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已述及，華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經曆了春秋、戰國五個多世紀，而文獻中明確以華夏居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配合四方的記述，大概出現於戰國。《左傳》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學習古代官製時曾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這是指四方之夷，而《論語》中未出現“東夷”、“南蠻”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稱謂。《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蒞中國而撫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孟子》中雖已出現“東夷”、“南蠻”等稱謂，但在《孟子·盡心下》說：“君好仁，天下無故焉。南麵而征北夷怨，東麵征而西夷怨。奚為後我！”證實孟子所說“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在上一章，已引述《管子·小匡》和《禮記·王製》中關於中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習性、語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記載。《管子》為戰國中晚葉齊人追敘，雖依據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跡與言論，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齊的觀念，是戰國中晚葉成書時對齊桓公霸業的概括。《禮記》則是西漢中葉學者們依據先秦材料所作。以上征引兩書的記述，說明戰國已出現的五方民族整齊配合的觀念，到西漢得到了確立。
    華夷五方配合，隻是戰國秦漢受華夷大一統思想支配而對五方各族的一種劃分，無論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都隻是對一方民族的統稱，並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團。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屬同一族係，而且具體包括哪些地區的民族，隨著時間推移，也有所不同。本章僅能對先秦四周各民族按方位作一簡要的概括，它們的苗裔則在秦漢及秦漢以下各篇章中有較詳細的敘述。
    第一節東夷
    一、東夷的起源與分布
    在本編前麵有關章節已經述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遺存；而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一方麵有一部分與來自黃河上遊、中遊的黃帝部落集團融合，構成華夏民族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泰山周圍及其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傳統發展，即夏商周三代的東夷。先秦文獻中的東夷，專指今山東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華夏方國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東、蘇北、淮北地區。它們的文化直接繼承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繼承山東龍山文化發展的嶽石文化一般即認為是夏代東夷的文化；它們的族源直接繼承兩昊部落集團，直到春秋時期，在今山東、蘇北、淮北還留存著兩昊苗裔仍稱為東夷的許多方國。但不能反過來簡單地稱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為“東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簡單地說兩昊集團就是“東昊部落集團”，因為當時尚未出現夷、夏的區別，而且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兩昊部落集團也是華夏民族的重要來源之一。夏與商均與三代的東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淵源關係。到秦始皇統一時，三代東夷的苗裔，都已融合於華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稱，今所見為當時確證的，以甲骨卜辭關於屍（夷）方的記錄為最早；古籍記載則夏代的東方已有眾多夷人的方國部落。《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鳳夷、陽夷。”這九種夷都見於古本《竹書紀年》關於夏朝與東方諸夷關係的記載。實際上，“九”僅言其多，不必拘泥於九種。《竹書紀年》所載，夏代還有淮夷、藍夷；《尚書·禹貢》記載兩河之間的冀州有鳥夷（一作島夷，字形近似致誤）；青州在泰山以東至海有嵎夷、萊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與淮海之間揚州也有鳥夷（一作島夷）。《禹貢》成書於戰國，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稱。
    甲骨卜辭對於商朝東方與東南方的夷人，寫作“”方和“”“”方。前者像人側立之形，釋為“人方”，後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與夏人危坐不同，釋為“屍方”。甲骨文學界認為作為族稱，兩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學者認為“人方”指商東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帶和山東半島靠海一帶；有的學者認為人方與屍方是同一稱謂的不同寫法，都是指商東方與東南方的諸夷。郭沫若先生說：“屍方當即東夷也。征屍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則殷代之屍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現了“東夷”的稱謂。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諸夷都是周王朝的勁敵。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後兩三個世紀觀念上的變化，造成了現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難。學術界對西周時期東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張懋鎔《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較表》統計，西周早期僅見有“東夷”，周公、成王東征的對象金文中記載都概稱為東夷，而《史記·周本紀》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魯周公世家》說：“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周公，成王東征雖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東省境，此為東夷起源的地區，也是夏、商時東方諸夷的核心地區。金文為當時實錄，西周早葉以東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東征以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勢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於齊，封周公子魯以鎮東方。到西周中葉淮夷在淮河地區興起，成為東夷中勢力最強的一支。據上引張懋鎔的《比較表》第二欄，西周中期金文隻見有淮夷，反而不見東夷的記錄。說明成康以後，周王朝與東方諸夷的關係，主要對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了。文獻記載多為後世追敘，關於周公、成王東征的記載，蓋成於成康以後，所以依周中期的觀念，反以淮夷概稱東夷了。
    到了西周晚葉，夷王時期《禹鼎》複見淮夷與東夷並舉，而淮夷居前；厲王時器《鍾》又有南夷與東夷並見，而南夷居前。周晚葉的南淮夷、東夷各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可在東夷與西周的關係中去辨析。總之，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於東夷的軍事活動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區，然而其分布範圍，都沒有超出海岱與淮河流域。
    秦漢以後的東夷，主要是指先秦的東北夷，又將倭人列於其中，是泛指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與先秦東夷在地區與民族等方麵，都有明顯的區別。
    先秦的東北夷，包括肅慎，息慎同音異譯。《史記·五帝本紀》敘述舜時“方五千裏，至於荒服”。在來貢的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鄭玄的注解說：“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在陳，有隼死於陳侯之庭而身上留著射來的楛矢石砮，於是問孔子。孔子說：“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並且講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進貢方物，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度有一尺多。周王為了以其能招來遠方的美好政績垂法後世，在箭杆上刻了“肅慎氏之貢矢”，分給舜的後裔而封於陳。孔子說：“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韋昭注：“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之來遠矣。”
    肅慎的分布，學術界長期有過多種推論。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肅慎在不鹹山（今長白山）之北。《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郭璞注：“今肅慎去遼東三千餘裏。”郭璞晉人，晉遼東城即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晉尺約相當今6寸，當時3000裏合今華裏1800裏左右，明顯已在長白山以北。《三國誌·東夷傳》：“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裏，濱大海。”又說：“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之國也。”三國時夫餘王城大概還在今吉林市境，其東北晉時千餘裏，合今華裏600裏左右。兩書所記肅慎地理，都相當於今黑龍江省寧安縣附近。《新唐書·渤海傳》說：渤海“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賈耽《入四夷道城紀》說：渤海上京“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裏，有肅慎城”，渤海上京遺址即今寧安縣東京城。按文獻記載，肅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遊為中心的地區。再證在考古學發現的楛矢石砮及對肅慎人文化遺址得出的判斷，可以肯定肅慎是起源於今牡丹江流域的東北古民族，又是東北與中原王朝發生政治交往最早、源遠流長的古代民族。
    夫餘，又有扶餘、鳧臾等異譯。《史記》記述秦漢時的經濟區域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鄰烏桓、夫餘”，而《論衡·吉驗篇》記述夫餘立國的傳說：“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娠。’”後產子，即夫餘的始祖東明。說明夫餘的始祖傳說，也帶有東夷以鳥為上天使者的特點。夫餘立國以北流鬆花江中遊平坦地區為中心，其先橐離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烏裕爾河流域。至於夫餘與穢、貊的淵源聯係及其立國經過，文化特點及其後延各族，均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第二節。
    二、東夷與夏商周的關係
    在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部落集團中，夏人出自西係，而又融合了東方少昊集團許多部落最早建立國家的一支。在夏代400餘年中，除與有扈氏甘之戰發生在今陝西省關中外，其餘未見與西方部落及方國戰爭的記錄。與此相對照，夏與東方的鬥爭劇烈得多。夏啟殺後益自立為後（王），傳至太康，即發生了有窮氏後羿“代夏政”的大變革，接著寒浞代羿，前後40年，少康複國。一直到少康兒子後杼才消滅有窮氏，使夏朝得以鞏固。自後啟至後杼約半個世紀與東夷鬥爭，主要是在今山東北部以及河南東北部與河北南部，今山東與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區展開。後杼以下，對東方各部落與方國的征伐及交往，已轉移到泰山以東以南地區，所見“九夷”名稱及其分布已在“東夷的分布”中敘述。到了夏代晚葉，與九夷的關係似有所改善，帝發元年，出現了“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的局麵。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從《竹書紀年》所敘前後聯係看，當主要是東方之夷。關於夏代滅亡，古籍記述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以後，奔於南巢，通常以為即到了東夷的地區，今安徽巢縣一帶，可姑備一說；勾踐越國也宣稱越為禹後，大概是與諸夏認同的一種表現。這些都可置疑，有待證實。夏人在夏代及夏朝滅亡以後有一部分東徙，移居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卻在考古學上有若幹證據。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於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
    商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部落集團中的東係，雖然與夏人一樣是東西的兩大係部落融合的複合型共同體，其與東夷的同源聯係，確對商朝與東夷的關係影響極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風淵源於東夷，從甲骨卜辭的記錄看，用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葉，卜辭中頗常見征伐人方、屍方的記錄，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而且有的記錄說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甚至認為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是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然而從西周初葉，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係還是比較親近的。
    兩周與東夷的關係，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周初葉武王至康王時期；周中葉穆王至孝王時期；周末葉夷王至平王東遷以前。
    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初葉，周武王聯合800諸侯及西土各族，經牧野一仗，商紂滅亡。仍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為“三監”，各據商中心地區的一部以監視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鎬京，仍“自夜不寐”，因為商遺裔和東夷的勢力仍很強大。武王滅商以後兩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輔其子成王，而“三監”心懷不滿，武庚乘機與東夷之大國奄、薄姑等聯合起兵反周。周公於是大舉東征。關於這次東征的對象除商遺裔之外，成王時鑄造的雪鼎，盥鼎銘文都記載的是征伐“東屍”（夷）、“東或”（國）。奄在今山東曲阜縣舊城東，這是少昊集團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南。兩國都淵源幹少昊集團，是商代方國，西周初是東夷勢力最大的兩國。據《史記》記載，周武王曾封太公望於營丘，國號齊，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區；封周公於奄，國號魯，正是奄的中心地區。當薄姑與奄起兵反周時，追隨者還有許多其它東夷方國與部落，《孟子·滕文公》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這五十國大多當在今山東境，此外還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區。根據各種古籍的記載，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經過三年戰爭才殺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領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東征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後，齊大公在營丘立國之初，“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夷也”。經過劇烈的戰鬥，齊才得以立國，而且直到春秋，有時萊夷也與齊發生戰爭。周公之子伯禽就封於成，“淮夷，徐戎並興”，使得魯“東郊不開”。《尚書·費誓》說：“公曰：‘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傳》說，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眾準備好武器，糧草，振作士氣，勇往直前，不然“汝則有常刑！”經過戰爭，魯雖然得以立國，成王親政以後，“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如此大規模征集軍隊，在取得勝利以後，又是大規模賞賜，熔金鑄器為銘慶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見成王此次征伐東夷，影響之大。經過了這樣幾次反複，今山東境內的東夷不再成為周的勁敵，周的統治鞏固了，東夷地區已經安定，出現了成康時40餘年不用兵刑的局麵。
