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曄等人臉色一變，正要開口，張潮卻搶先道：“我剛剛那句話有些尖銳，不過這也是響應白會長的號召嘛，尖銳一點也無妨。
    評論家可以對作家‘暢所欲言’，我們這些作家是不是也有‘直言不諱’的權利啊？
    一句話堵得白曄胸口發悶，隻好眼神一瞟，另一個還沒有發過言的評論家馮錚心領神會，正要開口，卻聽劉亮程道：“先聽張潮把話說完——張潮，你盡管說，大家這點風度還是有的。”
    張潮點點頭，繼續道：“承蒙白會長看得起，說我‘走上了文壇’。很慚愧，燕京的天壇我倒是上去過，但這‘文壇’的大門朝哪邊開、門票賣多少錢我都不知道，就說我‘走上了文壇’，讓我有一種逃票入場的感覺。
    還是說全憑咱們評論界金口玉言，說誰上了誰就上了，說誰沒上誰就沒上？”
    劉亮程臉上的凝重已經不見了，嘴角微微泛起笑意，看到又有人要打斷，連忙提前道：“張潮，注意討論主題，不要夾槍帶棒。你接著說。”
    張潮道：“好，就說回咱們今天的主題。‘大時代的大手筆’，首先這句話就不成立，自欺欺人，純屬放……氣。把自己身處的，和要描述、刻畫的時代籠統稱為‘大時代’，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酸腐文人的意淫。
    縱觀中國現代文學史，請問哪個時代不‘大’？就拿上世紀來說，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的20年代不大嗎？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30年代不大嗎？被兩場戰爭貫穿的40年代不大嗎？
    百廢待興、改天換地的50年代不大嗎？……走出動蕩，走向開放的80年代、90年代不大嗎？要我看，對於任意一個具體的個體而言，沒有一個時代是‘小’的。
    所以刻意強調某個時代是個‘大時代’，本質就是對作品沒信心嘛，需要扯虎皮拉大旗。而在我們作家眼裏，時代沒有大小之分，心眼才有。”
    白曄的臉已經黑得像鍋底一樣，這個主題是他提出來的。愛用“大詞”做文章是他一向的習慣。但他現在隻能一聲不吭，因為張潮觀點戳到了他的要害。他還在醞釀反擊。
    張潮頓了頓，看白曄沒反應，於是繼續道：“再說‘大手筆’。我覺得既然是文學作品，那就要多講‘文筆’，少講‘手筆’。文筆是可以讓不同層次的讀者具體感知到的作品的文字細節，手筆則通常指作品的體量規模。
    我們有一個誤區是，認為篇幅長、規模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就可以‘反映大時代’，這同樣是一種自我催眠。曆史是由無數個細碎的側麵共同構成的，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側麵，能把自己身處的這個側麵探索完都很困難，何況隻能偶爾去看看的其他側麵。
    憑借這麽有限的經驗，怎麽敢說出‘反映大時代’這麽大的話？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手筆夠大了吧？他立誌要做‘時代的書記官’，但實際上他筆下的人物，商人、律師、小文員、公證員等等，刻畫的明顯比農民和貴族好的多。
    因為他經過商、學過法律、當過實習公證員，而農民、貴族的生活和他不在一個曆史側麵。如此天才和有野心的大作家都如此，何況其他人？所以在19世紀末，托爾斯泰以後，這種‘大手筆’作品的所有可能性，已經被挖掘窮盡了，幾乎沒有偉大的作家再用‘大手筆’這種過時的理念進行創作了。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隻寫了馬貢多一個小村子裏一個家族的人事變遷；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隻寫了青年詩人斯蒂芬一天之內的見聞和心理曆程。但是前者被認為再現拉丁美洲曆史社會圖景；後者名聲更大，被認為是一幅人類社會的縮影。
