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中國古代北方的重要遊牧民族，其誕生的曆史搖籃，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大青山一帶，是我國第一個建立起奴隸製國家的邊疆民族。從其出現於政治曆史舞台起，至其消失，前後共經曆了近700年，在中國民族史上曾演出過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對中國古代北方各民族以及漢族的曆史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它不僅是北方邊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漢族先民的成員之一。匈奴的曆史，是中國民族曆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節匈奴的來源與興起
    匈奴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逸周書·王會篇》、《山海經·海內南經》、《戰國策·燕策三》。名稱由來，據多數學者認為，即鬼方、混夷、獯鬻、葷粥、獫狁、胡等的異譯。《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集解》引晉的雲：“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又引韋昭雲：“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周禮·考工記》“胡無弓車”；鄭玄注“今匈奴”。《呂覽·審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高誘注：“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匈奴”原義，直譯漢意為“人”，或“群眾”、“居民”、“土民”，義為“天帝之子”，“它起源於原始時期對天神的信仰”。《漢書·匈奴傳》記述匈奴單於致漢帝的書信中就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於”。據王國維考證，“匈奴”二字急讀為“胡”。而“胡”一詞在匈奴人心目中，也以為即“天之驕子也”。所謂“南有大漢，北有強胡”，便是佐證。
    匈奴族源，從其名稱由來便可看出，他們與殷周以來的鬼方、獯鬻、葷粥、獫狁、胡等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但不等於說，前者是後者的翻版，而是說，匈奴族是在上述諸族的基礎上，吸收周圍各族人民發展起來的。著名民族史專家馮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舉匈奴異名32種，計有鬼方、鬼戎、魃方、方、畏夷、隗國、混夷、混戎、犬戎、玁允、獯鬻、葷粥、葷質等諸名目，雖不完全是確指同一族體，但與匈奴族有關則似無可非議。在匈奴共同體中，見諸記載的就有休屠（屠各）、字文、獨孤、賀賴、羌渠等部。其下，還有眾多氏族，如攣鞮氏（虛連題氏）、呼延氏（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喬氏、當於氏、韓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諸姓。因此，完全可以說，它是由戎、狄、胡多種民族成分組成的“民族共同體”。
    據現有史料記載及考古發掘證實，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紀時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聯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帶，後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屬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長”，“各分散居溪穀”，彼此間並沒有永久性的盟約關係，隻是根據共同的利害關係隨時聚合離散。《史記·匈奴列傳》雲：“自淳維（傳說為匈奴人始祖）以至於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即是當時社會現實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製度下，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也沒有壓迫。氏族部落，既是從事畜牧、狩獵生產的組織，同時又是作戰的基本單位。每一氏族成員，“力能彎弓，盡為甲騎”。他們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則為戰士。
    匈奴人的氏族組織，最初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建立起來的，但隨著戰爭的頻繁，財富的增加，私有製關係在氏族內部的發展，宗族性質的組織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員外，還滲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東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樓煩人、白羊人、渾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烏孫人、西域人、羌人、漢人等。其中有的為氏族成員所共有，有的為各個家庭所私有，充當奴隸；也有少數人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後被吸收為氏族成員。於是，隨著氏族財富的增長，勢力也不斷擴大。氏族組織因在社會生活中有著一定的維係作用，有利於喚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殼在相當長時期內，仍一直被保存著。
    公元前3世紀時，匈奴人已進入鐵器時代，不僅能用鐵製作刀、劍、鏃等兵器，還能製作鐵鐮、鐵鏵、鐵馬嚼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並學會冶鐵和鑄鐵。鐵器的生產和使用，不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為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的產生提供了可能。隨著歲月的流逝，貧富之間的差別也愈益明顯，終於促使氏族製度全麵趨於瓦解。從蒙古國發掘出屬於公元前3—2世紀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極為豐富的大墓旁邊，分布著陪葬品貧乏的小墓的事實，就是當時貧富懸殊及階級對立的生動反映。
    鐵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軍事實力得到相應加強。劉向《說苑》記載，在公元前4世紀末期，匈奴的鐵騎，經常馳驅於“樓煩（今山西省寧武縣一帶）之下”。旋又逐步推進，將勢力擴至“戰國七雄”中的秦、趙、燕邊境，並不時給燕、趙二國以威脅。公元前265年（趙孝成王元年），匈奴騎兵為趙將李牧擊敗，但不久又卷土重來。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贏政派遣蒙恬將兵北擊，略取其“河南地”（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一帶）。自是，匈奴眾始“不敢南下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但至秦末，卻又乘機“度河南”，逐漸傍近秦塞。足見其勢力當時已相當強盛。