    到周穆王（約為前976—前922）時，東夷勢力的中心轉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稱東夷，而徐最為強大，徐，嬴姓，淵源於少昊以鳥為圖騰的集團，分布在淮水中下遊以今泗洪縣附近為中心的地區。《逸周書·作雒解》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這裏“熊”為“嬴”之訛，而“盈”與“嬴”同音通假字。可見成王東征之徐戎為東夷。到穆王時，徐已自稱王：“徐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裏，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後來穆王與楚國夾擊徐，徐偃王被殺。《都城記》說：“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記述頗多歧異，大約西周中葉淮夷以徐為最強，經周穆王與楚夾擊而受到嚴重打擊近於曆史事實。直到春秋時，徐仍不失為淮夷群舒當中的煢煢大國。徐偃王“行仁義”，深得東夷之眾，可見其文明水準較高，至今傳世的（徐）王器及國器的青銅鑄造技術與銘文都比較成熟，接近中原諸侯水平，雖為春秋時器，也說明徐的文明發達淵源有自，且傳之久遠。
    到西周晚葉，東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反而追隨於淮夷之後。此時古籍記載仍稱淮夷，而金文稱之為南淮夷，周夷王時，《禹鼎》銘文噩（鄂）侯馭方叛周，“率南淮屍（夷）、東屍，廣伐南或（國），東或”，不僅危及周南境與東境的諸侯，也威脅周的東都雒邑。周動員了西六師、殷八師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時器《兮甲盤》：“王令甲政辭（司）成周四方（資），至於南淮屍（夷）。淮屍（夷）舊我（帛）（賄）人……”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兮甲即銘文後麵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敗獫狁之後，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貢物，《詩·大雅。江漢》說：“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詩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見與《兮甲盤》所記為同一事件。據統計，西周晚葉金文中南夷凡三見，南淮夷凡六見，而淮夷僅一見。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勢力往淮河中上遊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對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與南淮並見，應是指荊楚而言。西周晚葉，王室衰微，諸侯日強，南方的楚、東南的淮夷成為周室的威脅，然而無論是楚還是東夷都已廣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走上了華化的曆程。
    三、東夷的華化
    先秦的東夷，即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東夷各部落與方國，到戰國晚葉都已經華化，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這個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曆史過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夏初，後啟與後益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複國，中經後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後杼滅有窮氏，前後經曆半個世紀的鬥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鬥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時期東係的重要來源。他們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敘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於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隻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後葉東夷的主體。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薑姓的西係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說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齊“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采取了文化禮俗兼容並包、經濟方麵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隻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後：“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麵貌、喪葬習俗、城市布局等方麵，的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餘（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說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遊，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的西係，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後葉，前567年（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並。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並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並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座兩周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座墓可分為葬製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說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著，並經曆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著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說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麽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並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大昊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隻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淮河中、下遊，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並的曆史進程中，他們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並，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匯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先秦的東北夷，則在中國的東北繼續發展，秦漢以後的東夷主要指先秦東北夷的苗裔，其中肅慎發展成在古代有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稱，當今有滿族、赫哲、鄂倫春、鄂溫克、錫伯等民族的大族係。夫餘的苗裔則有高勾驪繼續在中國東北境發展，並且在公元5世紀中心移至朝鮮半島，曾在鄰國朝鮮建立高麗王朝。
    第二節南蠻
    （蠻），可能在甲骨卜辭中已見記錄。陳夢家說：“方，疑即蠻方”。金文中肯定已出現以為族稱的記載。《虢季子白盤》記述了虢季子白因征伐獫狁有功，周宣王賜給子白銅鉞，“用政（征）（蠻）方”。《梁伯戈》有“鬼方”的族稱。《秦公》歌頌秦國的偉大祖先受命於天，據有大片“禹跡”，祖先供奉在上帝的身旁，保佑著自開國以來已傳十又二公，世係綿遠不斷，並且“虩事蠻夏”，即協和蠻夏各民族。據考證此器所指十二公為自襄公立國為諸侯以來的十二公，此器為秦桓公（前603—前576）時鑄造，時值春秋中期。文獻記載中，蠻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蠻、巴等，但不專指南方，《詩·韓奕》說：“因時百蠻，奄受北國”，《閟宮》也有“淮夷蠻貊”的稱謂。《史記·匈奴列傳》說：“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可見蠻在西周以來的先秦文獻記載中也可以用作非夏族的通稱，並且和“夷”一樣可以用作與夏對舉，稱為“蠻夏”。
    南蠻的總稱，大概出現於戰國。《孟子·滕文公上》稱楚人許行為“南蠻鴃舌之人”，是說南蠻講話如鴃鳥（八哥）那樣舌頭不好使；《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說：“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禮記·王製》說：“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南蠻是對今伏牛山脈以南漢水流域、淮河中上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雲貴高原各個民族的統稱，其中族係複雜：長江中遊有三苗、楚、群蠻；長江下遊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長江中上遊有濮與巴蜀；雲貴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個族係。對於這些族係，本節僅能敘其梗概。
    一、長江中遊：三苗、楚及群蠻三苗的分布及其與黃炎集團的關係已在第一編關於遠古各部落集團及其相互關係中敘述過。三苗，在先秦文獻中又稱有苗、苗民、三毛。三為多數，未必確指三個部落。在堯、舜時，三苗與中原大部落聯盟經過長期戰爭，失敗以後一部分被迫遷徙於三危。對三危的地理，考證眾說不一，按《山海經》及《後漢書·郡國誌》等記載，學術界一般認為即今甘、青、川按壤地區岷山、鳥鼠山、西傾山一帶。《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條郭璞《注》說：由於三苗之君反對堯讓天下於帝舜，被殺。“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山海經·大荒北經》說：“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厘姓。”驩頭又稱丹朱，一說為堯之不肖子。厘姓即黃帝十二姓之一的僖姓。這些神話不僅反映著三苗集團中有一些部落參加了中原大部落聯盟，並且在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中失敗；也反映著三苗當中有些部落與黃帝集團有交融關係。三苗北上爭雄於中原，失敗以後或被“竄”於三危，或退回故土，成為遠古神話中的“四凶族”之一，而以顓頊集團為核心同時吸收了部分炎、黃、三苗集團的部落形成的祝融八姓，從今河南中部南進丹江及江漢地區。這些遠古神話與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曆史可以相互印證，已詳第一編，為便於相互銜接，於此作簡短回顧，以使南蠻史跡上下連貫。
    繼三苗以後，一直到春秋中葉以前，楚，或稱荊、荊楚，代替了三苗的地位，是中原王朝與諸侯心目中南蠻的主要力量。楚公族出於祝融八姓中的羋姓。楚族如何由祝融集團而成為蠻夷，又如何由蠻夷而華化，已在第二編第二章第二節述及。
    《後漢書·南蠻傳》說：周宣王時命方叔討伐南蠻，《詩經》中有“蠢爾蠻荊，大邦為讎”的詩句，即指宣王討伐南蠻，“明其黨繁多，是以抗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饑兵弱，複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楚）恭王合兵擊晉”。《南蠻傳》所概述的西周中晚葉至春秋時南蠻的四次大的活動，都是指長江中遊地區的群蠻。
    春秋初，晉文侯擊破南蠻，具體所指，史無明文；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羅，“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羅，出於祝融集團，熊姓，與楚有共同淵源，最初在今湖北宜城縣西山區立國。盧戎，杜預注：“盧戎、南蠻。”商時舊族，為《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敵地在今湖北襄陽市西南南漳一帶，大約在莫敖屈瑕被殺之後不久，羅、盧都已被楚滅亡。羅人南遷至今湖南省湘陰縣東北，成為楚國附屬。盧或已置為楚邑，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與群蠻叛楚，楚“使盧戢黎侵庸”，杜預注：“戢黎，盧大夫。”可見在此以前已滅盧而為邑了。
    在群蠻中，至春秋中仍試圖與楚抗衡的隻有庸。庸也曾參加周武王伐紂之役，是《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所謂“西土”，是周與商相對而稱，實則盧、庸、濮、巴等均屬南蠻。庸，或以為是巴人的一支，或以為原是中原舊國，在周成王時被周所滅而南遷。兩說均待確證。在周夷王時，楚子熊渠“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立其三子為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集解》引《括地誌》直接稱之為“庸蠻”。庸國故地在今湖北省竹山縣境，其最盛時大概不僅深入江漢平原，還包括漢水中上遊到達今陝西省安康、紫陽一帶。
    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到第三年，楚國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國有人主張遷都守險以避庸，蒍賈力主伐庸，則百濮自然離去。楚首先“使盧戢黎侵庸”，出師不利，主將被俘。庸以後又與楚師相遇，七戰七捷。庸在取得一係列勝利之後，以為“楚不足戰矣”，而秦國與巴國都對庸的屢勝感到威脅，結果“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從此群蠻已全部役屬於楚。庸、盧等國被滅之後，大多已在楚國大熔爐中華化，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於當地各民族。其餘群蠻，或隨楚華化，或仍在長沙武陵一帶繼續發展，即秦漢時的武陵蠻。
    二、長江中上遊濮、巴、蜀
    濮又寫作卜，為《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偽孔傳》說：“庸、濮在江漢之南。”《逸周書·王會解》說：“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蠻。”周景王使詹桓伯也說過：武王克商以後，“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濮，又稱百濮，部落眾多，分布廣泛，揚雄《蜀都賦》說：“東有巴、賨，綿亙百濮”。左思《蜀都賦》說：“於東則綿巴中，百濮所充”。杜預《春秋釋例》說：“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是蜀以東，楚以南和西南，都有濮人分布。
    濮與楚國鄰近，很早就發生了關係，當前828年（西周共和十四年）楚子熊嚴卒，其長子伯霜立，前822年（周宣王六年）熊霜卒，其三弟仲雪、叔堪（《國語》作叔熊），季徇爭立，結果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國語·鄭語》說：“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濮當離楚不遠，與楚屬不同民族，叔堪（叔熊）逃難到了濮人之中，也就被同化而變成蠻人了。
    進入春秋，公元前8世紀中，楚子蚡冒已著手向南略取濮人地區，公元前740年其弟熊通弑蚡冒自立，一方麵北上伐隨，自稱武王，同時“始開濮地而有之”。直到春秋中葉，百濮仍是一種強大的勢力。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率群蠻叛楚，“麇人率百濮僚聚於選，將伐楚”，選，地名，今地為湖北枝江縣。麇，又寫作麋，大概即《牧誓》所舉“西土”八國中的微，《春秋大事表》說：“鄖縣為春秋時麋國地”，《中國曆史地圖集》標在陝西省白河縣境，與鄖縣、鄖西為毗鄰地區。庸、麇兩國相距不遠，庸率群蠻，麇率百濮，都說明其所率蠻、濮的部落眾多，實沒有真正形成統一的力量。麇國在庸滅亡之後大概隨之滅亡，人亦分散，部分南遷至今湖南省嶽陽地區。百濮部落則直到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平王六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此舉為楚平王“收南方”。上距蚡冒開始略取濮地已兩個世紀，距楚莊王滅庸也將近一個世紀。百濮雖沒有形成統一的力量，但部落眾多，楚未能完全將他們同化。後世被稱為濮僚的族群，當是百越與百濮交融而形成的。當前民族史界有的認為百越即百濮，實則他們起源不同，而在長江中上遊及雲貴地區兩大族團匯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團濮僚，具有兩者的特征。
    巴人，在先秦有廣狹兩義：狹義即以廩君種為核心的古民族，廣義包括巴人所建方國內的各民族。