    他們憑借的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性的洞悉，將極宏大的主題壓縮進了極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裏。那請問，他們的‘手筆’是大還是小？
    國內文學的‘現代化’雖然因為時代因素，起步晚了一點，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大部分純文學作家也逐漸開始向曆史、向社會、向人的內心走，而不是浮在表麵上，追求所謂的‘大手筆’。”
    一口氣講了這麽多，張潮也有點疲勞，但他喝了一口水後，還是再接再厲，說出了自己的結論：“所以，‘大時代’是偽命題，‘大手筆’則早就過時了。‘大時代中的大手筆’，既虛偽且無聊，在這個主題下討論任何文學話題，都隻能說一些‘假、大、空’的套話。”
    “夠了！”白曄把自己的茶杯往桌上重重一落，發出清脆的瓷器撞擊聲，濺出來的茶水很快沁透了紅色的桌布，形成一團黑洞。
    張潮詫異地道：“白會長，這不是您要我們別‘吹吹捧捧’，而要說‘真知灼見’的嗎？”
    白曄陰沉著臉，冷冷道：“主題討論，就是要在一個具有共識的理論框架裏，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進行評述。至於這個主題是不是合理，不在討論範圍內，不然就成了概念扯皮了。”
    沒等張潮開口，劉亮程突然道：“我覺得張潮講的有道理——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形成共識固然重要，但是對文學的理解本來就應該有‘求同存異’的胸襟。
    作家要經得起批評家的批評，批評家也應該經得起作家的批評。隻有互相砥礪，才能共同進步。您說是吧，白會長？”
    什麽長幼尊卑，什麽體製資源，什麽文壇身份……都滾一邊去！劉亮程在張潮的刺激下，終於明白今天這場原本極不起眼的研討會，可能會是文壇話語權交接的轉折點。
    作家出身的他，雖然也被評論家“提攜”過，但是也明白這種不平衡是病態的、畸形的。如果不能打破這十幾年來，評論家對文學作品話語權的壟斷，那李娟今天的遭遇，恐怕會一次又一次上演。
    別看平時作協、文聯開閑會的時候，大家互相之間一個個客氣得不得了，都是一副與世無爭、相互謙讓的麵孔，但是涉及到話語權的爭奪，那都是要“一寸山河一寸血”的。
    一旦純文學作家們找到繞開評論界的成熟通道，那文學市場的生態才算回歸良性循環。所以他也豁出去了。
    白曄看看時鍾，時間還早，在其他會場的專題討論都還沒有結束，如果這時候他強行結束這一場討論，那等於承認自己的失敗，這對於操權弄柄多年的他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但現在他想開口反對，又被張潮、劉亮程兩頭堵，隻好再向其他人使眼色。
    年輕的評論家馮錚終於找到機會了，清了下嗓子就開口道：“張潮的說法有些混淆視聽了。‘大時代中的大手筆’，‘大時代’指的是作家要主動發掘所處或者所描繪時代的偉大特質。
    ‘大手筆’指的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批有著大情懷的作家，共同創作出反映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群像作品。我們文學批評界，就是希望通過提出這樣的理念，督促作家們投身……”
