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僅限於華夏/漢民族；本書從中華民族的整體方麵探討其起源。
    民族屬於曆史的範疇。從人類起源到舊石器時代結束，占據了人類曆史99％以上的歲月，在那漫長的時代，當然沒有民族的區分；新石器時代各部落與部落集團，也還不能與國家形成以後的民族區分相提並論。然而以現代科學成就說明中華民族遠古祖先的來源、社會進化與部落集團狀況，是中國民族史應有之義。故本書首先以一編的篇幅，對中華民族的起源作一扼要的敘述。
    迄今古人類學的發現與研究的結果表明，在中華大地上，人類起源的各個階段沒有缺環，可以建立比較完整的進化序列；在世界上，也僅僅中國有如此豐富的發現。更引人矚目的是，其體質特征與蒙古人種（黃種）的起源、形成相聯係，說明中華民族的遠古祖先，應是這些繁衍生息於中華大地的遠古居民。從而證明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土著特點。
    到了新石器時代，文化區係及同一區係不同類型的區分，反映出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特點；當時社會進化及其多區域不平衡狀況，又說明中華民族在起源時代已呈現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同時彼此影響，有著多層次的內在聯係與統一性。遠古神話傳說，與地下發現所反映的上述曆史特點，差可相互印證。
    總之，中華民族起源於中華大地，既不是來自中華大地以外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於黃河中下遊。中華民族是在中華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與統一性。
    第一章中華民族起源的土著特點與多元特點
    第一節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諸說
    人類起源於何方？是從一個中心起源，還是多中心？一個多世紀以來，曾有過多種說法，至今未能定論。不過，目前古人類學與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界已公認：在從猿到人進化過程中，臘瑪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人類的直係祖先。自本世紀60年代在雲南發現了臘瑪古猿化石後，1975年又在雲南祿豐陸續發現，不僅化石的數量多，並且至今還是世界上唯一發現了臘瑪古猿（雌性祿豐古猿）頭骨的地點。
    1987年，又在元謀縣小河村蝴蝶梁子發現了蝴蝶臘瑪古猿。這些重要的發現，在地理上都距元謀直立人發現的地點相距甚近。近些年來，在湖北建始、巴東等處也發現了南方古猿化石，1990年5—6月，在湖北鄖縣曲遠河口學堂梁子更發現了一具人類頭骨化石，經初步研究斷定與1989年5月在同一地點發現的人類頭骨化石屬同一類型，定名為鄖縣人。在鄖西也發現過直立人化石；距鄖縣、鄖西縣均不甚遠的陝西藍田縣也發現了藍田直立人。這些從猿到人相銜接各個環節的發現，加上其它多處直立人的發現，證實了我國應是人類起源的地區之一；中華民族決非來自中華大地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
    那麽，在中華大地上，中華民族是從一個中心起源，還是多區域起源發展？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綜括先秦史料，敘述共工、驩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而言於帝[堯]，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甫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古代的正統觀，影響非常深遠，是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一元說。
    自17世紀起，歐洲開始有人認為中國人種與文化來自埃及。這是歐洲人倡中華文明“西來說”最初的假說。到19世紀，法國的東方學學者拉克伯裏（terriendelacouperie）倡中國人種與文化來自巴比倫的巴克族。到本世紀20—30年代，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esson）主要依據我國仰韶文化彩陶藝術的某些圖案與西方某些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風格有相似之處，斷言仰韶文化是從西方傳播而來，首先開化於中國的新疆，然後才東移發達於中原地區。此為關於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新西來說”。由於安氏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作過開拓性貢獻，其假說曾流行一時；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安特生後來對其“西來說”已有所糾正。此外，還有關於中國人種與中國文化起源幹中亞、南亞等說，均可歸入“西來說”；起源於緬甸、印度尼西亞等處，略可稱之為“南來說”；起源於西伯利亞等處，可稱之為“北來說”。凡此種種，以“西來說”最為流行，均可概括稱之為關於中國人種與中國文化的“外來說”。
    上述各種“外來說”的產生，一方麵受著當時流行的學說與方法論的影響，有些也受著西歐中心史觀的支配，同時也限於當時的學術水平與資料缺乏。這些假說提出之後，在中國與西方當時即已受到了駁難，終因考古資料的貧乏而未能消除其影響。至於各種“外來說”的內容及其駁難的詳細內容，屬學說史範疇，不擬在此詳述，林惠祥《中國民族史》有專節介紹，可資參鑒。新中國建立以後，對“西來說”等進行了批判，可參考尹達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等論著。
    在當代，關於世界文明起源的學說中，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glyndaniel）在其《最初的文明：關於文明起源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認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是獨立起源的，即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包括奧爾密克文化和瑪雅文化）和秘魯。值得注意的是，丹氏所舉的六種文明，中華文明既不像兩河流域與埃及那樣地處五海三洲相接，四通八達之區，因而希臘、羅馬文明受其啟發而臻於發達，與印度文明也有較密切的聯係；也不像美洲印第安文明那樣被兩大洋隔絕，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不為世人所知。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在上述六種古老文明中，唯獨中華文明從起源時發展到今天，其文化傳統一脈相傳，未被割斷。中華民族這種獨樹一幟的特點，在起源時代已經萌芽。
    第二節中華民族起源的土著特點
    在中華大地上，埋藏著十分豐富的古人類化石。人類起源與進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個進化階段沒有缺環；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遠古居民的體質，具有明顯的承襲與發展特點，基本上是蒙古人種主幹下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關於中國人的祖先外來的說法，沒有可信的古人類學依據。
    一、中華古人類各進化階段的發現
    詳細論證中華遠古人類各進化階段的特點與序列，屬古人類學的範疇，已有人類學家一係列論著。今簡要譜列中華大地遠古人類進化各階段的發現：
    直立人，又稱猿人，是人類進化的最早階段，其距今百萬年以上者為直立人的早期階段，數十萬年者為中晚階段。
    元謀直立人，或稱元謀猿人，簡稱元謀人（以下均用簡稱）。
    1965年發現於雲南省元謀縣那蚌村，距今170萬年，為我國已得到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
    藍田人，1963年在陝西省藍田縣陳家窩發現了古人類的下頜骨，1964年在該縣公王嶺又發現了古人類的頭骨，經研究均定為直立人，命名為藍田人。其公王嶺發現者年代早於陳家窩者，距今約百萬年。
    鄖縣人，1975年在湖北省鄖縣梅鋪龍骨洞已發現四顆古人類牙齒化石，經鑒定為直立人遺骸，已命名為鄖縣人，屬直立人早期。前已敘述，1990年又在鄖縣曲遠河口學堂梁子經發掘出土一具古人類頭骨，經專家研究與1989年在同一地點發現的古人類頭骨化石屬同一直立人類型，仍命名為鄖縣人。
    北京人，1921年和1923年在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猿人洞（周口店第1地點）開始發掘發現古人類化石，1927年命名為北京猿人，現已改稱北京直立人。1929年在裴文中教授獨自主持下，於12月2日下午發現了一具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震動了世界的學術界。自此以後，尤其是發現了舊石器與用火的遺跡，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了肯定。新中國建立後，又有許多重要發現，前後總計發現了屬於40個個體的北京人化石和不下10萬件石製品以及豐富的骨器、角器，尤其是發現了豐富的用火的遺跡。北京人的文化堆積達40米，積年距今70萬—20萬年，可證當時已有較穩定的活動範圍與較固定的居地。在全世界同一階段人類遺址中，北京人的材料最為豐富。
    和縣人，1980年發現於曳徽省和縣龍潭洞。年代與北京人相近而較北京人有若幹進步性狀。
    金牛山人。
    1984年經發掘發現於遼寧營口市永安鄉金牛山。專家研究，認為其頭骨形態較北京人進步，而與大荔人比較接近，然而伴生的古生物物種，未越出早更新世。目前，有的著作將金牛山人譜列於直立人，有的譜列於早期智人。盡管屬人類進化哪個階段尚未論定，但這一發現在研究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過渡方麵具有重要意義則無可置疑。在距此不遠的遼寧省本溪市廟後山，1979年出土了古人類化石，其形態與金牛山入接近，兩者都是東北地區目前已發現的最古的人類。
    此外，在安徽省巢縣、山東省沂源縣、河南省浙川縣和南召縣、貴州省桐梓縣等處，都已發現了直立人化石，並已按人類學傳統命名。經過初步研究，這些均屬直立人中晚階段。
    早期智人，又稱古人。從我國材料看，這一階段人類生活在距今10萬至4萬年以前。已發現的有大荔人，發現於陝西省大荔縣；丁村人，發現於山西省襄汾縣丁村；許家窯人，發現於山西省陽高縣許家窯；長陽人，發現於湖北省長陽縣；馬壩人，發現於廣東省曲江縣馬壩。
    晚期智人，又稱新人。這是生活在距今4萬至1萬年以前的人類。在我國已發現的範圍遠較直立人與早期智人為寬廣，舉其要者：山頂洞人，發現於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山頂洞；峙峪人，發現於山西省朔縣峙峪；河套人，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薩拉烏蘇河一帶；哈爾濱人，發現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闊家崗；安圖人，發現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建平人，發現於遼寧省建平縣；柳江人，發現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柳江縣；興義人，發現於貴州省興義縣；麗江人，發現於雲南省麗江縣；東山人，發現於福建省東山縣；左鎮人，發現於台灣省台南市左鎮。
    以上直立人，除元謀人發現於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謀縣，地處金沙江南岸，屬長江上遊；其餘比較集中於黃河中遊和長江中遊。早期智人，目前所知比較集中於黃河中遊的黃土高原。晚期智人，已知的分布範圍，西南至雲、貴，東南至閩台，東北至黑龍江，北方至內蒙古；若以與晚期智人相應的舊石器晚期文化分布而論，則已有較晚期智人遺骸化石的發現，範圍更大。可見，到了晚智人階段，也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中華大地已普遍有了人類的分布。
    二、中華古人類與蒙古人種起源形成的聯係
    自本世紀20年代發現了北京人、河套人等古人類化石以來，古人類學界即已注意到中國古人類的體質不僅一般地表現了人類進化各階段的特征，還越來越與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征相聯係，從中已初步追溯出蒙古人種起源與形成的過程。比如，美國人類學家海德路加（ale，ika）曾首先指出鏟形門齒是蒙古人種的性質。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曾指出北京猿人具有一係列與蒙古人種密切相關的性狀。我國人類學家賈蘭坡依據魏登瑞和海德路加的研究結果，統計現代蒙古人種和其他人種有鏟形門齒者所占百分比，指出鏟形的上門齒在蒙古人種中有最大的優勢。在蒙古族人中，有鏟形上門齒者，男女均占91.5％；漢人中男性占89.6％，女性占95.2％；居住在美洲的奧克斯印第安人，男女均占98.3％。而黑人男性中占9.o％，女性占7.8％。據人類學家卡包奈爾（carbonell）於1963年統計，中國人、日本人中顯著具有內側鏟形門齒者占92.7％，上外側鏟形門齒者占91.3％；其他人種，或者完全沒有，高者也不過5％。
    過去魏敦瑞曾經將北京人的鏟形門齒這一特征，作為北京猿人是現代蒙古人種祖先的一個論據。現在的材料證明，這個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170萬年以前的元謀人。元謀人的兩枚上內側門齒，即已呈現鏟形結構。在我國所發現的古人類遺骸中，凡發現了上門齒的，鏟形性質都很明顯。
