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誅除梁冀之後，桓帝為收攬人心，第一件事不是改變梁冀執政之時的諸多弊病，而是論功行賞。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為縣侯，單超功勞最大，食邑兩萬戶，後又封為車騎將軍；其他四人各一萬戶，世稱“五侯”。中常侍侯覽呈上五千匹縑，桓帝賜以關內侯，不久又晉封為高鄉侯。就連小黃門劉普、越忠等八人都被封為鄉侯。從此以後，東漢政權又從外戚手中轉到宦官手中。宦官在心理上本就異於常人，此番奪取大權，還不如梁氏掌權之時。他們一心為了滿足自己，無惡不作、任意妄為，搞得天下大亂、民怨沸騰。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單超死時，桓帝賜以東園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殯時調動五營騎士、將作大匠建造墳墓。此時的桓帝，在親政掌權之後，其懦弱性格日益顯現出來，並在宦官的製約下，變得不明是非，暴虐無能。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擔任下邳令之時，暴虐無道、魚肉鄉裏。他不僅不將天下百姓放在眼裏，即使是汝南太守李皓，在被他視如草芥。他曾經強製要求娶李皓的女兒，遭到嚴詞拒絕之後，便帶領士兵將其女兒抓了過來，百般羞辱之後將其射殺。李皓知道了這件事情，也隻能徒呼奈何，直到東海相黃浮知道此事，便下令抓了徐宣一家，將其處死，以正律法。宦官徐璜為報仇便糾集了一幹宦官，在桓帝耳邊大肆進讒言，桓帝當即大怒，不問因由便詔令治獄，將東海相黃浮判了髡鉗重刑，謫入左校做苦工。
    其實，皇帝之所以會變得如此不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一方麵，這些宦官都為桓帝親政立下了汗馬功勞，皇帝執掌大權，當然不能忘恩負義。另一方麵，則是皇帝在此時已經是孤家寡人一個，在身邊沒有任何可堪大任的人才可用，隻能仰仗宦官。最後，則是因為桓帝在奪權成功之後，宦官為了博取他的歡心，想盡各種辦法，可謂煞費苦心。時間一久，桓帝便沉溺於享樂，逐漸荒廢了國家大事。這就引起了新興士大夫勢力的不滿。而在天下尋常百姓眼中，更多的人是選擇支持士大夫的，然而，他們畢竟和宦官的根深蒂固不一樣，在實力上遠遠比不上宦官。兩派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同，注定會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衝突。
    這一天終於來臨，事情的起源還需要從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說起。對於宦官亂政、為非作歹，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人人莫不怨聲載道。而正在此時，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借著桓帝下詔書大赦天下之際，加速自己的不法行動，這樣一來，自己便可以明目張膽地胡作非為，即使被抓住，也可以在大赦之時免於懲罰。而在此之前，由於宦官屢進讒言，桓帝又對其信任不已，朝中大臣大多被壓製。士族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早就看不慣宦官的言行，當此之時，雖然勢單力孤，卻依然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說他們糾結在一起，毀謗朝廷，危害社稷，桓帝聽信一麵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宦官見有機可乘，遂借機對朝中不滿他們的臣屬進行打擊。
    一時之間，朝廷之上可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為了維持局勢的穩定，為平白無故蒙受冤屈的官員平反，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二人一起站了出來。他二人位極人臣，朝中士人皆是唯他們馬首是瞻。針對當前宦官亂政、桓帝被蒙蔽的事實，太尉陳蕃、司空劉茂與其他士族官吏進行了嚴密的商議，可惜還是走漏了風聲，被宦官們提前察覺，向桓帝告發說，士大夫群集，欲對桓帝的執政現狀進行誹謗。果然，第二天，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二人便在大殿之上一起向皇帝進諫，桓帝一聽，頓時心中不悅，要不是這二人都是朝中重臣，這麽多年以來對漢朝也算得忠誠可嘉，桓帝幾乎就要當場發作。劉茂見狀，其膽小謹慎的性格便迅速占據了上風，原來商議好二人同時上書的事情，也隻能半途作廢。遂剩下陳藩一人獨自上書，為遭受陷害的官員辯解，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聞言，果然和昨天中常侍等人所說的一樣，欲要結黨營私，打擊忠心於自己的宦官們，隻是這陳藩樹大根深，一時之間還不好對付，桓帝便決定不理他，而宦官等人則因此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複。
    雖然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可惜畢竟相信宦官的是皇帝，劉誌一聲令下，天下莫敢不從，結果這些站在士族一方的官員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此時的河南尹李膺，對於朝局變動的情況也時刻關注著。之前宦官黨羽張成之子因為宦官的庇護，在大赦之前公然了結私人仇怨，殺害了一人。李膺負責查辦此事，宦官閹黨見桓帝即將大赦，對此事也沒有放在心上，哪知道李膺在大赦期間，對於張成之子的罪行壓下不審，專門等到大赦過後，再行定罪，以排解自己心中的憤懣，將宦官及其黨羽繩之以法。不久，按照當朝律例，李膺處死了張成之子。張成聞訊，心中大痛，心想：此仇不報枉為人，連夜向宦官稟明此事，要求他們念在自己忠心不貳的份上，為其亡故之子報仇雪恨，宦官對於李膺處處與他們作對之事，早就心懷不滿，欲要施以懲戒。於是，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結黨營私，誹訕朝廷，擾亂民眾。從此，士大夫與宦官間的矛盾就此爆發。
    桓帝聞言，當即大怒，遂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禦史中丞陳翔、太仆卿杜密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知道這是宦官之奸計，遂以“罪名不章”為由拒絕發布署詔書。宦官見桓帝頒布的詔書，因為沒有太尉的批準無法生效，便向桓帝進言，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範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他們的頭頸、手、腳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後被蒙住頭一個個拷打）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而不改其辭。
    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一並犯罪被監禁，這些人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司空劉茂深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也連同一批士人，向皇帝進言，請求赦免士人官吏的罪責，可惜桓帝此時已經徹底被宦官所迷惑，大權也大多掌握在宦官的手中，不久，司空劉茂便以協同之罪被罷免，改以光祿勳宣酆為司空。
    後來桓帝竇皇後的父親槐裏侯竇武同情士人，上書求情。
    桓帝聞言，心中暗想，此事大可就此為止了，因為朝中反對宦官的大臣幾乎全部遭到打壓，物極必反，沒有必要激起他們全部的變動。而宦官雖然好用，但如果權力太大，則非社稷之福。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桓帝頒布詔書，大赦天下，全部免除黨錮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