    馮錚越說越得意，偷偷瞄了幾眼白曄，發現他老人家臉色漸漸化凍，心裏就更加高興了。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某大學文學院的青年講師，兼職文學評論，如果能得到白曄的青睞，那以後發文章、評職稱，都會便利得多吧……
    “最後，我想說，文學批評家並不是站在作家的對立麵，而是作家和作品的發現者和鞭策者。”
    張潮耐心地聽馮錚講完，看著他得意洋洋的樣子，不禁嗤笑一聲，然後才道：“感謝你的表演，給‘空頭文學批評家’做了一個生動的示範。”
    馮錚勃然大怒道：“你……！”
    劉亮程連忙打斷道：“張潮，都說了注意不要夾槍帶棒，要團結。你接著說。”
    張潮道：“剛剛聽完你的發言，都不知道該叫你馮老師，還是要叫你馮老爺了。威斯坦·休·奧登曾經說過‘批評是一種閑聊’。這句話有些不正經，但我認為說出了文學批評的本質特征——
    它應該來源於一種分享閱讀感受的本能衝動，是爐前燈下的閑適交談，無論在學術層麵上如何升華和規範，初心不能變。
    文學批評可以是分析、可以是描述、可以演繹、可以是闡釋，甚至可以是謾罵……唯獨，不能是‘指教’，更不能是‘指導。’而你剛剛的發言，恰恰就是在指導作家怎麽創作，就像地主老爺指揮長工該怎麽幹活，並且用一些漂亮話進行裝飾而已。
    所以叫你‘老爺’不冤枉。你生動演繹了如果一個搞文學的人，既沒有創作才能，又心高氣傲，麵目會有多麽醜陋。”
    沒等會場裏的批評家反應過來，張潮直接貼臉開大道：“這裏不僅有馮老爺，還有洪老爺，以及楊大奶奶、常二奶奶……”轉頭問白曄道：“你說對嗎，白老太爺？”
    會場裏其他人都麻了，就連剛剛很有勇氣的劉亮程都瞠目結舌，不知道該怎麽辦，究竟是幫著張潮圓話，還是跟著繼續衝鋒。
    張潮哪裏會等別人反駁，以一種不容辯駁地堅定語調接著說道：“洪老爺要李娟多讀書，楊大奶奶要李娟往‘大’了寫，常二奶奶要李娟別誇男人。
    三位老爺和太太，搞清楚一個事實——李娟能從新江的草原森林、鄉下屯子，坐到今天這個會場裏來，恰恰就是因為她的文字沒有你們說的那些‘臭毛病’。她要討好的也是讀者，不是你們批評家。
    她隻要保持現在的姿態，憑自己的感覺而不是你們的指導一篇篇寫下去，遲早會是中國最好的散文作者。她讓你們看不起的懦弱、糾結、猶豫、自我否定，以及曾經的貧窮和顛沛流離，都會是她贏得讀者的理由。
    所有的這些理由裏，唯獨不包括你們這些批評家認為的那些‘優點’。哪怕是個新東方教英語的老師，在讓讀者更多更深地認識她這方麵，做得都會比你們好！”
    雖然不知道張潮最後那句話什麽意思，但前麵的那些話足以激怒幾人了。脾氣最火爆的常麗華就要拍案而起。
    白曄此刻反而冷靜下來，伸手阻止了常麗華，並且質問張潮道：“看來你對我們的文學批評意見很大？難道你認為文學批評不該存在？你錯了，大錯特錯。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隻要有其創造者，就會有其批評者，這是硬幣的兩麵，誰也抹殺不了誰的存在。
    作家的創作固然是構成文學活動的主體部分，但是批評家卻可以讓這種創作上升到更高的審美層麵。羅蘭·巴特說過一句話——‘作者已死’。指的就是文學作品進入公眾視野以後，它的意義空間就不再獨屬於作者了。
    每一個讀者，都會在自己的經驗範疇裏理解作品，構建自己的意義空間。文學批評不是給作品或者作家進行優劣評判，而是將上述這種意義空間進行匯納與升華，使其具有更遼闊的意識內涵。
    你否定文學批評的價值，就是在否定文學創作的意義！”
    不得不說，白曄作為老文學批評家，理論水平還是很高的，反應速度也很快，他不像剛剛的馮錚那樣簡單粗暴地試圖將文學批評淩駕於創作之上，但卻從極其“正統”的角度闡述了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且巧妙地將文學批評置於更重要的位置上。