    關於巴人的起源，《山海經·海內經》說：“西南有巴國。大皞生鹹鳥，鹹鳥生乘厘，乘厘生後照，後照生始為巴人。”將巴人的來源與太昊集團聯係起來。《世本·姓氏篇》說：“廩君之先，故出巫誕。”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音審）氏、相氏、鄭氏，都源出於五落鍾離山，此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於赤穴，餘四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五姓相約，擲劍於石，中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為君，餘姓皆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在鹽陽又經過與鹽水女神一番充滿神話色彩的艱苦戰鬥，終於射死鹽神，“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這一神話《後漢書·南蠻傳》引作敘述廩君種的起源。廩君被五姓共推為君，反映著五姓部落聯盟的形成。
    武落鍾離山，一名恨（音恒）山，又名難留山，在今湖北省長陽縣境內。夷水即清江，自來無異議。長陽縣在清江下遊，巴人起源於清江流域，比較可信。清江古與大溪通，是長江通往楚國郢都的重要通道。大溪文化即以大溪鎮遺址命名，分布以鄂西南為中心，西至川東，東南至江漢平原，巴人起源與大溪文化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山海經》將巴人起源與大昊相聯，反映出巴人中可能有一支來自大昊集團；其主流當是鄂西南土著起源。
    巴人在先秦的活動區域很廣，主要包括川東、鄂西和陝西漢中一帶。其最初的中心，即廩君所居的夷城，大概在清江上遊距今湖北恩施縣不遠處。《後漢書·南蠻傳》注引盛弘之《荊州記》說：“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清江縣，隋置，即今恩施縣，北周曾在清江上遊置鹽水縣，古代這一帶出產井鹽。清江上遊稱為鹽水，因當地有泉出鹽得名，廩君之所以溯清江而上與鹽神鬥，是為了爭奪鹽這種不可或缺的資源。在當時內陸地區控製了鹽，是駕馭於其它部落之上的重要條件。
    巴與濮往往並稱。在巴人建立的巴國，被統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大概是濮。巴國在商代可能已與中原交往，並且參加了周武王伐紂之役。《華陽國誌·巴誌》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然而《牧誓》八國，有濮無巴。或以為濮即是巴，或以為“西土”八國中的彭即是巴國。彭與巴，古音可通，彭國故地有一處在今四川彭縣境，1959年在彭縣竹瓦街發現一處窖藏，出土21件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己”兩解被認為是殷人之物，可能是參加伐紂所獲，或因此判斷參加伐紂之彭即巴，在今成都平原中心地帶，與廣漢早期蜀都相距僅數十裏。此蓋巴人征服蜀以後彭國西遷所致。在《牧誓》中，彭與盧並提，盧在今湖北省南漳一帶，稍西北鄰南河，古稱彭水。宋人羅泌在《路史·國名記》指出：“彭濮人皆在峽外”，即三峽以東；清人陶澍《蜀典》認為彭即“彭水夷”，從伐紂時的地理及巴人起源之區考慮，參加伐紂的巴可能是在彭水立國的巴。
    春秋初葉，巴的中心仍在鄂西南，並且和庸蠻等群蠻都對楚國有一定臣附關係。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國遣使請求楚國允許巴與鄧（河南省鄧縣）國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鄾在今鄧縣南，漢水以北，約在襄樊市以北不遠。於是楚與巴聯合圍鄾攻鄧。另一方麵，巴又與楚抗爭，以至在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巴、楚之間發生戰爭。這一年楚與巴人伐申（今河南省南陽市東謝營）而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楚國在那處的地方官逃跑，被楚王所殺。當年冬天，“巴人因之以伐楚”。到第二年，楚國才大敗巴師於津。那處為楚滅掉權國以後安置權國遺民的地方（今湖北省荊門縣東南），津距清江入江處不遠，故地在今湖北省枝江縣。
    巴人曾力圖在楚秦之間夾縫中爭取獨立地位，既不得不附楚，又向秦國朝貢。公元前611年庸國屢勝楚師，巴又與秦共同支持楚國夾擊庸國，楚滅庸，與秦、巴瓜分庸地：楚占有庸國的中心地區，即以今湖北省竹山縣為中心的鄂西北地區，秦得到庸國北境今漢水上遊陝西南部安康、紫陽一帶；巴分得庸國的西境，今川東巫山、奉節一帶。於是巴國完全控製了由長江中遊通往上遊的樞紐，其政治中心也向今重慶地區發展，形成了與蜀在今四川地區東西相對峙的局麵。到春秋中後葉，巴國發展到了最盛時期，兵鋒所指北達鄧，南涉沅、澧，並且與蜀國在西南相抗衡。巴對楚已擺脫原有的附庸地位而經濟文化與楚均有密切的往來，政治上時亦發生矛盾。公元前337年巴蜀攻楚，取楚茲方（今湖北省鬆滋縣），對郢都造成了威脅。楚國在今長陽縣境清江下遊建立扡關以防巴人的進攻。
    進入戰國，秦、楚更加強大發展，巴國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國吞食，在鄂西北及陝南的勢力也被楚、秦所逐。戰國中葉，楚已進一步掠奪巴在川東的許多地方，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初討論形勢，說“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大約今川東長壽以東，長江以南西陽、秀山、黔江、彭水一帶已非巴有。至楚威王（前339—前329）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今貴州南部原屬巴國的地方也都屬楚了。這時巴國所保有僅川東北一隅之地。至前316年秦惠王後元九年滅巴蜀，置郡。巴人自廩君立國，也許曾建立過若幹個方國，至秦滅巴，前後約有千年以上。此外，武王伐紂之後，據記載還曾以宗子在巴人地區建立過姬姓的巴子國。
    巴國境內，民族眾多，《華陽國誌·巴誌》說：“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其中濮分布很廣，大概是巴國境內人數最多的族團，稱為百濮，已在前麵敘述過。苴是巴人的一支，《史記·張儀列傳》說：“苴蜀相攻”，苴侯為蜀王封其弟於苴之區，與巴王相友好，蜀與巴為仇，故蜀王兄弟相攻。《索隱》說：“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蜑與巴同族係，《世本》說：“廩君之先，故出巫誕。”蜑與誕同音異寫，巫誕大概即巫山地區的蜑人，大溪即在附近入江。前已述及，大溪古與清江通，從川東由大江出，至大溪進入清江直抵宜都再入大江，古時是一條風險較少的航道。
    其餘各族不易細辨，總不出百越與百濮族群。
    廩君種勇敢善戰，崇拜白虎。此俗至本世紀50年代以前仍在鄂西、湘西、川東土家族中流傳，當與土家族有較深的淵源關係，而巴人與巴國境內各民族大多在秦滅巴以後已經華化，成為西華夏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有相當多的巴人及巴國各族在西南、中南繼續發展，其與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淵源關係，將在秦漢以來西南各族中追敘。
    蜀是長江中上遊文明發達最早的古代民族與方國。春秋中葉以前，長江中上遊小國、部落以百數，而蜀為最強大，文明程度也最高。至少在蜀國杜宇開明王朝以前，巴蜀屬不同的民族，蜀國境內也有許多民族，即使蜀國各王朝，統治者也是來自不同的民族。
    蜀字在殷墟卜辭中已出現，但多數甲骨文字學者認為甲骨卜辭中的蜀是地名，可能指今陝西、山西、河南或山東省的某個稱為蜀的地方，與四川省沒有多大關係。關於蜀人起源，《世本·姓氏篇》說：“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雲，黃帝後。”《史記·五帝本紀》說：“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又參照《帝係》、《山海經》及《竹書紀年》等相關記載，則蜀出於昌意一係，與夏、楚、秦國同源出帝顓頊。這些都是戰國秦漢人在華夏民族形成與統一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歸納。
    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開明。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以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把蜀的起源，一直推到了相當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李白《蜀道難》更誇張地說：“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長江中上遊是一個有遠古人類化石豐富材料發現的地區，從巫山人、元謀人等屬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化石至晚期智人資陽人，都發現於這個區域。然而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起源，淵源與序列到目前尚不很明朗。自1929年及本世紀30年代，在成都以北40公裏廣漢市三星堆發現一批玉器，至1980—1986年在三星堆發現早期蜀都與兩個大規模青銅人造像及玉器的埋藏坑，蜀地的青銅文化，與中原大體同步發展，其文化內涵表明，蜀地青銅化有鮮明地區特點，其起源具有本地淵源；同時又具有受中原、秦隴、江漢的青銅文化明鮮影響的特點，說明蜀道雖難於通行，先民仍克服種種天險與秦隴、江漢和中原發生了交往。
    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文化，從新石器晚期至與夏、商、周相當的時期以及秦漢時期，文化層位序列比較清楚，兩處大型埋藏坑出土的早蜀時期的神人銅立像、麵像，頭像，神樹、蛇、鳥、獸、金麵罩、金仗、玉質禮器。璋、瑗、圭、璧等就有千餘件之多；這些發現不僅震撼了中國學術界，也引起了世界學術界極大的興趣。考古學界初步將三星堆文化劃分為四期：一期距今約48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黃土台地區域，形成了一支具有當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群體，相當於中原夏朝建國以前的堯舜“禪讓”時期。二期、三期包括距今4000年左右到32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的夏代至商代中期。這一時期是典型的三星堆青銅文化從形成到興旺發展的時期，建立了古城，出現了國家的組織，有巨大的祭祀中心。四期距今3000年左右，相當商末周初，此時三星堆古城突然廢棄，青銅與玉禮器等突然被埋葬，今已發現兩座大規模埋藏坑，而文化與政治中心由成都十二橋等處的考古發現證明已由今廣漢地區轉移到成都平原中心。這些發現，使文獻記載的蜀國蠶叢、魚鳧、杜宇、開明幾個時期統治者的更替及其年代可以從考古學實證中去追尋。目前這種研究已經開始，也僅僅是開始。
    蠶叢，大概是從岷江上遊南下至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蜀人的名稱，屬氏人的一支。章樵注《蜀都賦》引《蜀王本紀》說：“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李元《蜀水經》也說：“江水又南經蠶陵山。故蠶陵縣以山名也。古蠶叢氏之國在疊溪營北三裏。”蠶陵縣係、漢武帝元鼎間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疊溪北。古人以岷江為長江正源，故岷江直稱為江。此外，在岷江上遊地區的汶川、灌縣境內有不少以蠶為名的古地名遺跡，而且這些地名，據當地傳說多因石而得名。由此推測後人稱之為蜀，其最初的名稱為蠶叢，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因居住在岩石“巉棱如簇蠶”的岷山之故。
    魚鳧，可能與蠶叢同族，也可能來自東方。大概魚鳧時期已具立國規模，考古學界頗以為“三星文化發生期的主人或許是蠶叢氏柏灌氏；三星堆繁榮期的主人大約是魚鳧氏，成都十二橋，豐子山遺址的主人則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蜀文化的主人為開明氏”。若這個判斷不誤，則魚鳧時期已達到青銅文化的繁榮階段，且已修築古城，具有立國規模，已經進入階級社會。其統治者究竟屬何族係，目前難下判斷，不過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的發式、服式等材料來判斷，早蜀已具有多民族的特點。
    按照三星堆遺址古城突然廢棄而政治中心轉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在商末周初的情況判斷，杜宇代替魚鳧大概是在商末。杜宇從何而來？《蜀王本紀》敘述：“（魚鳧）後有一男子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於郫。”《華陽國誌·蜀誌》與此稍異：“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成都西北，廣漢西南郫縣；瞿上，一般認為即今成都市南雙流縣。可見蜀國政治中心是在杜宇時南移至成都平原中心，與三星堆遺址及成都十二橋、羊子山等處遺址文化反映的曆史麵貌可以相互印證，朱提為今雲南省昭通縣。
    參加伐紂的蜀大概即杜宇王朝。蜀，古與叟音近。《牧誓》、《偽孔傳》說：“蜀，叟。”孔穎達《疏》：“叟者，蜀夷之別名。”據此則杜宇與蠶叢一樣，屬於氏羌係民族。但《華陽國誌·蜀誌》稱：“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蜀王本紀》：在開明之前有蒲澤，《路史》作蒱澤，當是杜宇別名蒲卑的異寫，“澤”與“卑”何者為正，難斷；蒲與濮音同相通，因而杜宇也可能出於百濮。究竟屬何族係，姑可存疑，而杜宇時期注重農業，則可以肯定。據《華陽誌·蜀誌》，直到東晉時“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在川西郫縣一帶，至今一直長期流傳著杜字時代發展農業的故事。杜宇最盛時的疆哉，《華陽誌·蜀誌》說：“（杜宇）自以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蜀誌》把杜宇稱帝的時間放在“七國稱王”之時，即戰國時期，顯然有誤。杜宇代替魚鳧在商末，其滅亡年代，《路史·餘論》記述開明代替杜宇之後經11代350年為秦所滅。秦於公元前316年滅蜀，則開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華陽誌·蜀誌》也說開明王朝傳位12世，據此則開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也是在春秋中葉。總之，杜宇王朝大約是從商末周初至春秋中葉，存在約4個世紀，其最盛時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北控今漢中地區，南包今涼山州及雲南北部，東邊至少可以稱霸於川東。春秋中葉以前庸國實控今奉節、巫山一帶，庸國滅亡以後，巴國向川東發展，在巴人西進以前不久，蜀國杜宇王朝已走向衰亡。
    開明王朝代替杜宇在春秋中葉，《蜀王本紀》敘述：“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為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讓。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這一神話所反映的是，鱉靈來自荊蠻地區，善於治水，因開鑿玉壘山（今灌縣西北），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為成都平原農業開發與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實際上已造成了代替杜宇王朝的基礎，從而代替杜宇建立開明王朝。開明王朝傳12世，其王有名可考者僅叢帝、盧帝、保子帝、開明尚等四世。在建國初，定居於廣都樊川（今四川省雙流縣），《太平禦覽》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紀》說：“蜀王據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徙居時間，《華陽國誌·蜀誌》在敘述九世開明帝以後說：“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於成都。”這大概是在戰國中期。此前杜宇都郫，開明居廣都樊鄉都在成都周圍，從開明王朝徙居成都以後，成都一直是蜀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開明王朝第一世鱉靈來自荊，通常以為是楚人，荊為地區名，未必一定是楚，且在楚與蜀之間有庸及巴，楚國勢力入川必受阻障。開明是來自蜀以東的荊蠻一支善於治水的民族。
    開明王朝時期，蜀國北麵，秦國日益強大。蜀據有漢中，而在漢水上遊與楚、秦、巴角逐；東麵與巴抗衡；西麵與南麵役屬氐羌及西南夷眾多部落。《華陽誌·蜀誌》說：“其寶則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錦、繡、罽、紵、犀、象、氈、丹黃、空青、桑、麻、氂之饒，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是一個“地稱天府，原曰華陽”的富饒之區。此時期，蜀人進一步衝破蜀道天險，與秦隴，江漢及中原有更多的聯係，甚至越過秦嶺，攻秦雍都。然而到戰國中葉，秦、楚強大，秦以聯姻、貨賂等各種手段吸引蜀國，而楚進逼巴國東南和南部，巴蜀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越來越納入中華曆史發展的主流，與中原曆史進程聯係越來越密切。秦惠文王後元九年秦終於並滅蜀與已，置郡，蜀人與巴人一樣，成為西南華夏民族的重要來源。
    同時也散布於西南其它各族之中，融入當地各族。至於蜀國所屬各族，在秦漢以來西南夷中追敘。雲貴高原滇與夜郎，在先秦都已立國。大約在楚威王時，楚將莊入滇，征服了滇池富饒地區，當地勞浸，靡莫（今四川南部，雲南東北部），滇焚（今雲南滇池地區）等部落數十，以滇為最大，莊“以兵威定屬楚”。然而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二十九年）秦奪楚黔中郡，斷了莊歸路，於是“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夜郎及其同種部落，分布在今貴州西部，雲南東南部，以夜郎為最強，先秦已具立國規模，到漢代與漢王朝關係密切，其族屬與淵源將在秦漢相關部分追敘。
    三、長江中下遊及嶺南：百越
    越作為族稱，與甌、閩等相通，而統稱為越。《山海經·海內南經》說：“甌在海中，閩在海中。”《逸周書·伊尹朝獻》記述，商湯時正東有漚深、越漚；《周禮·職方氏》記述職方氏所掌各族有七閩；今本《竹書紀年》說周成王二十四年“於越來賓”；史載春秋越國王族出於夏少康支庶，吳國王族與周同宗。這些都將越人與中原的關係追溯到了夏、商、西周。考古文化也證明，越人在三代時期確已在長江中下遊及嶺南創造了曆史與文化。