    鏟形門齒發育，在我國遠古居民中都比較突出，隻是表明其與現代蒙古人種的直接淵源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其它如頭型、顱麵等許多特征，均表明大荔人、馬壩人等早期智人已經出現了向蒙古人種方向演化的萌芽，到了晚期智人階段，不僅有了柳江人那樣的早期蒙古人種的代表，並且與山頂洞人比較，蒙古人種在那時已出現了南北異形的現象。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點，與晚期智人階段有明顯的繼承性與發展聯係，並且在蒙古人種的同一性中，有了不同種係類型的分化。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以及其它邊疆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既是在蒙古人種主幹下發展，同時以黃河中遊與下遊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為例雖屬於同種係，仍存在某些性狀的差別，表明當時的居民，已存在不同族群的區分。
    綜上所述，中華大地是人類起源的地區之一，是蒙古人種的故鄉。中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有些在漫長的進化中已移居於中華大地以外，但中華民族的祖先，應是來自這些遠古洪荒時代已繁衍生息於中華大地並且繼續在本上創造著中華畏族起源階段曆史與文化的人們。中華民族在後世的發展中吸收了外來的文化與民族成分使自身更加壯大，但就整體而言，中華民族起源於中華大地，具有鮮明的土著起源的特點。
    第三節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特點
    中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分散活動於四麵八方，在彼此分隔的條件下，適應遼闊中華大地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環境，創造著曆史與文化。舊石器時代已顯現出來的區域性特點的萌芽，到新石器時代，更發展成為不同的區係，從而成為認識中華民族起源多元特點的科學基礎。
    一、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分布與區係的萌芽
    迄至目前為止，在我國已發現舊石器地點200餘處，其中比較集中於黃河中遊黃土高原，而長江以南的發現顯得相對少一些。
    屬於百萬年以前的舊石器地點，已知的有四處：即發現於山西省芮城縣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80萬年，是東亞與北亞已知年代最早的舊石器文化。元謀人文化，距今170刀年。另外兩處在河北省北部陽原縣小長梁和東穀坨。這兩處地點相距甚近，年代距今百萬年左右。以上四處，除元謀人文化遺址地處雲貴高原，其它都在黃土高原及華北平原向蒙古高原過渡的地帶。
    距今10萬年以上至百萬年以下的舊石器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晚階段，以北京人文化最為豐富和突出。前已敘述，稍早於北京人文化的有藍田人文化及山西省芮城縣發現的匼\\\河文化；晚於北京人文化的有金牛山文化和大荔人文化等。這一階段的舊石器文化發現，以黃河中遊及其支流渭、汾兩水流域最為集中。在貴州省黔西觀音洞發現的觀音洞文化，是這一階段中國南部舊石器文化的代表。它的石器類型與工藝較之北京人文化有多方麵的相似與相同，也有明顯的差異。反映出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中晚階段，已出現地區複雜和多樣的麵貌。
    距今10萬至4萬年以前的文化遺存，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從分布地理看，已發現的與距今10萬年以前的階段基本相同；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即距今4萬至1萬年的時期，已發展到分布於全中國各省區。
    在中國北部，舊石器晚期文化地點幾乎遍及黃土高原；在內蒙古和華北平原也有越來越多的發現；東北地區已延伸到黑龍江中上遊的漠河、呼瑪十八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自治區的定日縣蘇熱、申紮縣的多格則和珠洛勒，日土縣的紮布，普蘭縣的霍爾區及那曲縣城附近發現了五處舊石器地點。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霍霍西裏、托托河沿及海西藏族自治州的格爾木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爐霍等處，也都發現了舊石器地點。青藏高原發現的這些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既與黃河流域同時期文化有共同的特征，又顯示出地方性的特點。這些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舊石器地點，是世界考古學史上創記錄的發現。中國南部分布範圍擴大的突出例子，是繼1987年在福建省東山縣發現了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東山人之後，1990年又發現距今14000至8000年的舊石器文化。在台灣省也發現了左鎮人及舊石器晚期文化，並依據其體質特點與文化麵貌，可證台灣舊石器晚期有人類活動並且是由大陸向沿海島嶼遷徒而來。
    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不僅分布廣泛，而且已出現不同技術傳統的區別，是考古文化不同區係發展的萌芽。
    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中晚階段，中國北部與中國南部的舊石器文化既具有基本的同一性，又具有不同的風格。同一地區，也出現了不同的技術傳統。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可以區分出“匼\\\河一丁村係”和“周口店第1地點（北京人遺址）一峙峪係”兩大傳統。前者以大型石器為主，其中尤以三棱大尖狀器為最典型的器物。藍田、匼\\\河、三門峽等處遺址的舊石器文化都屬這個傳統；後者以小型石器發達為特點，尤其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細化的傾向已相當明顯。周口店第1地點、15地點、大荔、許家窯等遺址的舊石器文化屬於這一傳統。這種不同技術傳統的區分，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已醞釀出新石器時代形成諸多文化區係的基礎，是追溯中國新石器文化多元起源與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淵源所自。二、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元起源與多區域不平衡發展我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迄今在各省區已發現共7000餘處。黃河與長江兩大河的中遊與下遊分布較密，尤其黃河中遊，仰韶文化遺址已發現達1000餘處。年代一般自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縣高林村鄉甫莊遺址發現屬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經過四年研究，確定其年代距今萬年左右。華南則早期年代偏早而結束晚於中原地區；其它邊疆地區結束均稍晚些。盡管發展不平衡，但各地區地新石器文化各有淵源，自成係統，分布區域明確，文化內涵與麵貌也不能互相重合，因而可以劃分出幾個較大的文化區係。各區係之間，互相影響，互相吸收，有著多層次的聯係與統一性。根據考古學界的整理和研究，各文化區係的內涵、麵貌、演進、交融與匯聚，已有了比較明確的輪廓，反映著各個區係的文化是具有共同文化傳統的部落集團創造的曆史；同一區係中存在著不同的文化中心和諸多類型，又表現了各大區的部落集團中存在著眾多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
    （一）黃河中遊，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至甘青接壤地區，分布著仰韶文化。其淵源與承襲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裴李崗、磁山、大地灣三種較早的新石器文化，（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中原（陝西省關中、山西省南部、河南省及河北省南部）龍山文化（約前2900—前2000）。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可能是夏文化（晉甫、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先周文化（關中）。
    （二）今黃河下遊，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隸，實際是先秦濟水及海岱地區，分布著大位口文化。其淵源與承襲序列是：青蓮崗·北辛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東（典型）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嶽石文化（前1900—前1500）。嶽石文化填補了山東龍山文化與商文化的空隙。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多認為是遠古傳說大吳、少吳及夏商西周三代的東夷文化。
    （三）長江下遊以大湖平原為中心，南達杭州灣地區，北以南京市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形成了一個新石器文化區係，其序列大體是：河姆渡文化早期（前5000—前4000）→馬家浜·崧澤文化（前4300—前3300）→良諸文化（前3300—前2200）。良渚文化與中原龍山文化大體同時發展，曾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在長江下遊的變體，可見其受黃河流域影響之深；另一方麵，良諸文化因素，特別是其中玉器，如玉琮、玉壁等禮器，在商周禮器中為祭天地的重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某些花紋，後來在商周青銅器上頗為流行。又可見其為商周禮樂文化的一個重要來源。目前，民族史學界頗以長江下遊新石器文化為追溯百越民族與文化起源的對象，而與中原文化的聯係在考古學與民族史學界都很重視。
    （四）長江中遊，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盡三峽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遊新石器文化相間分布，是一個自成體係的新石器文化區。其淵源，目前考古學界尚在繼續研究。自1977年起，先後在湘西的石門縣、澧縣等地發現了早於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其中石門皂市下層文化經碳—14測定（未經樹輪校正）為距今6920±200年。1990年夏，又在湘北嶽陽市洞庭湖區墳山堡遺址上層發現屬於屈家嶺文化的一組連體建築，在其下層出土一批較大溪文化更早的遺物，與皂市下層文化近似。1989年初在湖南省澧縣洞庭湖區澧水北岸雞公山發現了屬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距今約10萬年，還填補了洞庭湖平原舊石器文化的空白，對研究中國南部舊石器中期文化和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起源都有重要意義。此外在湖北省秭歸縣、天門市等處也發現了屬於皂市下層文化範疇的新石器文化。據目前已有發現與研究成果，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區的序列大致是：皂市下層文化（約為前5000）→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屈家嶺文化（前3000—前2000）→青龍泉三期文化（又稱湖北龍山文化，約為前2400）。考古學界與民族史學界頗以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為追溯三苗部落集團及其文化起源的對象。
    （五）遼西及燕山甫北，主要分布著紅山文化。紅山文化因赤峰紅山後遺址命名，分布以遼西及赤峰市為中心，延及河北省北部及京津地區，北緣達哲裏木盟與鐵嶺以西與沈陽一帶。過去因其陶器彩繪頗具有受仰韶文化影響的風格，被認為是仰韶文化的一支。自80年代以來，發現日增，更注意其陶器的“之”字紋，有細石器等特點，逐漸認定紅山文化分布之區是一個自有淵源和自成係統的新石器文化區。在遼寧省沈陽市新樂遺址下層、阜新石查海、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興隆窪等處都發現了年代顯然早於紅山文化而又與之有密切淵源關係的新石器文化。紅山文化的後延已知的為夏家店下層文化，這已是青銅器早期的文化遺存，其上限與紅山文化的下限尚有千年空隙。因此，紅山文化區的序列大致是新樂下層文化（前5300—前4800）→紅山文化（前4500—前3000）→夏家店下層文化（前2000—前1500）。由於紅山文化有了玉龍、積石塚、祭壇、女神廟等重要發現，而且其玉器很發達，與商代日常使用玉器淵源聯係明顯，因而考古學界非常重視其在中華文明起源史上的地位。
    （六）黃河上遊。黃河中遊彩陶藝術在公元前3000年以後就已衰落，在甘肅、青海、寧夏一帶黃河上遊地區新石器文化中卻更發展了。這一地區新石器文化主要是馬家窯文化。
    馬家窯文化，以隴西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達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據地層疊壓關係與文化麵貌，或可以認為是仰韶文化的一種變體，稱之為甘肅仰韶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至前2050年。其後延一般認為是齊家文化，是一種晚期新石器文化或早期青銅文化。其分布與馬家窯文化地域重合，然而到底是承襲馬家窯文化還是承襲陝西龍山文化，考古學界意見分歧，年代上限約為公元前2000年。
