蔻蔻穿了一件青綠色的迪奧的一字裙，上麵用湖藍色的絲線繡著細膩的裝飾。
陽光灑在上麵，裙子清澈的像是能泛起波光，而肩膀裸露出來的大片肌膚便是裙子所承載束縛住的湖水。
頸、肩、胸、腹……不同潤滑的曲線拚接在一起，水流由頸部豎直的流淌向下，在肩窩處稍稍匯聚停留，然後又水平向兩端擴散，滑過肩膀的輪廓，肩端連接著自然下垂的手臂，手臂之間鎖骨以下，是向前隆起的胸部。
那種感覺不是皮肉，而是瑩瑩流動的光。
既柔軟又明豔。
蔻蔻是那種你摸不清的姑娘。
絕大多數時候，她都表現的嘰嘰喳喳的像是一隻爛漫的小獸。
活力百變，陽光無限。
旁人會覺得這樣的女孩子就算要是哪天去演《聊齋》裏，被姥姥擄掠走奴役的孤魂野鬼。
她也是那種會講段子，會嗑著瓜子和你聊——“曉得嘛曉得嘛，某朝某地有某個趕考的書生當了嫌貧愛富的陳世美。”你說“真的？這麽渣？”她說“對吧對吧，被狗頭鍘鍘了狗頭，屍骨還在那邊的向日葵下埋著呢，不騙你，不信你可以明天帶把鋤頭自己挖挖看呐！”的八婆型女妖怪。
而絕非聶小倩這種哭哭涕涕，淚眼婆娑的伶仃美人的類型。
卻也有些時候。
她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不八婆，不鬧騰，不說話，就那麽靜靜的佇立著，像是畫上凝固的仕女圖，又仿佛是芭蕾舞劇最終一幕落下時，舞女在聚光燈下擺出高劈腿的姿勢，肅立不動，鑲嵌在舞台的背景裏，用肢體凝固了時間。
那一刻，蔻蔻的身上甚至有一種比酒井小姐都更加嬌嫩的“纖細”感。
說來奇怪。
她絕對不是那種碗豆公主，或者病怏怏弱柳扶風，一步三喘類型的女孩子。
這種嬌嫩的感覺更像是月光在湖麵上跳躍，而那一汪湖麵，則彌漫著胭脂色的桂花香。
一點點的風沙，一點點的塵煙，都會擦破這種氤氳嫵媚的感覺。
酒井勝子就是抓住了蔻蔻身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色彩質感，才有了設計這幅畫的靈感。
“X型的衣服的弧度會使得肌體的過渡更加的流暢，更能映襯出自然本真的感覺。”
酒井勝子畫完最後一筆，把畫筆放到了洗筆筒中，側過身說道，“搞定了，看看，我畫得蠻不錯的吧。”
聽說酒井小姐畫完。
蔻蔻頓時便像是解放了。
她小小地歡呼一聲，把手裏的阿旺放在窗台邊。
貓貓似乎也察覺到自己終於解放了。
它稍稍往前挪了幾步，卻不敢跑遠。
換成是從茉莉小姑娘手裏逃脫，除非茉莉手裏有吃的，否則在她鬆手的那一瞬，阿旺早就一溜煙的打著滾跑掉了。
但是當阿旺大王遇上了蔻蔻大王。
就像是熊孩子遇上了孩子王，偷偷摸摸的小毛賊遇上了呼風喚雨的梁山好漢，活力滿滿的小野獸遇上了更加元氣滿滿的女妖怪。
被物種克製的太厲害。
未經人家允許，它連跑都不太敢跑。
它扭著肥屁股，偷偷往前蹭了兩步，歪著頭來用試探性的目光盯著蔻蔻看，薑黃色的瞳孔中，帶著點打卡下班的喜悅，又帶著“本大爺終於贖身了？”的不確定。
在窗台上小步小步地拱了兩下，確定了對方不準備把它捉回去，搓扁捏圓，逼良為娼，強迫它繼續翻著肚皮接客之後。阿旺“噌”得一下，翹著尾巴從窗台上跳了下來。
因為有蔻蔻在身邊，它都沒有敢找最愛的酒井小姐黏過去討食吃，縮到畫室的角落處，叼了個磨牙咬咬棒，自己玩去了。
蔻蔻湊到了勝子的身邊。
“畫得好呢。”
她環住勝子的脖子，用鼻端貓一般的蹭了一下對方的臉頰，啪的摸出手機拍了張照片，然後評點道：“有點林間仙子的感覺，等我啥時候老了，就把這張照片洗出來，掛在牆上，讓那些年輕的小姑娘們瞧瞧，老娘年輕的時候，可是這麽美美噠的模特，上過藝術展呢！”
勝子無奈的笑笑。
她從蔻蔻的懷裏掙脫出來，在旁邊收拾著畫具。
整理東西的時候，酒井小姐從書包裏拿出了一個大信封，遞給一邊的顧為經。
“這是什麽？”
顧為經接過了對方手裏檔案袋一樣的東西。