    百越的通稱見於戰國，《呂氏春秋·恃君覽》說：“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漢書·地理誌》下顏師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1。大體自今湖南的東部與南部，以東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浙江、蘇南、皖南、福建、廣東、廣西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眾多部落與民族，是族類相近的一個大族係，通稱為百越。從新石器時代長江下遊及嶺南都存在自有淵源的新石器文化區域看，百越應是起源於中國的東南與南部的土著。至青銅時代，有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征的青銅文化，是古代百越的物質文化遺存。這種幾何印紋陶的起源可追溯到長江下遊的新石器時代，而形成的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中原的商代。其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廣東、海南、香港等省區均普遍發現；在江蘇南部、安徽東南部、湖南東部與南部、廣西南部、東部和東北部，台灣的部分地區也有發現。在雲貴高原，目前尚未發現幾何印紋陶並存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於雲南滇池周圍及其它地區和貴州的一些地區都有發現，是越人分布到雲南的證據。越人中發展最快，並在春秋中晚葉在長江下遊興起，以至積極參與中原爭霸的是吳國和越國。吳，稱句吳，又有攻敔，攻、攻、攻吳等多種不同寫法，相傳吳國的始祖太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而長於季曆。太王喜歡季曆的兒子昌，為了讓太王傳位於季曆，太伯、仲雍從周原逃奔至荊蠻地區，“文身斷發，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顏師古注“句吳”說：“句，音鉤，夷俗語之發音也，亦猶越為於越也。”吳也許是太伯從周帶去的名稱，荊蠻是對南蠻地區的泛稱，所到實為越人區域。太伯到了越人當中，從其俗斷發文身，並按越人發音習慣稱為勾吳，是越人中同化了南奔周人而形成的文明發達較快的一支。
    吳太伯南奔的具體地域，《史記正義》說：“太伯居梅裏，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裏。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今蘇州也。”據此則吳太伯時起已經以太湖地區為中心。從考古文化觀察，太伯南奔大概最初是在鎮寧地區。這裏雖距太湖地區不遠，然而沿大江，為長江下遊通往淮河流域及中原的門戶。今南京市南江寧縣熟湖遺址發現的熟湖文化，是一種受中原影響較多的當地土著青銅文化。其時代多認為相當商末周初。這是一種以農業為主，兼有漁獵的水田農耕文化。不僅有通常認為是越人文化遺存的幾何印紋陶和原始瓷器，器物有鬲，有鼎。在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中國的炊器可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係統。鼎為東南特征，鬲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區的青銅文化中，至今未發現鬲，而熟湖文化卻出現了大量的鬲和甗，這是來自西北的炊器，但熟湖文化把鼎的角狀把手移植到鬲上，成為一種當地特有的器物。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為中心延伸到江蘇、安徽兩省長江沿岸，往往稱之為先吳文化。吳太伯兄弟南奔到越人地區，如前所述，帶來的一部分周人已完全被當地越人所同化，同時也帶來了中原築城、鑄造等先進技術。吳善於向中原學習，善於吸收，對吳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越人中先進之區的勾吳與吳文化分布之區，東至海，在太湖東南與於越錯居；南達新安江上遊南岸；西臨彭蠡與楚相接；北以大江為界，與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大致相當於今蘇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區。
    從吳太伯至壽夢19代，大約有5個多世紀。《史記·吳太伯世家》僅紀其世次，而紀事極簡略。至壽夢時勾吳興起。前584年（壽夢二年），楚國的大夫申公巫臣因遭楚迫害亡命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左傳》成公七年（即壽夢三年）記述，巫臣勸吳通於晉，並“與其射禦，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大概在壽夢以前，勾吳對楚有一定的從屬關係，至壽夢時使淮河中下遊的東夷各部落與方國及越人各部落，從屬楚改而屬吳。壽夢在位26年。在他死後，王位繼承成為爭奪目標，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刺殺王僚自立為吳王闔閭。闔閭重用從楚國亡命來歸的伍子胥和齊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孫武，進行社會改革，終於在其前506年（吳王闔閭九年、楚昭王十年）聯合蔡、唐與楚決戰，一直攻下楚國郢都。但在吳驟勝之後，一方麵於越攻其後方、秦楚聯軍攻其前方，另方麵吳國王族分裂，吳在進入楚國中心之後又不得不退兵回吳。於是吳國轉而與越國角逐。闔閭十九年伐越兵敗。闔閭受傷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二年敗越，於越淪為句吳屬國。此後夫差屢北上伐齊。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省封丘縣南），欲霸中國以全周室”。越王勾踐乘機襲吳，至夫差二十三年，夫差被越軍所逼，自殺，吳亡。疆域和民眾大部分為越國所有。
    越，稱為於越，《逸周書·王會解》記述周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於雒邑”，於越上貢一種稱為魶的水產，孔晁注：“於越，越也。”
    於越的起源，《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其始祖號無餘。《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說：“無餘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才給廟祭祀之費……無餘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無餘時還是一幅原始樸野時代的圖景。到春秋中葉，於越大體與勾吳同時興起，成為越人中其文明與勾吳同步發達的一支，與吳所不同的是，於越奉禹為祖神……
    於越的區域，《國語·越語》上記述：“南至於勾無（今浙江省諸暨縣南），北至於禦兒（今浙江省嘉興縣），東至於鄞（今浙江省鄞縣），西至於姑蔑（今太湖）。”其地望大體包括：南包杭州灣，北至太湖地區，即今寧紹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區。考古發現證明，商周至戰國，正是今浙江省境內幾何印紋陶流行的時期，全省已發現的印紋陶遺址有數百處，遍及大部分縣。據研究，浙江已發現的印紋陶遺址從文倫內涵看，可分為杭嘉湖平原，寧紹平原，金衢丘陵和甌江水係四個類型。除甌江水係的文化麵貌與福建發現的相似外，另外三個區域的總特征還是接近的。考古資料所反映的這種情況與文獻記載關於於越範圍相互吻合。於越的分布以會稽（今浙江紹興市）為中心，包括今浙江北部與中部，並在今太湖地區與勾吳交錯雜處。
    自無餘以後20餘世，至允常，已是春秋晚葉，這時於越興起，在長江下遊與句吳爭雄。“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春秋》定公五年（闔閭十年，前505）載：“於越入吳。”當時越國趁吳伐楚闔閭在郢，吳國內空虛，襲擊吳的後方，但未能對吳造成根本性威脅。
    允常去世，其子勾踐繼位，稱王。前496年（勾踐元年），吳王闔閭伐越，結果兵敗身傷而死。勾踐三年，又自以為兵強，聽說闔閭子夫差即位後準備複仇，於是先發兵攻吳。“吳王聞之，悉精兵擊越，敗之夫椒”。結果勾踐投降被俘，降為奴隸。不久勾踐被夫差放回會稽，越國成為吳國附庸。但吳王夫差忙於伐齊，北上爭霸於中原，在國內又誅殺賢能，重用奸邪，生活荒淫，揮霍無度，勾踐卻臥薪嚐膽，發展經濟，任用範蠡、文種，實行一係列改革，富國強兵，並對楚、晉、齊等大國積極開展交往，以孤立吳國。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即勾踐十四年），吳王北上大會諸侯，國內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以十年之力所積累的精兵襲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夫差驚恐，“乃使人厚禮以請成（於）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以後又經過八九年，不斷對吳國的攻伐，至夫差二十三年越國滅吳。“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裏”。一時稱為霸王。
    勾踐既稱霸，於是遷都於琅琊（今山東省諸城縣），統治勢力達到今山東省境，雖然在勾踐臨死時告誡其子：“夫霸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對自己滅吳，攻伐齊、晉、魯、邾等國，用兵不息已有所警醒，然而其後繼者仍以兵滅掉東夷小國滕、郯等，並與齊、晉、楚等大國抗衡，被齊國視之為“孟虎”。但越國雖在琅琊立都數十年，終未能在北方站穩腳跟。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國都城由琅琊南遷至吳（今江蘇省蘇州市），接著發生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悲劇。越國統治集團的互相殘殺加速了社會的動亂，這時“孟虎”已是“死虎”，但越王無疆仍“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後又在齊策動下，越釋齊而西伐楚，“於是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楚滅越國，在前334年（楚威王六年），於是越所兼並吳國之地屬楚，以往於越故地即以會稽為中心的地區仍為於越所占據，而臣屬於楚。
    勾吳，於越，雖然在春秋晚葉爭霸於中原，但無論中原還是吳、越都仍然認為吳越是蠻夷，前576年（魯成公十五年、吳壽夢十年），壽夢朝周，路過魯國，與魯成公會於鍾離。壽夢非常羨慕中原文明，“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在中原華夏的觀念裏，不僅吳、越是蠻夷，甚至連中原諸侯之不能維護華夏尊嚴的都是“新夷狄”。而吳越地域相連，語言相通，衣食習俗相同，雖為敵國，卻是同一族類。
    吳越保持著與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經濟生活屬水田農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經過種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發現的，越所住幹欄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現，而越人發達的葛麻紡織及絲織業，在吳越地區也起源甚早。青銅文化發現與中原同步而發達晚於中原，可是到春秋時期，吳、越的鑄劍技術聞名天下，至今傳世的“吳王夫差劍”、“越王勾踐劍”等，舉世歎為觀止，文獻記載的歐冶子鑄劍的技術，得到了考古文物發現的證明。前已述及青銅時代的幾何紋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吳、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麵，吳越的語言特點、斷發文身，拔牙鑿齒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麵，由於地理和文化交流與民族遷徙等因素，吳、越都表現積極向中原和楚學習、吸收的特點，吳越興起時所任用的巫臣、孫武、伍子胥、伯丕、範蠡、文種等都是從齊、楚等國來到吳越的，而季劄出訪中原，在魯國論證各國禮樂的博識精論，使中原諸侯與士大夫都大為歎服，經過春秋晚葉到戰國時期，雖然《荀子·榮辱篇》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強調越與楚、與華夏還存在民族差別，實際上勾吳已基本上華化，而於越分散、有的華化，有的在秦漢之際仍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漢之際的東甌、閩越、南越、西甌、駱甌等，各有區域，種姓不一，其中多有於越苗裔。
    第三節西戎
    殷墟卜辭已出現“戎”字，是否作族稱，還要進一步研究。“羌”或“氐羌”則在商代已作為族稱，而且羌還用作對西方各族的通稱。
    確定地以戎作為族稱始於周人，在滅商以前，主要用來稱呼周原附近與周為敵的各部落，其勁敵集中於周原以西隴山地區，故稱為西戎。滅商以後，為表示對商的敵愾，稱之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葉，徐為西周東方勁敵，雖明屬東夷，仍往往稱之為“徐戎”，此稱延續到春秋戰國。自春秋時起，“戎”還偶而與“華”並稱為“華戎”。這些都是以戎作為對所有非華夏各族的泛稱。至於“西戎”，在西周到戰國，主要是指氏羌係各部落，秦漢以後，整個中國古代，狹義即指氐羌諸部，廣義則包括中國西部各民族。
    一、氏羌西戎的起源
    氐羌與炎帝、黃帝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國語·晉語》記述，炎、黃二帝為兄弟，是少典氏（父）與有氏（母）所生，黃帝得姓姬，炎帝得姓薑。《左傳》哀公九年說：“炎帝火師，薑姓其後也。”在甲骨文字中，羌從羊從人，薑從羊從女，兩字相通，表示族類與地望用羌，表示女性與姓用薑。民國初年以來，章太炎在《檢論·序種姓》中已指出：“羌者，薑也。”後來傅斯年在《薑原》中進一步論證：“地望從人為羌字，女子從女為薑字”；顧頡剛在《九州之戎與戎禹》中更指明：“薑之與羌，其字出於同源，蓋彼族以羊為圖騰，故在姓為薑，在種為羌。”
    薑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嶽為祖神。《國語·周語》說：“（上帝）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薑”，其後有申、呂、齊、許等國；《鄭語》又說：“薑，伯夷之後也。”四嶽又稱太嶽，《左傳》隱公十一年說：“夫許，大嶽之胤也”；莊公二十二年又說：“薑，太嶽之後也。”四嶽，在《山海經》中寫作西嶽，形近致誤。楊寬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中斷言：“伯夷之稱四嶽與太嶽者，蓋又因伯夷本為西羌及薑姓民族之嶽神耳。”
    薑姓在西周為舅族之顯姓，有申、呂、齊、許等諸侯，其中尤以齊與申，為周所倚重。薑姓諸侯為華夏的重要來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薑姓之戎，薑戎的酋長駒支明確說：“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驪戎和狐戎，他們與晉通婚，受到了“同姓為婚”的指責。
    氏羌與薑姓的關係，《山海經·海內經》說：“伯夷父生西（四）嶽，西（四）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與薑姓同奉伯夷、四嶽為祖神而異姓，表明了四嶽苗裔的分化。
    《山海經·大荒西經》又記述：“有互（氐）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氐）人。”氐人與羌人一樣，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遠古神話還有關於共工與鯀是羌人的天神與祖神的內容，而大禹出於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編遠古各部落集團一節已經述及，炎、黃二帝部落集團，起源於隴山東西，渭水上遊，是其在東發展的為華夏的主要來源之一，往西發展的即氐羌族係。共工與鯀禹，源出隴山地區，而興於黃河中遊。到商代他們的苗裔多已與商人融合，有些則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遠古神話關於氐羌與炎黃的淵源關係，在考古學上得到了印證。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證明，隴山東西，黃河上遊的仰韶文化與黃河中下遊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陝甘接壤地帶隴山兩側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內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從磁山·裴李崗文化發展而來的；晉南、陝西乃至甘青地區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發展而來的，隴山以西，甘青及今寧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繼仰韶文化發展的為馬家窯文化，年代約當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與黃河中遊及古黃河下遊的河南、晉南、陝西、冀南地區的龍山文化平行發展。這時中原地區已進入炎黃與兩吳兩大係統各部落集團的鬥爭與融合時期，形成以黃帝、堯、舜、禹為代表的王朝前古國共主“禪讓”的時代。
    在黃河中上遊，繼馬家窯文化發展的是齊家文化，這是早期青銅文化，與馬家窯文化的分布範圍基本上重合。齊家文化的來源，可能不單純來源於馬家窯文化，也受了隴山以東乃至關中文化的影響，年代上限相當公元前2000年，已進入夏代編年範圍。
    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都比較集中分布在黃河中上遊一些適於農耕發展的河穀地帶，從出土的生產工具和當時人的生活遺留看，都是比較原始的農耕文化，同時養畜業和漁獵經濟也占較大的比重，階級分化已經出現。
    繼齊家文化發展的黃河上遊青銅文化，隴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窪文化，仍以農業為主；黃河上遊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約文化，則已發展為以遊牧為按照傳統的觀點，羌人似乎從起源時代起就是遊牧族群。同時傳統的看法，認為原始社會各部落的經濟發展，都是由采集、狩獵、遊牧，再發展為農業的。考古學證明這種傳統的看法是不科學的。我國所有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細石器為主要特征的諸文化可能是以狩獵或漁獵為主，其餘各種新石器文化，包括隴山以西，黃河上遊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銅文化，都是以農業為主的文化。隻是在青銅文化有所發展，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當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製，來到廣大草原上發展了畜牧業，成為遊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時代，是由原始的農業各部落，到青銅時代才發展為遊牧的各部落的，他們成為遊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時期。《說文》稱：“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風俗通義》也說：“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從羊、人，因以為號。”許慎、應勁所作的這種詮釋，都是指夏商以來中國西部的羌人，若說氐羌起源時代，則都是以原始農業為主，兼事漁獵的各部落與族群。