    燕山以北和黃河上遊兩個區係，都在新石器時代（包括早期青銅文化）為農耕文化兼有較多的養畜業。青銅器時代，即主要是遊牧民族的文化。燕山以北西拉木倫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一般認為是山戎和東胡人的文化遺存；黃河上遊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銅文化，則可能是氏羌部落集團及其先民的文化遺存。
    （七）華南地區，以鄱陽湖一珠江三角洲為中心，包括兩廣、閩台和江西等省區，依目前所知，新石器時代基本可以分為早晚兩期。
    早期遺址多分布於洞穴、貝丘和台地。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大量打製石器與磨製石器共存，骨角器比較發達，有的還有蚌器，普遍地使用器形簡單的繩紋粗陶，農耕遺跡不甚顯著，也沒有明顯可以肯定的家畜遺存，而采集與漁獵經濟占主要地位。年代也普遍偏早，如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下層、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甑皮岩遺址、廣東省英德縣青壙洞穴遺址的新石器文化，經碳—14測定，年代大約都在距今8000—9500年，即約為公元前7500—6000年。
    華南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已有了較發達的農業，其中有些硬陶甚至是在高達900—1100c高溫條件下才能生產出來。有的遺址中還發現了彩陶。已命名的有以江西省修水縣山背村遺址命名的山背文化，年代為公元前2800年左右；以廣東省曲江市石峽遺址命名的石峽文化，約為公元前2900—前2700年；因福建省閩侯縣曇石山遺址命名的曇石山文化，年代尚待進一步測定，其文化性質與台灣鳳鼻頭文化屬同一範疇，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廣泛分布在華南的新石器文化，應是百越先民所創造的文化遺存。
    （八）西南地區，包括雲貴和川康西藏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遺址，發現相對少些，區係劃分也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從雲貴高原元謀人、桐梓人、麗江人及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文化的發現來推斷，應有當地新石器起源的發現。然而月前所知的當地新石器文化遺址，年代普遍晚於黃河與長江中下遊及華南地區；其文化麵貌，既與黃河中遊與上遊地區，又與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有著多層次的聯係，同時也表現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區域：
    昌都、甘孜等地區、川西和滇西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黃河上遊及中遊的新石器文化有密切的聯係，這些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大概與黃河上遊、中上遊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同屬氏羌部落集團的先民。
    1990年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北郊曲貢遺址，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文管會聯合發掘，出土大量打製石器與磨製石器共存，陶器有雙耳罐、單耳罐、高領罐、豆，不少陶器製作精美，同時發現的一件猴頭陶塑藝術品，似可以將西藏古蕃人關於人類起源於猴的神話傳說上推到新石器時代。細石器的發現，填補了西藏腹地細石器的空白。是一處距今約4000年，即大約為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遺址，而且是代表著與昌都卡若文化不同的另一種的文化遺存。
    川東屬長江中遊新石器文化區，已如前述。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受陝甘影響較深，而又具有獨特的風格，至商周發展為蜀文化。從今大理以東以南和滇中、滇東北及貴州和長江以南的川東南地區，成為我國西北與東南的新石器文化的交匯地帶，有來自黃河上遊與中遊的明顯影響，而來自長江中遊、下遊及華南的文化影響占有一定優勢。可能是一支受氏羌先民影響較深的三苗與百越集團的先民所創造的文化分布之區。
    （九）東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裏木盆地東緣，普遍分布著以細葉石器為代表的遺存，而陶器與磨製石器始終未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些以細葉石器為代表的廣大地區，在新石器時代除東北北部有些地方有農業的發展，大都仍以采集、狩獵為主；進入青銅時代，或演化為遊牧區，或為漁獵區；塔裏木盆地東緣，則有較發達的農業文化遺存。這些以細葉石器為代表的文化，是北方各遊牧與漁獵部落集團的先民的文化遺存。
    以上各區係，發現與研究都不平衡，有些課題在考古學界尚有多種觀點在爭鳴競長。然而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是考古學界與民族史學界已得到了共識的觀點。
    第二章中華民族起源的時代
    第一節原始群與原始氏族社會
    在第一章已敘述，中華民族起源時代包括整個中國的石器時代近200萬年的漫長歲月；從社會進化而言，是原始社會時代。推動社會進化的，一方麵是人自身的進化和種的繁衍；另一方麵是生產工具的進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因為那漫長時代沒有文字，依據考古學成果，先秦記述的遠古傳說及民族學資料互相印證，才有可能對原始社會的進化做出輪廓式的判斷與敘述，即原始群、血緣公社、母係氏族社會、父係氏族社會和原始社會向國家起源的過渡。由部落聯盟向國家的過渡，通常稱之為軍事民主製，本書稱之為前王朝期軍事民主製古國。
    一、原始群
    直立人早期階段，人類還保留明顯的原始性質，但西侯度文化與元謀人文化，都已有較定型的打製石器並且已有用火的痕跡。其中西侯度遺址發現的經過火燒的動物肋骨與鹿角等，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用火的遺痕。盡管已有較定型的石器證明直立人階段製造工具使用工具的人類社會已經發端，但當時的人類隻能使用上述舊石器進行集體狩獵和采集，群居野處，隨自然所賜遊蕩，性行為除母子以外不避年齡與血親。《呂氏春秋·恃君覽》描述：“昔太古嚐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積蓄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列子·湯問》也說：“長幼濟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這些記述，反映著在先秦還保存著對於初始蒙荒時代社會膝朧而真實的記憶。
    二、血緣公社
    直立人的中晚階段，即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中晚階段，在距今數十萬年間，人體進化與石器種類都有明顯進步，以北京人為例，已捕獵大型動物如野馬、鹿等。對人體進化而言，最偉大的進步，是對火的使用與管理。北京周口店第1地點，從上到下有13層文化堆積麵，從第10層下部灰燼約1米，越往上，灰燼層越厚，其中第4層有的地方達6米。在灰燼中有燒殘的動物骨頭及硬果果殼等，說明北京人已能有效地保存火種，使用火並已進化到熟食。這一進步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北京人之所以有穩定的居地，與具有保存與管理火的能力有很大關係。其活動與居住在周口店地區達50萬年之久，說明已脫離原始群，進至血緣公社階段。一些有血緣關係的成員，共居一處，集體采集與狩獵，共同享用，有經驗的年長婦女掌握著火種，是事實上的首領。已排斥父母與子女的性交與生育，而兄弟姐妹間通婚仍是普遍現象。這種兄弟姐妹為夫婦繁衍後代的傳說，不僅保存在《後漢書·南蠻傳》中有關於槃瓠與高辛氏女為婚產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而繁衍成長沙武陵蠻的神話傳說，在中南、西南的許多民族關於人類起源的神話中，至今還普遍流傳。有的不僅傳說兄妹為婚所生子女成了本民族的始祖，還是中國許多兄弟民族的共同來源。雲南省彝族神話《梅葛·人類起源》敘述：在一次浩渺無際的洪水後，隻剩兄妹二人，天神命其結為夫婦，生下一個大葫蘆。天神用銀錐打開，首先從葫蘆裏生出漢族，依次是傣、彝、傈僳、苗、藏、白、回等各民族。黎族神話《人類的起源》則傳說很久很久以前，地上生出一個大葫蘆，突然洪水漫天地，雷神打開葫蘆救出兄妹兩個和其它動物，命兄妹結婚，所生之子被雷神分身變為漢族和黎族各支的來源。其他如壯、布依、侗、瑤、佤、傈僳、白、拉祜、基諾、納西、哈尼及台灣高山族等都有類似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傳說，都反映著遠古存在過兄弟姐妹通婚的曆史，是血緣公社階段婚姻狀況的倒影。
    三、母係氏族社會
    自然選擇，使血緣公社內婚製的嚴重缺陷逐漸暴露，所生子女，體質退化，癡呆畸形，另一方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男女間分工逐漸發展。於是早期智人階段，即舊石器時代中期已開始由血緣公社內婚製向血緣公社的外婚製過渡，排斥同一血緣公社兄弟姐妹及男女之間的婚姻，而與鄰近不同血緣公社實行族外群婚。這樣就形成了包括兩個互為婚姻的氏族。每個氏族都有一位共同的始祖母，世係按母係計算，共同進行狩獵與采集，男女有一定的分工，婦女在居住地附近采集和撫育與保護幼兒成長，男女外出狩獵，所獲由婦女推舉的首領共同分配。婚姻在不同氏族間實行大體同輩分的群婚，男女雙方屬不同氏族，所生子女為女方氏族成員，知母不知父。
    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隨著定居與聚落的形成和農業、家畜、製陶、紡織的發明，婦女掌握了這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男子偏重從事狩獵、捕魚等生產，母係氏族社會繁榮發達，而進入母權製階段。
    氏族的外婚製，使兩個互為婚姻的氏族結成部落；氏族的外婚與部落的內婚是當時婚姻的基本形態。而氏族成員的增加，氏族內不同親族的發展，又必然使同一氏族分化出諸多的胞族，產生新的氏族和部落，以至形成有共同祖先傳說與大體相同文化特征的部落集團。
    在舊石器晚期，周口店山頂洞遺址已出現了居住地與葬地的區分，老年和婦女屍體周圍撒有赤鐵粉，身上佩帶獸牙和蚌殼、魚骨做的裝飾品，反映了當時已出現某種宗教觀念和婦女的重要地位。典型的母係氏族遺址則至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才發現，這就是西安半坡遺址。
    半坡遺址東西寬處近200米，南北最長處為300米，總麵積約5萬平方米。年代約為公元前4800—前4300年，距今約6500年左右，遺址明顯區分為居住區、氏族公共墓地和燒陶區三個部分。居住區約占3萬平方米，分成兩大片，兩片間有一條深1.5米，寬2米的小溝為界。每片內有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領所居兼為氏族聚會的場所，大房子周圍是小居室，一律門向大房子，表現明顯的內向氏族聚居的特點。居室間散置許多貯藏窖穴，另有兩個長方形牲畜欄圈。在居住區外，圍繞一條深5—6米、寬6—8米的大防衛溝。溝外北邊是氏族公共墓地，東邊是燒陶區。墓地共發現成人墓葬174座，排列有序，多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另分別有2個男子、4個女子同性合葬，隨葬品多為日常用的陶器和骨珠等裝飾品。反映了氏族成員的血緣紐帶支配作用和氏族成員地位平等。小孩盛行甕棺葬，有73座，葬在居住區；在居住區內還發現了三座幼兒土坑葬，其中一女孩厚葬墓，不僅隨葬品豐富精致，而且是半坡遺址中唯一有木板葬具的墓。這種對女孩死者的厚葬，可能是處在母權時代的半坡文化的主人某種特殊宗教觀念的反映。類似半坡遺址這樣居住區、墓地、燒陶區的劃分，在陝西寶雞北首嶺、臨潼薑寨、河南洛陽王灣等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遺址也得到了印證。在黃河下遊，大位口文化的早期，長江下遊河姆渡文化，長江中遊皂市下層文化的社會進化程度，大致應是與仰韶文化的半坡期相當，可能也是處在母係氏族社會的繁榮時期。
    關於母係氏族社會的曆史，在漢文古籍中有痕跡可尋。比如西周所推行的同姓不婚製度，認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在遠古傳說中，遠古的聖人及夏、商、周的始祖，大多是知母不知父，從某種動物或植物或自然現象如雷電風的感應中“感天而生”，這些感生神話或反映了遠古氏族部落的“圖騰”信仰，也是社會進化到文明時代以後，人們對知母不知父的“先聖”、“先王”降生的神化。關於姓起源於母係氏族社會，不僅可以在最初的姓多有“女”旁，如薑、姬、姒、媯等等得到反映，而且直到春秋初，仍保留男子不稱姓，僅女子稱姓，以別婚姻的習慣。母係氏族社會在民族學資料中的印證，無論從世界和中國一些保存原始社會殘餘的部落和民族中，都有比較豐富而生動的資料。
    四、父係氏族社會
    從母係氏族社會過渡到父係氏族社會，黃河流域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中後期已經完成。這兩種文化大體經曆了從公元前5000年到前2600年左右的兩個多千年紀。其後一個多千年紀，聚落與墓葬的特點都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父係氏族社會的特征。
    仰韶文化中後期諸遺址聚落已大不同於半坡、薑寨等遺址那樣內向的氏族聚居布局，這時的聚落，已出現了大小向兩極分化，並形成了中心聚落和從屬於它的周圍小聚落的外向布局特點。另一方麵每個聚落中雖然仍是氏族聚居，但住址一般為單間或雙間，各有火塘、庫藏，氏族內各個家族或家庭經濟上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一時期的墓葬，雖然仍是氏族公共墓，但隨葬品多寡、合葬的方式等，都表明當時社會已較早期有質的變化。