它摸起來沉甸甸的很有份量。
“昨天我爸爸媽媽都特地從日本過來了，專程帶來這個，說是禮物。”酒井勝子在旁邊解釋道，“我媽媽特地說，讓我們兩個一起時，再拆開。”
顧為經愣了一下，馬上腦海裏就有了猜測，心髒頓時噗通、噗通地加速跳了起來。
他解開牛皮紙信封上的繞繩，檔案袋裏麵還套著一個稍小些卻依然很厚實的航空郵件袋。郵件袋上寄信人的發件地址用英文寫著“9500WilSGKantonSt.GallenWahlkreisToggenburgKirchberg(SG)”，以及“亞洲藝術期刊編輯部”的字樣。
《亞洲藝術》雖然叫做亞洲藝術，卻是一家所在地在瑞士的雜誌。
這個航空郵件，也是從瑞士發給酒井大叔的。
雖說寫論文時，言之鑿鑿的宣稱，讓兩個孩子自己去寫，能不能成看自己本事，大人們絕不介入。
但這種話就像酒井太太告訴勝子，參加畫展必須全憑自己的努力，父母不會幫忙一樣，都是扯淡。
教育孩子，讓他們努力是一碼事。
轉過身來，金發阿姨該拿著鞭子，像是抽旋轉小陀螺一樣，趕著胖大叔滾來滾去的幫忙，還是毫不手軟的。
自家孩子麽，你不幫忙誰幫忙呢？
東方式家長從來都是有一分力，就用一分力的。
而西方家長……其實也沒有啥本質的區別。
看上去國外媒體的宣傳裏，什麽自由成長、快樂教育，培養小孩子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十四歲後就不再介入他們的人生，成功失敗都是自己選擇的道路……各種理論一套一套的。
放牛娃式的快樂教育理念，歐美這樣的地方，確實普遍存在，但主要是在一些下層社區或者升學率很一般的政府公立學校，或者所謂的“Hillbilly（紅脖子鄉巴佬）”群體。
你要看那些比較好的私立學校，尤其是學校裏家庭條件沒有那麽好的普通小中產家庭出身的孩子。
從學生到父母，甭管是德裔、亞裔還是非裔，一大家子往往也是很卷的，照樣奉行“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理念。
什麽老爸咬牙打三分工，供孩子上一年55000刀的私立，老媽風雨無阻的帶著三個娃，每天衝去上各種各樣的課外輔導班，比比皆是。
名牌大學開學季，確實有學生自己開著一輛二手野馬，開個1200公裏的公路旅行，就溜達的過來報道了。
但也能看見，白人或者黑人家庭，拖家帶口，姥姥外公姨父二大爺，拎著大包小包，跟護送唐僧西天取經一樣，送著兒子女兒來上學來了。
隻能說，甭管什麽文化背景，什麽族裔，什麽信仰，是黃皮膚，白皮膚還是黑皮膚。
沒誰是妖魔鬼怪，也沒誰是六根清淨的得道高僧。
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些東方文化背景的家庭，父母表達愛的方式會相對含蓄內斂一些，有些西方文化背景的家庭，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也會看上去相對疏離一些。
然而總體上，都不過是可憐天下父母心罷了。
酒井勝子和顧為經，他們每一版寫的論文的好壞，每一次的改進，到底應該投什麽刊，哪個刊的審稿人喜歡這類論文，全是金發阿姨在那裏用手指戳著丈夫的圓肚子商量出來的。
尤其是藝術類的AHCI論文。
說簡單吧，肯定是放屁。
有些小國家可能一年都發不出來一篇，在重磅雜誌上刊登一兩篇，就夠在大學裏評教授的了。連布朗爵士這樣的牛人，都會把他所發表過的AHCI論文和伊麗莎白女王頒發給他的OBE官佐勳章一起，弄個玻璃罩在辦公室裏罩起來，炫給每一個來訪者看。
說它難吧。
客觀的來說，有些考古方麵的論文，是一個學者在偏僻的挖掘現場，工作五年甚至是花費了整整十年青春，所得到的一切成果的結晶。
字字看來皆是血。
