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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桑金融業實行戰時體製是從1931年“東北事變”開始的。扶桑軍果主義者從製造“東北事變”開始，進而發動全麵的對華戰爭，最後演變成太平洋戰爭。擴大對外戰爭，1切為戰爭服務，成為這1時期扶桑對內對外政策的主題。扶桑經濟在戰爭的烏雲下迅速轉入戰時體製，突出軍需產業，服從戰爭需要。扶桑的金融製度也迅速轉入戰時軌道，強化統製，實行管理通貨製度，金融市場不折不扣地為軍需生產服務。
    為了保證擴大對外戰爭的需要，扶桑國官府采取了1係列強硬措施。1931年9月“華夏東北事變”後，扶桑國官府於1931年末禁止黃金出口，停兌黃金，1932年7月製定了《防止資本外逃法》，並修改債券發行製度，大幅度提高發行限額；1933年3月製定了更嚴厲的《外匯管理法》。扶桑的貨幣製度，事實上已隨國際潮流從金本位製度轉向管理通貨製。
    在1931年開始發行由扶桑銀行認購的國債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國債發行額。發行“赤字公債”不再是1權宜之計，而是作為1項製度被沿襲下來。1937年7月，扶桑發動全麵對華戰爭，官府發表了“擴充生產力，調整國際收支，調節物資供求”的財政經濟3原則，進1步擴大軍需生產，推行赤字財政對整個扶桑經濟領域實施統製。
    同年9月，即戰爭剛爆發不久，扶桑設立了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主要負責軍費預算。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1時期所作的軍費預算高達223億日元，其中大部分是通過發行由扶桑銀行認購的國債來籌措的。
    隨著對外戰爭的擴大，扶桑官府6續公布了1係列資金統製法規，如1937年9月的《臨時資金調整法》，1940年10月的《銀行資金運用令》，1941年7月的《金融基本方針策略綱要》等，主要目的是擴大國債發行，確保軍需生產的資金供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統製。
    1943年又修改了為籌措軍費而發行公債的法律，規定官府有權無限製地發行國債，從而進1步強化了赤字財政政策，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在戰爭陰雲的籠罩下，發行國債成為籌措軍費的主要手段。扶桑銀行在承購國債的同時，千方百計在公開市場上轉售國債，力圖吸收部分剩餘資金，阻止幣值下跌。但這種努力碰到很大困難。事實上，在公開市場上轉售國債已變成強迫各金融機構多消化國債，金融機構已逐漸失去資金運用的自主權，扶桑銀行通過公開市場進行金融調控的能力大大削弱。加上在實行低利率政策的情況下，貼現率手段也失去彈性，扶桑銀行進行金融調控的手段越來越不靈，中央銀行成為對金融機構資金運用實施統製的執行機構。
    1940年7月，扶桑成立近衛內閣，改組國內產業，擴充軍需生產，加強推行經濟軍事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扶桑按戰時需要加快了金融機構的改組。首當其衝的是扶桑銀行。1942年2月開始改組扶桑銀行，明文規定扶桑銀行對官府無限製無擔保貸款，並承購應募業務，即扶桑銀行必須無止境地保證財政資金的供給。管理通貨製度作為永久性製度被固定下來，官府對扶桑銀行的監督進1步強化。官府具有任免、監督扶桑銀行官員的權力，在必要時有權命令扶桑銀行開展必要的業務。1942年4月公布了《金融統製團體令》，並據此成立全國金融統製會，把扶桑所有的金融機構置於官府的統製之下。全國金融統製會隻是個形式，實際上還是由扶桑銀行具體執行。1942年2月設立戰時金融金庫，以發行由官府保證償還本息的債券為主要資金來源，為擴充軍需生產解決由其他金融機構難以的資金。1945年3月地方銀行出資設立共同融資銀行，目的是插足中央金融市場，集中遊資用於軍需產業。但大銀行不歡迎地方銀行的積極發展。1945年5月緊接著成立資金統合銀行，把共同融資銀行並入該行。扶桑銀行為資金統合銀行承付了大部分資本金。資金統合銀行從普通銀行、特殊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吸收遊資，集中起來通過扶桑興業銀行等大銀行（即所謂軍需融資指定金融機構），再貸給軍需產業。這種做法進1步加強了大銀行對軍需產業融資的壟斷地位，也助長了金融機構吸收資金和融通資金職能分化的傾向。此外，為了控製外匯金融業務，1942年2月根據特別法設立了南方開發金庫，為防止國外通貨膨脹波及扶桑內地，1945年2月設立了外資金庫。
