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緩了一緩，才道：“去年帕慕克獲獎以後，我們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技法上。他也確實是目前還處於創作活躍期的作家裏，最喜歡顛覆自我、始終走最前沿的一個。
    《我的名字叫紅》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膽的作品，但是在風格、視角、結構、技藝已經足以讓我們歎為觀止。讀帕慕克的，讓我有一種需要重新學習閱讀和寫作的衝動。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於1982年，從時間幾乎和中國的先鋒作家們同時起步。但是25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的先鋒作家要麽回歸現實主義，要麽止步不前。他卻還在不斷創新，想起來令人驚歎啊。”
    這時有一個年輕老師捂嘴一樂，問道：“也包括於華老師嗎？”
    張潮點點頭，認真道：“當然包括他。說實話，在成為他的學生之前，我很難想象寫出《現實一種》《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後來怎麽又寫了《活著》這樣在技法上很‘傳統’的作品。
    即使《活著》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創作。”
    大家沒有想到張潮對自己的“老恩師”的評價竟然這麽直白，一時間都有些愣神。
    張潮笑道：“這些我前兩年就和於老師交流過了，剛剛那些我都是撿輕了說，不礙事。我們還是說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創造了那麽多新穎的東西，我仍然認為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學貢獻。”
    說著，張潮又夾起幾片地瓜葉，說道：“要是我爸爸看見這東西現在能上桌當菜了，他肯定唏噓不已。——大家趕緊吃菜。”
    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些發懵，聽得正入神呢，張潮怎麽說起地瓜葉來了？
    張潮接著道：“我爸生於50年代，童年時正好遇上糧食青黃不接，我大伯看他餓的不行了，就帶著他夜裏去生產隊的地裏偷東西。地瓜不敢偷，因為地一翻開第二天就會被看出來，所以隻敢薅一些地瓜葉煮來吃。
    那年月，地瓜葉是實在沒轍才吃的東西，也就比野菜、樹皮好一點。現在呢？這一盤要10塊，大家都愛點，比空心菜還受歡迎。這是為什麽？”
    雖然不知道張潮為什麽對地瓜葉說了這麽一通，但是還是有同學回答道：“時代不同了嘛。以前窮，地瓜葉拿來充饑；現在有錢了，大家發現地瓜葉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來清口、去膩，是道好菜。”
    張潮點點頭，又夾了一筷地瓜葉吃掉了，接著說道：“是啊，你們看，第一個把地瓜葉端上餐桌的廚子多偉大。這一盤菜，某種程度上濃縮了中國50年來，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變遷。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對於土耳其來說，就是第一個把地瓜葉炒了並端上餐桌的那個廚子。”
    這個彎拐得有點急，眾人一時間消化不了，都沒有人接茬，於是張潮連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飲料。
    過了好一會兒，才有一個學生怯生生地問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個‘轉變期’的作家？”
    張潮沒有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開始專心對付手裏拿著的一個皮皮蝦。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進皮皮蝦的尾部，然後沿著皮皮蝦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頭，按住，再捏著尾巴一揭——
    一隻完整的皮皮蝦就被剝出來了。
    張潮驚喜地道：“有膏！”接著一口就把皮皮蝦的肉和膏吃進了嘴裏，品味了蝦肉的鮮甜和蝦膏的醇厚以後，發出了心滿意足的“嗯~”聲。
    受到張潮的感染，大家也放鬆下來，開始剝蝦的剝蝦，剔刺的剔刺。
    張潮這才說道：“說他是‘轉變期’的作家，不僅不準確，甚至可以說貶低了他。他就代表著轉變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學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城市的底層勞動者；
    手法也局限於現實主義，幾乎是歐洲18、19世紀文學的粗糙複刻。這當然不能說是‘錯’，但毫無疑問忽視了土耳其社會在奧斯曼帝國末期以及瓦解以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傑出的創作，把土耳其社會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帶入了文學世界當中，並且成為經典。
    他幾乎是一個人創造了土耳其這個國家乃至文化圈的現代文學，不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歐洲中心主義，而且在主題層麵上，創造出兼具現代與傳統的全新的審美範式，比如‘呼愁’。
    如果說凱末爾在製度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社會，那麽帕慕克就是在創作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文學。”
