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齊，南齊在《資治通鑒》裏哪一冊來著？
    王揚有些失落。
    《資治通鑒》有簡版有全版，兩者相差如盆景與園林。王揚小時候讀簡版，裏麵自然沒有南齊，長大後讀全版，家中有一套中華書局56年版的《資治通鑒》，一共二十冊，但王揚主攻在漢唐，所以隻啃到第8冊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然後便跳到第12冊從陳隋開始，讀到第18冊又跳。再說從史學角度，以《資治通鑒》治史並非正統，所以即便跳過去幾冊也沒太在意，等以後有時間補就是了，哪能想到有一天穿越能用到？
    有一個關於當代學界的故事：
    一個人研究文學中的月亮意象，你問他德|國表現主義中的月亮主題，他說自己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你問他七月詩派中的月亮象征，他說自己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你問他漢賦中的月亮書寫體式，他說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學中的唐代文學。你改問唐賦，他說自己是研究唐詩的。你問他唐詩中寫月亮的句法嬗變，他說自己隻研究唐代大曆年間寫的詩......
    這個故事是說當代研究在專精化的同時也在不斷狹窄化，自限藩籬、深耕寸土的人越來越多，願意打破壁壘、博通兼取的，越來越少。這一來是因為博取本就很難，二是當代學術的考核、評判標準與學風所致，三也是學問實在太過廣大，莊子所謂“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清代學問為例，一個人即便窮盡一生，也無法精讀所有清代文獻，若專注於此，哪還有餘力顧及其他？
    王揚已算是很博覽的了，但根本沒關注過這個冷門又短命的南齊王朝，即便以他最精擅三個領域：文學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而言，對於南齊相關的也知之甚少，不過起碼比曆史要好很多，巴東王如果在文學上有什麽建樹，又或者給《左傳》、《易經》什麽的做過注，那王揚說不定能知道一二，但巴東王顯然不會在這方麵留名，這也就導致王揚完全沒有先知信息。
    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起碼王揚對南梁史的了解，要比對南齊史強上不少。不過他對南梁所知主要集中在南梁開國之後，尤其是梁武帝繼位的中後期，越往後知道的越多，像侯景之亂這種大變局，那更是認真細讀過，可關於蕭衍“創業史”的細節卻不甚明了，隻知道他是由雍州刺史之位，發兵建康，最後得勝。可為什麽發兵，又如何得勝、對手是誰等等，他都一無所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南齊亡於蕭衍之手，那......會不會蕭衍就是在這次巴東王之亂中崛起的？
    “你認識蕭衍嗎？”王揚問蕭寶月。
    寶月正消化巴東王的事，突然被問到蕭衍也是一怔。
    蕭衍與當今天子同是五胡之亂時遷居江南的蕭家先祖蕭整的六世孫，也就是說，兩人輩分相同，但支脈卻遠。蕭衍相當於皇族疏屬，在血緣上遠不如寶月在宗室內的地位高。至於家門權勢，更不能寶月家相比。
    “問他做什麽？”寶月皺眉。
    寶月對這個遠房族叔可沒什麽好感，不隻是因為此人是竟陵王一黨。
    “不做什麽，就是突然想起來了，他現在還做戶曹屬嗎？”
    王揚在日常交際中很注意搜集信息，如今對當朝之事也有不少了解，他聽說蕭衍之前以司徒西閣祭酒的身份（副總統府辦公室副主任）在竟陵王西邸做學士，乃竟陵王麾下八大才士之一，人稱“八友”，也就是他穿越前就知道的“竟陵八友”，這在文學史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
    後來經王融推薦，得到王融叔父王儉的賞識，在王儉的衛將軍府（諸將軍府中排名第三，東晉南朝位甚重，晉時常以權臣兼任）任職，聽說好像是升了戶曹屬。（七品，軍府中上層，類似軍|委下設某部主任）。不過荊州消息遲滯，再加上蕭衍不是什麽大人物，王揚又沒有權威的消息源，所以很難獲得第一手情報。
    寶月雖然不解王揚之意，但還是回答道：
    “他已經升了六品。去年天子為南郡王（太子的長子）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僚屬，選了他和沈昭略。他做王文學，沈做王友。”
    天子給嫡長孫選屬官用二皇子的人，有點意思......