    匈奴的興起，是匈奴國家的創立者頭曼統治的結果，《史記·匈奴傳》載：“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於曰頭曼。”說明頭曼是首稱單於者。另據《漢書·匈奴傳》，單於姓攣鞮氏，匈奴人稱之為“撐犁孤塗單於”。所謂“撐犁”，意謂“天”；“孤塗”，意謂“子”：“單於”，意謂“廣大”。“撐犁孤塗單於”，直譯即“天之子”，意謂“天宇之下的偉大首領”。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製度已完全為國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領也已轉變為國家至高無上的領袖的事實。不言而喻，頭曼統治時期的匈奴社會，正是原始社會趨向瓦解，奴隸製度形成的時代。因而國家機構的建立，正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頭曼統治時，匈奴雖然已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政治、軍事勢力，但由於舊的所有製關係還沒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又很不完善，加上“東胡強而月氏盛”，中原地區又處於強大的秦王朝統治之下，因此，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匈奴勢力一直被局限在陰山至河套以北一帶。及冒頓繼位後，始有較大發展，並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節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頓是頭曼長子，初被質於月氏。頭曼愛其異母弟，曾陰謀借月氏之手殺之。冒頓得悉，盜取月氏善馬逃回。他的英勇行動，使頭曼受到感動，遂授之為“萬騎長”。冒頓為洗雪前恥，刻苦練習騎射，嚴格訓練士卒，於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殺死頭曼，自立為單於。
    冒頓雄心勃勃，取得政權後，首先著手鞏固內部，“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接著，乘劉邦與項羽逐鹿中原之機，開疆拓土，擴大牧地，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奪匈奴地。又積極整頓內部，對國家機構進行全麵的調整與改革，於匈奴中部地區建立“單於庭”，管轄代郡（今河北省蔚縣一帶）、雲中（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直北方向廣大地區，並規定把軍政和對外權力由單於掌握，卑於由左、右骨都侯輔政。骨都侯由呼衍氏、蘭氏和須卜氏等異姓貴族擔任。呼衍氏居左，蘭氏和須卜氏居右，主斷獄訟，將已裁決案件稟報單於。無文書簿領、記錄諸事。單於以下，置左、右賢王，左、右穀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左、右賢王是地方最高長官。俗尚左，左賢王地位和權力均高於右賢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賢王和左、右穀蠡王俱置庭於駐牧地。左賢王庭管轄匈奴東部，位於漢上穀郡（今河北省懷來縣一帶）直北方向；右賢王庭管轄匈奴西部，位於漢上郡（今陝西省榆林縣一帶）以西地區，與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單於、左右賢王，直至大當戶，分別統軍，指揮作戰。其餘各級官吏，也是各大小軍事首長。除單於外，各級長官，大者統萬騎，小者數千，共24萬騎；每萬騎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等官；都尉、當戶、且渠等各依部眾多少以區分權力大小和地位高下，形成強有力的統治網絡。
    為了強化統治，冒頓還根據匈奴族傳統，規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領小會於單於庭，舉行春祭；五月，大會龍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滯林，課校人畜。又實行保護私有財產措施，禁止偷盜，嚴厲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推行獎勵攻戰辦法，宣布“斬首虜賜一巵酒”，並將所得鹵獲歸本人所有，得人“為奴婢”，使“人人自為趣利”。
    上述諸措施，為新建立起來的奴隸製國家的鞏固提供了有利條件，因而勢力不斷增強，不久又北服渾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諸族；率精騎圍劉邦於白登，迫獻宗室女與之和親、答允開放“關市”、結為兄弟、定以長城為界；西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傍26國；控地東盡遼河，西達蔥嶺，北至貝加爾湖，南抵長城，將“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皆以為匈奴”，從而結束了中國北部邊疆各民族長期不相統屬的分散狀態，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奴隸製政權。是以匈奴貴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頓為賢”。
    公元前174年（漢文帝前元6年），冒頓病卒。子老上單於（稽粥）、孫軍臣單於（前161—126）相繼嗣位。在老上和軍臣統治時期，因繼續奉行冒頓時製定的政策，仍與漢“約和親”；又似中行說為師，學會計算和登記方法，實施計課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較穩定。但是，隨著統治階級的不斷對外用兵、內部權力鬥爭的加劇，以及匈、漢關係的惡化，勢力逐步減弱。
    公元前126年（漢武帝元朔三年），軍臣單於死，其弟伊稚斜單於繼位。軍臣單於太子於丹恥屈其下，逃奔於漢。漢封之為陟安侯。伊稚斜單於因怨漢收納放丹，屢遣兵至代郡、雁門、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賢王又以漢略其“河南地”，也屢將兵侵襲漢朔方郡（郡治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南）。時漢方強盛，兵精將廣，遂決定出兵反擊，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元朔五年），漢使衛青、蘇建、李沮、公孫賀等將兵10餘萬人擊右賢王，右賢王敗，損失男女15000餘人，裨王10餘人，牲畜“數千百萬”。次年，漢複乘勝發兵出定襄北征。雙方發生鏖戰。漢軍雖取得了斬殺19000千餘人的戰績，但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所率3000餘騎，幾乎全軍覆沒。趙信被迫投降匈奴。
    趙信原是匈奴人，後因投奔漢朝，被封為翕侯。伊稚斜單於得到趙信後，以其在漢軍久，熟悉漢地軍情，遂封之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圖利用他共同對付漢軍。趙信教伊稚斜離開陰山地區，徙居漠北，以誘疲漢兵。接著，於次年又發兵侵犯上穀。時漢正亟欲摧毀匈奴貴族勢力，故於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分別自隴西、北地、右北平出擊。霍去病於焉支山、居延、祁連等地與渾邪王、休屠王軍相遇，大敗其眾，俘斬38000餘人，又擒獲單桓、酋塗王、稽沮王、單於閼氏、王母、王子、相國、將軍、當戶、都尉等百數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誅渾邪王和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懼，謀共歸附於漢。但不久休屠王後悔，渾邪王將其殺死，將眾4萬餘人降漢。漢封之為瀑陰侯，置其眾於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五郡塞外，設“五屬國”。伊稚斜單於遭此連續打擊，更加惱怒，於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數萬，分道進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漢令衛青、霍去病分別領5萬騎北越沙漠出擊。伊稚斜遵照趙信計謀，置精兵於漠北，以逸待勞。衛青出定襄千餘裏，與單於兵相遇。漢軍以武剛車環陣結營，縱兵5000擊單於。時值日暮，飛沙揚塵，漢軍遂橫張兩翼合圍。單於見漢兵精馬壯，自度不能勝，率親隨數百名潰圍遁。漢軍追殺200餘裏，直抵真顏山趙信城（位於今蒙古國杭愛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則自代郡出塞，奔馳2000餘裏，與左賢王接戰，亦獲全勝，擊殺7萬餘人，封狼居胥山（約在今克什克騰旗西北），禪於姑衍（山）（約在狼居胥山附近），登臨瀚海（一說指令蒙古高原東北呼倫湖與貝爾湖，一說指杭愛山）而返。