    二、夏商時期的氐羌
    公元前21世紀至前11世紀，即夏商時期，包括在氐羌範疇中的各部，大致可分為今陝西子午嶺以西和以東兩大部類。
    子午嶺以西，其中尤其是隴山以西黃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進入青銅時代，但未出現較為統一的政權，曆史文獻對這些地區各部落的活動，缺乏明確的記載。考古文化則證明，在黃河上遊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繼齊家文化發展的有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當於夏商至西周，經濟由原始農耕向遊牧轉讓。黃河中上遊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遊今川西北地區，繼齊家文化發展的有寺窪文化和安國文化。這兩種文化與卡約、唐汪文化年代相當，並與之有共同淵源和許多共同特點，今主要的不同是寺窪、安國兩種文化仍是以農耕為主要文化，畜牧業占明顯比重，對於上述黃河中上遊及上遊兩大類型的青銅文化，考古學界與民族史學界都判斷屬於氏羌族群的文化遺存。他們在政治上與夏、商王朝有何種聯係無明確的記載，在經濟、文化方麵與中原地區的相互影響，則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嶺以東，渭水流域及陝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為夏朝中心地區，或為夏朝西部諸方，除夏啟曾對有扈氏進行征伐涉及今關中地區，很少見到夏王朝與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衝突的記載。
    《詩·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滅夏之後，西方與西北各部落方國隨之臣服，但商代中晚葉，武丁以來的甲骨卜辭卻反映出商代主要邊患與征伐方向都比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國有土方、方、羌方、鬼方與周方等。
    在這些方國中，土方與方為西方勁敵，卜辭記錄往往是商王親征，對土方，武丁婦好也曾統兵征伐。卜辭中“登人”是征伐征集軍隊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達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數也非常頻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斷定在今山西北部至內蒙古一帶；1989年甲骨學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為夏民族考》，詳征甲骨卜辭與文獻記載，斷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遺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國，武丁時屢次進行征伐，然後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間今山西省翼城縣一帶築大邑鎮撫，此即夏人中心區域，文獻稱之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後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辭大為減少了”。按卜辭記錄推斷，土方在商之西與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則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陝北與晉北一帶的遊牧民族。
    羌族在卜辭中，專稱指稱為羌的方國，泛稱則包括西方與西北各部落和方國。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方國地理》所舉武丁時一次征伐方的卜辭，征集歸好之族3000人，“旅萬人，共萬三千人”。此外，還有北羌、多馬羌等專稱。《綜述》共舉關於北羌、馬羌的卜辭五條，隻有一條是記錄對北羌的征伐，其餘四條都記錄著北羌與馬羌對商朝的臣服。陳先生推斷，馬羌可能是馬方之羌，也可能是馬方與羌方。北羌與馬羌既是臣屬於商的羌人方國，總不出商的西邊和西北邊境的附近。
    從事甲骨學研究的專家，曾對武丁以來的邊患與商朝的征伐作過統計性研究，不僅發現卜辭表明當時的主要威脅來自西起汧隴，從西方和北方環繞商朝的地帶，而且有時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國“聯合行動或結成聯盟時，方常常居於主導地位。在有關戰爭的卜辭中，涉及方的不論數量還事類上看都居首位”。卜辭中對方戰爭的記錄達二三百條，土方也七八十條、對下危、巴方等戰爭內容也三五十條不等，“而對羌方、馬羌、羌龍戰爭卜辭的總合不超過三四十條”。但卜辭中商朝捕獲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隸，都是統稱為“羌”，卻不具體記載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還是巴人。“這就啟示我們，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義並非僅限於羌方的臣民，而是對西北遊牧民族的統稱；‘隻羌’卜辭不是卜對羌方的戰爭，而反映了對西北各方國邊民有組織的劫掠運行”。
    商朝不斷向被他視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國進行征戰，有時並非因為被征伐的部落、方國有侵入與掠奪行為，而是專為捕掠人口，即“隻羌”，除此以外，商朝還強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國進貢人、畜等，充分表現了奴隸占有製的商王朝民族壓迫的特點。他們將這些主要是俘獲也有一定數量進貢的羌人，用於祭祀祖宗、上帝、河嶽或祈年、法災等重要祀典，從兩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辭有“戊子卜，宕，貞畝今夕用三百羌於丁。用”（契，245），“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認為是指祖丁。辭末綴驗辭‘用’，表現占卜後三百羌人一次被殺祭了。這是甲骨文中能確知的一次實際殺祭的最高數字”。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僅有一般的羌人，還有用“二羌白[伯]”的記錄，而對夷人、奚人很少見用作人牲的記錄，“以國族名相稱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現在卜辭中次數一般較少，有的僅一二條”。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隸多用於作畜牧生產，偶也有用於農耕生產，這些生產奴隸奚人及其他各族較多，而羌人則主要是用於作人牲。陳夢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羌可能與夏後氏為同族之薑姓之族是有關係的”。其他如郭沫若、顧頡剛、董作賓、胡厚宣等老一輩甲骨學與古史專家及上引羅琨的論文，都有類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當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國中，也有和商朝關係比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參與商王對羌人的征伐，或者先與商處於敵對關係，後又成為商朝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辭記錄表明不僅罕見商王對鬼方的戰爭，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時起就參與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奪羌人等活動，常與當時統治集團中的一些重要成員相提並論，連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關心”。《史記·殷本紀》記述紂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辭中也有占卜是否讓鬼族人參加祭祀作殺牲者，“驗辭記占卜結果令鬼與周一同擔任這個職務”。紂時“三公”是何種性質的官，難斷，卜辭中有令鬼與周同參加商王祭祀活動作殺牲人的記載，證明商末鬼方與周的首領確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總括子午嶺以東被商王朝統稱為羌的部落與方國，大致有三種情形：一種是遊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響較多，在今山西北部、陝北至河套一帶發現商代這種遊牧人的文化遺存頗豐富，方是這種人的代表。他們是商朝在西方的勁敵，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對象。一種是夏遺民之未臣服於商朝者，如土方，經過征服，可能大多與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為匈奴人的來源之一，對龍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傳，大概與夏人遺裔土方加入匈奴族體有關。第三種即如周人、鬼方等，與商王朝關係較好。周人是華夏三支主要來源之一，鬼方與楚人關係密切，也和春秋時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淵源關係。在古代民族史上，對鬼方的族屬爭議極多，他們如何被誤認為是商朝西北方勁敵，將在周代氏羌諸部中敘述，茲不贅。
    三、西周及春秋時期的西戎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於涇水上遊，與戎狄雜處。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舉部遷徙於周原，與薑姓部落世為婚姻，革戎俗，發展農業，奠定了立國之基。薑姓部落在文化上與周人還有一些差別，在周原先周文化中發現了一些帶羌戎文化特點的墓葬，大概就是薑姓部落的遺存。“薑”即“羌”，薑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稱的氏羌之中。當周人已農業化並且日益壯大興起時，強調自己是黃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時“自竄於戎狄之間”的一支夏人。
    《說文解字》說：“戎，兵也”，兵即武器；應劭《風俗通義》說“：“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義引而稱呼與之為敵的氐羌各部落為戎，一方麵表示敵愾，同時也將他自身及舅族與氏羌人區別開來。
    到周文王之父季曆時，已臣附於商，並依靠商朝的支持，展開了對周圍各遊牧羌戎的兼並和征伐。古本《竹書紀年》載：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師大敗。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無餘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繼位後，為商西伯，曾被紂王囚於羑裏，後來獲赦釋放，紂王“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於是伐犬戎、密須。
    在上述季曆與文王征伐的諸戎中，以西落鬼戎為最強，既稱“西落”，當在周原以西汧隴地區及其以西，大概是與鬼方有共同族稱的遊牧民族。一次戰爭被俘獲“十二翟王”，可見鬼戎部落之眾，“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長。“翟”以同音與“狄”相通假，本非族稱，是周人及諸夏加給鬼戎的蔑稱，與“戎”具“兵”、“凶”之義引申加之於各敵對部落相同。王國維先生說：“《經》、《傳》所記，自幽王以後至春秋隱、桓之間，但有戎號，莊、閔以後，乃有狄號。”又說：“狄者，遠也……《書》稱‘狄矣西土之人’，《詩》稱‘舍爾介狄’，皆謂遠也。乃引申為驅除之於遠方之義……凡種族之本居遠方而驅除者，亦謂之狄。”所謂“翟王”，即遠方當驅除之王。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國維先生考證當是畏族，與媿、隗等姓相通，是漢代隸定時寫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個分布很廣的族群，西周早期銅器銘文《小盂鼎》記述了盂在受爵以後兩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兩次對鬼方戰爭的勝利告捷獻俘於周廟而受慶賞的史實。其第一次僅俘虜即達“萬三千八百十一人”，“執獸三人”，第二次又“執獸一人”，此外，還掠奪了大量牲畜財物。此銘殘泐過甚，難以通讀，但從可辨釋的俘獲數字看，已表明戰爭規模之大，周對他征伐不遺餘力，也可見鬼方當是一個人眾較多的強敵。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達萬三千多，“執獸”僅一二人，指出“足見獸之重要，蓋獸讀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銘文還記述了鬼方酋長回答訊問為何反叛時說，他們因為周之伯首先進犯，才“從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斷此處所說的商是在商朝滅亡後逃往西北的商王遺族，並具體指為後來被秦滅亡的杜毫，他們在周初曾聯合鬼方進行反周的戰爭。
    另有《梁伯戈》記載梁伯曾伐“鬼方（蠻）”。梁國，秦改為少梁（今陝西省韓城縣），在鎬京東北。故王國維斷定鬼方“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
    在今山西省境內，商代原有許多羌人部落與方國。周初，唐叔受封於晉南，仍“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賜之民也有“懷姓九宗”。可見當時晉南仍有不少羌戎，“懷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東側，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記索隱》引《括地誌》說：“相州滏陽西南五十裏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滏陽即今河北省滏陽縣，鬼方也有東遷至太行山以車古黃河下遊立國為諸侯的。
    在周人興起時，仍在隴濟及涇洛一帶遊牧的鬼戎，其實也是許多部落的總名，並且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古公亶父在豳時，“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詩·大雅·綿》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築城，混夷遠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嚴重。《詩·小雅·采薇·序》說：“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采薇》有“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見戒，獫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說：“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經過征服與爭取，戎狄“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實際上打著商王的旗號對周圍各部落與方國的兼並，有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滅商準備了條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稱，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諸夏所加）、綿夷、串夷、畎戎、大戎、獫狁，實際上是同一稱呼不同時期不同的譯寫，王國維先生指出這些不同稱謂：“餘謂皆畏與鬼之陽聲……故鬼方、昆夷、薰育、獫狁，自係一語之變，亦即一族之稱。”此一族不是一個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稱的族群，他們已進入階級社會，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在戰爭中各部落也許有一定的結盟統一號令。
    周武王伐紂，得到了西土各國的支持，《牧誓》所舉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辭中作專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獻中，很少見羌作族稱，原被商代泛稱為羌的諸部落與方國，其保持原有生產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稱為戎。周文王雖已使諸戎臣服，也還是叛服不常。周武王滅商以後，為保障京師的安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西周初，從隴山東西到河套、東延及今山西境內，都有諸戎遊牧部落分布，與周保持“以時入貢”、“王事天子”的關係，比較相安。從《小盂鼎》、《梁伯戈》的銘文看，康王時還發生過對鬼方的戰爭，而史書失載。鬼方在商周之際與周初，是周人的勁敵，所以周人把鬼方當作遠方的通稱。
    西周中葉，與戎狄相安共處的局麵日益難以維持。周穆王時，周室尚稱強大，因“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遷戎於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麽地方？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乃宴。”昆侖丘所在，各家考證不一，肯定已超過隴山山脈，到達今甘青境內，見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長。穆王從隴以西遷戎至涇水上遊之太原，大概是為了便於控製，後來太原之戎成為周室鄰近王畿的威脅，完全與穆王初衷設想背道而馳。
    自夷王以後，周日益衰敗，“荒服不朝”的局麵越來越嚴重，而秦族在隴山地區逐漸壯大，周也逐漸倚靠秦人來製西戎。
    周考王時封非子於秦邑（今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境），為周附庸。同時接受申侯的要求，讓非子同父異母兄弟成繼承其父大駱的酋長地位居犬丘（也在天水市境），“以和西戎”。成的母親是申侯之女，申的這一支對西戎有重大的影響，與周也保持較密切的關係，大概是薑姓申國仍居隴山地區的遊牧人，當他們與周為敵時，稱為申戎或薑氏之戎。
    據古本《竹書紀年》及《後漢書·西羌傳》記載：
    周夷王時，命虢公伐太原之戎，獲馬千匹。