    （一）已出現一夫一妻製家庭。在半坡、薑寨等遺址，男女同性合葬，到了仰韶、大汶口文化中後期，合葬墓一般是成年男女雙人合葬，或成年男子與兩個成年女子合葬，反映著此時已有一夫一妻製家庭，甚至有的男子已過著多妻生活。
    （二）女性已由原來的中心支配地位，轉化為從屬地位，世係已由母係轉化為父係。屬仰韶文化前期的陝西省華縣元君廟墓地共57座墓葬，其中有45座分屬東西兩個並存的墓區，內有28座為多人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死者占墓地死者92％，其餘為單人葬。合葬墓地大多是二次葬，多者達25人，少者4人，從死者年齡看，為不同輩分，男女不成比例，應是氏族內不同家庭的合葬，家族以母係計輩分，子女隨母，子女之父屬另外的氏族，生不與其子女之母同屬一氏族，死不同葬一墓地。隨葬品一般為女多於男，還有少數成年女性和女孩厚葬的例子，隨葬的生產工具，女性身邊為農具、紡輪、骨針，而男性身邊為骨鏃，也是當時女子掌握定居和農耕、紡織，處在中心地位的反映。在大汶口中後期，已發掘的墓葬比較多，一般多為單人葬，所發現大汶口及江蘇省邳縣劉林遺址各有8座合葬墓，山東省鄒縣野店遺址也發現了10座合葬墓，這些合葬墓的特點是：
    1.除大汶口35號墓為一對成年男女與一個小孩合葬，其餘25座，凡經過性別鑒定的，都是一對年齡相當的成年男女。
    2.除個別有二次葬遺跡，其餘均為一次葬，並且全都按男左女右順序排列。
    3.隨葬品偏在男性一側，其中大汶口13號墓，男性身佩一對象牙琮，還有石鏟、骨鏢、骨匕等工具，女性僅手握獐牙。大汶口1號墓，男性安葬在墓穴正中，左側放有陶器、石器、骨器等40餘件，女性偏放於墓穴右側延伸的xiāo穴，僅有一小玉管和一對龜骨隨葬。有的墓中女性隨葬品多些，也是紡輪、骨針、石磨等家務勞動工具。此時農業有了進一步發展，農具都隨男性隨葬，說明最重要的經濟部門已轉由男性支配。
    （三）貧富分化的出現。大汶口文化中後期的墓葬已明顯反映出貧富分化，僅大汶口墓地133座墓葬，可分為大、中、小型3類，大墓有木槨，隨葬品豐富，少的50—60件，多的達180餘件；中等墓少數也有木槨，隨葬器物一般為10餘件到30件左右；小墓墓坑小，隨葬器物僅有1—2件。隨葬器物數量的懸殊已可見貧富的分化，器物質量更加區別明顯，最精致的黑陶、白陶和彩陶幾乎都出在大墓中，有的大墓中還有玉器（鉞、環、珠、墜飾等）、象牙器（梳、琮、雕筒等）、鱷魚鱗板及鑲嵌鬆綠石的骨雕筒等，大概是顯示墓主的貴族地位。不僅大汶口墓地顯示了大汶口聚落居民的貧富分化，大汶口墓地與周圍其它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比較，還顯示出大汶口聚落居民普遍比其它聚落居民富足，有當時極貴重器物象牙琮一類乃至禮器的大墓，在大汶口文化中後期僅見於大汶口墓地，可能顯示了大汶口聚落社會地位高於其它聚落，其貴族在大汶口聚落處於統治地位，還號令著周圍其它同期的聚落。
    第二節原始社會瓦解及向國家民族的過渡
    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這一千年間，是中華民族起源時代社會進化以空前速度發展的時期，部落與部落集團間的戰爭兼並，加速了部落間的交往，形成了眾多的前王朝期古國。反映在文化方麵，起源於以泰山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漸統一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中遊與下遊以及燕山南北，出現了山東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齊家文化（早期）、良渚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湖北龍山文化）與紅山文化（後期）。這些文化雖有地區差異卻明顯具有交融的趨勢。所以這一千年間，考古學上可以概括稱之為龍山文化時期。
    在四周邊疆，發展速度相對緩慢些，先前已存在的發展不平衡，這一時期已更趨明顯。
    一、父權製家庭與階級分化的萌芽
    促使原始氏族的分解，父權製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私有財產積累與男子在生產中的支配地位及戰爭中的作用。而私有財產的積累與社會以空前速度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和社會分工的發展。
    農業的起源與進步，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成就。到龍山文化期，農具已有明顯的改進，農業生產已由女性支配轉向男性支配。
    中華大地農業從起源階段已呈現南北不同的特點。黃河流域是以粟（稷）、黍為主體的旱地農業。這兩種作物起源於本土。至少在公元前6500—5000年，西起隴山，東至泰山，北至燕山，甫至秦嶺、淮河一線以北已形成以粟、黍為主體的旱地農業體係。從磁山·裴李崗（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諸遺址的發現判斷，首先由母係氏族社會起源與發展的農業，即已有了驚人的成就；到龍山文化期，生產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據測定，仰韶時期人們的食物中有近50％的碳—4植物，龍山期碳—4植物已達70％。而粟、黍為碳—4植物，說明龍山期黃河中遊與下遊居民的食物以農業生產物為主，農業已代替狩獵、漁獵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這時邊疆地區生產力水平不如黃河中下遊那樣高，但粟的種植已傳播到黃河上遊甘青地區及藏、康、雲貴與東北鬆嫩平原等處。
    秦嶺與淮河一線以南，是以水稻為主體的水田農業區。稻起源於何處尚有爭議，然而目前所知最早的稻作品種是在長江的中遊與下遊。河姆渡遺址的稻穀遺存距今約7000年，數量也很驚人。到公元前3000年以後，良渚文化中已出現石製犁，稻的品種稉、秈俱全，種植範圍也已擴大到嶺南及雲貴等地區。
    與農業同步起源發展的是家畜的牧養，它是農業的附屬，到龍山文化期已經是狗、豬、羊、牛、雞普遍飼養，南方以水牛、山羊為主，北方以黃牛、綿羊為主，豬、狗、雞均為多型畜禽，為最早馴化與畜養的動物。無論南北，都普遍以豬骨隨葬。在大汶口墓地有1/3的墓中用豬頭隨葬，最多的一座中有14個；到了龍山文化期，隨葬豬骨顯增且差別更加懸殊，以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為例，隨葬豬下顎少者僅一塊，多者達68塊。可見豬不僅作為一種普遍畜養的家畜，而且是衡量私有財富多寡的一個標誌。
    農業和畜牧業的分離，被稱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華民族起源階段，這種分工應是指遊牧區的形成。新石器時代存在於廣大草原的狩獵文化及黃河上遊、河套地區、西拉木倫河地區一線的河穀原始農業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以後，在青銅時代產生的生產力推動下，這些廣大地區逐漸形成了遊牧文化。遊牧業與旱地農業、水田農業是並行發展的。於是形成了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為水田農業區，此線以北到河套、陰山以南為旱地農業區，河套陰山以北為遊牧區。在中華民族起源時代已初步形成的這種南北三個發展區的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的格局，對後世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有極深刻的影響。
    舊石器時代業已存在的打製石器及新石器時代磨製石器的興起，製陶的發明與推廣，直到仰韶女化期，這些手工工藝都是氏族公共勞動、共同使用。到龍山文化期，陶器輪製、燒製的方法與火候都說明製陶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山東龍山文化不僅燒製精美的黑陶，其中有一種薄如蛋殼的黑陶，堪稱絕世精品；還用高嶺土燒製白陶，創造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嶺土燒製器具的記錄，是瓷器發明的前奏。山東龍山文化的製陶工藝已廣被四方，龍山文化時期，在黃河中遊與上遊、長江中遊和下遊、燕山以北都已推廣輪製和燒製火候較高的灰黑陶。玉器的製作，在仰韶文化中極少發現，而長江下遊河姆渡文化、海岱地區北辛·青蓮崗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燕山南北紅山文化都發現了玉器，使東部沿海新石器文化與西部內陸新石器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到龍山文化時期，各地普遍發現有玉器，而東部沿海諸文化中玉器數量之多及工藝之精美，都說明玉器製作也是一個獨立的、有特殊工藝水平的手工業部門。
    農牧不同類型經濟區域的形成，手工藝生產從農業中分離，促進了交換和商業的起源與發展。在黃河上遊、中遊及長江中遊諸遺址發現不少海貝遺存，不僅是作為飾物從沿海交換而來，從中還可以追溯貨幣的起源。在甘肅省蘭州市白道溝所發現的陶器製作場和湖北省宜都縣紅花套石器製作場，其生產規模及周圍的發現，都證明其生產目的是為了交換，是商品性生產。其中紅花套石器製作場的產品，推銷範圍遠達周圍數百公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龍山文化時期，中原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後期）、青龍泉三期文化、齊家文化、紅山文化（後期），都已發現了純銅小工具。在紅山文化遺址中還發現過冶銅的模具。說明冶銅技術在燕山南北、隴山東西、太湖平原、江漢平原，與中原及海岱地區，是大體同步出現的。同時，在齊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中都發現了青銅製品，更證明青銅冶煉技術在距今4000餘年以前也已經發明。這些發明更加強了男子和氏族部落貴族的地位。因為青銅器進一步發展，武器的質量有劃時代的進步，而在等級禮製中，青銅器是貴族專享物品。
    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分工和交換的發展，部落間戰爭、掠奪與兼並，都使男子社會地位越來越提高，婦女完全降到了從屬地位，乃至視同婢妾。在甘肅省武威縣皇娘台齊家文化遺址所發現的合葬成年男女墓最說明這一問題。其中二人合葬者，男性居左，仰身直肢，女性居右，側身屈肢；三人合葬者，男性居中，仰身直肢，女性在左右兩側，均側身屈肢。無論二人或三人合葬，從保存完整的婦女骨架看，大都麵向男性。這種葬製已表明男性在家庭中的中心支配地位，女性的從屬屈卑地位，是父權家庭的生動寫照。這類墓的隨葬品一般都很豐富，有石壁、玉壁、玉璜、綠鬆石珠、紅銅器、陶器和豬下顎骨等。個別男性身上集中放置80多個玉壁，不僅說明財產屬於男性，還說明這種擁有大量玉壁隨葬的男子，在部落中是享有特殊地位與權力的貴族。
    1987年，南京博物館在江蘇省新沂花廳屬於良渚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在一座大型墓中不僅發現了大型玉器，如琮，有的高達30—40厘米，並且發現了人殉和可能屬於人祭的現象。其它類似發現，也陸續在中原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等遺址中有所報導。說明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原始氏族社會正趨於解體，而奴隸占有製、階級對立已經萌芽，並已有了初步的發展。
    二、前王朝期古國與文明初曙
    私有財產的積累與貴族權力的提高，刺激著氏族部落間的戰爭頻繁，龍山文化時期諸遺址，男子隨葬品中的箭鏃陡增，且箭鏃無論骨製與石製，都磨得極為鋒利，說明戰爭是男子最重要的職責。戰勝與征服者的部落，迫使戰敗各部落或氏族加入自己的部落而降為奴隸，原來以血緣紐帶結合的部落瓦解而轉向地緣重新組合。其它一些部落，降為其附屬。於是出現了以強大有力的部落酋長為代表的權力中心，大酋長成為號令眾多部落成為共主，事實上已是君王權力的雛型。對於這種由原始社會崩潰向階級社會的過渡形態，通常稱之為軍事民主製，今姑且稱之為前王朝期古國。考古文化表明，在距今5000—4000年這千年中，前王朝期古國和文明初曙，包括禮製的萌芽，城堡的出現和文字的起源等重要內容，在燕山南北、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大體同步出現，然後匯聚於中原，奠定了中華民族最早一批王朝夏、商、周在中原發展和華夏民族在中原形成的曆史根基。
    （一）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後期的壇、廟、家組合與古城堡
    自1979年提出考古文化區係類型的問題，考古學界首先注意到中原文化與燕山以北文化兩大區係間通過太行山東西南側的相互交往和影響，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從華山沿汾河和桑幹河北上，燕山以北的紅山文化順大淩河、西遼河向南延伸到石家莊附近、它們在桑幹河與汾河發源的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個文化係統的交匯與撞擊，反映著創造這兩種文化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的交往與衝突。這種交匯與撞擊，已迸發出文明的火花。遼寧考古工作者繼1979年在遼西山區喀左縣東山嘴發現一座大型紅山文化後期大型祭壇之後，1983—1985年又在距祭壇50公裏的建平、淩源間牛河梁發現了紅山文化後期的女神廟、積石家和小型城堡。經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這些遺址距今5000餘年。
    東山嘴石砌祭壇，各個部位都以南北分布，南圓北方，兩翼對稱，講究主次，附近有陶塑神像群，龍形和鳥形玉飾以及一批奇特而非實用的彩陶與黑陶。牛河梁遺址主體範圍有50平方公裏上下，以女神廟為中心，周圍山上有積石塚環繞。
    女神廟本身麵積不過200平方米，而且有近1米的地下部分，尚未脫離半地穴式居住址的原型。但已分主室、左右側室、前後室和南室組成的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後對應，講究對稱，已具備後世宗廟建築的雛型。其地理位置，北通老哈河穀，東連大淩河川，東北以努魯兒虎山穀與敖漢孟克河相接，西、南沿大淩河兩源分別通往承德市和喀左縣，正好處在紅山文化分布四通八達的中心地帶。因此，它不僅是牛河梁廟與家建築群的核心，大概還是整個紅山文化創造者各部落的祭祀中心。