    經過這次失敗，匈奴勢力從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帶。史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
    匈奴人由於遠離水草茂盛的陰山地區，畜牧業生產發展從此受到嚴重限製。而漢王朝利用奪得的“匈奴左地”，令原為其附屬的烏桓族（原住於遼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帶）徒居上穀、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匈奴動靜；又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月氏、大宛，以公主妻烏孫昆莫（王），拆散匈奴與烏孫的聯盟；複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切斷其與羌族的交通。於是匈奴勢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漢元鼎三年），伊稚斜單於死。子烏維單於（前114—105）、孫烏師廬單於（前105—102）相繼立。烏師廬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其左大都尉使人潛告漢，陰謀將烏師廬殺死。漢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故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中後旗東）備應援。漢帝以其地距匈奴遠，遣浞野侯趙破奴將2萬騎出朔方郡西北2000裏，約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國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動靜。事將發而被發覺，左大都尉被殺，破奴為其左方兵擊敗被擒，全軍沒入匈奴。烏師廬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繼立。但呴犁湖在位僅一年又死，匈奴貴族立其弟且鞮侯為單於（前101—96）。
    且鞮侯單於初立時，因恐漢兵乘機進襲，將從前所拘漢使路充國等人釋歸，企圖與漢和解。漢為緩和彼此關係，令中郎將蘇武攜帶大量財物饋單於。時值渾邪王姊子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事泄，牽連蘇武。單於使衛律治其事。蘇武引刀自殺，衛律召巫醫救治，徒於北海（今貝加爾湖）。會貳師將軍李廣利破大宛回師，威震西域，西域諸國多遣使獻貢。漢因欲藉其勢懾服匈奴，於公元前99年（武帝天漢二年）遣廣利將兵3萬出酒泉擊右賢王。廣利雖獲斬殺萬餘人的戰果，卻險遭活捉，為配合廣利出征的騎都尉李陵則被擊敗而投降匈奴。漢帝不甘，於前77年（武帝天漢二年），複使廣利領騎兵6萬、步兵10萬出朔方，令遊擊將軍韓說將步騎3萬出五原，公孫敖將步騎4萬出雁門，企圖重振驃騎將軍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單於襲用伊稚斜故技，移輜重於餘吾水（今蒙古國土拉河）北，自統兵10萬列陣水南，以待漢軍。雙方戰10餘日，不分勝負。但戰爭結束後不久，且鞮侯單於即病死，子狐鹿姑單於繼其位。
    狐鹿姑單於在位（前96—85）時，匈奴內部由於奴隸製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已日趨腐敗，而內部矛盾最初是由單於為傳位己子廢左賢王合法繼承人先賢撣為日逐王引起；繼之，又因單於母閼氏以其異母弟左大都尉賢為族人所重，恐單於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殺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絕按時前往會盟。及單於將死時，卻又囑諸貴人立其弟右穀蠡王繼為單於。而衛律及其妻顓渠閼氏則於其死後矯令更立左穀蠡王。公元前85年（漢昭帝始元二年），左穀蠡王在衛律等支持下繼位，稱壺衍鞮單於。左賢王和右穀蠡王極為憤慨，陰謀投附漢朝，但恐不能達到目的，遂謀脅盧屠王共走烏孫。盧屠王不從，告知單於。單於使人驗問。右穀蠡王不服，反嫁罪於盧屠王，致使二王俱離開舊遊牧地，不往龍城會盟。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不斷加劇，給奴隸主貴族勢力的發展帶來了巨大障礙。
    早在狐鹿姑單於時，匈奴貴族因連年征戰，就渴望與漢朝恢複和親。後因單於拘留漢使，及壺衍鞮單於繼位，“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乘機往襲。於是采用衛律建議，“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以防漢軍突然襲擊。旋因聽說“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與漢通好，並釋蘇武、馬宏等歸。不久，又發左、右部2萬騎掠漢塞。兵敗，甌脫王與西祁王被俘。因懼甌脫王導漢軍追擊，率眾走西北。
    公元前78年（漢昭帝無風三年），右賢王、犁汙王將兵4000騎分道侵日勒（今甘肅省山丹縣東南）、屋蘭（今山丹縣西北）、番和（今甘肅省永昌縣境），為漢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敗，犁汗王為屬國千長義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單於發兵3000餘進犯五原，殺略數千人；繼遣數萬騎傍漢塞圍獵，攻襲亭障。時烏桓漸強，派人掘前“單於塚墓”。壺衍鞮單於怒，發兵2萬馳擊。漢授中郎將範明友為度遼將軍，欲隨後跟蹤堵截。會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烏桓新敗，揮師蹴之，斬殺6000餘人。匈奴貴族驚懼，不敢出兵，遣使往烏孫，陰謀索漢解憂公主，又連發兵侵掠烏孫，奪其車延、惡師之地，公主及昆彌求漢出兵救援。
    烏孫是漢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紀末期就與漢朝“結為昆弟”。因此保烏孫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漢宣帝本始三年），漢朝統治階級遣度遼將軍範明友，前將軍韓增，蒲類將軍趙充國等分別領兵出塞，偕烏孫對匈奴進行夾擊。匈奴人民聞漢兵至，紛紛遠徙。漢兵因未按預定期限到達目的地，校尉常惠乃與烏孫合兵擊右穀蠡王庭。俘單於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39000餘人，牛、羊、馬、駝、驢、騾等70餘萬頭。單於怨怒，於當年冬自統兵擊烏孫，頗有俘獲。但當要返回時，恰值天氣驟冷，突降大雪，深丈餘，人畜多凍死。於是丁靈乘勢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給壺衍鞮單於以沉重打擊。
    公元68年（漢宣帝地節二年），壺衍鞮單於死，其弟左賢王繼位，稱虛閭權渠單於（前68—60）。虛閭權渠由於不滿顓渠閼氏擅權，廢黜之。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懷怨。會第二年災荒，人民、畜產死者無數，遂發兩屯人眾各萬騎往防漢兵，致使階級矛盾又迅速尖銳化，附屬各部落俱紛起反抗。西嗕部乘機叛附漢，而西域各國則相約攻取直接受其庇護的車師國，俘其王及人眾。漢朝為聯合西域各國與匈奴奴隸主貴族相抗衡，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兵至渠犁一帶屯田，命鄭吉為護鄯善以西使者，使匈奴勢力進一步受削弱。