    凱末爾被稱為土耳其的“國父”，張潮竟然將一個作家和“國父”相提並論，也算是開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係的老師舒瓊一時間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質疑道：“你這麽評價，會不會把帕慕克顯得太高了？
    他難道比托馬斯·品欽，或者約翰·庫切還要優秀嗎？”
    托馬斯·品欽是美國作家，約翰·庫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現代文學版圖裏，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張潮解釋道：“帕慕克是給整個土耳其世界的年輕作家開路的人。他為土耳其帶來了從表達形式到思維方式都獨樹一幟，又臻於完善的文學範本。
    這種示範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預言，不久的將來，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輕作家會一個一個湧現出來，不斷衝擊世界文學的中心。
    因為帕慕克已經把最難的事做了，最大的石頭搬開了。”
    一個學生好奇地問道：“最難的事？最大的石頭？是什麽？”
    張潮“嘿嘿”一笑，道：“那當然是輝煌燦爛、曆史悠久的奧斯曼帝國的文學啊。別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綿延數百年的大帝國，經典浩如煙海。
    如何麵對這龐大到能把任何後繼者碾成粉末的遺產，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難題，始終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帕慕克因為搬開了這塊石頭，差點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進派的暗殺名單，隻能被迫離開家鄉。
    當然，土耳其的國內倒是有不少他的擁護者認為帕慕克應該回國坐牢，甚至被殺死，這樣能激起國際社會重新關注世俗化改革。”
    張潮說完，飯桌上的師生全都陷入沉默當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張潮竟然對帕慕克的了解這麽全麵、深刻，完全不是國內跟風的皮毛報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向遲鈍的中國文學界也是這時候才開始關注到這個作家。
    《我的名字叫紅》更是第一部被翻譯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於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當所有人還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亂墜般的繁複敘述技巧中時，張潮竟然已經開始關注帕慕克的文學史價值，這種敏銳足以讓國內絕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顏。
    尤其是張潮說完這一切，還一副“不就是應該這樣嗎”的樣子，讓人又羨又恨。
    其實不是張潮有意要炫耀，因為這在10年後，帕慕克已經被研究爛了，他說的這些結論並沒有特別之處。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稱石破天驚了。
    不過這繞了一大圈，和“中國的當代文學是否落後於世界”有什麽關係呢？
    不一會兒，有人回過味來了，問道：“帕慕克把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文學傳統這塊石頭給搬開了，為後來者開了路——你的意思是，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學缺少這麽一個人？”
    張潮點點頭道：“中國的文學傳統比奧斯曼帝國還要悠久燦爛，經典還要豐富多彩。這個遺產自然很豐厚，但其實也是一種枷鎖。
    白話文運動在表達形式上把這塊石頭搬開了一半，但是更難搬開的是剩下的那一半。”說著，張潮用手指了指腦袋，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個同學奇怪道：“魯迅不算嗎？”
    張潮笑著答道：“魯迅都還沒有被打成‘漢奸’，可見他還不算。——但他確實是最接近的。能說出古書的字裏行間都是‘吃人’二字這種話，已經堪稱不朽於史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盯緊了眼前的菜，似乎怕聽到什麽不經之論。魯迅要當“漢奸”，才能給後人搬開石頭。
    張潮說這種話，不怕被雷劈嗎？
    張潮似無所覺，喝了一口快樂水，繼續把話題繞回到帕慕克身上：“土耳其是近代進入工業化的後發國家，伊斯坦布爾至今也是全世界西化與反西化鬥爭的最前沿。
    帕慕克出生在一個西化家庭，祖父從推行西化的生意中大發其財，為家族積累了龐大的財富。他從小就能坐在可以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書房裏學習。
    他雖然也很喜愛奧斯曼帝國留下來的一些文化傳統，但是他的價值觀是明確擁護西化的，而且態度很堅定。”
    張潮見眾人不信，就補充了一句：“你們想想《我的名字叫紅》的情節還有結局。”
    聞言眾人紛紛回憶起來。
    《我的名字叫紅》講的就是一個傳統與變革衝突的故事——1590年，蘇丹秘密召集4個細密畫家（一種波斯傳統繪畫手法），讓他們以歐洲風格，為一本頌揚他與他的帝國的榮耀的大書作畫。
    這在原教旨盛行的16世紀，是非常危險的計劃，被視為異教主義，因此畫家們隻能秘密進行。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名名為“高雅先生”的畫師被人謀害，隨即又發生一係列的謀殺。