    周厲王時，西戎殺秦仲同族，即居於犬丘的一支大駱的後裔，王命伐戎，不克。
    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失敗被殺，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卻，秦遷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長子為西垂大夫，即秦莊公。
    宣王五年，獫狁（即犬戎）侵周至涇水北岸，宣王派南仲築城於朔方，尹吉甫擊敗獫狁，逐至太原，一時西戎臣服。
    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勝；三十六年代條戎、奔戎，敗績；三十八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薑侯之邑；三十九年，王伐申戎。《國語·周語》上記述，“（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薑氏之戎”，此役當與《竹書紀年》所記宣王三十九年代申戎是同一史實。千畝為周王之籍田，應距鎬京不太遠，宣王敗後“遂料民於太原”，也就是穆王遷戎於太原之太原，在鎬西北，實際上是周之遠祖在涇水上遊與戎狄雜處的地區，與後世所說晉陽太原不同。戎人所滅薑侯之邑，大概是薑姓之封於周原境內者，《水經·渭水注》“岐水又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東經薑氏城南為薑水”。此薑氏城或許即戎人所滅薑侯之邑。
    條戎在中條山北鳴條陌，奔戎與條戎並列應相距不遠。汾、隰為晉中兩水名，漢代有隰縣（今山西省離石縣境），其地在晉國之北，故晉人稱之為北戎。
    從以上可以看出，宣王時與諸戎的戰爭重心在隴山地區的西戎，同時在霍太山南北，戎人與周與晉也發生了一些規模較小的戰爭。
    申的另一支，與周王保持密切的甥舅關係。宣王封其舅申伯於謝邑（今河南省南陽市東謝營），控製南方。幽王後也來自謝邑之申國，幽王無道，失信於諸侯，寵褒姒，廢申後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公元前771年（幽王三十一年）申侯聯合增國（也在今南陽市境內）及犬戎攻鎬京，殺幽王，立宜臼為平王。為避西戎，遷都於雒邑，史稱東周；當前中國史界以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為春秋時期的開端。
    進入春秋時期，諸戎分布很廣，而且在中原與周王及諸夏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可分為鎬京與岐周地區、伊洛地區、魯西及豫北地區、晉國周圍地區、隴山與隴以西地區。
    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為諸侯，命襄公從西戎手中收複岐周地區，並將岐以西賜秦。至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擊敗西戎，“於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實際上岐以東仍為諸戎所占據。秦又經過幾十年與諸戎的鬥爭，至秦武公滅戎人彭戲和小虢，於是東至華山。公元前677年（周僖王五年），秦德公遷居雍（今陝西省鳳翔市），從此秦在崤函以西發展為強國，而秦與西戎的鬥爭轉向隴山及隴以西地區。
    魯西及豫北地區，主要是戎州已氏之戎，春秋初與魯、齊、鄭等國的關係，已在本編第二章第一節述及。
    伊洛地區，在平王東遷以前已經有不少戎人部落，其中見於《左傳》有名可考者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三年），王子帶作亂，招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攻王城，燒東門。此後，伊洛之戎曾與魯、晉會盟，又曾攻宋，在陸渾之戎遷來以前是伊洛地區主要的戎患。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秦穆公與晉惠公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同時遷薑戎於晉南。陸渾戎周詹桓伯說是“允姓之奸，居於爪州”，晉範宣子對戌子駒支說：“昔秦人逐乃祖吾離於瓜州。”這個瓜州在秦晉西北，杜預認為在敦煌，但敦煌在秦雍都以西千數百裏之外，其地在漢武帝時始立郡，若遠在敦煌，對秦毫無威脅，秦也無力驅除他們。允姓，因獫狁而得姓，與鬼方媿姓相同，西戎本有九州之名，瓜州大概為其中之一，在秦雍都附近，涇、洛二水中上遊及陝北一帶。秦因陸渾與薑戎近都，務在驅除，而晉惠公原逃亡在外，得秦國支持才獲得晉侯地位，他的母親又是允姓戎之女，允姓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國，招允姓陸渾之戎安置於伊水流域，嵩山附近，而薑戎安置於晉南。
    陸渾之戎，南遷後除伊川之外，還有一些分布於熊耳、外方諸山之北，黃河之南，山北水南稱為陰，所以黃河與熊耳之間稱為陰地，故陸渾戎又稱陰戎，又因其原居地已有九州之名，稱為九州之戎。南遷後，成為周王新的威脅，在晉楚爭霸期間，依違於晉楚之間。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一年），晉國滅陸渾，陸渾酋長奔楚，而餘眾屬晉，不久晉國即完全吞滅九州之戎而築城有其地。
    晉國周圍，西周以來不僅有許多姬姓與異姓諸侯，也有許多戎狄部落雜處其間。西周初，成王封其弟虞於唐，在河、汾以東，地方百裏，唐在今山西省翼城縣境。其後分為翼城、曲沃兩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並晉湣侯之地，遷居翼城，統一晉國，並得到周王承認為晉侯。其境域仍限於汾涑平原。武公於公元前677年去世，獻公繼位，大肆擴張兼並，《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述晉國女叔侯說：“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
    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韓非子·難二篇》記述晉燭過說：“昔者吾先君獻公，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可見獻公以前晉國周圍小國林立。即晉獻公並國如此之多，還是“戎狄之民實環之”，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晉國籍談仍聲稱：“晉居深山，戎狄與之鄰而遠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此時已是春秋晚葉，籍談的話顯然有誇大，但也反映了晉國周圍戎狄分布的複雜情形。自夏代以來，直到春秋初葉，霍太山南北戎狄分布的基本狀況，沒有根本的改變。但到春秋中葉以前，戎與狄不加區分，至春秋中葉，始有“狄”的族稱，晉國及鄭、衛、邢等國北邊各部，一般都稱為狄，有赤狄、白狄、長狄各族群，將在北狄一節敘述。晉國境內雜居之戎及晉國南邊之戎，有名可考者有條戎、奔戎，已在前麵述及。晉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此即前所述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條戎、奔戎，敗績，故晉侯生子取名為“仇”。
    晉獻公一方麵兼並許多小國，同時注意結好於諸戎。他“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次相對而言，不是部落名稱。按上引《左傳》杜《注》顯然出於不同部落，而《史記》說：“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春秋時戎狄經常相混，狐氏出於唐叔，與晉同祖而在戎狄，從狐氏對重耳在外流亡及後來奪晉侯位是為晉文公並且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業所作的突出貢獻看，狐氏的華化程度相當深。
    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驪戎也是姬姓之在戎狄者。驪姬有寵，生子奚齊，晉獻公晚年殺太子申生，迫重耳與夷吾出亡，夷吾逃至秦國，在晉獻公死後得到秦穆公支持歸晉奪位，即晉惠公。驪戎一般以為分布在今西安市臨潼附近驪山，顧頡剛先生依當時晉東西諸國形勢推斷驪戎應是居於晉國絳都（在翼城附近為晉獻公所築新都城）東邊的“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在今山西省翼城縣以東析城、王屋一帶。
    晉國南部最活躍的是薑戎。前已述及，晉惠公招薑戎安置在晉國南部。這一部落群，大概就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所伐的申戎。申，薑姓，故稱薑戎。薑戎於公元前638年南遷，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幫助晉國邀劫襲鄭未成功的秦師於崤，俘虜秦國盂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可見薑戎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晉國在文公稱霸以後，楚國強大起來，晉一度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69年（周靈王三年），晉國魏絳向晉侯建議和戎，以物產換取戎人的土地，並且得到諸戎的支持，數年間晉國重振霸業。戎狄與晉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對晉國的興衰有一定的影響。
    諸戎遷徙到諸夏境內，當然會接受諸夏的文化影響，但直到春秋的中晚葉，仍大體保持遊牧民族的特點。公元前559年（周靈王十三年）薑戎子駒支追述晉惠公因諸戎是四嶽之後，才把諸戎安置在晉國南部，成為晉國“不侵不叛之臣”。然而此時距南遷已80年，駒支仍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蟄幣不通，言語不達”，民族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到春秋戰國之際，情況就不同了，伊洛地區諸戎已被韓、魏並滅，薑戎也不複見於記載，其它魯西豫北及豫南地區諸戎，也都已被楚國及齊、魯等兼並，崤山以東諸戎部落已被吞滅，戎人也都已加入華夏行列，被華夏所涵化。隻有隴山地區及隴以西，或與秦長期交往被華化，或在隴以西逐漸形成氐羌族群，成為秦漢以後氐羌族群的前驅。
    四、隴山地區諸戎及隴以西氐羌族群的形成
    秦國從襄公受周王之命從西戎手中收複歧周鎬京地區，到秦昭王滅義渠戎，在隴山地區及隴以西今甘肅省東部原為諸戎分布之區均已設立郡縣，前後經曆了5個世紀。在這5個世紀中，秦族自身完成了由西戎而華化的過程，並奠定了統一諸夏的基業，秦國郡縣以內原有的諸戎也都華化，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來源。今甘青川西北的氐羌族群，同在戰國逐漸強大。
    從秦襄公至秦武公將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複汧隴以東、華山以西的平原地區，也已開始了兼並隴山地區諸戎的嚐試。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縣之”。這是秦國設縣的最早記錄，也是春秋時期最早的設縣記錄之一。秦邽縣，西漢改為上邽縣，屬隴西郡，應劭說：“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南，冀縣在漢代屬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穀縣。但從西河以西，包括今陝北及陝甘交壤地區，仍為諸戎比較集中分布之區。秦自公元前627年，即穆公三十三年被晉國及薑戎大敗於崤山之後，即停止了向東方發展的進程，一直到戰國時期以前，秦國主要是向西兼並諸戎。秦穆公用由餘，“西戎八國服於秦”。當時從遼西、燕山地區，到晉北、河套及隴山東西諸戎“各分散谿穀，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史記》戎與狄不分，實際上遼西、燕山地區是山戎，與東胡族屬相近，河套一帶可能屬匈奴，在北狄一節敘述，隴山地區及隴以西則自夏商西周以來，都是羌戎分布之區。由餘的祖先是晉人，他本人也“能晉言”，在戎入部落中被稱為聖賢。當時諸戎中自有君長，但無宮室積聚，也還不知詩、書、禮、樂、法度之治，酋長與部落民之間，“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還是比較簡樸的。其風俗大異於諸夏的是火葬，諸戎中最強大的義渠國，其親戚死，積柴焚屍，熏燒煙往上衝，認為死者隨煙升遐，生者盡了孝道。秦國為了離間戎王與由餘，遂給戎王“女樂二八”，戎王十分著迷，長年樂此不疲，由餘屢諫不聽，終於受到戎王的排斥而投奔秦穆公。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中原諸夏也不把秦當諸夏，春秋時期不與秦會盟。被秦穆公所吞並的八國或十二國，未詳其名稱，其未被吞並的，隴山以西有綿諸、翟、等部，岐山以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等部。在秦穆公以後到春秋末的百餘年中，不見秦與諸戎戰爭的記載，可能有一段相安時期，此期間距秦較近的大荔戎、義渠戎社會發展很快，戰國初“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大概已經定居，由遊牧轉向了農耕。
    根據《史記·秦本紀》、《六國年表》及《後漢書·西羌傳》的記載，戰國時期秦與隴山東西兩側諸戎的關係，列大事表如下：
    公元前470年（周元王六年，秦厲共公六年），義渠來賂，綿諸乞援。
    公元前461年（周貞定王八年，秦厲共公十六年），秦滅大荔，有其地。
    公元前457年（周貞定王十二年，秦厲共公二十年），公將師與綿諸戰。
    公元前444年（周貞定王二十五年，秦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公元前430年（周考王十三年，秦躁公十三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公元前395年（周安王七年，秦惠公五年），伐繇[綿]諸。
    公元前361年（周顯王八年，秦孝公元年），出兵，西斬戎之王。
    公元前331年（周顯王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公元前327年（周顯王四十二年，秦惠文王十一年），秦取義渠地，置縣，義渠王臣於秦。
    公元前320年（周靚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秦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公元前317年（周靚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八年），義渠敗秦於李伯。
    公元前314年（周赦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侵義渠，取其二十五城。
    公元前272年（周赦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宣太後誘殺義渠於甘泉，因起兵滅義渠。
    上述諸戎從黃河以西，涇、洛流域，到隴山東西，環秦分布，與西周時諸戎環鎬京王畿分布設有根本的改變。所不同者，西周時諸戎部落名稱記載不詳，隻籠統稱為西戎、鬼戎、獫狁、薰育等諸戎部落群的總名；戰國時諸戎部落與國家名稱比較詳細，這是由於諸戎社會有了發展，各部或立國稱王，或自成部落，名顯當地，而秦與諸戎的關係也比西周時與諸戎關係更為密切，了解得更加詳細。
    大荔在最東，處北洛水、渭水入黃河三大河相匯的地方，今陝西省有大荔縣，即古大荔戎的中心分布之區。大荔稍東北有彭戲氏之戎（今陝西省白水縣東北彭衙村），早在春秋初葉已被秦武公吞並，而大荔處在晉、秦兩大國之間，無論晉秦是和是戰，都未危及大荔在整個春秋時期3個世紀的存在，而且發展為諸戎中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其中奧秘史載缺略，能在晉秦兩強之間頑強地存在3個多世紀也說明了大荔戎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應變能力。
    諸戎最集中的地區，還是在秦的西方，以隴山山脈為中心。
    綿諸，在今甘肅省天水市天水縣，是與秦早期立腳的秦邑及犬丘距離最近的一部，西漢有綿諸道，屬天水郡。翟在今甘肅省臨洮縣，西漢有狄（翟）道，屬隴西郡。在今甘肅省隴西縣北，漢有道，屬天水郡。烏氏，在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漢有烏氏縣，屬安定郡。朐衍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東南，漢有朐衍縣，屬北地郡。隴山地區諸戎以義渠為最強大，其都城在今甘肅省寧縣北，漢有義渠道，屬北地郡。秦滅義渠以後，設北地郡，包括今寧夏東南部，甘肅省慶陽地區及陝北部分地區。其間有烏氏、朐衍等部，不知是否對義渠有附屬關係，但從義渠有數十城，其中公元前314年秦一次攻取義渠25座城，義渠也曾有攻秦直到渭水北岸，大敗秦師於李伯等取勝於秦的戰役，足見義渠地區在秦以北包括比較廣大的地域。秦滅義渠的手段也很特殊，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後曾與義渠王相通很長時間，生有二子，當時義渠雖已朝秦，也還有相當大的力量。最後是宣太後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才並滅義渠，設北地郡，並沿隴西、北地、上郡修長城，以與諸遊牧部落相分隔。
    秦漢製度，縣級“有蠻夷曰道”，原諸戎地區所設縣，多以原有部名稱“道”，可見這些地方是華戎共處，合而未化。
    在黃河上遊，今青海與甘青接壤地區，三代以來本有許多部落，秦厲共公時，即戰國初葉，有羌人叫愛劍的，不知出自哪個部落，被秦所俘，淪為奴隸。後來逃歸河湟賜支，各部落以為愛劍得到了天神的保佑，才大難不死，共推他為首領。當時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愛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戈，以愛劍賞為奴，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兩漢時河湟賜支地區，有許多羌人部落，首領大多是無弋愛劍的子孫。
    分布在河西走廊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烏孫、月氏、塞種等，其中月氏在戰國末已建國稱王。
    隴山以西，今甘肅省武都、略陽一帶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諸戎，其史績大顯於兩漢魏晉，其起源將在秦以後相關部分追敘，本節從略。
    第四節北狄
    狄作族稱，《春秋》所記始於春秋中葉，但《國語·鄭國》於西周末已有狄的記載。這是中原諸夏對北方一些部落與國家的稱呼，不是他們的自稱。
