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另一邊。
    身負港英政府調研任務的羅保，此刻已經深入內地，來到了長江入海口——尚海。
    與遍布港資產業，正憑借著強大政策野蠻生長的廣東不同，也與有著比肩國企力量，依靠著維生素片大賺外匯的政治實驗場燕京不同。
    羅保率領的英方經濟考察團剛一抵達尚海。
    這座曾被譽為“東方巴黎”的城市，便給他一種奇特的時空錯位感。
    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依舊矗立。
    花崗岩的肌理在秋日的陽光下泛著冷硬的光澤，哥特式的尖頂、巴洛克的穹窿、新古典的柱廊，無聲訴說著往昔的殖民痕跡。
    而在黃浦江上，鏽跡斑斑的駁船與掛著紅旗的嶄新貨輪並肩航行，汽笛聲嘶啞悠長。
    蘇州河上各類船隻不計其數，延綿數十裏不止。
    看到這一幕，羅保忍不住驚歎：
    “怪不得五十年前，這裏是亞洲最發達的城市。”
    20世紀30年代，尚海不僅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還位列世界城市之第四，僅次於紐約、倫敦和巴黎。
    當時的尚海作為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樞紐，集聚了眾多關鍵的工業和商業設施，工業產出在全球範圍內領先。
    羅保的父親，正是純正的尚海人。
    聽了他的話，負責接待他的尚海市辦公處主任笑道：“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尚海自然是不能落於人後。”
    他介紹道：“去年燕京工業總產值占全國3.1，廣東則是占8.9，而我們尚海足足占有12.5。”
    他的話語中毫不掩飾著驕傲。
    “羅先生，你看到那邊的船隻了嗎？”他笑道：“那些船全都是為了搶卸寶鋼設備配額的。”
    如今在尚海，最令人矚目的企業，有且隻有一家，那就是寶鋼。
    這家企業灌注了國家太多心力，資金優先、技術引進，每天從日本運過來的設備都不計其數。
    羅保自然是將這一幕看在眼裏的，他指著長江口一處說道：“那些人在幹什麽？”
    在他的目光下，無數如螞蟻般的人群赤腳在灘塗傳遞泥袋，這在港島，在英國是很難想象的一幕。
    “在清淤。”接待處主任道：“現在尚海口岸的船隻是越來越多，為了減少堵塞，市政府已經明令通知，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大清淤工程，現在已經接近尾聲了。”
    “等清淤完成，這個口岸的船隻貨運容載量還將進一步提升。”
    羅保咋舌不已：“像這樣的大工程普遍嗎？”
    陳主任道：“還好吧，在我們國家，幾乎每年每個城市都會有這樣的集體工程，比如說農村每年固堤治水，過去幾十年，就已經在全國修出了幾萬座水庫，極大治理了水患問題。”
    “我們尚海上個星期，為治長江口軟地基，工人七天七夜沉入12座50米深井，那是晝夜不停。”
    這些話，讓同行的考察團驚歎不已。
    因為他們這些人去過世界上很多國家，就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般執行力如此之強，而且還能調動這麽多人口進行統一協作。
    這對於自小成長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他們，實在是難以想象。
    但也正因為如此，羅保更加確定，這個國家一旦決定了做什麽事情，那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標語還在蘇州河上飄蕩著，“大幹一百天”的宣傳橫幅就已經掛在了寶鋼廠外。
    羅保在這位辦公室主任的接待下，一路參觀。
    從蘇州河港口到黃埔江沿岸，從行人如織的南京路，再到燈紅酒綠的黃河路。
    羅保的鋼筆在精致的筆記本上快速滑動，記錄著最直觀的衝擊：
    “尚海市民的生活水平明顯無法與港島相提並論，物質匱乏顯而易見。食物憑票供應，肉蛋奶是奢侈品。”
    “衣著單調，藍灰為主，鮮有亮色。居住擁擠，‘七十二家房客’非虛言。但精神麵貌……出乎意料地積極。”
    “街頭巷尾，談論‘搞活經濟’、‘個體戶’的聲音不絕於耳。對‘四化’也就是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的渴望，寫在許多年輕人的眼睛裏。”
    “毫無疑問，這座昔日亞洲最為發達的城市，如今已然蘇醒，‘計劃’的堅冰正在加速融化。”
    “國營百貨公司貨架依然單調，但人流如織。更令人矚目的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個體攤販和‘合作社’小店。南京路、黃河路兩側，售賣服裝、小五金、食品的攤位擠擠挨挨，討價還價聲此起彼伏，充滿了市井的生命力。”
    他的目光，尤其被兩種“舶來品”的流行吸引。
    其一，是腕間的斯沃琪。
    在國營鍾表櫃台裏，尚海牌、海鷗牌機械表仍是主流，但羅保敏銳地發現，那些穿著相對考究的年輕人，尤其是女青年，手腕上那抹鮮豔的塑料表帶格外紮眼。
    色彩明快、設計新潮的斯沃琪，如同一道道躍動的彩虹，打破了灰藍的沉悶。
    他甚至在一條弄堂口，看到幾個中學生湊錢圍觀一本印有斯沃琪最新款式的港島雜誌，眼中滿是渴望。
    他在筆記上寫著：“斯沃琪已成身份與時尚的初級符號。其價格雖然對普通市民仍是巨款，但購買意願強烈。”
    “在尚海這座城市，對‘品質’與‘國際認同’的渴望已萌芽，奢侈品市場土壤初具。”
    其二，是舌尖上的“可樂戰爭”。
    街角的國營食品店、新開的個體冷飲攤，甚至一些工廠的小賣部，冰櫃裏都赫然陳列著兩種可樂：紅白罐的“非常可樂”與經典紅標的“可口可樂”。
    與內地其他城市“非常可樂”憑借渠道和獨樹一幟的本土化營銷占據壓倒性優勢不同，在尚海，這場“紅白之爭”異常膠著。
    羅保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在國營涉外商店如友誼商店）、高級賓館和部分西餐廳，可口可樂是絕對主角，被視為“正宗”、“國際範兒”的象征。
    而在普通市民光顧的場所，非常可樂則憑借更接地氣的廣告和更廣泛的鋪貨，牢牢占據著主流市場。
    羅保在筆記上寫著：“可口可樂在尚海的‘優勢’，源於其曆史積澱和‘國際身份’的象征意義，契合這座城市骨子裏的‘洋派’追求。”
    “非常可樂縱然有著港資標簽，但太普及化了，反而造成更稀少的可口可樂在尚海這座城市受到了追捧。”
    “這深刻揭示：在初步解決溫飽後，尚海消費者對‘品牌溢價’和‘身份象征’的敏感度與支付意願，遠高於其他地區。這對高端奢侈品定位至關重要。”
    他在尚海有三天的考察期，不過考察的重頭戲，毫無疑問是位於吳淞口的尚海寶山鋼鐵總廠。
    也就是，一直反複環繞在羅保耳中的寶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