    牛河梁已揭露的積石塚共編號5個大塚，東西一線鋪開，其東西各二塚之間有特大塚，呈圓壇式，用三層石砌圓圈，自外向內，層層疊壘，或稱之為壇。同時每個塚前（南）都有鋪石麵和紅燒土麵，與家上建築南北對應，留下了塚前祭壇活動的重要證據。
    據殘存的陶塑神像分析，東山嘴有兩件無頭孕婦裸體像，牛河梁所發現的一尊完整的女性頭像，其大小與真人相似，是典型的蒙古人種，與現代華北人的臉型相似，其雙目是用晶瑩碧綠的圓玉珠鑲嵌而成，顯得炯炯有神，加上其它殘存的塑像殘塊，比如那些因年齡差異而發育不同的乳房，那樣圓潤的肩膀，那些肉質感極強的修長手指等等，都證明牛河梁女神廟是有許多女神像的大殿堂。或以為此即母權社會的遺存，實為商周高禖祭天求嗣大典之嚆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謂：“是月也，玄鳥至。至三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後妃率九嬪禦。”這一記載說的是商代崇信“玄鳥生商”而設每年仲春燕子飛來時後妃陪同天子到郊外舉行祭天求嗣的大典，並且與後妃同寢。周繼承了這一大典。商祭簡狄、周祭薑嫄，祭祀對象都是始祖母。玄鳥被認定是上帝的使者，送嗣的媒神，故與祭為天子及後妃九嬪，祭祀的對象也都是女神，祭祀的目的是為求嗣生育蕃殖後代。牛河梁女神廟證明這種祭典起源於紅山文化後期。同時，東山嘴祭壇南圓北方，也符合中國古代君主祭天南為圜丘，北為方澤的儀製；東山嘴、牛河梁的壇、廟、塚在50公裏範圍內“三合一”的整體布局，也與後世各王朝的天地壇、大廟、陵寢“三合一”整體布局相似。紅山文化晚期，這麽規模宏大，經過整體規劃的祭祀中心，表現出對天和祖宗隆重的祭祀與崇拜，中華民族在整個古代的宗教觀念核心都與此一脈相承。積石塚葬在山頂或小山包上，中心是大墓，周圍是很多小墓，墓中有的很少甚至沒有隨葬品，有的則有大型精美的玉器隨葬，除日常用玉器之外，有的大墓，如牛河梁第二地點塚i第四號墓，墓主男性，一對豬頭龍飾掛在胸前。此外，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大型玉龍，高26厘米，在東山嘴還出土了一件雙龍首玉璜。這些都不是一般飾物，而是含有特殊地位和宗教與權力的重器。在其它一些陶器上，也發現有龍題材的紋飾，而以玉雕豬頭龍最具代表性，年代越晚，頭部漸小，吻部漸長，身漸細，由頭尾相連到缺口漸寬，近似蛇卷曲形狀。這種龍與在中原所發現的如蛇似鱷的龍雖為兩種類型，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壇、廟、塚遺址，已發現小件銅器與冶銅的遺址。古城堡的出現目前所知多屬夏家店下層文化，其中在敖漢旗大甸子發現的土築城址，城內麵積達6萬平方米，這些古城距今都有4500年左右。
    （二）黃河上遊大地灣遺址“殿堂式”建築群體
    黃河上遊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地處隴山以西渭河發源之區。這裏不僅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大地灣文化，而且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遺存也很豐富，還發現了少量馬家窯文化遺存，是黃河上遊地區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
    大地灣遺址，坐落半山腰上，隨地形變化而分若幹小區，每個小區都有建築技術甚高的大型房屋，其中最突出的901號房，是一座結構嚴謹而複雜的建築群體，包括前麵的廣場總麵積達920平方米。建築分主室、左右側室、後室、前門附屬建築四部分。主室居中，大門向南，全室呈長方形，麵積達130平方米，八柱九間，大門開在正中間第五間，東西邊各有門通向側室，北邊是後室。整個大廳地麵外觀極像現代水泥地麵，平整光潔，用鐵器叩擊，發出與叩擊現代混凝土地麵相同的清脆聲。廳中兩根對稱的頂梁支柱，直徑57厘米，周長1.79米。經測定，此建築距今為5000年前後，屬仰韶文化後期。這是目前所知同時期最大的建築群體，顯然不是一般的居住址，表明了大地灣應是當地的中心聚落，而901號建築群體，是這個中心聚落進行公共活動的場所。它所具有的奇數開間，正麵設門，建築成長方形，以長的一麵為正麵；左右對稱，前後呼應，木架承重，牆壁僅起間隔作用，是後世延續幾千年中國土木結構建築的傳統特點。它不僅充分表現了5000年前已有建築藝術與建築水平相當驚人，也是後來幾千年中國式殿堂建築的一個雛型。
    （三）長江下遊良渚文化等級禮製的萌芽
    以太湖平原為中心，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已發現屬良渚文化墓葬近百座，其中小墓居多，而少數大墓的規製、特點與隨葬品等，表明了當時已有等級禮製的萌芽。
    在江蘇省吳縣張陵山、草鞋山，武進縣寺墩，上海市青浦縣福泉山，浙江省餘姚縣反山、瑤山等處所發現的大墓，都建在人工堆築的土墩上。這些土墩，一般要高出地麵數米，麵積達數千平方米，被稱為“土築金字塔”。土墩不是隨意堆起來的，如反山大墓，堆土約2萬立方米，上有封上層，其下各堆上層，分別由帶粘性的深灰土、黑色粘土和深灰黃土、青灰色粉土、深灰褐土以較平整的層次逐層堆築增高。這種分層以不同顏色土逐層往上築，反映事前有過有意識的設計，施工有統一指揮，這是當時某種特殊宗教信仰的體現。瑤山土墩頂部設有祭壇，壇的麵積約400平方米，四周有礫石坎牆。中心部分是7x6米的近方形紅土台，紅土台外有灰土填的溝圍繞。在壇上有兩列共12座墓，南列多以瓊、鉞等玉器隨葬，北列則多為璜和紡輪，所葬似有性別的不同。
    大墓墓坑一般為5—9平方米，有木質葬具，有的發現了朱繪木棺或木掉的痕跡。各墓都有以琮、壁、鉞、璜、冠狀飾等禮玉及各式玉佩為主和少量陶器、石器、象牙器等豐富的隨葬品。如寺墩3號墓，墓主為青年男子，隨葬品達100餘件，僅有陶器4件，石器9件，而琮33件，壁24件，鉞3件，玉製重器總共達60件。這類禮玉重器，不僅是財富的標誌，還是當時宗教意識的象征，反映出大墓的主人，生前不僅是最富有和擁有很大權力的貴族或酋長，還是身兼通天地的大巫。《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述：古“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而鉞在夏、商、周都是王權的象征。可見夏、商、周禮製文化中這些玉製禮器，在良諸文化中已經發端。
    良渚文化的劄玉以琮、璧、鉞為代表，與紅山文化以豬龍為代表不同。良渚、紅山兩種文化，都以用玉為突出特征，兩種文化都有鳥、蟬、龜等類玉佩，然而紅山文化無論禮玉或日常玉佩，雖然造型生動，玉器上卻多為素麵晶亮而無刻紋；良渚文化王器則一般都刻有獸麵或神人獸麵合壁的花紋，精致對稱，莊嚴沉重，神秘肅穆。其中有些花紋後來移植到商、周青銅禮器上。再從良清文化的大墓與小墓比，不僅隨葬物相差懸殊，而且墓的大小也不可同日而語，大墓按當時的宗教意識精心設計與施工，小墓則極為草率。尤其是福泉山七座大墓中的三座有人殉；前已述及，新沂花廳大墓則不僅有人殉，甚至可能還有人祭。這些大墓均屬良渚文化後期，與中原龍山文化中後期並行發展，已可見當時的禮製萌芽，是建立在部落中有明顯等級區分和奴隸製已有初步發展的社會基礎之上的。
    （四）黃河中遊與下遊的禮製萌芽與小型城堡的形成
    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晉南、冀南和關中的中原龍山文化，一般仍稱之為陝西龍山文化（客省莊2期）、河南龍山文化。實際上它們之間的共性，可統一稱之為中原龍山文化，它們的地方差異，又表明有晉南豫西、關中、豫北冀南、豫東皖西北及南陽等幾個中心，或可稱之為地方類型。
    中原龍山文化的禮製萌芽，目前所知以陶寺類型較為典型。這種文化主要分布在霍太山（太嶽）以南臨汾盆地，已發現遺址近80處，而以汾河、澮河、滏河交匯地帶分布最密，有的遺址群麵積達100萬平方米以上，其中最能反映當時等級分化與禮製萌芽的是襄汾陶寺的一批墓葬。
    陶寺遺址墓地麵積在3萬平方米以上，已發掘揭露麵僅5000平方米，1000多座墓，估計整個墓地墓葬總數要超過已發掘的5—6倍或更多。墓葬大致大中小三種類型。在年代大致相當公元前2500—前2400年的陶寺早期，雖然幾百座墓依舊在形式上仍保存氏族墓地的傳統排列，但大型墓約占總數1％；中型墓約80座，約占總數10％；此外，約占總數87％以上的為小型墓。這三種類型又可依據墓的大小及隨葬品情況分為七八個層次。可見在公元前2500—前2400年時，當地的社會已明顯出現了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則墓葬分為幾座、幾十座一組，似乎是家族墓地，連氏族部落的外殼都已拋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陶寺早期的五座大型甲種墓的分布與排列可以看出，那時執掌大權的部落貴族可能相繼出現於同一氏族乃至是同一家族，從而提供了當時部落首領已經從某一貴姓中世選或某一家族中世襲的證據。
    大型墓甲種，墓室約8平方米以上，使用朱繪木棺，棺內鋪墊朱砂。隨葬物多達100餘件乃至200件以上，墓主均男性。其中3015號墓，出土器物，有木器23件，石器130件，骨器11件，陶器14件，此外還有30件隨葬品被擾亂在灰坑內。
    200多件隨葬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蟠龍紋陶盤、鼉鼓、陶異形器（土鼓？）、特磐及玉鉞、彩繪木案、俎、盤、豆等。中間七八層次的墓製與隨葬等級有序，由大到小漸次降低，而小型墓，墓坑不足1平方米，除骨骸外，僅1—2件骨笄、石器，或全無隨葬物品。陶寺龍紋，明顯有鱗片，扁方頭，豆狀圓目，張口露牙，舌端吐圭，呈樹權狀，全形象蛇似鱷，與紅山文化龍紋通身光亮，豬頭蛇身不同。兩種文化中有共同因素——龍，也有明顯差異。龍在古代崇信的“四靈”中居首，其起源也是多元的：陶寺龍紋為蟠龍，紅山龍紋為豬龍。
    蟠龍紋陶盤和鼉鼓、特磬、玉鉞等僅出土於陶寺大型甲種墓。龍紋在整個古代的特殊地位，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已有表現；鼉鼓和特磬，曾在安陽西北崗1217號王陵中發現過，《詩·大雅·靈台》說周文王受命於天修靈台“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鼓逢逢，朦瞍奏公”，其它考古發現與傳世銅器也一再證明，鼉鼓和特磬是王室或諸侯專享的重器；玉鉞在夏、商、周為王權與兵權的象征，屢見於《詩》、《書》記載。這些重器在陶寺大型甲種墓中出現，既證明了夏、商、周禮樂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也證明了陶寺大型甲種墓主人，生前是高踞於部落一切成員之上並掌握著祭祀與征伐大權的酋長或顯貴。大墓兩側分布著使用彩繪木棺與華麗裝飾品的女性中型墓，大概是酋長與貴族占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妻妾的反映。其它如案、俎、盤、豆等彩繪木器或成套彩繪陶器、玉器等，一般也隻見於大型墓和中型甲種墓。這些同樣是等級身分的體現，也是攫取大量財富的證明。
    小型城堡則比較集中於今黃河下遊，古河、濟之間，今河南東北部山東西北部地區。
    城子崖古城，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龍山文化即因最先發現於此而得名。過去對城子崖遺址是古城址還是大型聚落遺址，尚無定論。
    1989—199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進行勘探與試掘，平麵近方形，東、南、西三麵的城垣比較規整，北麵城垣彎曲並向外凸，城內東西寬430餘米，南北最長處530米，麵積約20萬平方米。城牆大部分有瑩槽、夯築，以後嶽石文化、周代均在此築城，可見自龍山時期形成的城址，直到周代都穩定地是當地的政治、宗教中心。
    淮陰平糧台古城，在河南省淮陰縣南4公裏，呈方形，邊長185米，總麵積約3.4萬平方米，屬龍山文化晚期，據碳—14測定、樹輪校正，約當公元前2355年，距今4300多年，是一座早於夏代的古城。
    登封王城崗古城，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告城鎮西約1公裏的台地上，地處嵩山南，為東西並列而相連的兩座城，每城麵積不足1萬平方米，屬龍山文化晚期，據碳—14測定、樹輪校正，距今約4400年，也早於夏代。
    邊線王古城，在山東省壽光縣邊線王村，略呈圓角梯形，城內麵積4萬平方米，夯土城牆基槽內發現有兒童、豬、狗等骨架，是為奠基犧牲。屬山東龍山文化古城，雖地處在濟水之南，也與河濟之間相距不遠。
    《荀子·富國篇》說：“古有萬國”，《戰國策·趙策三》也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眾，無過三千人。”這是對原始社會崩潰時期，氏族部落與王朝前古國林立的描述，而龍山文化時期的古城，雖不具有“市”的性質，卻是酋長祭祀天地與祖神的宗教中心與戰爭不息的防禦工程。《墨子·明鬼篇》說：“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宗廟。”龍山文化時期古城已有了這種性質，至少也是其雛形的出現。
    第三章神話傳說所反映的各部落集團
    第一節史料問題及父權製以前的史影
    一、史料問題
    有文字記載以前，先民通過世代相傳的神話傳頌著遠古的曆史。除了天地開辟、人類起源和洪水的神話，最重要的便是關於本族所奉祀的天神（或稱帝、上帝）與祖神的神話。
    遠古初民相信天地可通，人與自然一體。各部落或部落集團所奉祀的天帝往往與祖神同位並稱，但各部落間互相不能混淆。直到春秋時期，仍認為祭祀他族的天帝、祖神為非禮，有“神不歆其非類，民不祀其非族”的信條。
    由於時代荒遠，神話傳說在流傳中受到了部落間融合、文化互相滲透等影響，往往原屬不同部落或部落集團的天帝與祖神，歸納成同一來源的譜係，放到了同一神壇上祭祀。加之自先秦以來的記載，帶有各地區與各家學說的特點，哪些是真正反映遠古曆史的神話傳說，就成為必須仔細鑒別的問題。今天所能見到關於遠古神話的最早記錄，在先秦文獻中僅有如下幾類：
    《詩經》及《尚書》中較可靠的夏、商、周三代文獻所記述的始祖傳說及敬祀的神祗；
    《左傳》、《國語》、《戰國策》、《古本竹書紀年》等先秦史書所保存的遠古神話傳說；
    先秦諸子所征引的神話傳說。
    以上三類，既不是三代與春秋戰國所編述係統的遠古曆史，也不是為了保存遠古神話而編纂的神話係統；而是為追述祖源或君臣應對，卿大夫之間討論問題所征引的片斷；至於諸子征引的神話，為己立說，取舍不同，其中有些或為寓言。
    先秦保存遠古神話較為係統而流傳至今的有《天問》、《九歌》、《山海經》，成書稍晚但仍為《史記》所依據的還有《世本》及《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與《帝係》等。