    第三節匈奴國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虛閭權渠單於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諸王議立嗣。顓渠閼氏因前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遂與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謀，擅立屠耆堂為握衍朐鞮單於。
    握衍朐鞮單於屠耆堂性酷虐，即單於位後，重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盡誅虛閭權渠時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貶斥前單於子弟近親。虛閭權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與單於有隙，將眾數萬騎歸附於漢。漢封之為歸德侯。單於立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欲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諫阻之，不聽。旋左奧鞬王死，單於自立幼子為王，留於單於庭。奧鞬貴人不從，擁立奧鞬子為王，東向遊牧。握衍朐鞮單於遣右丞相將萬騎往追，被擊敗。以其濫施殺伐，暴虐無道，族人多不服其號令。其太子、左賢王因數讒左地貴人，也深為左地貴人所怨。公元前58年（漢宣帝神爵四年），以東邊姑夕王受烏桓進攻，略有損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與烏禪幕、左地貴人擁立稽侯珊為呼韓邪單於，發左地兵4—5萬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請援於右賢王。右賢王怨其殘虐，不理。握衍朐鞮慚憤自殺，部眾盡歸呼韓邪單於。
    呼韓邪雖然據有握衍朐鞮部眾，攫取統治全匈奴的權力，但由於不注意分清敵友，即位後不久，社會便陷入動亂狀態，出現“五單於”爭立的混亂局麵，從而成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轉折點。
    史載呼韓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單於自殺後，即收兵返回單於庭，令“罷兵使各歸故地”。又將流落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為左穀蠡王，嗾右地貴人往殺右賢王。右賢王聞之，便與前單於親信都隆奇等共議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於，發兵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單於奪取單於庭，立長子都塗吾西為左穀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穀蠡王。屠耆單於在統治地位獲得初步鞏固後，即於次年早秋令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將2萬騎屯東方，備禦呼韓邪。時居住於西北地區的呼揭王與唯犁當戶，欲構陷右賢王（握衍胸鞮弟），捏稱他謀為烏藉單於。屠耆單於不審虛實，殺之。後知其冤，又殺唯犁當戶，呼揭王懼而叛，自立為烏揭單於。右奧鞬王得報，自立為車犁單於。而烏藉都尉亦稱烏藉單於。屠耆堂為討平叛亂，使都隆奇擊烏藉單於，親統兵進擊車犁單於，烏藉、車犁敗，奔竄於西北地區，謀與烏揭單於會合，約共尊車犁為單於。屠耆單於遣左大將、都尉統兵拒呼韓邪，自率軍擊車犁。車犁單於敗，遠遁。
    公元前56年（漢宣帝五鳳二年），呼韓邪單於遣弟右穀蠡王等將兵擊屠耆單於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於得報，統兵6萬騎擊呼韓邪。兵敗自殺。都隆奇與屠耆單於少子姑瞀樓頭投奔漢朝，而車犁單於亦東返降於呼韓邪。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遫累烏厲溫敦，見內亂迭起，又率眾降漢。不久，季陵子複立烏藉都尉為單於，屠耆單於從弟休旬王於西部自立為閏振單於，呼韓邪單於兄呼屠吾斯於東部自稱郅支骨都侯單於。呼韓邪單於擊殺烏藉都尉後返回單於庭。但閏振單於與郅支單於又互相攻殺。公元前54年，那支單於擊殺閏振單於，盡有其眾，發兵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單於庭為郅支所據。
    為了擺脫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議呼韓邪“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單於近臣極力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匈奴人之所以能顯威名於世，全賴“馬上戰鬥為國”，是壯士所為；“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若“臣事於漢”，則“卑辱先單於，為諸國所笑”。針對諸大臣們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據當時的形勢指出：“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於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複，雖屈強於此，未嚐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據理力爭。終於使呼韓邪單於采納其建議，引眾傍近漢塞，並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漢甘露三年），又親至長安朝覲漢宣帝劉詢。劉詢授予璽綬、冠帶、黃金、錦繡、繒絮等物，使駐漠南光祿塞（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北），又撥運米穀34000斛供食用。呼韓邪單於附漢，是匈奴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會階級鬥爭的產物，也是漢、匈關係發展的結果。它不僅宣告了匈、漢兩大民族戰爭狀態的結束，並代之以匈、漢合作的新局麵，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與受正朔”的舊傳統，開辟了北方民族政權接受統治中原王朝領導的先例，與此同時，還促進了塞北與中原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加強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向心力與內聚力，並為爾後的進一步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呼韓邪單於附漢時，郅支單於為取得漢朝的支持與幫助，亦遣子駒於利受入侍漢廷，並不時令人至長安貢獻。漢朝雖待以厚禮，但每次賞賜俱薄於呼韓邪單於。
    郅支初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再歸單於庭，遂引眾西向，謀攻奪定右地。不料屠耆單於弟已居其地，自立為伊利目單於。那支並有其眾。後自度無力統一匈奴，率眾繼續西徙，企圖與烏孫昆彌烏就屠聯合。烏就屠見呼韓邪附漢，殺其使，發兵佯往迎。郅支知覺，勒兵破其眾。複乘勢敗烏揭、堅昆、丁令三國、建庭於堅昆。
    郅支自以距漢地遠，又怨漢助呼韓邪單於，於公元前44年（漢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複索還侍子，殺漢使司馬穀吉。後知呼韓邪勢漸強，率眾西遷康居（今哈薩克斯坦聯邦東南部一帶）。中道適天氣驟寒，人多凍死。及至康居，僅存3000人。康居王時欲倚之以威脅鄰國，招為婿。郅支於是借康居兵，數擊烏孫，深入赤穀城（今伊塞克湖南麵伊什提克），殺略人民，驅掠牲畜。公元前36年（漢元帝建昭三年），為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所擊殺。