    這1時期扶桑官府推行的經濟、金融政策，不僅使經濟、金融活動納入戰時軌道，而且大大促進了銀行資本的集中和金融機構的合並。1931年末全國銀行數量為811家，1932年末銳減為538家，1941年末又減為181家，1945年末僅剩下58家，基本確立了馬場大藏相提出的所謂“1縣1行主義”。從1931年末至1940年末，十年內商業銀行由680家減至286家，農工銀行由19家減至5家，部分農工銀行並入扶桑勸業銀行，特殊銀行由26家減為12家，儲蓄銀行由88家減至71家，而到戰爭結束時僅剩下4家。銀行的合並使其存款和貸款大大增加。以普通商業銀行為例，從1941年至1947年末，其存款從294億日元增至1343億日元，貸款從151億日元增至610億日元，都翻了幾番。1943年以後，扶桑官府為挽回敗局，實行無限製的通貨膨脹政策，不惜犧牲1切厲行軍需生產，這使儲蓄銀行更難經營，並紛紛轉為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也開始兼營儲蓄銀行和信托公司的業務。
    與此同時，財閥銀行趁機急速擴張。2戰結束時，扶桑國5大財閥銀行的存款和放款分別約占全國商業銀行的50和70，在金融界的壟斷地位十分突出。
    另外，在1941年10月增設了定額存款製度，並實施獎勵，從而使郵政儲蓄迅速增加，通過利用大藏省存款局資金，維持了短期拆借利率，並增強了官府戰時的統製能力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1943年建立了匯兌集中清算製度，以解決戰時異地的清算。在此期間，短期資金市場和證券市場都處於強化統製之下，市場機能被抑製，市場呈現萎縮狀態
    扶桑戰後經濟恢複階段是從1945年至1955年。2戰後的扶桑經濟1片混亂，通貨膨脹問題十分突出。1946年2月，扶桑政府公布了“金融緊急措施令”和“扶桑銀行券存入令”，目的是凍結剩的購買力。這些非常措施的實行，短時期內迅速控製住了通貨膨脹的發展，但是僅凍結了舊的儲蓄存款和銀行券，無法抑製新的信用創造和通貨增發。所以從長遠看，這些措施仍不足以製止通貨膨脹的惡化趨勢。與此同時，扶桑官府開始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並要求金融業積極配合，扶桑官府確定了優先發展的產業順序，對煤炭、鋼鐵等生企業實行重點傾斜，規定城市金融機構的融資來源限於儲蓄存款資金，控製其從扶桑銀行獲得信用融通，城市銀行發放貸款須根據官府確定的產業順序分別實行優先貸款或控製貸款。
    黴國從1947年起開始改變限製扶桑發展的方針，並大量援助扶植扶桑經濟自立。扶桑官府利用此機會建立了複興金融金庫，並利用黴國的援助對重點工業大量的官府資金。這些都大大促進了扶桑經濟的恢複。
    根據ghq1945年9月發布的命令，韓國銀行、台島銀行、資金統合銀行、戰時金融金庫、南方開發金庫和外資金庫等紛紛被關閉或清理，橫濱正金銀行也被指定為關閉機構，後轉變為東京銀行。其他特殊銀行或轉為普通商業銀行，或轉為債券發行銀行。戰前的信托公司和儲蓄銀行也轉為兼營銀行業務的信托銀行和普通商業銀行。1948年8月ghq非正式提出“關於根據新立法對金融機構實施全麵改革的備忘錄”，同年12月又公布了旨在1舉製止通貨膨脹的“經濟安定9原則”。隨後，在1949年開始實施“道奇計劃”。所謂“道奇計劃”，是黴國底特律銀行董事長、ghq財政金融顧問道奇提出的治理方案，其主要目的是1舉根除通貨膨脹，實現財政平衡，穩定日元，實現1美元等於360日元的單1匯率。由於實行“道奇計劃”，加上扶桑銀行實施融資管理，對融資活動直接幹預，在執行利率政策方麵采取靈活措施等，終於在1952年以後製止住了持續多年的通貨膨脹，戰時形成的管製經濟體製開始瓦解，經濟進1步恢複，景氣循環形成。1950年6月韓戰正式爆發，巨額的特需訂貨刺激了扶桑經濟的繁榮。1952年4月對日媾和條約開始生效，扶桑經濟順利恢複，至1955年時扶桑經濟活動的規模已恢複到2戰前水平。經濟的迅速恢複為金融製度的整頓和重建創造了適宜的環境。1953年10月，扶桑銀行針對當時經濟過渡擴張而引起的物價上漲，實施了金融緊縮政策——這是2戰後扶桑金融業走向正常化的1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