    “王文學”這種官職（和柳惔先前的官一樣）在南朝是攢資曆的清望官，對門第要求極高，再加上寶月說“高選僚屬”（《南齊書·鬱林王本紀》記永明七年“高選友、學”。同書《沈昭略傳》言“南郡王友、學華選”，華選也就是高選的意思。），可見名望是不錯的。
    雖然品級不低，又有前途，但卻沒實權，不像是能趁亂崛起的樣子。當然這種事情也說不好，但即便是崛起，也很難宰製一州。這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從當時的轉遷邏輯上來說，蕭衍就算再得重用，破格連跳幾級，也沒有可能做上雍州刺史，除非巴東王能攪得天下大亂，亂到海內鼎沸，大爭之世，那自然萬事不可測。可關鍵是，巴東王有這個本事嗎？
    寶月見王揚思慮糾結，不明所以，說道：
    “臨淵而立，當慮墜溺之危，而非眺彼岸之林。如今荊州形勢壞至如此，你不問荊州，而問蕭衍，難道，難道說他與荊州之亂有什麽關聯？難道竟陵王參與其中？！”
    寶月臉色倏變！
    王揚本來遺憾沒讀南齊史，失了天眼優勢，聽了寶月的話，突然對自己執著尋求曆史定局的想法暗生警惕。
    有了自己穿越，攪動荊州，蝴蝶效興許已經開始，不說其他，就說古文尚書辨偽和收複蠻部一事，不就是原定曆史上沒有的嗎？一事變，百事遷，曆史說不定已經暗中分出一條新線，《易》雲：“變則通，通則久。”又言“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若執著於依仗曆史定局，不僅容易形成依賴，惰我心智，鈍我機變，更易緣木求魚，畫地為牢！
    若不能隨勢應變，隻著眼以所知原時空的史事謀利，就是直接被帶到溝裏，也不是不可能。
    真正的先機，從來不在曆史書中的既定文字，而在足夠清醒的洞察與足夠明智的決斷！
    想要求活命，先要求活心。隻有心活，才能不困於桎梏、束手束腳。
    我既能注六經，則六經亦能注我！
    若我智能足，我謀能周，我行能勇，我意能堅，則何必求先知，何必問天意？
    與其尋難求之史，不如自己，落筆成史！
    王揚一念及此，胸中塊壘盡去，對寶月灑然一笑道：
    “你不要亂猜，是我糊塗了。你說的是，現在該問荊州的事。”
    然後便拋開蕭衍，細問憐三關於荊州之亂的具體情形。
    寶月見王揚本來愁眉不展，忽然間就豪氣頓生，不由得暗暗稱奇。
    但不管寶月還是王揚自己，都不明白王揚此刻的“念頭通達”會具有多麽重要的意義。
    其實王揚想得沒錯。
    曆史的確已經悄然改變。
    在原來的曆史線上，巴東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劉寅領頭密告他與蠻部交易兵器，巴東王盛怒之下，斬殺台使官員，倉促應對禁軍。雖擊敗第一波來敵，但卻不能改變大局，最後落得一死。
    （唐時修的《南史》對巴東王持同情立場，語多修飾，記巴東王第一次打勝之後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給人一種巴東王勝了之後主動放下兵器的感覺。梁時的《南齊書》把朝廷第二次發兵之後的形勢記得更清楚：“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
    可王揚穿越之後，劉寅被王揚逼得改投門庭，以巴東王為依靠，自然不會再有告密事，又因為柳憕要親眼看著埋伏王揚，所以孤身到樂家莊園中的偏僻小亭，以致於被蠻兵俘獲，由此引來王揖查問，再由此引得巴東王心虛截殺，而截殺計劃遇到永寧兵擾亂和王揚智脫，不見王揖、王揚屍體，進而導致巴東王著手準備應變。再到劉寅改投門庭讓巴東王獲得廬陵王積蓄的大筆金錢，底氣加足，最後是王泰利用王揚供詞進行刺激。
    巴東王由原來時空線的被動應對，到現在的主動出擊，其勢已與原曆史中不可同日而語。又以柳憕被抓和蠻人截殺使團為引，以蠻禍為由，扣住上佐，舉起大旗，號令荊州，再加上被王揖一逼，用險出奇，大破王揖，首戰立威，進而席卷郡縣，勢頭比原曆史中勝了數倍！
    縱觀整個巴東王謀反過程，看似步步是形勢所逼，招招是巴東王自己決定，但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受到王揚這個變量的深刻影響！
    翅膀揮扇之間，層層疊加，最終在荊楚大地上匯聚出一場比原本時空裏更劇烈、甚至有可能改寫整個王朝命運的颶風！
    所以即便現在天上掉下來三冊《南齊書》，也未必做得了未來命運的劇本，故而王揚的確不必遺憾沒有先知，因為自他名動荊州之日起——
    古月今塵，春秋筆墨，皆待重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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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關於蕭衍起家官是衛將軍東閣祭酒還是巴陵王法曹行參軍亦或其他，學界是有爭議的。關於此問題的確定也涉及到本書中此時蕭衍擔任的官職。把這個爭議過程講得很清楚的是何良五的《“竟陵八友”之蕭衍、沈約三考》，去年劉躍進先生編的《中華文學史料》第六輯也收了這篇文章，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去看，不過其最後結論也未必能為確論。本書還是以《梁書》的記載為基，綜合何良五、莊輝明、趙以武、柏俊才考論的一部分（參《蕭衍評傳》、《梁武帝及其時代》、《梁武帝蕭衍考略》），把起家官定為巴陵王法曹行參軍，後為司徒西閣祭酒，再轉衛將軍東閣祭酒，再升衛將軍戶曹屬，此時為南郡王文學。至於為什麽這麽定的原因就不說了，不然又得寫一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