    呼韓邪單於獲悉郅支被殺，既喜且懼。公元前33年（漢元帝竟寧元年），又至長安朝覲漢元帝劉奭，請“婿漢氏以自親”。劉奭以後宮女王嬉（字昭君）賜單於。單於號王嬉為寧胡閼氏，並表示願保上穀至敦煌一帶邊塞。但僅過兩年，單於病死。爾後，其子複株累若鞮單於（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諧若鞮單於（且糜胥，前20—12年）、車牙若鞮單於（且莫車，前12—8年）、烏珠留若鞮單於（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烏累若鞮單於（鹹，公元13—18年）等相繼嗣位。
    在複株累若鞮單於等統治期間，因各單於都恪守“傳國與弟”“約令”，又能與漢朝保持較密切的和平友好關係，因此，其政治、經濟一般都比較穩定。隻是在王莽篡漢（公元9—21年）後，由於實行歧視壓迫匈奴政策，並從中進行挑撥離間，致使表麵平靜而實際存在的矛盾又不斷加劇。
    公元18年（新莽天鳳五年）烏累若鞮單於死，其弟輿繼立，稱呼都而屍道皋若鞮單於。他性貪婪，又剛愎自用，掌權後，為了改變兄終弟及的傳位製度為父子繼承製，便廢弟右穀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襲左賢王位，複殺知牙斯。於是引起了右奧鞬王比的不滿，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穀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於長子，我當立”。單於知比不服，心懷疑貳，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東漢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屍道皋若鞮單於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賢王繼之，稱蒲奴單於。右奧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時值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裏，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蒲奴單於畏漢伺其隙，遣使至漁陽求和親。比於是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向西河太守求內附。事為兩骨都侯知覺，勸單於於五月龍城會盟時殺比。比驚懼，集所轄南邊8部眾4—5萬人謀殺兩骨都侯。兩骨都侯知信，奔告單於。單於發兵馳擊。後因見比兵眾多，未敢妄動。比知難以繼續共事，於公元48年（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擁戴下，襲用其祖稽侯珊號，稱呼韓邪單於，並於當年款五原塞（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示“願永為蕃蔽”。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複遣子入侍。東漢政府仿照西漢對待稽侯珊舊例，頒給黃金質璽綬、冠帶、衣服、車馬、黃金、錦繡、繒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頭接濟。此外，又於五原塞西80裏，為之建立單於庭，旋徒雲中。從此，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內附，既是匈奴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與漢族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也有一定關係。因為自公元18年以後，呼韓邪單於比一直駐牧於匈奴南邊，所領八部牧民，長期析居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上穀等郡地，受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頗深，因而要求與漢族人民和好的願望也較強烈。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顯然是一種進步現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勢力再次受到削弱，並成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轉折點。
    匈奴二部，雖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紛爭並未因此中止。為了爭奪地盤，擴張勢力，彼此之間仍不時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韓邪單於因五骨都侯叛亂，為蒲奴單於擊敗，徒居西河美稷（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西北），漢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王鬱為之衛護。南單於（呼韓邪單於）令韓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賢王駐朔方郡，當於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雲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將軍、栗籍骨都侯分別屯定襄、雁門和代郡，各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北單於（蒲奴單於）懼，將部分被俘漢人送還，複數遣使請和親。漢從司徒掾班彪計議，依照從前待呼韓邪稽侯珊、那支單於行事。
    公元56年（東漢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韓邪單於比死。丘浮尤鞮單於（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慮鞮單於（汗，公元57—59年）、醞僮屍逐侯鞮單於（適，公元59—63年）、丘除車林鞮單於（蘇，公元63年）、湖邪屍逐侯鞮單於（長，公元63—85年）等相繼嗣位。“時北匈奴猶盛”，不時出兵犯漢塞，漢廷每以為憂。會北單於請“合市”，致和親，漢廷令越騎司馬鄭眾往使。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匈奴通款，謀往附。漢察其情狀，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又遣副校尉來苗等屯五原曼柏，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騎2000謀迎骨都侯。因見漢兵嚴備，始退走。但此後又經常出沒於漢邊郡一帶。
    東漢王朝為維護北部邊境安寧，公元73年（東漢永平十六年）發緣邊兵分道北征。南單於遣左賢王信隨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闕擊皋林溫禺犢王；竇固、耿忠出酒泉擊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擊句林王；來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北擊。但除竇固一路外，餘俱無功而還。北匈奴眾紛紛遠徙。公元76年，皋林溫禺犢王率眾返居涿塗山（今蒙古國滿達勒戈壁附近），南單於率輕騎偕烏桓及緣邊兵出擊，殺數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統治集團由於經常對外掠奪，部分人眾逐漸產生厭戰情緒，並想擺脫其羈絆南下附漢，經上述兩次戰役後，遂不時有人從中脫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陸續進塞的車利、涿兵等“七十三輩”內附，就是明證。由於逃亡人數不斷增加，勢力受到嚴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機奮起反抗，蒲奴單於內外交困，被迫率眾遠徒。
