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書房內，朱由榔正與戶部尚書龔彝討論著國家財政的問題。

    屋內燈火通明，映照著兩人憂慮的麵孔，他們麵前鋪開的賬冊記錄著大明每月龐大的開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鎖鏈，牽絆著帝國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開支大約在五十萬兩白銀。”龔彝沉聲匯報，他的聲音中透露出一絲憂慮。

    軍餉是每月必不可少的巨額開銷，高達三十萬兩白銀。大明的常備軍力共達十六萬，其中劉文秀領有四萬雄兵，李定國手握五萬精兵，而朱由榔親自指揮的天威軍則有一萬勇士。白文選、馮雙禮、祁三升三位將領各率兩萬精兵，他們曾是孫可望的部下，現在則是朱由榔的親信。

    基礎建設的費用同樣不容小覷，每月需五萬兩白銀。貴陽向外延伸至播州、鎮遠、遵義的官道正在緊張施工，這些道路是連接西川、湖廣和廣西的重要通道，對朱由榔而言，這是對未來的投資。

    鐵礦石等原材料的采購，每月耗費約五萬兩白銀。盡管貴州礦產豐富，但受地形限製，運輸成本高昂。在陳應龍的建議下，朱由榔選擇從廣東的陽江、陽春等地購入鐵礦石。粵西地區目前還在大明義軍的控製之下，大明兩廣總督連城璧、東閣大學士郭之奇、虎賁將軍王興等在那裏組織義軍，抗擊韃子的靖南王耿繼茂。

    糧草的采購也是一項重大開支，每月需五到十萬兩白銀。朱由榔不僅從湖廣購入糧草，還秘密派遣特工以糧商的身份，借助鄭成功、張煌言等人的力量，從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采購糧草。運輸成本在這項開支中占據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費用也需五到十萬兩白銀，使得貴陽府庫中的二百六十萬兩白銀，僅能維持大約五個月的開銷。

    好消息是，雲南、貴州的賦稅即將收繳完畢，預計能夠補充國庫二百萬兩白銀。這筆款項，對於緩解當前的財政壓力，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昔日，孫可望帶領大西軍進入雲南，便大刀闊斧地實行了“營莊製”，將土地從權貴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給百姓，以“官四民六”為標準，讓無數平民得以安居樂業。他在雲南興修水利，促進了農業的繁榮。他發布“招撫百姓回家務業，不足者借給牛種”的複業令，鼓勵百姓回歸農業生產。在政治上，他與明朝的官紳合作，在經濟上則剝奪他們的土地資源，同時將忠於明朝的土司武裝力量逐步收編為自己的軍隊。

    這一係列政策，使得雲南一地“一年土產財賦，足供養兵之需”，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資支持。

    孫可望在雲南的一係列改革舉措，令朱由榔深受啟發，不禁思考起即將推行的商業稅試點改革。

    當前大明的稅收體係混亂無序，特別是商業稅，其在國家總稅收中所占的比重竟不足一成，這一現狀亟待整頓。

    回顧明朝初期，商業稅起步較低，實行的是寬鬆的“三十稅一”政策。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商業日益興旺，商業稅收的潛力逐漸顯現。朝廷在諸如河西務、臨清、九江等關鍵商業交通要道設立稅關，對過往商人征收商稅，以期增加國庫收入。

    然而到了萬曆年間，商業稅的稅率不升反降，從“三十稅一”降至“六十稅一”，更對小規模商人實行免稅政策，年營業額在四十兩白銀以下的商販得以免稅。萬曆早期的商業稅收數據顯示，“鹽稅收入二百五十萬兩，茶稅十餘萬兩、市舶稅四萬兩、通過稅六十萬兩、營業稅二十萬兩，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對於一個人口過億的泱泱大國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

    萬曆之後，商業稅的征收實際上已停滯許久。這既是因為朱元璋時期定下的“重農抑商”政策影響深遠，也與朝廷稅收政策的混亂不無關係。

    朱由榔心知，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製定新的商業稅政策。

    而孫可望在雲南的改革雖然僅僅涉及田稅，卻值得借鑒。

    “陛下所定商業之許可證，商賈欲行商，必先至商業局登記，依其季報，繳納商稅。今有三慮：一者，是否按其行業規模，定不同稅率；二者，如何辨其季報真偽；三者，對虛報者，如何懲處。”龔彝說道，這些天他也召集戶部諸官員商議商業稅之事，這三項是他認為影響稅收政策執行的主要因素。

    龔彝所說的三點，朱由榔一聽便明白，不過如製定稅率需要仔細思考，這又涉及到各行業特性的問題。

    朱由榔對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為生活之調劑，可稍增稅率；而糧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稅。”

    朱由榔建議將商業稅分為四檔。

    奢侈品類，如酒、茶、珠寶、金銀、礦產，定“五稅一”；一般消費品類，如衣物、家具、工藝品，定“十稅一”；服務類行業，如運輸、餐飲、住宿等，定“二十稅一”；基本消費品類，如糧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稅一”。另外，對年營業收入不足一百二十兩者，先收後補，減免稅賦，以助其發展。

    龔彝又說了一個問題，對同一種產品會不會存在重複收稅的問題。

    “民種五穀，已納租稅，不可再征。竹木牲畜，本無征算，商賈市賣，官可稅之。今民納租於官倉，關市複征，豈不重乎。”

    朱由榔初聽，覺得龔彝的觀點似乎沒有問題，但仔細深思，發現他混淆了“商品”和“產品”兩個概念。

    朱由榔繼續解釋道：“農民所種五穀，納租後不複征稅。然若商人購之，加工轉賣，即成商品，可征其稅。如此，保農民利，又促商品流通。”

    他接著說道：“須確保產品自產至售，僅於售時征稅，非每交易皆征。初級農產品，加工轉商品後，始征稅，以避重複。”

    龔彝聽後，恍然大悟，對朱由榔的見解表示讚同。他接著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何防商人虛報逃稅？”

    朱由榔沉思片刻，然後說：“需立監督審查之製。首先加強許可證管理，商賈必登記。其次定期審查，確保年報真實。最後對虛報者，嚴懲不貸。”

    龔彝點頭稱是，又提出了一個建議：“陛下，可獎誠實納稅者予一定稅收優惠，以激勵之。”

    朱由榔點頭讚同。

    龔彝還有一個疑問：“陛下，如國營公司該如何收稅？”在他的理解中，這類國營公司既然已經是國家運營，所獲也是收歸國有，應該不用在進行收稅。

    朱由榔回道：“一視同仁即可！”

    兩人又討論了一些細節，龔彝告辭而去。

    朱由榔深知，商業稅對大明而言，實為新財源，若執行得當，必能為朝廷財政之困頓帶來極大之補充。

    然而，他也預見後續之阻力，西南四省尚可，若收複江浙廣東等地，阻力將倍增。

    這將是朱由榔麵臨的巨大挑戰。不收商業稅，則財政將崩；收之，則可能將富戶推向敵營。

    如今，他唯有步步為營，審時度勢，以期在財政與民心之間，尋得平衡之道。（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