者的腳步；國內農產品價格1個月之內就上漲了百分之十2，到了同年底，其價格較最初已經上漲了百分之3十；汽車從1942年以來幾乎已經完全停產，到1946年產量達到輛，但是直到1949年才突破1929年的最高產量。
    在這個熱鬧的賣方市場裏企業利潤增長了百分之2十，而黴國國內的大小工會要求大幅度提高小時工的報酬和利益——在戰時罷工禁令撤銷後，罷工事件頻發。
    1946年1月，包括汽車、鋼鐵、電力以及肉類加工等行業在內的黴國百分之3的工人舉行大罷工——從來沒有過這麽多（直至21世紀）加入到工會的罷工行列中；黴國社會覺得勞工的力量已經大到無法控製的地步，《瓦格納法案》的天平重重偏向勞工1方！
    “2戰”後馬上就出現了這麽大的經濟動蕩，新任黴國白宮主人杜魯門難辭其咎，“杜魯門又非聖賢豈能無過”成了國民的1個笑料。
    1946年的中期選舉，黴國共和黨打著“受夠了嗎？”（had  enough？）的口號，自1928年以來第1次在國會兩院贏得多數席位，這是黴國共和黨那些年來的首次勝利；杜魯門後來對這屆國會有1個著名的評語——“遊手好閑的第50屆國會”，但是這屆國會至少催生了1個意義重大的法案、即《塔夫脫—哈特利法案》。
    這1法案和《瓦格納法案》不1樣，隻要不使用任何威脅的手段，它允許雇主就成立工會的相關事宜通過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是否批準；另外該法案允許管理層自行舉行內部選舉，並禁止工會強迫工人或拒絕談判，而《瓦格納法案》是禁止管理層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