    《九歌》為楚國祭祀諸神的神話詩。《天問》雖編入《楚辭》流傳，依據其內容與風格，成書不會晚於戰國初年。所問180餘事，包括天地開辟、鯨禹治水、夏商周三族起源與興亡的神話及史事，是一部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的興亡史詩。最初大概形成於中原，在楚既滅中原許多舊邦之後，流行於楚境，最終才被編入《楚辭》。
    《山海經》為中國遠古神話的淵蔽。其《五藏山經》，地理多於神話，然而神話較《海經》古樸，地理範圍大於《禹貢》，而詳於今晉南、豫西南及河漢之間，可能成於三晉，晚於《禹貢》，為戰國末年乃至最後成於秦始皇時方士之手。《海經》以神話為主，兼敘地理民俗。大概是以各國巫祝之書編次而成，形成有早有晚，至西漢末經劉向、劉散父子編訂成書，仍保存著先秦的麵貌。
    《山海經》與《世本》都已有將諸神和事物起源歸入同一來源的傾向。《海經》以帝俊為中心，原是東方海岱地區東夷的先民所奉祀的最高天神；與《世本》以黃帝為中心顯然不同。然而《世本》與《大戴禮記》都己明確歸納出以黃帝為始祖的統一譜係和以黃帝為首的五帝世次，司馬遷據以作《五帝本紀》，第一次形成了華夏有同一來源的古史係統。
    自清末發現殷墟甲骨文字及半個多世紀對甲骨、金文的研究，以及對古史係統的考證、辨析與整理，使我們得以較科學地辨別史料並與考古學發現相印證。從而認識到，先秦古籍記錄的遠古神話傳說，大致是黃河、長江兩大河流中下遊地區各部落集團關於天地開辟、人類起源及各部落集團所奉祀的天帝與祖神的神話傳說；以及關於各部落集團鬥爭融合及前王朝期古國曆史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所反映的曆史，大體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由父權製氏族部落向國家過渡時期的曆史，前此漫長曆史時代僅保存著一些重要階段的創造神話，從而保留著那個時代的史影。
    除上述各種古籍之外，僅《漢書·藝文誌》所舉尚有多種，但大多已經散佚；此外，如《汲塚瑣語》一類先秦古籍，出土於《漢誌》以後，《漢誌》固不可能著錄，或許還有其它未見著錄者流傳；加上還有一些仍在民間口碑相傳的神話。所有這些見於《漢誌》著錄或在民間流傳的遠古神話，從戰國、秦漢延至魏晉，各家多所采輯，構成了多種三皇五帝係統。這些關於三皇五帝的古史及其理論基礎，如“五德終始說”、“三統說”、“緯說”，均為當時政治與曆史條件下的產物，今不足取；其中所保存的一些遠古神話傳說，自然也具有值得重視的史料價值。至於邊疆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現，已證明當時在邊疆也存在著各氏族部落以至部落集團，然而其名不見於載籍，其神或許在《山海經》等古籍中有所反映，已經難於辨析；在少數民族中一直流傳著的各種神話傳說，也來不及加以係統的研究與整理，本書雖有征引，仍以先秦記載的神話傳說為主。
    二、父權製階段以前的史影
    考古學所證明的中華民族遠古先民已有近200萬年的曆史，而現在所知的神話傳說所反映的曆史，大體隻有五六千年。前此的遙遠洪荒時代，隻有若幹關於開辟、創造的神話，反映著不同階段的史影。這些創造神話有：盤古氏、伏羲氏、女媧氏、燧人氏、有巢氏、神農氏。雖然至東漢末三國初才有盤古開天地的神話見於記載，今仍按神話所述時代先後為序。
    （一）盤古氏
    大約在東漢末南方已流傳著關於盤古的神話。三國吳人徐整《三五曆記》記載較為詳細，說天地初開，“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氓”。南朝梁人任昉《述異記》卷上所記與之大體相同，並記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墓，亙三百餘裏，俗雲，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為姓。”所以任防說：“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關於盤古開天地的傳說，最初流傳於嶺南，然後傳至長江流域，與《後漢書·南蠻傳》中關於槃瓠與高辛氏女為婚的神話各有淵源，不能相混。
    （二）伏羲和女媧
    伏羲，又寫作包犧、庖羲、宓羲、慮戲、伏戲、伏希，同名異寫。《易·係辭》下敘述他是始創八卦和結網署發明漁獵的古帝。茆泮林輯本《世本·作篇》說：“伏羲製以儷皮嫁娶之禮”才開始有了婚姻嫁娶。至東漢《白虎通·號》記載：“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於是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論衡·齊世篇》也記載：“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樸……群居聚處，知母而未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強欲淩弱，眾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把伏羲描繪成從蒙荒樸野至文明時代的象征。
    先秦文獻，伏羲與太昊完全是兩不相關的神或人，《世經》始將二者合而為一，作為始以“木德王”有天下而列於三皇之首。故後世考伏羲地理，多依太昊遺裔分布與關於太昊活動範圍而推論伏羲的神話源於山東泰山以北以西今豫西魯東地區。
    女媧見於《天問》及《山海經·大荒西經》，到漢代所記錄的神話，女媧不僅曾摶土造人，使世界有了人類，還煉石補天，戰勝洪水使百川東南流歸於大海，是一位開天辟地、創造人類的偉大女神。《淮南子·覽冥訓》敘述女媧補天的偉績，歸結為“慮戲之道”，沒有說明他們是什麽關係。《風俗通》說明：“女媧，伏羲之妹。”到晉代，《帝王世紀》，記敘女媧“承包犧製度”，“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唐代的記錄卻多敘二人以兄妹為夫婦。盧仝《與馬異結交詩》說：“女媧本是伏羲婦（原注：一作伏羲妹），恐天怒，搗煉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李冗《獨異誌》卷下記有一則神話，說宇宙之開，天下未有人民，隻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議欲為夫妻，又自羞恥，於是請求天的示意。恰有兩股煙升向天空，兄妹相祝說：“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祝後，煙果然合而為一，於是兄妹結婚，世界降生了人類。
    伏羲、女媧的形象，漢晉以來的記載，一般都說是人麵蛇身，考古發現的漢到隋石刻畫像與絹畫所繪圖形與文字記錄一致。尤其是東漢武梁祠石室畫像與東漢石刻，以及隋高昌故址阿斯塔娜墓室彩繪絹畫伏羲、女媧，都是各持規、矩，人頭蛇身交尾合體的圖像，也證實漢代文獻雖未說明伏羲兄妹是夫婦，在民間流傳說他們實際是夫婦。此外河南、四川、山東、江蘇等省，還多處發現兩漢的伏羲、女媧畫像，所捧除規矩之外，還有日、月或靈芝的，而且一般也都是人首蛇軀，交尾合體。
    在本編第二章第一節，已征引今在少數民族中流傳的關於洪水漫天，人類絕滅，隻剩兄妹二人傳人類得以延續的神話。這類神話至今仍廣泛傳播中東南與西南各民族當中，尤其是苗、瑤、壯、侗、億佬、布依等民族關於上述傳說，往往直指兄妹二人為伏戲兄妹。清人崔述已辨“太昊非包羲氏”，而徐炳昶更明確推斷：“太昊氏族在東方，屬於東夷集團；伏羲與女媧同一氏族，在南方，屬於苗蠻集團”，其主要依據是清初陸次雲的《峒溪纖誌》記述：“苗人臘祭日報草。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並征引民族學調查來印證。
    伏羲始畫八卦的記載也證明關於伏羲的傳說可能起源於南方。直到民主改革以前，在南方一些少數民族中，其卜筮方法仍保留著八卦起源的痕跡。清人李心衡《金川瑣記》有關於金川彝人“八索之占”的記載，於省吾斷定：“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繼續發展。”“由於庖犧氏始作八索之占為八卦的起源，故《易傳》遂謂庖犧‘始畫八卦’”。在考古學上，目前所知為安徽含山縣淩家灘新石器文化墓地出土的一件精致的玉龜和一塊玉版上所刻曆法圖。這些距今有4500—5000年的遺物，是當時表示四時曆法的原始“八卦圖”，為伏羲的神話起源於南方長江下遊提供了物證。
    實際上，關於伏羲、女媧兄妹為婚始生人類的神話傳說，是遠古血緣公社內婚製在神話傳說中的反映，夾雜種種得天的旨意的情節，是血緣公社內婚製已廢之後，人們對於兄妹為婚以為羞恥，相信當初兄妹為婚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受天之命繁衍人類才有的行為。這些傳說廣泛流傳於屬百越人後裔的民族和中南西南一些民族中。含山新石器文化中又出土了迄今所知最原始的八卦圖，都說明伏羲、女媧最初大概起源於長江流域，最先流傳於長江下遊各部落，後流傳至中原，被奉為“人文初祖”；繼續流傳在中東南和西南少數民族中，則仍保留較原始的形態，是兄妹為婚始生人類的神話人物。
    （三）燧人氏與有巢氏
    《莊子·盜蹠》敘述：“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韓非子·五蠹》已將原始巢居與取火的創造人格化，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這些記載，描述了農業發明以前，遠古初民依靠采集漁獵生活的時代，穴居巢處與對火的重視。考古學已證明，舊石器時代已有使用火的遺跡，到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鑽孔技術發明後，發明了磨擦取火和鑽木取火。
    舊石器時代，人類穴居巢處，以避蟲獸，也許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發明構木為巢，到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建築已分為南北兩大係。南方從巢居發展為幹欄式建築，已發現的最早遺存為距今7000年以前餘姚河姆渡遺址中的幹欄式建築，其構巢方法兼用榫卯和綁紮，在此以前應還有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黃河流域及遼河流域流行由穴居發展為半地穴式建築，再發展為地麵上木骨泥牆構成的圓形和方形房子。後世把這種由穴居巢處到構木為巢與建築居室的發展歸結為有巢氏。
    （四）神農氏
    最初發明並主宰農業生產的是婦女，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支配權轉移到男性手中。這一偉大發明的人格化與神格化，就是神農氏。
    在先秦，神農與炎帝原是傳說中的不同的人或神，秦漢間或許已有炎帝神農氏的說法，《史記》仍按不同的神話人物敘述；《世經》與《漢書·古今人表》才明確記敘炎帝與神農合為一位。此即按“五德相生終始”的理論所作的合並。
    《莊子·盜蹠》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完全是一幅母權時代原始社會的理想化圖景。而《易·係辭》下描述“神農氏作，木為耜，柔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耒耜一類農具的發明，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以物易物，日中為市，也是新石器晚期才有的事物。這裏，神農氏所代表的是原始社會行將崩潰的父權製階段農業發展的人格化。
    農業和土地分不開。中國的農業起源，在新石器時代已是南北兩大係，應有不同的與神農氏相關的神話人物。北方農業以稷（粟）為代表，神農與後土的神話，主要反映著北方農業的起源，也有各地的地區特點。
    《國語·魯語》上說：“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為稷。共工氏之伯[霸]九有[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為社。”《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後土……後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淮南子·氾論訓》說：“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後稷作稼穡而死為稷。”
    烈山，又以音義均近而寫作厲山，南北朝和隋唐的記載，都認為烈（厲）山在隨州，即今湖北隨州市境。實則烈山氏為遠古燒山開土以播農作物的人格化。直到宋代，湖北、湖南仍盛行佘耕，即烈山播種的耕作方式。
    夏商周不可能同以禹或勾龍為社，以後稷為神農，《魯語》與《左傳》關於夏以上祀柱為神農，商周同祀稷為神農的記載，這也許是以周人的崇拜概述三代。東方海岱地區另有神農的祭祀對象，比如伊耆氏等；南方水田農耕起源與北方旱地的農耕起源年代相仿，必自有神農的傳說，而文獻失載，《帝王世紀》說：“神農氏崩，葬長沙”，而《路史》具體指出為長沙郡之茶陵州（今縣），或即傳說中南方關於神農的葬處。
    秦漢全國統一，各地傳說隨之統一，“整齊故事”，神農氏被列於燧人氏與黃帝之間，為“三皇”之一，並且與炎帝合並。本為代表農業起源的創造神，已被人格化。
    第二節父權製時代各部落集團
    一、黃帝集團
    西起隴山，東至太行山東麓，南至伏牛山以南，北達燕山，傳說中有黃帝與炎帝兩大部落集團；這些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是前仰韶——仰韶——中原龍山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發展之區。
    （一）黃炎兩大集團起源之區接近
    《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氏，生皇[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史記·五帝本紀·索隱》說：“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炎帝兩大集團，同出少典——有部落，後世成為異姓互相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在遷徙與發展中更成為有親緣關係又具有共同文化特點的兩大部落集團。晉人郭璞解說神話中有：“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產”，他的這種解釋，是非常符合神話傳說實際的。