    公元87年（東漢章和元年）；鮮卑進入匈奴左地擊北匈奴，斬優留單於，“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58部、20萬人分別至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東漢。會南匈奴休蘭屍逐侯鞮單於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書東漢王朝，請“破北成南，並為一國”。東漢王朝允其請，命竇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將軍，合南單於兵北擊。雙方鏖戰於稽落山（今蒙古國烏布蘇泊）等地。北匈奴敗，被殺萬餘人，20餘萬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複請出塞。左穀蠡王師子率左、右部8000騎出雞鹿塞，再次敗北單於，斬殺8000人。竇憲以北單於微弱，欲乘勢滅之，於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圍北單於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破其眾。北單於被迫逃奔康居（後複西徙，與從前西遷的匈奴人會合）。其弟右穀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於，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數千人至蒲類海，請內附於漢。漢令耿夔頒給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值竇憲罹罪被誅，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漢遣長史王輔與任尚擊殺之，滅其眾。北匈奴亡，地為鮮卑所據，餘眾10餘萬落皆自號為鮮卑。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時，南匈奴由於得到東漢的支持，接納了北匈奴部分降眾，故史稱其“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六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機也日趨嚴重。
    公元93年（東漢和帝永元五年），南單於屯屠何死，前單於伊屠於閭鞮單於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左穀蠡王師子“勇黠多知”，向為單於宣及屯屠何器重，數將兵出塞，屢有建樹。既為族人推重，亦頗得漢帝寵遇。安國心常懷妒忌，曾陰謀偕北匈奴降眾襲殺之。師子覺察，徙居於五原附近一帶駐牧，不往單於庭會盟。時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與安國不睦，崇乃偕度遼將軍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討之。安國畏懼，其舅喜為懼禍及己，遂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屍逐侯鞮單於。
    師子初立時，北匈奴降眾即有五六百人來襲，為漢安集椽王恬等擊敗。北匈奴降眾15部20餘萬人脅屯屠何子奧鞬日逐王逢侯為單於，殺略吏民。焚燒郵亭廬帳，謀渡漠北。為漢朝光祿勳鄧鴻、護羌校尉任尚及師子等兵擊敗，部眾分解為左、右兩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駐涿塗山下，相距數百裏。旋左部複自相猜疑，叛而降漢，逢侯所領右部則由於鮮卑進攻，加上饑餓困迫，多為鮮卑所並，隻有少部分歸附於東漢。
    公元98年（東漢永元十年）師子死後，萬氏屍逐鞮單於檀、烏稽侯屍逐鞮單於拔、去特若屍逐就單於休利先後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統治期間，因東漢政治黑暗，政局動蕩，民變不斷發生，起義農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於邊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時聚眾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鬥爭影響下，140年（東漢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也聚眾暴動，引兵進攻西河郡，並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繼續馳驅於邊塞。中郎將陳龜以單於休利不能製部眾，“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吾斯等怒，立車紐為單於，引烏桓、羌胡等數萬攻破京兆虎牙營，侵掠並、涼、幽、冀四州。中郎將張耽將兵敗之，車紐被迫降，吾斯與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繼續進行頑強鬥爭。東漢慮戰火日熾，於公元143年扶立久居於洛陽的南匈奴貴族兜樓儲為單於，使人將其護送南單於庭，又令馬寔繼續圍攻吾斯。馬皇先募人殺吾斯，然後乘勢出擊，敗之。烏桓70餘萬人相繼降。暴動以失敗告終。
    公元147年（東漢建元元年），兜樓儲死，伊陵屍逐就單於居車兒繼位。居車兒對東漢雖極忠誠，但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東漢永壽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動，攻略美稷、安定等地，為屬國都尉張奐擊破。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與烏桓、鮮卑又舉行暴動，亦以失敗告終。
    居車兒在位25年。其子孫屠特若屍逐就單於、呼徵單於、羌渠單於相繼立。羌渠單於在位時，由於東漢統治階級更加腐朽，各地農民起義已風起雲湧，而地方勢力也紛紛割地自雄。公元187年（東漢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張純聯合烏桓進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稱彌天安定王。東漢命單於遣兵助幽州牧劉虞往討。羌渠令左賢王將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單於“發兵無已”，右部落遂與屠各部聯合，殺羌渠。
    羌渠單於被殺後，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稱持至屍逐侯單於。於扶羅繼位時，因反叛者懼其報殺父之仇，別立須卜骨都侯為單於。放扶羅怒，謀親往洛陽請東漢幫助，適值漢靈帝劉宏病逝，局勢混亂，遂被迫率數千騎與農民起義軍的中一支——白波軍結合，進攻河南（今河南省黃河以北一帶）、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帶）。時各地封建主為了對付起義軍，紛紛結營自保。放扶羅在戰爭中遭受很大損失。為保存實力，旋決定退兵返回單於庭，但遭驅逐。他在河東郡平陽縣駐了一段時間後，又卷入袁紹和袁術等的割據鬥爭之中。
    須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單於庭虛其位，以氏族首領權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羅亦死，弟呼廚泉繼為單於。扶羅子劉豹為左賢王。據傳劉豹即是4世紀初年建立“漢”國的劉淵之父。
    呼廚泉是南匈奴最後的一位單於，掌權後，曾多次受到鮮卑的襲擊。公元216年，呼廚泉投靠曹操。曹操為了削弱勢力，分其眾為5部，每部選尊貴者為帥，別令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今山西省汾陽東南）、右部居祁縣（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南部居蒲子縣（今山西省隰縣）、北部居新興縣（今山西省忻縣）、中部居大陵縣（今山西省文水縣東北）。匈奴部落組織雖然名義上雖還被繼續保存著，但權力卻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權的手中，單於隻是徒有虛名的稱號，南匈奴國家政權亡。