但有些論文……它們的價值是很存疑的，不說是在辦公室裏吹著空調寫英文八股，但至少技術難度上大概是沒有在同等重量級理科類期刊上的所發表的那些NCS文章，來的高的。
就比方說，顧為經他們寫的論文。
別看這篇印象派論文每一個字都是他們兩個年輕人寫的，上麵屬著他們兩個人的名字，但他們隻是土地表麵能外被人看見的葉子。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功臣除了卡洛爾女士的那幅畫，還有酒井大叔。
他才是葉子下麵連著的那顆200斤的大蘿卜。
顧為經的論文的“氣質”頗像是那種天文學家觀察到了一顆新的類地行星，從而發表出的論文。
努力是重要的，可沒準運氣要比努力更重要，最大的難點是“發現”，而非寫論文。
而如今已經不是伽利略那種找珠寶匠，打磨兩片水晶往天上看，就算是在做天文觀測的年代了。想要有資格發表這樣的論文，你至少得有能接觸到天文望遠鏡數據的權限才行。
藝術行業也是同理。
顧為經論文內容在人家的內容編輯看來，其實是很可疑的。
兩個高中生在仰光做了幾個月的研究，就把美術史上第一位印象派女畫家誕生的時間往前推了十餘年。
任你文章寫的多麽天花亂綴，這本質上依然和誰晚上睡覺前，在陽台上用500刀買的望遠鏡往天上望望，就宣稱自己發現了太陽係的第十大行星一個意思。
噱頭是挺足的，可又有誰願意信呢？
天文觀測這種東西，隻要你真的找到了什麽東西，世界各地的學者都是能夠複現的。
而那張《雷雨天的老教堂》也許確實是難得的名家手筆。
誰又敢肯定，這是150年前畫出來，而非50年前或者100年前畫出來的？
他們的論文除了手上的一張油畫以外，什麽可靠的論據都沒有。
通篇都是猜猜猜猜猜……或許考古的本質都是猜猜猜猜猜，特洛伊古城到底有沒有被發現，猜猜猜；有大英博物館背書，賣了5億美元的《救世主》到底是不是達芬奇畫的，猜猜猜。
但藝術界每天都能誕生一萬個噱頭十足的猜想，期刊憑什麽要刊登你這個？
《救世主》有阿拉伯王室，有大英博物館在後麵站台，顧為經有什麽？菲茨國際中學麽？
歸根結底。
這幅畫之所以能刊登在《亞洲藝術》這樣的重磅期刊上，尤其是之所以能被編輯部選為本期學術期刊的封麵文章，占據整本論文集裏最好的位置。
不是因為他的藝術猜想提的新穎，也不是酒井勝子英文八股寫的文辭優美。
核心因素隻有一個——
文章的聯係人和通訊地址都留的是酒井一成在多摩美院的辦公地址，這就好似是紫金山天文台發表的天體物理學文章，或者卡文迪許實驗室發表的物理學論文。
也許隻是理論物理學的推論，甚至也許隻是一些學術綜述。
但有這樣的單位備注，就代表著權威……至少代表著“靠譜”。
他和酒井勝子在新加坡雙年展上的開門展台，是酒井一成刷臉刷到的。
他和酒井勝子在《亞洲藝術》上封麵畫的位置，也是酒井大叔一路在前麵翻滾，滾平了所有的溝壑，壓塌了所有攔路的荊棘，一發肉彈衝擊，撞進了期刊位於瑞士的編輯辦公室的大門，給他們硬生生的送上去的。
確實是自家孩子才能有這樣的待遇。
正常來說，這種文章就算能發，也跟顧為經沒啥關係。
能在論文的銘謝裏有那麽一行小字，都算人家有良心了。
商博良因為對羅賽塔石碑的研究名滿天下，成為一方巨擘的時候，又有誰在乎，那些發現、搬運石碑搬運的滿手水泡的埃及本地勞工，到底叫什麽名字？
盡管顧為經知道能發這篇論文，有無數個巧合，無數的運氣因素。
可當他撕開郵件的包裝，看著論文封麵上那張熟悉的《雷雨天的老教堂》的照片，和《ARTIBUSASIAE》的標題字母時。
依舊有一股巨大的成就感，湧於並充質著他的內心。
他知道。
從這一天開始。
顧為經這名字，不再會是藝術界的無名小卒了。
他便從Nobody，變成了Some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