    黃帝得姓的姬水不詳所在，薑水據徐炳昶對文獻、傳說與考古資料的綜合考察，“足以證明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陝西境內渭水上遊一帶”，相傳“黃帝生於壽丘”，《帝王世紀》認為在“魯城東北”，即今山東省曲阜市，這裏是少昊集團的中心；《路史》認為在上邽，即今甘肅省天水市境，渭水發源之區。從黃炎親緣及薑水地理推斷，則黃帝起源於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這裏正是從前仰韶文化到仰韶文化後期殿堂式建築發現比較集中的地區。
    按照《莊子·在宥》的記載，黃帝曾西至空同問道於廣成子，《史記·五帝本紀》也說黃帝“西至空桐，登雞頭”。唐初李泰《括地誌》原州平高縣條說：“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裏。《禹貢》涇水所出；《輿地誌》雲或即雞頭山也；酈道元雲，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雲……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即此。”唐平高縣在今固原市境，笄頭山或即六盤山，或即固原稍南隆德縣境笄頭山。自古這些地方都當隴西越隴而東的孔道。
    （二）黃帝集團的發展
    今陝北地區是黃帝集團發展的重要區域。相傳黃帝死葬橋山，在漢代上郡陽周縣境。漢陽周縣今地為陝北靖邊縣東南，此處距今黃陵縣橋山有數百裏。北魏曾以漢泥陽縣置陽周縣，今地為甘肅省正寧縣，橋山也隨陽周縣名南遷而南遷了數百裏。黃帝非具體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表明陝北為黃帝集團重要的活動區域。
    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區域在燕山地區。《五帝本紀》敘述，黃帝在戰勝蚩尤之後，“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釜山，《括地誌》說在“媯州懷戎縣北三裏”，即今河北省涿鹿縣南桑幹河南岸；涿鹿之阿即涿鹿山較開曠處。其地處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相接，自古扼東向燕山以南河北平原，越山向塞北遼西的要道。據《禮記·樂記》記載，周武王伐紂成功，立即封黃帝之後於薊（今北京市境），也說明直到西周初，仍相信燕山地區是黃帝最重要的故地。且古人相傳涿鹿與今北京也有橋山與黃陵。
    黃帝集團從陝北發展向燕山地區，其遷徒路線大約是順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或臨潼一帶渡河，沿中條山及太行山邊逐漸東北上。
    《國語·晉語》四記述，黃帝之子計25人，因母不同而“別為十二姓……姬、西、祁、紀（己）、滕、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實所舉僅11姓。通檢《詩》、《書》、《左傳》、《國語》、《世本》，證以卜辭、金文，僅有姬、祁、任（妊）、己、姞等姓的後裔見有封國。今晉南及晉豫陝接壤地區，春秋初仍頗多姬姓小國，見於《左傳》者有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芮、荀、賈、狐、耿等國，其中除虞、虢、霍、韓等《左傳》己說明為周所封，其餘大多可能是周以前舊國入周仍為諸侯。祁姓祖帝堯，有唐、杜、房等國；己姓有蘇、溫、顧、昆吾等國；姞姓有南燕、巢、密須諸國；任姓祖奚仲，有薛、鑄、摯、疇（一作）等國。這些姬姓以外的小國，除極少數在今山東與河南南部，大多都在陝豫晉接壤區及太行山東麓。
    黃帝的苗裔，春秋時仍有姬姓之戎活動於晉陝之間，太行山東麓今河北中部有祁姓的白狄鼓國，姬姓的白狄鮮虞，鮮虞之後建中山國一直延續到戰國後期。《山海經·大荒西經》說：“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非無根據的神話。
    上述黃帝集團自陝北南下發展到燕山地區的路線，也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遊越過黃河沿汾河及桑幹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幹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撞擊與融合，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新石器文化這種擴散與匯聚與神話傳說中黃帝集團的活動範圍是相吻合的。
    （三）黃帝集團的崇拜特征
    黃帝，號軒轅氏。周人自居黃帝嫡派，說：“我姬氏（姓）出自天黿”，郭沫若考證即是軒轅，是一種大鱉而為龍者。今傳世青銅器有“天黿”族徽者常見，有些屬先周器。與“天黿”並行的還有“天熊”、“天虎”等類“天獸”族徽。黃帝又號有熊氏，《五帝本紀》記述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可見以猛獸為其氏族標誌者在黃帝集團中頗多。《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其主流姬姓，崇拜龍魚屬“天黿”，另一些則崇拜猛獸類“天獸”，其圖騰崇拜均與對“天”的崇拜相聯係。
    25子族屬12姓族，不一定屬同一來源，是黃帝在發展中所形成的部落集團，其中也許有相當多是後來加入的部落，雖各有不同的圖騰，均奉黃帝為祖神或為該部落集團共同的天帝，部落集團的大酋長，作為天神的化身，也襲用黃帝的稱號。相傳黃帝三百年，非人壽所能及，為襲黃帝號者如軒轅氏、有熊氏等曾為黃帝集團大酋長者所傳的年代。
    二、炎帝集團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所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襲炎帝號者八氏共530年，最後一位炎帝為榆罔氏，被黃帝所滅。
    炎帝長於薑水而得薑姓。薑水，《水經·渭水注》：“岐水又東，逕薑氏城南，為薑水。”前已述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斷定：“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陝西境內渭水上遊一帶。”《帝王世紀》記述：“炎帝薑姓也，母曰任已，有氏女，名曰女登，為少典正妃，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華山，古包括秦嶺，秦嶺以南，概稱華陽。故炎帝集團起源之區，還與今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有關。證以新石器文化的發現，這些地方從前仰韶期到仰韶期文化的遺存都比較豐富，與炎帝起源的傳說相印證，似有征可信。
    炎帝的後裔，有薑姓諸夏及薑姓之戎，甚至包括氏羌。發展中分為共工、四嶽、氏羌三大支。
    並工，是炎帝集團勢力較大的一支。《國語·魯語》上說共工曾“霸九有”。就是曾為九州薑戎的共主。並且曾與顓頊、高辛“爭為帝”。據考證，共工與鯀是同一神話人物，緩讀為“共工”，拚讀即是“鯀”。此說列舉了共工與鯀神話傳說相通與相同者八九個力證，頗可憑信。共工與鯀由一分為二，是炎帝集團發展中所產生的分化。共工發展於今豫東北及冀南地區，《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具體指為河南輝縣境，範圍偏小。鯀以崇山（今嵩山）為中心，發展於豫晉接壤之區。《山海經·海內經》說：“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鯀往晉南發展，與黃帝集團關係密切，加之原本炎黃有親緣關係，所以鯀又被認定為黃帝集團的一支。
    四嶽，或寫成四嶽，又稱太嶽。《國語·周語》下記述，遠古時，共工治水，雍塞百川，以害天下，所以皇天震怒，共工用滅。其後大禹治水，“共工之從孫四嶽佐之”，采用疏導方法治平洪水，天下大受其利，所以“皇天嘉之，祚（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薑，氏曰呂”。禹為姒姓的祖神；四嶽為薑姓的祖神，其後裔在西周的有申、呂、齊、許等國。齊在山東，西周封齊大公以前，傳說時代已有逢伯陵在齊，為薑姓在東方之大部落。’呂原在陝西，後遷河南與申都在今南陽地區，許即今許昌市境。相傳炎帝都陳，今地為河南淮陽縣，大概四嶽一支是繼承炎帝的主流。
    在四嶽發展之區，又有祝融八姓集團。《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鄭，祝融之虛也。”其中心最初在今河南新鄭一帶。以後向南發展，至於河漢之間，在今河南南部與四嶽後裔申、呂、許等國雜處。
    《山海經·海內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祝融出於炎帝，其後裔有襲共工之號者。《山海經·大荒西經》又說：“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是顓頊之後也有參加祝融集團的。
    相傳祝融八姓的長支為昆吾，己姓，為黃帝集團十二姓中的舊姓。祝融八姓為己、董、彭、禿、妘、曹、斟、羋。楚出自羋姓，故《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楚靈王宣稱：“昔我皇伯祖父昆吾，舊許是宅。”己姓之昆吾，分布在四嶽後裔薑姓許國的舊地。祝融八姓部落集團形成於炎黃兩集團戰勝了東方兩昊與南方三苗集團之後，是交匯融合的新結合。最初以今河南中部、南部為中心，後來發展成為分布於河、漢之間及於江、漢並涉及淮河下遊魯、豫、皖接壤地區的大集團。
    炎帝集團的崇拜，與黃帝集團大同而小異。《左傳》昭公十七年說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祝融則在神話中是火神。其圖騰特征，與黃帝集團相似，也是以蟲魚之為龍者為主流，《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後土。”句龍即呈卷曲狀的蛇龍。《山海經·大荒北經》：“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為害甚虐，“禹湮洪水，殺相繇”。《歸藏·啟筮篇》說共工也是：“人麵蛇身，朱發。”前已敘及，共工與鯀是一分為二的神話人物，《說文》：“鯀，魚也。”另外，傳說中共工與鯀治水失敗以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這與黃帝集團的猛獸崇拜也有相通之處，而祝融也與獸、龍崇拜相關。《山海經·海內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麵，乘兩龍。”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布之區，不僅反映在新石器文化中有大致相同的序列與特點，隻是在大同中存在不同的地方類型與文化中心；而且在神話傳說中，也都是以對蟲魚而為龍及熊一類猛獸的圖騰崇拜為特征。兩大集團，其中包括祝融這個炎黃融匯的亞集團，淵源相通，文化特征大同而小異。
    三、太昊集團與少昊集團
    今黃河下遊，以泰山為中心的海岱地域，為北辛·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起源與發展之區。在神話傳說中，這個地域有太昊與少吳兩大部落集團。太昊分布偏北，時代也可能早於少昊；少昊分布與大昊集團交錯重合而又稍南，時代也晚於太昊。兩昊的後裔，一部分為諸夏，大部分為夏商周三代的東夷，直到春秋時，屬兩昊後裔的諸小國，文化雖與諸夏接近，仍被認為是東夷。
    （一）太昊集團
    太昊，在先秦及漢晉古籍中，又寫作大皞、大曎，先秦記載，與伏羲是不同的神話人物。
    太昊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神祖。《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記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氏之祀。”春秋時仍是存於在濟水流域的這幾個風姓小國，守著太昊的祭祀，是東夷而“服事諸夏”。據杜預注再核以今地理，任在山東濟寧市境；宿、須句均在山東東平縣境；顓臾在山東平邑縣東、費縣西北。《左傳》又記：“陳，大皞之虛”，與炎帝所都相同，大約炎帝東遷，在今魯西、豫東接壤地區，與太昊集團交錯分布。
    太昊的風姓，在甲骨文中，風與鳳同字。另一方麵，《左傳》記述：“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說明太昊集團有對龍的崇拜，但也和東方各部落一樣以鳥為圖騰崇拜的基本特征。
    （二）少昊集團
    少昊，在先秦及漢晉古籍中，大寫作小皞、少皞、小曎、小顥。在東方以鳥為圖騰的各部落中，最典型的數少昊集團。少昊的後裔，郯國的國君在魯昭公十七年（前525）朝於魯，他講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鴠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共舉了24個以鳥為氏的氏族在部落集團中各有所司。
    少昊的後裔，在傳說中有著名的後益（即秦祖伯翳、伯益），皋陶（或稱皋姚）、蚩尤和羿等神話人物；在春秋時還存在許多贏姓與偃姓諸侯。
    嬴姓祖少昊，其後裔春秋時仍有徐、江、葛、黃、淮夷、費、郯、譚、鍾離等國。
    徐為西周東夷大國，地處今安徽泗縣和江蘇泗洪一帶；江，今河南正陽縣西南；黃，今河南潢川縣西北；葛，今河南寧陵縣境；費，今山東費縣；郯，今山東郯城縣；譚，今山東章丘縣境；鍾離，今安徽風陽縣境。此外，秦、趙均出自伯翳，祖蜚廉，蜚與費蓋同字異形。這些都是少昊嬴姓，有一部分西遷在晉陝立國的苗裔。
    偃姓祖皋陶，與少昊同姓。嬴、偃同字異寫，由於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時尚有奄，今山東省曲阜縣，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縣；六，今安徽六縣；舒鳩，今安徽舒城縣；東夷群舒，均為偃姓。
    在少昊的後裔中，春秋時的莒國，即今山東莒縣，正是少昊集團的中心地區。《左傳》隱公二年（前721）《正義》對莒的注疏引《世本》說：“莒，已姓，”又引《譜》說：“莒，嬴姓，少昊之後……《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己姓為黃帝十二姓之一，祝融八姓之首。莒先為嬴姓，後改己姓，大概是少昊集團加入黃帝集團改從已姓的部落。《帝王世紀》甚至說：“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更說明在黃帝集團取得優勢以後，姬姓酋長青陽成為少昊集團的首領，而襲享少昊的稱號。摯，是一種猛禽，仍保持著少昊集團的圖騰特征。