    第四節4至5世紀的匈奴
    公元3世紀初期，由於社會危機的發展，東漢王朝內部經過軍閥混戰，最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個封建割據集團，曆史上稱之為“三國”。三國之間，為了擴充地盤，掠奪財富，又進行了長期戰爭。3世紀中期，吳、蜀二國先後為魏吞並，而魏國政權實際上已掌握在司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鹹熙二年），司馬炎廢曹矣，建立晉朝，史稱“西晉”。
    西晉建立初期，雖然采取了一些有利於社會安定和經濟恢複的措施，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但由於司馬氏政權是一個以士族門閥集團為核心的封建政權，其貪婪、荒淫、奢侈和殘暴，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階級，故此後不久，社會又再度陷入危機，並導致了長達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促使西晉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趨於白熱化。各族人民被迫離鄉背井，紛紛流亡，形成大規模的流民浪潮。西晉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顧廣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們返回本土，終於激起了廣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瀾壯闊的各族人民大起義。
    在中原地區政治、經濟的影響下，當時遷居塞內的匈奴人也發生很大變化。除南匈奴外，又先後分解出屠各胡、臨鬆盧水胡、鐵弗匈奴三個重要分支集團。屠各胡與南匈奴散居於今甘肅、陝西、山西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一帶，其中以居住於山西省的部分為最多、最強。兩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紀前30年間，曾聯合在今山西和陝西二省建立“漢—前趙”政權。“臨鬆盧水胡”居於今甘肅省河西走廊與青海省之間，5世紀前期於河西一帶建立“北涼”。“鐵弗匈奴”是鮮卑人與匈奴人融合後產生的一個分支群體，原居於今內蒙古河套一帶，5世紀初年，在今陝北一帶建立“大夏”國。
    一、漢—前趙
    公元291年（西晉元康元年），西晉統治階級由於爭權奪利，終於導致了“八王之亂”。304年（西晉永興元年），成都王司馬穎因在混戰中處於劣勢，引匈奴作外援，拜匈奴屠各部首領北部都尉劉淵（劉元海）為“北單於、參丞相軍事”，並遣之回並州去召集匈奴5部騎兵前來支援。但劉淵回並州後，並未出兵赴援，而是自稱“大單於”，於離石左國城（今山西省離石縣北）建立政權，稱“漢王”，樹起反晉旗幟。遠近歸附者數萬人。
    308年（西晉永嘉二年）秋，劉淵攻克平陽、河東二郡，遷都於蒲子（今山西省隰縣）。繼又徒平陽，進位皇帝，改元“永鳳”，以子劉和為大將軍，劉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劉曙為龍驤大將軍。時嘯聚於青州、徐州的王彌，趙、魏的汲桑、石勒，上郡鮮卑人陸逐延，氏族酋長單征等，紛紛歸附，擁其為反晉共主。
    310年（晉懷帝永嘉四年），劉淵病死，子劉和繼位。和性“多猜忌，馭下無恩”，輕信衛尉劉銳、宗正呼延攸（和之舅）、侍中劉乘讒言，為鏟除異己，發兵擊楚王劉聰、齊王劉裕、魯王劉隆、北海王劉乂。劉聰因早有防備，遣兵還擊，殺劉和、劉銳、劉乘和呼延攸，自立為帝，改元“光興”，命劉乂為皇太弟，子劉粲為河內王，劉易為河間王、劉翼為彭城王，劉悝為高平王；粲兼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並州刺史、汲郡公。在統泊地位獲得初步鞏固後，又命劉曜驅兵入洛，與晉軍周旋於梁、陳、汝、潁間。次年，複命呼延宴統兵27000人進攻洛陽，縱兵大掠，俘晉懷帝司馬熾。316年（西晉建興四年），令劉曜進駐關中，圍攻長安。時司馬鄴為帝，鄴敗，被迫出降，西晉亡。
    由於不斷對外發動戰爭，而劉聰即位後又窮奢極欲，遊獵無度，經常飲宴後宮，致使朝廷“阿諛日進，貨賄公行”，群臣言事，俱聽任中常侍（宦官）王沈等決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日益加劇。
    318年（東晉太興元年），劉聰死，子劉粲嗣位，改元“漢昌”。粲為人“任性嚴刻無恩惠”，拒諫飾非，呢近奸佞，“好興造宮室”。又輕信大司空靳準言，收捕太宰劉景、大司馬劉驥、車騎大將軍劉逞等人，終於眾叛親離。靳準早有圖謀，遂於是年八月，乘粲治兵於上林時將其殺害，自號大將軍、漢大（一作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東晉。
    劉曜得悉靳準構亂，自長安發兵往晉陽。時石勒亦引兵500屯襄陵（今山西省平陽縣東南）北原。劉曜抵赤壁（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會太保呼延宴自平陽來歸，於是，便在呼延宴等擁戴下即帝位，改元“光初”。曜以朱紀為司徒，呼延宴為司空，使太尉範隆以下各複本職，以石勒為司馬、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公。石勒圍靳準於平陽，收降巴（巴氏）、羌、羯10餘萬落。曜遣兵屯汾陰（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南），偕石勒共擊靳準。準自度不能敵，欲謀降，為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準從弟）執殺。尚書令靳明繼位。明令卜泰奉傳國璽降劉曜。石勒怨怒，揮師攻靳明。明率平陽士女15000人投劉曜。曜以靳準滅劉氏宗族，將靳氏男女老少盡行處死。石勒占據平陽，焚其宮室，自歸襄國（今河北省邢台市）。319年（東晉大興二年），劉曜返長安，立羊氏為皇後，子熙為太子，繕宗廟社稷，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關隴氏、羌各族皆降服。
    在劉曜建國不久，石勒於襄地亦建立“趙國”，自稱大將軍、大單於、領冀州牧，史稱“後趙”。後趙建立後，與前趙經常互相攻戰，給各族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
    328年（東晉鹹和三年），劉曜在洛陽戰鬥中兵敗被殺，子劉熙偕南陽王劉胤棄長安奔上邦（今甘肅省天水市西），為劉虎所殺，前趙亡。部眾或死或徙，留居並州及秦、雍一帶的，大都散居於北魏時興起的稽胡中。
    二、北涼
    在前趙滅亡半個世紀以後，臨鬆盧水胡又崛起於張掖一帶，並建立政權，史稱“北涼”。
    “北涼”的創建者為沮渠蒙遜。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為姓。祖父祁複延曾為“伏地王”，父法弘為前秦中田護軍。後父死，代領部曲。呂光建立後涼時，蒙遜伯父羅仇、麹粥分別為尚書和三河太守；從兄男成為將軍，守晉昌；而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肩負宿衛。