    狄的本義，王國維先生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斷定，是由“遠”與“剔除”的含義，“後乃引申之為驅除之於遠方之義”。此外，狄還有強悍有力，行動疾快等含義。《爾雅·釋獸》說：“麋、絕有力，狄”，邢昺《疏》：“絕異壯大有力者，狄。”《禮記·樂記》說：“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鄭玄《注》：“狄、滌，往來疾貌也。”春秋初，在秦、晉、鄭、衛、邢等國以北，即今陝北及山西、河北兩省的中部與北部，有許多強悍有力的部落，是對中原諸夏的威脅，但當時仍與西戎及伊洛地區之戎統一稱為戎，隻在方位上稱為北戎。至春秋中葉，出現了稱上述地區各部落為狄的記載，因其在北，稱為北狄。在狄的族稱出現以後差不多100年間，又出現了赤狄、白狄、長狄等許多稱號。
    春秋中葉以後，狄與戎在地域上有明顯的不同，但整個春秋時期，乃至戰國中葉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稱，有些部落仍兼有戎與狄兩種稱號。這種情況以及春秋北狄諸部的姓族，陝北、山西、河北諸地的戎狄文化遺存，都說明春秋時期的戎與狄隻是地域分布有明顯區分，族類卻比較接近。進入戰國，他們主要部分已經華化，也有一部分當胡人南下後已融入胡人之中，成為匈奴的重要來源之一。
    戰國晚葉，胡人興起，匈奴最為強大。胡人以東有東胡，胡人以北有丁靈。戰國末年及秦漢以後中國古代所稱北狄，都是指胡人、東胡族係各民族。其中丁靈及以後鐵勒、敕勒等譯名，都在語音上可以與狄相通。但丁靈、鐵勒、敕勒是對這些民族的漢語譯名，狄是中原諸夏對北方民族的稱呼，兩者語源不同，含義也不一樣。
    春秋時期北狄與羌戎族類相近，而戰國末年及以後北狄指胡人、東胡族係，與羌戎屬完全不同的族係。漢武帝采取“隔絕胡羌”的政策以及趙充國在湟中屯田以製諸羌的舉措，說明西漢時對羌與胡已經明確加以區分，但《史記》、《漢書》卻沒有為諸羌立傳，羌人的祖源與史跡僅附在《匈奴傳》中敘述，《後漢書》有《西羌傳》。直到現在，在一些民族史的論著中，仍往往未能真正把春秋時期的北狄，與戰國末及秦漢以後以胡人、東胡族係稱為北狄這兩者之間在族係與曆史淵源方麵劃分清楚。然而把兩者加以區分，對研究羌戎和北狄的曆史與考古都是重要的。
    一、北狄的起源
    《春秋》在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冬，狄伐邢。”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現狄的記載。這時晉國獻公在位，與狄人的關係錯綜複雜，但戎與狄常常混稱。整個春秋時期的狄與戎，都與炎黃集團，有相當深的淵源關係。
    《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潛夫論·誌氏姓》說：“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此皆太古之姓。”隗姓為鬼方之姓，赤狄隗姓不僅說明與鬼方有淵源關係，而且王國維先生還斷言他們是西周初唐叔受封時所得“懷姓九宗”的後裔。赤狄中有潞氏，是赤狄的強部之一，《誌氏姓》又記述這一支為妘姓封於路的後裔；潞氏滅亡之前的執政者名舒，《世本·姓氏篇》（秦嘉謨輯本）說：“（周）文王第十七子侯之後，氏於國，潞有舒”，出於姬姓。，妘為祝融八姓之一，姬為周王族姓，赤狄中也有祝融集團及姬姓王族支庶的苗裔。
    白狄姮姓，《世本》記作“媨姓”，注解者又疑是姬姓之誤，究竟何者正確，如今很難定論，一般認為姮姓比較可靠。既是“太古之姓”，由來已很古遠。白狄中有一支叫鮮虞，曾建立中山國。杜預《春秋釋例》說：“鮮虞中山，白狄，姬姓。”《春秋穀梁傳集解》的作者範寧與杜預同屬東晉人，他也說，“鮮虞，姬姓，白狄也”。到唐代，楊士勳《疏》說，範寧《集解》引自“《世本》之文”。但東漢時應劭的《風俗通義·姓氏篇》認為鮮於（虞）是箕子的的後裔，屬於子姓。《鮮於璜碑》也說鮮於“為箕子之苗裔”。姬姓、子姓為周及商王族之姓，可能是鮮虞華化以後出於攀附的說法，也可能鮮虞所建中山國的統治才出於姬姓或子姓。
    長狄，按《國語》與《孔子家語》的記載為漆姓，《史記·孔子世家》及《說苑·家語辨物》說厘姓。或謂漆為淶的誤寫，淶與厘同音，長狄應是厘姓。
    傳說與姓族說明春秋時的北狄與西戎在族類方麵比較接近。考古文化也可與這種情況相印證。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今河套、陰山以南及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都屬仰韶文化分布範圍，在龍山文化時期，又屬不同地區的龍山文化。到了青銅時代，除燕山以南今北京市北部及長城沿線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有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說明山戎人已南達這些地區，其它如陰山河套以南，今山西中部與北部，河北中部與北部以及陝北、河套等地區的遊牧民族青銅文化，雖有一定的地區差別，但共同的特點占優勢，並且受商周青銅文化的影響比較深。從上述傳說，姓族及考古文化的麵貌與內涵推測，春秋時的北狄源出於商周時期的鬼方、獫狁，屬於羌戎族係。他們南麵與諸夏往來，接受商周及春秋時期諸夏的文化影響，他們固然不斷華化，也有一些諸夏貴族與人眾融入其中，成為北狄的一種來源。另一方麵，陰山以北的青銅文化具有明顯的商文化影響，而且與陝北、山西、河北等地的戎狄青銅文化有較多的共同因素，說明春秋時的北狄與山戎、東胡及陰山以北的胡人也存在交往和彼此吸收的關係。戰國時胡人南下，陝北、山西、河北等地的赤狄。白狄應有相當多的部分已被同化於胡人之中。因此，春秋時的北狄與胡人、東胡族係既有區別，也有聯係。區別在於胡人起源於陰山以北，東胡人起源於大興安嶺山原，與羌戎起源於隴山地區不同；聯係在於鬼方、獫狁及春秋時的北狄，有相當多的部落融化於胡人之中，成為胡人的重要來源之一。
    在陰山以北，新石器時代分布著以細石器為特征的諸文化。細石器起源於華北，傳播到蒙古高原形成以刮削器在生產工具中占優勢的狩獵文化，與陰山、河套及其以南新石器時代以農耕文化為主的情況有明顯不同。到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紀末葉及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紀，即商代晚葉與西周時期，陰山以北也進入了青銅時代，在南西伯利亞、鄂畢河上遊及哈薩克地區，分布著命名為卡拉蘇克文化的青銅文化，其中發現了與商周器物頗相似的陶鼎、陶鬲及青銅刀、戰斧、矛、鏃等。這種青銅文化，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南戈壁省和烏爾劄河、德勒山附近，也有所發現。在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考古學與曆史學界，均認為迫溯卡拉蘇克文化的淵源，是受商文化影響較明顯的一種獨特的遊牧民族青銅文化。這麽廣大地區的文化特征相近，說明這些地區的各部落族類相近，也與大漠以南長城以北各遊牧民族在文化特點方麵有相通之處。考古文化表明，匈奴與丁靈的起源有共同的淵源，他們都可歸入胡人族係。陰山以北的青銅文化受商周青銅文化的影響，如上所述可能是通過與鬼方、獫狁等部的接觸形成的，其中也可能是由於有部分夏人在夏朝滅亡以後，北上融入胡人之中帶來的影響。
    在燕山南北，其中特別是燕山以北西拉木倫河、老哈河、大淩河三河之源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及早期青銅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從文化特點與內涵觀察，很可能和商族起源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本編關於商族起源的部分已敘述。到公元前1000—前300年，即商周之際到戰國中晚葉，夏家店上層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地區、哲裏木盟、興安盟以及遼寧省的朝陽市地區、河北省的承德市地區，今北京市北部燕山以南地區也有發現。這是一種受商周青銅文化影響而又獨具特點的遊牧民族文化，多認為這是山戎、東胡人的文化遺存，東胡人起源於興安嶺山原，大約是在商族的祖先從燕山地區南下到古河濟之間的進程中，他們也隨之從大興安嶺山原南下。春秋時北與燕為鄰的稱為山戎，戰國末因分在東匈奴以東被稱為東胡。
    商代甲骨卜辭，常見“奚”的稱號，按《周禮》及《說文解字》的記載和解釋，是一種奴隸的名稱。為何把奴隸稱為“奚”，有多種解說，很有可能如《周禮·司隸》所舉“蠻隸”、“閩隸”、“貉隸”、“夷隸”一樣，是奚人被俘掠淪為奴隸的。《周禮·秋官·禁暴氏》有“奚隸”的名稱。到東晉及聲北朝，東北有奚族，這是屬東胡族係的遊牧民族，定居於老哈河流域以後，逐漸轉向農耕，遼代基本上與契丹同化。這支東胡族係的民族，與甲骨卜辭的“奚”有無淵源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商及西周的政治勢力範圍已達到遼西地區，那裏的民族與商朝發生關係是可能的。
    二、春秋時期北狄三大支派及其分布
    春秋時期的北狄共分三大支派。自《春秋》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冬，狄伐邢”，狄的名稱出現於《春秋》及《左傳》，以後百年間，赤狄一直是北狄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族團。清代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表·狄》中說：“自宣公十五年以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即自公元前662年到前594年這半個多世紀，是赤狄最強盛的時期，當時北狄與中原諸侯抗衡的主要是赤狄。
    赤狄又分為六部：
    1.皋落氏。晉人稱之為東山皋落氏。其居地，前人有三說：一說在今山西省垣曲縣。《水經注·河水》說：“河水東過平陰縣北，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清水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狄之都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皋落者也。’”今垣曲縣東南有皋落鎮。一說在今山西省長治市長治縣。《後漢書·郡國誌》上黨郡壺關劉昭《注》引《上黨記》說：“東山在城東南，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漢壺關在今山西省長治市長治縣。一說在今山西省昔陽縣。宋《樂史》說樂平縣有皋落鎮，“即古東山皋落氏之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及《山西通誌·樂平縣》都指明，這個皋落鎮（村）在樂平城東南七十裏。三說都認定是晉太子申生所攻打的皋落氏。申生伐皋落，在晉獻公十七年，即公元前660年，出兵的理由據獻公所寵愛的驪姬說：“皋落狄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邊疆。”又說，“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當時晉獻公向狄人區域“啟土”還處在開始階段，晉國的實際控製僅汾涑平原，還未能越過沁水。今垣曲縣皋落鎮距晉都絳200裏左右，正在晉獻公時晉國邊境的東方境外。除了當時晉國宮廷陰謀置申生於進退都不利的境地之外，晉獻公令申生“盡敵而返”，並在此以前東向伐驪戎，大概都出於驅除分布在晉國以東以南的戎狄，以便掃清通往周王境內的道路。後來晉文公收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可以說是晉獻公東向狄入境內“啟土”的繼續。另一方麵，晉國向東北的境土擴張，與狄、赤狄往東北退縮是同一進退過程。晉獻公時東境不過沁水，今長治縣及昔陽縣境內的皋落部落遺址，當與皋落往東北遷徙有關。《左傳》於閔公二年隻記申生伐東山而沒有說結果如何。《晉語》隻說晉軍“勝敵而返”。皋落顯然沒有被消滅，可能受到這次打擊以後即往東北遷，先至今長治縣境，再至今昔陽縣境。皋落為赤狄強部，《左傳》僅一見皋落氏名稱，大概是由於以後僅舉狄名，未詳載具體部名的緣故。
    2.潞氏，又稱路氏。居地今山西省潞縣。在皋落氏衰落以後，潞氏是赤狄中最強的部落，有君長，中原諸侯稱之為潞子。潞子嬰兒娶晉景公的姐姐為夫人，與晉國曾保持一段友好相處的關係。公元前594年因潞氏執政舒刺傷嬰兒，殺死晉景公的姐姐，晉國派兵滅潞氏。
    3.留籲氏，春秋初葉居地不詳，春秋中葉居地於今山西省屯留縣。
    4.甲氏，依《春秋大事表·四裔表》顧棟高的考證：“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即今河北省雞澤縣。其地在太行山以東，今河北省邢台市以南，可能是狄人占據邢國故地以後遷居之地。
    5.鐸辰氏，春秋中居地在今山西省長治市境內。
    6.廧咎如氏，在春秋中葉，晉獻公時大概分布在今山西省中部。當時公子重耳從蒲邑出奔於狄，在今山西與陝西兩省之間。重耳在狄，曾與狄君在渭水附近進行田獵，這大概是白狄。狄又伐廧咎如氏，得其二女叔隗、季隗，叔隗嫁給重耳，季隗嫁給趙衰。在潞氏滅亡時，潞氏的餘民散入廧咎如氏。可能廧咎如氏先居於今山西省中部的西側，後東遷今長治市附近已近太行山。《左傳》成公八年記載，公元前588年，晉、衛兩國聯合攻伐廧咎如氏。在廧咎如氏潰散以後，衛國收複了新築（今河北省魏縣）、馬陵（今河北省大名縣），是廧咎如氏又進一步遷到了太行山以東，今河北省的中部。
    白狄，始見於《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即公元前627年。前此，公子重耳所出奔的狄，可能即白狄，說明白狄早已存在，隻是不單獨以部名出現。公元前578年，晉厲公命呂相為使致秦桓公《絕秦書》說：“白狄與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白狄與秦都在雍州，其最初的分布區域，主要在今陝北及陝西洛水流域。後來鮮虞、鼓、肥等部建國，都在今河北省境內，也是白狄東遷，越過太行山向東發展。
    長狄，始見於《左傳》文公十一年，即公元前616年，又名鄋瞞，據孔子說是虞夏時防風氏、商代汪芒氏的後裔。因其人特別長大，號為長狄。長狄活動於齊、魯、宋、衛之間，有長丘（今河南省封丘縣南），可能因長狄得名。
    三、赤狄強盛時期與諸夏的抗衡
    太行山兩側，即今河北、山西兩省的中部與北部，在狄人見於記載以前有北戎。《春秋》與《左傳》所記，公元前714年（周桓王六年）“北戎侵鄭”，前706年，“北戎伐齊”。在這以前，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宣王時，“晉人敗北戎於汾隰”，在今山西省隰縣一帶。《左傳》僖公十年，即公元前650年，“齊侯、許男伐山戎”。社預《注》認為“北戎即山戎”，孔穎達《疏》又征引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說：“北戎、山戎，無終為一。”這個山戎是指太行山地之戎，與燕山及以北的山戎非一種。無終，《逸周書》稱之為“代狄”，《後漢書》說：當戰國初葉秦厲公滅大荔時，“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清代江永認為春秋初的北戎在黃河以北。當時黃河繞太行山東北流，侵鄭、伐齊及齊許聯軍所攻伐的北戎，是在今河北省中部出沒於太行山的戎人部落，晉國所敗的北戎，在太行山以西。出沒於太行山東西兩側的戎人部落，其地理位置與西戎及伊洛之戎有區別，族屬如同上所述是接近的。公元前661年（周惠王十四年），齊桓公北伐山戎，是為了拯救燕國，這裏所稱山戎，分布在燕山及其以北，齊桓公進軍一直到了孤竹（今河北省盧龍縣西南），令支（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南）。分布在燕國以北的山戎，是戰國時東胡人的先民，與太行山東西兩側的北戎屬於不同的族係，兩者雖都因分布在山區稱為“山戎”卻不能混同，而誤為是一種。
    在太行山東西兩側的北戎，就是春秋中葉出現的北狄。因為北戎與北狄一樣，主要進攻目標都是燕國以南的中原諸侯。公元前662年“冬，狄伐邢”，狄人最初見於記載，公元前661年，齊桓公與宋、曹等國救邢，前660年，狄又突然南下攻打衛國。當時齊、鄭、宋都是諸侯強國，邢、衛、曹也是中等國家，竟至於齊、鄭、宋等國出兵救邢、衛，都不敢貿然進軍，公元前659年，狄人迅捷北上，攻破邢國都城。邢人潰敗南逃，齊、宋等國也隻能把邢國遷都於夷儀（今山東省聊城縣西南）殘存下來。又在楚丘（今山東省曹縣東南）築城，立衛公子申為衛侯，遷於楚丘。以後衛國人又幾經遷都。邢、衛兩國都由當時的黃河北岸遷到南岸，以避狄難。狄人的一些部落，經如甲氏、廧咎如氏等也東遷到了邢、衛故地。
    北狄從公元前662年進攻邢國，到公元前559年破邢，三四年間使邢、衛兩個姬姓中等諸侯國家殘破，而齊、鄭、宋三個大國及曹、許等中小諸侯在“攘夷”的旗幟下，由齊桓公統領也未能製服北狄。另一方麵，當北狄殘破邢、衛時，南方楚國北上，威脅隨、蔡等姬姓南國，漢江諸姬多已被吞滅。《公羊傳》評論說：“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將北狄與楚相提並論。
    與北狄在太行山以東咄咄逼人的情況相反，在晉國以東、以西、以北，狄人的土地不斷被晉獻公兼並與蠶食。
    公元前676年晉獻公繼位，在位26年，“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二勝”。其中除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八國是姬姓諸侯，也還有若幹異姓諸侯。依據晉國周圍都是戎狄及晉獻公向狄人地區“啟土”等情況推測，其中應有不少戎狄部落。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姬姓，小戎允姓，《史記·晉世家》卻說：“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重耳在太子申生死後，被晉獻公逼迫，“遂奔狄。狄，其母國也”。在重耳出奔之前十餘年，大約在晉獻公即位後的幾年中，將伐驪戎，進行占卜，得“勝而不吉”之兆，會造成“戎夏交摔”的後果。這支稱為驪戎的部落，在晉國東邊，又稱“麗土之狄”。晉獻公攻打驪戎，獲驪姬，有寵。驪姬設計把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派到絳都以外去守城、拓土，以利於她在內設計陷害他們達到使其親子奚齊繼位的目的。於是買通獻公的親信梁五、東關五兩大夫向獻公獻謀，說曲沃有宗廟在那裏，蒲與屈兩城在邊境上，這三個地方都不能無主，“宗廟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又說：“狄土廣漠，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建議晉獻公派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省隰縣西北），夷吾居屈（今山西省吉縣東北），太子申生居曲沃（今山西省聞喜縣東），並且向廣漠的狄人地區去開拓疆土，取來做晉的下邑。蒲與屈，在今山西省中部的西側，黃河的東岸，離晉國都城都不過三四百裏，以外便是諸狄所占有的廣漠之區，是晉國“啟土”拓疆的對象。
    公元前661年當太行山以東北狄威脅邢、衛的時候，晉獻公建立上下兩軍，次年冬命太子申生統下軍進攻東山皋落氏（今山西省垣曲縣東南），皋落敗退，往東北遷徙。
    以上所述太行山東西兩側的北狄，是以赤狄為首的北狄聯盟，諸部受其節製統一號令，故統稱為狄。
    公元前656年，晉獻公逼太子申生自殺，重耳奔狄，夷吾從與狄接境的屈邑奔梁（今陝西省韓城縣）。前653年，晉進攻屈邑以南的狄地采桑（今山西省吉縣），狄人敗退，晉統帥裏克也隻能“拒之而已，無速狄眾”。次年狄人即發動進攻，報采桑之敗。這一支狄，從地理方位推測應是白狄，在重耳居狄時，曾向赤狄廧咎如氏進攻，掠取其二女叔隗、季隗，這一事例也說明重耳所居的是白狄，隻是此時白狄仍在北狄聯盟中未單獨以其部名出現。而當時晉國，戎與狄不分，驅戎、大戎、小戎又都稱之為狄。到公元前638年秦穆公與晉惠公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薑氏戎被安置於晉國南部，公元前627年白狄又單獨以其部名見於記載，於是晉國南有薑戎，西北有白狄，北麵與東南麵有赤狄，戎狄的區分較為清楚。晉惠公在位的14年（前650—前637）談不上向戎狄“啟土”，狄人反而向晉曾大舉南下進攻，一度威脅晉國的都城。