    四、三苗集團
    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和長江中遊是皂市下層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湖北龍山文化）起源和發展之區。在這個區域，神話傳說有三苗部落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的注，三苗是九黎的後延。九黎的分布，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曾明確指出：“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吳起所說的彭蠡即今鄱陽湖；洞庭今仍名洞庭湖；文山不詳所在；衡山不是指令南嶽衡山，而是在江北的某一座橫向，即東西走向的大山或山脈。《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山南為陽，荊州在衡山以南，則《禹貢》衡山為豫、荊兩大州的界山，與今伏牛——桐柏——大別山脈相當。可見三苗的分布，以今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到湖南、東至江西、北達河南南部及中部。考古學證明，屈家嶺文化（前3000—前2000）最盛時，“向北影響到丹江和漢水中遊，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裏的原始文化從以仰韶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長江中遊的原始文化因素已到達那裏，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三千紀中葉以後，這個文化係統發展到新階段，文化麵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遊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考古文化的這種發展與神話傳說中三苗集團的範圍恰相吻合。至於三苗與中原各部落集團的關係，將在下節敘述，本節從略。
    第三節各部落集團間的關係
    上節所敘各部落集團，都是地區性的部落聯盟。《墨子·非攻》下說：“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並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其它如《左傳》、《尚書·堯典》、《呂氏春秋》等都有類似記載。所稱萬國諸侯，不過是各部落的首領。直到春秋戰國，人們還保留著關於遠古部落林立的鮮明印象。
    由“萬國”結合成幾大落集團，成為地區性部落聯盟，已經曆了漫長的鬥爭與融合，具備了王朝前古國的基本特點；這些集團間的戰爭，更發展了王朝前古國的國家雛型特點，為王朝的建立及部落向國家的過渡奠定了基礎。
    一、部落集團間的戰爭
    相傳黃帝凡55戰，而天下大服，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黃帝與炎帝阪泉之戰，黃帝與兩昊、蚩尤冀州、涿鹿之戰。這兩次大戰，在古代文獻及注釋中多有相混，近代考證也有人認為是同一次戰爭，因而阪泉與涿鹿兩個地方也混淆不清。按《五帝本紀》所記載，明顯是兩次不同的戰爭。黃炎戰於阪泉，是兩大親緣部落集團間的兼並；黃帝與兩昊冀州、涿鹿之戰，是黃河中下遊東西兩大部落集團間的兼並。
    （一）黃炎阪泉之戰
    當距今第五個千年紀時，部落間的界限被加速打破，“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於是“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兵振德，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誌”。阪泉所在，據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說：“解州鹽澤，方百二十裏。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嚐大溢；大旱，鹵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太平寰字記》卷四六也說，解州安邑有蚩尤城。按宋解州今地理為山西運城市，安邑即今運城市安邑縣，鹽澤今稱解池。其地正當晉南涑汾平原與豫西伊洛平原接壤地帶，此為夏人興起之區，在夏人以前即炎黃兩大親緣部落集團交錯分布之區。
    （二）黃帝與兩昊蚩尤冀州、涿鹿之戰
    黃帝戰勝炎帝，便成了炎黃兩集團的共主，北上與兩昊戰於冀州、涿鹿，兩昊的軍事首領，號為蚩尤。
    在部落聯盟時期，通常都是實行兩首領的製度：酋長兼為宗教首領，一般為世襲貴族；戰爭中的英雄被部落所推舉擔任軍事首領。當時男子以戰爭為職業，部落間的戰爭成為私有財產積累的主要手段。蚩尤不是某位英雄的私名，而是部落聯盟軍事首領的共同稱號，因而在神話中，既是炎帝的後裔，又是兩昊集團的首領，也是九黎之君，其遺跡如蚩尤塚，蚩尤城，遍布黃河中下遊的許多地方。這個稱號大概起源於炎帝集團或兩昊集團，而九黎三苗集團也加以襲用。因兩昊集團的蚩尤在與黃帝戰爭中所顯示的威力，蚩尤成了戰爭的同義詞，尊之者以為戰神，斥之者以為禍首。
    相傳蚩尤發明了用金屬製造武器。《世本》記載：“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但《大戴禮記·用兵》記述孔子回答魯哀公的提問，並沒有這種說法。他說：“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何器之作！”《呂氏春秋·蕩兵》也說：“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蚩尤即使不是武器的發明者，也是發揮兵器威力的英雄。
    蚩尤與黃帝作戰的地方，《逸周書·嚐麥解》說在“中冀”，今人考證以為在涿縣、保定一帶。涿鹿之戰是冀州之戰的決戰，其規模《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莊子·盜蹠》說：“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裏。”相傳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是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黃帝與之九戰不勝，隻是在天帝派遣“人首鳥形”的玄女傳授了兵法，才製眼蚩尤，“以製八方。蚩尤沒後，天下複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謂蚩尤不死，八方殄服”。
    蚩尤在涿鹿被打敗以後，於是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是為黃帝”。但戰爭的實際對象，是兩昊集團，《鹽鐵論·結和》說：“軒轅殺兩曎、蚩尤而為帝。”是戰敗了兩昊才取得炎黃兩昊各部落集團共主（“天子”）地位的。正像打敗炎帝以後，炎帝稱號仍在本集團傳襲一樣，黃帝打敗兩昊以後，“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上節已敘，此少昊己改從姬姓。黃帝滅人之國而不絕其祀，以清為少昊撫少昊原屬各部落，而且在新建立的大部落聯盟中仍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三）顓頊與共工的戰爭
    在黃帝以後，顓頊取得共主地位以前，經過顓頊與共工的大戰。此戰最富神話色彩。《淮南子·天文訓》記載：“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關於這一戰爭，《淮南子·原道訓》說共工是“與高辛爭為帝”，《補三皇本紀》又說是共工“與祝融戰”，傳聞異辭，而以與顓頊戰的記載較普遍。《淮南子·兵略訓》說：“顓頊嚐與共工爭矣……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史記·律書》也說：“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剝去神話的外衣，曆史的核心是“爭為帝”，即爭奪共主地位的大酋長寶座。
    上節已述，共工為炎帝集團的著名首領，分布在今豫北冀南，古河濟之間，正是炎黃與兩昊集團交往的樞紐地區。《史記·律書》文穎注：“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
    顓頊，姬姓。按《五帝德》、《帝係》及《山海經·海內經》的記載，都肯定他是黃帝與嫘祖的曾孫，昌意的孫子。《五帝本紀》、《帝王世紀》等則說是昌意之子，黃帝之孫。然而《山海經·大荒東經》又記：“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清人郝懿行引《說文》：“孺，乳子也。”解釋為：“此言昊少孺養顓頊於此。”則顓頊是一位出身於黃帝集團而撫育成長於少昊集團的古帝，是東西兩大集團交融的象征。大約是黃帝共主地位應由顓頊繼承，因為年少而由少吳清孺養，而“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為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位”，故共工與之“爭為帝”。
    （四）堯舜禹與三苗之戰
    三苗，又稱苗民和有苗。在經、史及諸子的記載中，與三苗之戰，延及堯、舜、禹，甚至上推到帝顓頊。
    戰爭的原因，據《尚書·呂刑》所述，是因為蚩尤始作亂，延及平民，互相寇掠，有如鴟梟。苗民不遵上帝的約束，混淆天人神，又製作五刑，稱之為法，使用割鼻、剜膝、奄割、黥麵等酷刑，殺戮百姓。使得傳統秩序泯滅。既不守信，叉不遵盟。上帝看到人間毫無美德可言，隻聞到酷刑的血腥，於是施用天威平服這種暴虐，遏絕苗民，使之不得延續。命重黎絕天通地，天地神祗各有分司祀享。又命伯夷製定典禮，用刑適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這三大酋長成功了，才使得百姓殷富，教化開明，上下有序，天下太平。此處所說的蚩尤，《偽孔傳》認為仍是指黃帝殺之於涿鹿的蚩尤，三苗隻是效法蚩尤，“異世而同惡”。唐人孔穎達《疏》也認為是“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這些解釋，合乎邏輯。
    戰爭時間很長，在今陝西、河南、湖北接壤地帶進行。《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說：“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三苗是南蠻的先民，故堯舜所戰所卻所變易其俗的都是指三苗。《漢學堂叢書》輯《六韜》說：“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丹水，今稱丹江，浦即水邊。丹江發源於陝西省東南終南山，東南流入河南省西南浙川縣境，在河南、湖北兩省交界不遠處流入漢水。堯、舜沿丹江兩岸與三苗戰，正是在伏牛山脈以南，荊山山脈以北。
    戰爭的規模也是驚天動地的。《墨子·非攻》下記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瑞令，以征有苗。”此後三苗才逐漸衰微。《古本竹書紀年》也有類似記載。
    戰爭的結局是三苗大敗，舜於是把一部分三苗強迫遷徒到今甘肅“三危”地區，而炎黃、顓頊集團融合所形成的祝融八姓南進丹江及江漢地區。後來楚國即在丹江地區篳路籃縷，以啟山林，得以興盛。考古學家發現，來自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北上到伏牛山麓，被仰韶文化的優勢取而代之；隨後便是中原龍山文化南下，使屈家嶺文化的後延具有明顯的龍山文化特征。這種遠古文化遺存與三苗及中原部落集團的消長是相吻合的。
    二、各部落集團的融合與分化
    黃帝戰勝炎帝、兩昊，堯、舜、禹戰勝三苗，在黃河中下遊及江漢平原間廣大的地區，使原有各部落集團結成了更大的聯盟。
    黃帝在新形成的大聯盟中是共主，是號令及於各部落的最高酋長兼天帝的化身。“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對不聽號令的進行征伐，平服以後即撤兵離去，又開山修路，盡可能打破部落與地區的絕隔，促進部落間的交往。
    按照《帝係》、《五帝德》、《五帝本紀》等記載，從黃帝到堯、舜、禹，共主出自黃帝一係，在黃帝一係中世選或禪讓。黃帝一直是新形成的部落大聯盟的象征，後世成為中華民族統一的象征和始祖。
    共主的權力，仍受部落貴族議事會議的約束，《尚書·堯典》等所描述的各部落酋長與貴族，在堯主持下推舉治水的人選及堯的繼承人選，說明堯隻是“協和萬邦”的共主，即令禹平洪水，功業極大，“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仍沒有完全脫離部落大聯盟共主的舊製。其它各部落集團的顯貴大酋長，如炎帝集團中的四嶽、伯夷、共工、鯀，少昊集團中的皋陶、益，三苗集團中的驩兜等，在大聯盟中，地位仍很顯赫，並擁有很大的權力。
    《世本》記載，屬炎帝集團的伯夷和屬少昊集團的皋陶，都曾“作五刑”，皋陶主持決獄，“不仁者遠矣”，“皋陶鳥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而“伯夷降典”用刑折中，大概是在苗民五刑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原屬少昊集團的益（伯益），不僅與四嶽等佐禹治水成功，而且還明了“占歲”及“作井”，禹“授之政，九州成”，甚至“薦益於天”，作出了禪讓給益的姿態。
    以黃帝為共同天神與共祖的部落大聯盟，經過千年歲月，促進了原有各部落集團的融合，在此基礎上形成為夏、商、周三族。同時各部落集團又都有一部分按照原有傳統發展，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的東夷、氏羌與南蠻。遠古時代各部落集團的這種融合與分化，是中華民族起源時代的進化過程。這個過程，打破了部落與地方的隔絕狀態，完成由地區性部落聯盟向國家與民族的過渡，而進入了華夏與夷蠻戎狄五方格局醞釀與形成的發展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