    張潮略頓了頓，腦子極速運轉，一刹那間就抓住了要點，馬上詰問道：“您剛剛說作家的創作是文學活動的主體是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文學創作，那文學批評也就不複存在了是吧？”
    白曄想了想，覺得這裏麵應該沒坑，於是坦然道：“是這樣。但這不意味著文學批評就是文學創作的附庸……”
    不等白曄說完，張潮繼續追問道：“那從維護自身生存這個角度考慮，文學批評這種行為的目的當中，至少要有一條是‘促進文學創作的繁榮’吧？”
    白曄有點反應過來張潮要說什麽了，連忙道：“雖然是這樣，但是現在文學不景氣的原因很複雜……”
    張潮道：“實體出版衰弱是全世界都麵臨的問題。可是美國的文學批評界——像《紐約書評》和《大西洋觀察》——為什麽還能推動我的在他們那裏賣上100萬冊？嗯，這是蘭登書屋的預估，現在已經賣了50萬冊了。”
    白曄：“……”他很想說我們也不是沒捧過你的《消失的愛人》——雖然是歪捧。但這件事已經是國內文學批評界的黑曆史了，提都不能提。
    張潮繼續問道：“目前中國有一本暢銷書，是因為各位的文學批評，才讓大眾買單的嗎？
    或者反過來講，我們的文學批評，推動過任何一本優秀卻冷僻的文學作品走入大眾視野嗎？”
    眾人都沉默。過了好一會兒，白曄才道：“文學作品不能隻用銷量評價……”
    張潮冷笑道：“那你問問作家們，是銷量重要，還是你們的幾句評價重要？不過，對咱們的批評家來說，沒有銷量才是最好的吧。因為這樣的話，所有評價權都歸了他們了。”
    白曄怒道：“你能不能別老用銷量說事！”
    張潮掰著指頭數了下，才道：“我的書目前的全部銷量超過500萬冊了。”
    白曄一拍桌子：“我們今天是文學研討會，不是市場營銷會。”
    張潮麵無表情地道：“我的書銷量超過500萬冊了。”
    白曄都炸了，差點把茶杯扔過去：“你除了500萬就沒有別的可說的嗎？”
    張潮道：“我編劇的電影票房8000萬，我改編的漫畫銷量快700萬冊了。”
    白曄吼道：“那隻是你！特例不能代表全部！”
    張潮道：“《青春派》的雙雪峰去年單單稿酬是5萬，周邊收入超過了10萬。馬伯慵出版了兩本書，銷量都超過了15萬冊。”
    張潮想明白了，對付這種老油條，不是在理論層麵上和他空對空，而是要直接撕開那個他們拚命粉飾的現實——
    國內的文學批評，無論從精神層麵還是物質層麵，對創作沒有任何價值可言。他們唯一把持的就是所謂的“話語權”。
    而這種話語權來自於批評家的體製內身份和資源掌控。
    白曄在自以為高明地宣稱“80後作家大部分隻是走上了市場，而沒有走上文壇”時，恰恰沒有意識到，比作家更要服從市場的應該是批評家。
    文學批評家既要學術化、專業化，也要市場化，唯獨不能權力化。但現實偏偏很諷刺。
    國內文壇的痼疾之一，就是批評家們很大程度上把持了入口，占據了位置，造成了創作和批評的失衡。
    他們往往把文學衰弱的原因徹底甩鍋給社會經濟發展，人心浮躁，卻沒有反思過自已那種大權在手的傲慢，其實也是幫凶。
    白曄用盡畢生修養壓製住怒火，冷冷道：“我看今天的研討會討論不出什麽結果了。大家各持己見，再走一走，以後再看吧。
    散會！”
    張潮聞言也疲憊地往椅子上一癱，這針鋒相對的語言對抗，對腦力和情緒的消耗都很大，就算剛剛噴神附體，他也已經精疲力盡。目前這個結果，已經算贏了，沒必要也沒精力再追擊。
    其餘眾人也沒想到今天這個會能開成這樣，也是小刀拉屁股了。不過張潮說的話，給在場所有作家的腦子，都開了一個天窗……
    正當眾人要各自散去的時候，一直默不作聲的李娟忽然開口了：“這個會不能散，我還有話說！”
    （累死了，今晚就這一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