    ……在眾人的合力下，終於從未完成的圖畫裏找出凶手——另一個畫師“橄欖”。“橄欖”是才華橫溢，並且是極度虔誠的藝術信徒，堅守傳統細密畫，即使知道這門藝術在歐洲浪潮的衝擊下就要潰不成軍，也無法放棄。
    最後他的信仰崩潰於發現自己的姨夫、另一位細密畫大師熱愛上了法蘭克繪畫的那一刻，失控的“橄欖”毀滅了所有他認為背叛傳統的藝術大師，包括他自己。
    張潮看大家都回憶得差不多了，補充了一句道：“帕慕克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夢想成為一個細密畫畫師，他的書不少封麵都是他自己畫的。
    如果當初最早被發表的是他的畫作，而不是，也許我們就看不到一個作家帕慕克了。”
    這一句話，如黑夜中的一根火柴，點燃了眾人腦中那片幽暗的空間，蒙在《我的名字叫紅》上麵的那層薄紗，似乎一瞬間就被揭了下來。
    “其實‘橄欖’就是他自己？”
    “不，每一個畫師都是他自己。‘橄欖’‘高雅先生’‘蝴蝶’‘鸛鳥’，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帕慕克明明熱愛細密畫藝術，也深知本土畫派的艱難處境，但還是讓歐洲畫派用一種無可爭議的巨大力量，摧毀了本土畫派。”
    “天哪，太殘忍了！他怎麽可以對自己，對自己國家的傳統這麽殘忍？”
    “他不覺得可惜嗎？”
    “帕慕克的世界觀……真可怕啊！”
    眾人議論紛紛，張潮則忙裏偷閑地又剝了兩隻皮皮蝦，津津有味地吃著。
    大家討論了一會兒，張潮才道：“知道帕慕克為什麽要被暗殺，還有送上法庭了吧？按人家國內傳統派和廣大群眾的評價標準，他妥妥的一個‘土奸’，甘為西方勢力走狗。”
    眾人啞然，許多學生眼裏流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一個學生忿忿不平地道：“帕慕克這樣算不上‘土奸’，他隻是反對用落後的傳統去約束和壓抑人性的正常需求，所謂‘矯枉必須過正’！”
    另一個則道：“那也要看實際情況啊！細密畫縱然已經落伍了，但從藝術角度講，還是有傳承下去的必要的，不能一棍子都打倒。”
    還有同學道：“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立場。他不是‘土奸’，而是始終站在其中一部分人這邊，這部分人也是人家國內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人群。”
    這時一個叫胡序的男老師歎了口氣道：“我知道張潮的意思了。曆史悠久、文明燦爛，但是在近代又落後‘西方’的國家，其實都會麵臨這個問題。
    傳統與現代之間巨大的鴻溝，時刻在撕裂著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其中像帕慕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受到的折磨尤為強烈。
    皈依傳統，無法忍受那些落後的習俗對自由意誌的壓抑；皈依西方，又無法割舍傳統當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想要在兩者之間取衡，實際上更危險——就像走獸和飛禽都不喜歡蝙蝠一樣。
    你之所以說帕慕克幫後來人搬走了石頭，就是因為他冒了極大的風險，用明確的態度給後來人指出了如何在文學中處理這個問題。”
    張潮點點頭道：“帕慕克既開了路，又扛了雷，土耳其的年輕作家可以沿著這條路狂奔了，所以我說未來很快會有不同的後起之秀衝擊世界文學界的中心。”
    事實也是如此，在帕慕克之後，艾麗芙·沙法克、埃莉芙·巴圖曼等陸續受到了強烈的關注。
    有人道：“你的意思是，中國的當代文學，少這樣的一個人？”
    張潮道：“我們從外人的角度看帕慕克，欣賞他挑戰傳統的姿態和勇氣。但是類似的人誕生在我們內部的時候，我們真的會欣賞嗎？”
    又是一陣沉默。
    張潮道：“魯迅當年不僅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還要組織過漢字拉丁化運動，主張全麵廢除漢字，代以拉丁字母，就像越南那樣。
    我們怎麽評價當初他的這個主張呢？可惜，魯迅要再活20年，或者沒有被文化鬥爭牽扯那麽多的精力，也許會替我們搬開那塊石頭。當然，也不免被罵毀滅中華傳統的‘漢奸’了。
    所以，我們的當代文學不是落後沒落後世界的問題，而是從來就沒有一個足夠有分量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展現出某種理性的、可行的道路，為其他人梳理清楚‘繼承傳統’與‘擁抱現代’這個難題的症結所在。
    80年代的先鋒作家紛紛回歸現實主義，80後的年輕作家又都在回避傳統敘事，其實都是這個症結的產物——包括我在內。
    就像我在飯塚榮教授課上說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兩回事，我們的「當代文學」，究竟是曆史層麵的「當代」，還是文學層麵的「當代」，其實也要打一個問號。”
    說到後麵，張潮自己的情緒也不免低沉下來，語氣當中帶上了自嘲。
    師生們也似乎感受到了這股情緒。一個已經取得這麽多成功的年輕作家，骨子裏似乎竟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確實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這時有同學大喝一聲，嚇了所有人一跳：“中國文學的「當代化」，就在我們這些人肩膀上了！從今晚開始，我們要為這個目標，奮鬥不休！”
    立刻就有人笑道：“你這算什麽？‘中國文學的大排檔宣言’嗎？”
    大家都笑起來，隻是都有些落寞。
    張潮卻認真地道：“有何不可呢？”
    眾人都愣住了——你認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