    當晉國統治集團分裂、諸公子爭位的時候，周王室也發生了分裂與王位之爭。北狄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向周與晉的邊疆緊逼。
    公元前677年，周僖王去世，大夫蘇氏串通衛、燕兩國逼新即位的周惠王出奔，立王子頹。鄭厲公殺子頹，周惠王命齊桓公伐衛，衛國戰敗，蘇氏據溫邑（今河南省溫縣）叛周。公元前650年趁晉獻公新喪，晉國大亂，北狄攻占晉國東邊的驪戎地區，又滅蘇氏所據溫邑，與周王隔河相望。
    公元前644年，秦穆公對晉惠公背信棄義大張撻伐，韓原（今陝西省韓城縣西南）一戰，晉全軍覆滅，惠公被俘。晉國西北的狄人趁機攻下晉國北部的狐廚（今山西省臨汾市西南）受降，又渡汾河攻占汾河東岸的昆都（今臨汾市南）。這三處地方離晉都絳僅50裏左右，對晉國造成了嚴重的威協。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齊桓公去世，齊國發生了內亂，宋襄公試圖代齊桓公稱霸，結果在鹿上（今安徽省阜縣南）舉行盟會時被楚國活捉，宋國從此走向沒落。當時諸侯唯有鄭國比較強大。公元前636年鄭文公攻打滑國（今河南省偃師縣境），滑與周王接境而又與周王保持良好關係。周襄王派其兩大夫去鄭為滑說情。鄭文公竟將周王使者扣押起來，要挾周襄王屈從。周襄王於是派大夫頹叔、桃子請隔河相望的赤狄出兵討伐鄭國。狄奉王命，深入鄭國，很快攻下了櫟邑，距鄭國國都不足百裏，對試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鄭文公是一個極嚴重的打擊。
    當周襄王請狄伐鄭的時候，大夫富辰力諫，說“鄭在天子，兄弟也”，“棄親即狄，不祥”。後來狄師大敗鄭國，襄王希望與狄聯姻以進一步依靠北狄的力婚姻舊姓薑、任兩姓中娶後，而從隗姓赤狄中娶，“非禮，且棄舊也”。富辰認為“狄，封豕豺狼”，不會有滿足的時候。狄在當時與晉、與周都有聯婚，但與諸夏還有較深刻的民族與文化方麵的隔閡。
    周襄王希望利用狄人的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狄人希望利用天子的權威進一步威迫諸夏。兩者發生了矛盾，而襄王的弟弟王子帶，早已覬覦王位，結黨，與狄隗後私通，企圖利用狄人的力量奪取王位。周襄王十七年，即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廢黜隗後，於是狄人與王子帶的黨羽頹叔、桃子等人立王子帶，以兵攻襄王。襄王兵敗，逃奔鄭國汜邑（今河南省襄城縣）。狄人擄周大夫原伯、周公忌父、富辰、毛伯等，置王子帶及晚後於溫邑，以觀諸夏動靜。
    春秋初中葉，周天子仍是名義上的天王，諸侯的共主，當時爭霸的諸侯，必須高舉“尊王”與“攘夷”兩麵旗幟，並且做出實績，才能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周襄王在汜邑號令諸侯“勤王”，秦穆公首先響應，率師東來。這時晉文公已於上一年即位，地位雖並不十分鞏固，但他的謀臣都認為必須抓住這個機會。狐偃說：“求諸侯莫如勤王”，他認為要想繼承晉文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晉武公統一晉國的業績，並且使晉國“啟土安疆”，必須搶在秦國以前使周襄王回到王城複位。趙衰也說：“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命於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於是晉文公一方麵勸阻秦兵，同時“賂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並率軍圍溫，殺王子帶，納襄王於王城。晉文公一舉而逐狄，周王把原屬於周王的陽樊、溫、原、櫕、茅等處“南陽之地”賜給晉國，這些地方在襄王出奔之前多已被狄人占據。於是晉的東麵，太行山以南地區，全歸晉有，與周隔河為境。晉文公從此走上了繼承齊桓公霸業的道路。與晉爭霸的主要是楚國，此後百年當中，大體都是晉楚爭霸時期。
    當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之後，公元前635年晉文公納周襄王於王城之前的近10年中，北狄在今山東、河南、河北三省接壤地區，即春秋時期河濟之間及濟水中遊，也試圖發展其勢力，以控製齊、魯、宋、衛諸國。
    齊桓公還在病中時，他的四個公子已各樹黨羽，準備與太子爭位。桓公去世後，就互相打起來，齊桓公的屍體“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蟲出於屍”。宋襄公以霸主的姿態立太子昭，是為孝公，但爭位的四公子出兵攻太子，結果被宋及曹、邾聯軍打敗。在這場諸公子爭立的戰爭中，狄人支持四公子。而衛國又企圖趁王室有難，齊國內亂的機會兼並邢國，狄又卷入了這場爭鬥。公元前640年狄與齊、邢等會盟，共商對付衛國，但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公元前635年晉文公逐狄納王，衛國也趁機滅邢。狄在河濟之間的擴張也基本上被挫敗。但有一部分狄人部落，越過黃河在河濟間及濟水中遊活動於宋、曹、魯、衛之間。其中有一部分即長狄。
    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楚國大敗，晉文公霸主地位得以確立。城濮之戰剛剛結束，晉文公即“作三軍以禦狄”，公元629年，“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對晉國而言，北狄仍是其後方最大的威脅。公元前575年晉楚鄢陵之戰以前，晉國範文子說：“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在晉文公爭霸的過程中，狄仍是與齊、秦、楚相提並論的強大力量，但隨著晉文公霸業的發展，北狄已走向衰落。
    四、北狄聯盟的瓦解與諸狄的華化
    從公元前662年狄的名稱出現於《春秋》時起，到公元前627年白狄的名稱出現以前，北狄都以狄的名稱出現於當時的曆史舞台上。在這30餘年中，是以赤狄為首的北狄諸部落聯盟較為統一的時期，先是皋落氏居於共主地位，自公元前660年晉獻公命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以後，其共主地位，已逐漸被潞氏取代。晉文公的霸業使北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北狄的內部矛盾也越來越表麵化。公元前628年，“夏，狄有亂”，衛國趁機向狄發動進攻，迫使狄向衛請和。當年冬，晉文公去世。公元前627年，狄又趁晉新喪，晉襄公繼位即與秦軍戰於崤的機會，向晉發動進攻，到達箕邑（今山西省蒲縣東北），有直逼晉國都城之勢。晉襄公與薑戎在崤一舉全殲秦軍，即回師，“敗狄於箕。郤成子獲白狄子”。這是白狄部名初次見於記載。當時白狄雖仍是赤狄的從屬處在北狄聯盟中統一行動，卻已經單獨以其部落名稱出現。公元前616年，魯國公孫得臣“敗狄於鹵，獲長狄僑如”。長狄和白狄一樣，雖仍在北狄聯盟中受赤狄控製，也以單獨的部名活動了。公元前606年，赤狄也單獨以其部名活動，連年“侵齊”、“伐晉”，說明其它各部，已不再聽從赤狄統一調遣。公元前598年，“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以赤狄為首的北狄聯盟於是完全瓦解，此後，赤狄即次第被晉國兼並。公元前594年滅潞氏，其酋長嬰兒被晉俘虜帶歸晉國，晉景公將“狄臣千室”賞給滅潞氏的首功荀林父，其他將軍及諸大夫也分別得到“狄臣”和封邑，還向周王獻俘。
    潞氏滅亡，赤狄其它各部不能自立，前593年，晉滅甲氏及留籲、鐸辰，前588年又與衛國聯軍攻打廧咎如氏，廧咎如氏潰散。從此赤狄餘眾大多被晉分賞諸將及諸大夫中的大族，其土地並入晉國。但狄人在晉仍有相當長時期合而未化。整個春秋時期，晉軍中仍有“狄卒”的記錄，晉國境內也有狄人的活動，公元前496年晉國諸大族矛盾激化，範氏、中行氏之黨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到戰國初，公元前378年還有翟（狄）敗魏師於澮的記錄，此後被晉國拆散而分屬於晉國諸大夫大族的赤狄餘眾，都已華化。
    在晉滅潞氏時，長狄酋長焚如也被俘，以後長狄不再見於記載，大概是由於隨赤狄滅亡，部眾離散，不複成為部族的緣故。
    分布在秦、晉兩國之北的白狄，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公元前601年，“白狄及晉平”，即脫離北狄聯盟與晉結好。晉國這一成功，不僅當年與白狄進攻秦國，還可以認為這實際上已拆散了以赤狄為首的聯盟，從而可以利用眾狄對赤狄役使的痛恨，拉攏眾狄與晉結好。因此，白狄脫離赤狄與晉結好，是晉國在北狄聯盟徹底瓦解以前所取得的關鍵性的勝利。在白狄與晉結好以後，白狄也曾與秦國聯合進攻晉國。秦、晉兩國，二方麵都想拉攏白狄，同時又都一步步侵蝕白狄的土地，逼白狄東遷到太行山以東才得以存在。
    在白狄東遷以前，最重要的事件，是晉悼公“和戎”政策所取得的成功。
    公元前569年，分布在今河北省蔚縣一帶的無終部酋長嘉父，派人請晉國強族魏絳轉送給晉悼公虎豹之皮，請求推行和戎的政策。魏絳向晉悼公進言和戎有五利：戎狄遊牧，貴貨輕土，可以用貨物換取戎狄的土地；邊鄙不再有驚恐，人民習於耕作，可以得到豐收；戎狄聽命於晉國，四鄰為之震動，諸侯就會屈從於晉國的威嚴；以德使戎狄安寧，晉國無軍事的勞累，裝備也不致損耗；以後羿恃其武力而亡為鑒，推行以德服人的政策，遠方戎會來歸附，國內也會得到安定。這主要以和平手段代替武力奪取以獲得戎狄的土地，並得到戎狄的人力來加強其爭霸實力的政策。推行八年，結果晉悼公“九合諸侯”，加強了晉國霸主的地位。自晉悼公以後，秦、晉兩國的北麵已沒有狄人的活動。白狄的主力已轉移到太行山以東。《左傳》襄公十八年《經》：“白狄始來。”杜預《集解》：“白狄，狄之別種，未嚐與魯接，故曰始。”魯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55年，這是太行山以東出現白狄最早的記錄。白狄東遷以後，活動的中心在今山西省東北部的盂縣以東至河北省石家莊市周圍。
    到了春秋時期的晚葉，已不見白狄的名稱，而以鮮虞包舉白狄其它各部。《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述晉國滅肥，《春秋》記為“晉伐鮮虞”；《左傳》昭公十五年記晉師圍鼓，《春秋》也隻記“伐鮮虞”。大概在春秋晚葉，白狄中鮮虞、肥、鼓等各部，雖有部名自立，實際上受著鮮虞的控製。
    鮮虞的名稱，最早見於《國語》。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鄭桓公問史伯何處才能得到安居，史伯說，在洛陽王城以北除有燕、衛等諸侯，此外還有“狄、鮮虞、潞、洛、泉、徐、蒲”。所提到的狄諸部落，除鮮虞屬白狄，其餘大體都屬赤狄，所以史伯所說鮮虞實際上是代表了白狄。在史伯這一次提到以後，直到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鮮虞才再度出現於史冊，其間244年，該部並非不存在，隻是包括在北戎、狄、白狄等統稱當中。白狄東遷，鮮虞遷到了河北省正定縣一帶。白狄東遷以後，仍不能得到寧居，肥、鼓兩部先後被晉滅亡，鮮虞雖屢經攻擊，卻於公元前507年，向晉國進攻，敗晉師於平中（今地不詳），俘晉大夫觀虎。在取得平中戰役勝利之後的下一年，鮮虞即以中山的‘名稱出現於史冊。可能在勝利之後，建立了中山國，並遷居中山城。中山城在今河北省唐縣境，“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鮮虞之所以從今正定縣北遷百餘裏，大概是為了避免晉的報複，遷到有險可守的地方以自固。以後晉國雖屢次伐鮮虞、圍鮮虞，終於未能達到兼並鮮虞的目的。相反，在公元前497年一前491年晉國強族智、韓、趙、魏四氏聯合起來兼滅範氏、中行氏的鬥爭中，中山國應齊、衛等國要求，出兵救範氏、中行氏。雖未能使範氏與中行氏免於滅亡，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山國儼然以諸侯的姿態與齊、衛等國並列了。
    在範氏、中行氏既亡之後，晉國趙氏、智氏都曾出兵攻中山。公元前489年“晉趙鞅率師伐鮮虞”。大約在公元前457年至前453年間，“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此後直到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有三四十年，中山國大概被趙國打散，國雖未完全滅亡，也已非常殘破。
    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以當地諸侯最高爵位自立，從中人遷於顧（今河北省定縣），其後繼者桓公遷於靈壽（今河北省平山縣東北），又一次從太行山東側交通要道遷入山地。當時中山國可以說在鄰近趙國的腹心地區，與北麵燕國相距也不甚遠，中山武公稱公而燕、趙之君都稱侯。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樂羊假道於趙國進攻中山，於公元前406年才攻克靈壽。當時中山國可能桓公在位，他是一位較年青的國君，利用地勢險要和兵民頑強守衛與戰國初葉最強大的魏國戰鬥了三年。中山國滅後，魏文侯封太子為中山君，以著名的政治家李克（即李悝）治理中山，封樂羊於靈壽以鎮中山餘眾。鮮虞中山自公元前506年建國，到前406年滅於魏，曆時百年。
    魏滅中山，境土擴張到了趙國腹地，魏、趙、韓三家所結成的分晉聯盟矛盾越來越公開化，隻是懾於魏的強大未完全破裂。公元前383年，趙軍攻衛，被魏國救兵打敗，趙求救於楚。趙、楚夾擊魏，占領了中山國的棘蒲和魏國的黃城（今河南省內黃縣西），於公元前381年戰爭結束，強大的魏國被打敗。魏屬中山自然不可能在趙國心腹地帶繼續存在，中山國故地要麽為趙有，要麽被中山餘眾複國。曆史事實證明是後者。
    《史記·樂毅列傳》說：“樂毅者，其先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複國，至趙武靈王時複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大約在前381年前後，中山桓公又得以複國。
    公元前377年，“（趙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次年“（趙）伐中山，又戰於中人”，是中山已複國與趙不能共立的證明。此後中山國大概存在了70餘年，於公元前296年滅於趙國，公元前295年絕祀。
    中山國前期存在100年，後期也在魏、趙、燕三大強國的夾縫中存在70餘年，是春秋戰國之際至戰國中葉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都有可觀的諸侯，尤其後期中山國，運用其內政、外交，周旋於七雄之間，曾經稱王，《戰國策》有《中山策》，當時的縱橫策士，頗看重中山國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實力，說明中山國足以立身於七雄之間。據記載中山國是由於統治階級生活的腐敗，日以繼夜地歌舞才至於身死國滅，該國文化水平已經相當高。從出土文物看，後期中山國雖仍保留某種程度的戎狄之風，但已經華化，中山國的青銅鑄器有很高的工藝水平，中山王方壺銘文，在迄今發現的銅器銘文中，有很長和很出色的銘文。這些出土文物，證實了曆史文獻所記中山國的存在是可信的，當時諸夏已經不以戎狄看待中山國了。中山國的王族攀附姬姓或子姓，也是鮮虞華化以後的一種與諸夏認同的表現。
    白狄的其餘部分：肥氏，東遷後分布在今山西省昔陽縣一帶。公元前530年，“晉伐鮮虞……遂入昔陽，滅肥”。肥滅以後，其餘眾大概有一部分越太行山，遷到了今河北省槁城縣境，以後白狄鼓氏被晉滅亡，肥氏餘眾一部分逃奔今河北省盧龍西北，一部分逃到今山東省肥城縣境，都相繼華化。
    鼓氏，分布在今河北省晉縣以西，公元前527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克鼓而反，以鼓子鞮歸”。晉攻克鼓城以後，獻俘於宗廟，卻把鼓子鞮放歸，使他叛鮮虞而附晉，在肥氏故地昔陽複立。公元前520年，“（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此外，狄有仇由氏，分布於今山西省盂縣境，也是鮮虞的附屬，滅於趙。狄無終氏，又名代狄或代戎，在太行山北部，今河北省蔚縣一帶。戰國初，趙襄子先以女弟妻代君，又邀代君飲晏歡舞，伏兵殺之，滅代。趙國在滅代與中山兩狄人建立的國家之後，北與燕國為鄰之外，又與林胡、樓煩、匈奴相接，中國北方民族的曆史也揭開了新的一頁。
    五、東胡與匈奴的興起
    春秋以來的赤狄、白狄、長狄到戰國末已大多華化，有些則加入了東胡及胡人行列。
    一直到春秋晚葉，今長城以北還沒有出現較強大而統一的胡人國家，但並非沒有許多部落存在，當時北方的馬已使晉國得益不淺，晉與北方諸胡人部落的中介應即分布在晉國以北的諸狄人部落。《左傳》昭公四年記載晉平公認為“（晉）國險而多馬”無所畏懼，司馬侯“對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土之北，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魯昭公四年，即公元前538年，已進入春秋晚葉，“冀土之北”仍沒有“興國”，也就是沒有較強大的統一的國家。
    《史記·匈奴列傳》說，“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林胡、樓煩的活動，至少在春秋中葉以前不直接在晉國之北。林胡，又稱林人，分布在陰山以南，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至陝西省榆林市一帶。樓煩分布在林胡以東，又稱樓煩胡，相當於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至山西省北部地區。兩部都是胡人係統的遊牧部落。當戰國中葉，晉已滅赤狄而白狄東遷，晉國於是北與代（無終）、樓煩、林胡相接。三家分晉，趙國繼承了晉國北部，於是趙國北與燕國及東胡，西與樓煩、林胡為鄰。趙國自武靈王稱王，在位27年（前325—前299），向胡人學習，大力推行“胡服騎射”。這實際上是一次以軍事改革為中心的社會改革，改革遭到了貴族的強烈反對。趙武靈王卻抱定決心：“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把胡服騎射推行下去。結果“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趙北邊長城自代（今河北省蔚縣）北上，沿陰山，直到今內蒙古巴彥淖爾盟臨河以北的石蘭計山口，至今仍可以在陰山南麓找到趙北邊長城的遺址。
    戰國末葉，匈奴興起，成為趙國北邊最嚴重的威脅。趙成王時（前265—前245），趙國北邊良將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於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燕山以北，春秋時有山戎，戰國有東胡。燕昭王時“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裏”，於是“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秦滅六國，並匈奴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一帶），置九原郡。又派蒙恬統軍30萬將原有秦、趙、燕三國北邊長城聯結起來，於是修成“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裏”的萬裏長城。在萬裏長城以北，東有東胡，北有匈奴，西北有月氏，成了中國北部三個遊牧民族的軍事政權。其史績詳見第三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