    397年，呂光信讒言，殺羅仇及麹粥。蒙遜素來“博涉群史”，“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不堪呂光淩辱，遂乘歸葬羅仇機會，聚眾起兵，攻占後涼臨鬆郡，進屯金山（今甘肅省山丹縣）。男成聞訊，也聚眾數千，屯於樂涫（故址在今甘肅省高台縣西北），敗酒泉太守壘澄。繼而又進軍建康（在今甘肅省高台縣南），遣使說服建康太守段業背呂光。397年（東晉隆安元年），段業在男成等擁立下，自稱大都督、龍驟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授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張掖太守。399年，段業即涼王位，授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尚書右丞。後見蒙遜雄武有謀略，心存畏懼，欲疏遠之。蒙遜憤恨，知無法相容，暗弄權術，於401年（東晉隆安五年），約從兄男成同祭於蘭門山，但又密遣人告業，“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使業殺男成。此後，反誣段業在害忠良，集部眾殺業，奪取後涼政權，自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沮渠挐為建忠將軍、都穀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為左右司馬。當蒙遜登北涼王位時，周鄰地區除北魏與東晉對峙外，還有都於長安的後秦姚興（羌族），都於苑川的西秦乞伏乾歸（隴西鮮卑），都於西平（今青海省西寧市）的南涼禿發利鹿孤（河西鮮卑）、都於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的後涼呂隆（氏族）、都於敦煌的西涼李暠（漢族）等國群起並立，形勢極為險峻。蒙遜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先遣使奉貢於後秦，繼又納款於南涼，複勵精圖治，招賢納士，發展生產，積聚力量。經數年休養生息，勢力漸強，遂逐步向外擴張。410年（東晉義熙六年），南涼王禿發候檀出兵攻蒙遜。蒙遜率兵與戰於窮泉（今甘肅省山丹縣東南），敗其眾，乘勝進圍姑臧，克之。412年，蒙遜自張掖遷都姑臧，稱河西王，改元“玄始”，以子沮渠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將軍，錄尚書事。414年，西秦河南王乞伏熾磐滅南涼，轄地與北涼相接，雙方不時交兵。又多次出兵伐西涼。421年，蒙遜滅西涼，據有西涼7郡。由於與西域諸國交通，在境內大興佛教。428年，西秦王乞伏熾磐卒，子乞伏暮末嗣位，曾多次謀進取，俱未果。433年（南朝宋元嘉十年），蒙遜病卒，子沮渠牧健（一作茂虔）繼位，改元“永和”，冊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在世時（430年冬）受北魏冊封；牧健嗣位後，繼續奉行臣屬於魏的政策，以妹興平公主護送北魏為拓跋燾右昭儀，煮亦以妹武威公主妻牧健。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輕北魏意，且與嫂通奸，拓跋燾親征。因沮渠祖、沮渠萬年相繼納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武威、張掖、酒泉一帶盡為北魏軍所占有。牧健弟沮渠無諱、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無諱以乏食率眾萬餘戶西走，命弟沮渠安周擊鄯善（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同年九月，又出兵奪高昌，並遣使向甫朝宋獻方物，受封為都督涼州、河州、沙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河西王。
    444年，無諱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為柔然所破，安周被殺，北涼亡。
    三、大夏
    “大夏”是“鐵弗匈奴”首領赫連勃勃在朔方建立的一個政權。所謂“鐵弗”，意為匈奴父、鮮卑母之裔，即匈奴與鮮卑兩民族的融合體。據史載，赫連勃勃先世，原與“漢”劉淵為近支。漢主劉聰在位時，其曾祖鐵弗劉虎曾受冊封為樓煩公。後劉虎死，祖務桓繼立，務桓為保存實力，曾相繼依附於代王什翼健、後趙石虎。
    356年（東晉永和十二年），務桓死，叔祖閼陋頭代立，部落多叛歸悉勿祁。359年，悉勿祁死，父衛辰嗣立。衛辰為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一麵遣子向代王朝獻，一麵又潛通前秦荷堅，受其冊封，請入塞寄田（借地耕種），勢力日張。
    公元365年（東晉興寧三年），衛辰聯合貳城（今陝西省黃陵縣西北）匈奴右賢王曹毅，出兵2萬進攻秦杏城，為符堅擊敗，曹毅降，衛辰被擒。堅時經略中原，正需匈奴力量以供驅使，遂授曹轂力雁門公，衛辰為夏陽公，仍使其各統所部。什翼犍不滿衛辰投奔苻堅，集兵往擊。衛辰西走，苻堅將其護送回朔方，並遣兵戍守。374年，什翼鍵複遣兵往征，衛辰南奔，請援於苻堅，堅發幽、冀、並三州分道擊代。什翼鍵令匈奴部帥劉庫仁領兵迎戰。庫仁敗，翼犍率眾逃奔陰山以北。苻堅以其地分為東、西二部分，黃河以東一帶歸隸劉庫仁，黃河以西一帶歸隸衛辰，各拜官爵。衛辰因列於庫仁下，不久便殺秦五原太守叛，被庫仁擊敗。苻堅為羈摩衛辰，不僅未予計較，且封之為“西單於”，令攝河西諸族庶務，築代來城（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旗東南）供屯駐。383年，苻堅因淝水之戰敗歸，政權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衛辰為大將軍、朔方牧，後秦姚萇也拜之為大將軍、大單於、河西王、幽州牧。391年，衛辰因在與北魏戰鬥中失敗為部下所殺，子勃勃（字屈孑）奔鮮卑叱幹部。叱幹部帥他鬥伏侄阿利將其送交後秦姚興部下高平公沒弈於，被拜為安北將軍、五原公，統轄三交（今陝西省榆林縣西）五部鮮卑等部眾。406年（東晉義熙二年），姚興與北魏拓跋珪通和，勃勃怨怒，殺沒奔於叛。因自視匈奴為夏後氏苗裔，乃於次年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於。改元“龍昇”。又仿中原漢族王朝置百官，以長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封魏公；叱幹阿利為禦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左仆射，乙鬥為右仆射。勃勃性“貪暴無親”。建立政權後，隨即發兵進攻鮮卑薛於等三部，降其眾萬餘人。接著，又集兵竄犯後秦三城（今陝西省延安市東南）以北諸戍及嶺北各城。姚興遣齊難統兵2萬進擊，兵敗。不久，複親自督兵與戰，又敗。此後，彼此間經常互相攻戰。勃勃還出兵進攻南涼，俘其眾27000人，牛、馬數十萬。411年（東晉義熙七年），勃勃舉兵進攻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北），破姚興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眾45000人，俘獲戰馬20000匹；後又攻下東鄉，徙其眾3000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工買德往附，拜買德為軍師中郎將。
    公元413年（東晉義熙九年），勃勃因欲“君臨萬邦”，改元“鳳翔”，並命叱幹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10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建都城，賜名“統萬”（故址在今陝西省榆林縣西南白城子）。又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等物，飾以黃金，列於宮殿前。因恥祖先從母氏姓劉，乃改劉為“赫連氏”，意謂“徽赫與天連”；號其支庶為“鐵伐氏”，意謂其“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以妻梁氏為王後，子赫連璝為太子，赫連延為陽平公，赫連昌為太原公，赫連倫為酒泉公，赫連定為平原公。
    為了反對後秦，勃勃還相繼與北燕、北涼結盟。417年（晉義熙十三年），東晉太尉劉裕滅後秦後，因急返洛陽謀篡晉，命子義真鎮長安。勃勃得知，發兵乘虛進襲。次年破長安，積人頭以為京觀，號稱“髑髏台”。築壇灞上（長安城東灞水上），即帝位，改元“昌武”，仍都“統萬”。
    勃勃嗜殺成性，視人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凡有嫌忿，便親手格殺之。臣僚中有忤視的毀其目，笑者割其唇，諫阻者則先割其舌而後斬之。嚐集工匠製造兵器，器成驗視；見射甲不能入，斬弓人；射之能入，斬鎧匠。赫連勃勃是當時一遠近聞名的暴君。
    425年（南朝宋元嘉二年），勃勃死，太子赫連璝因在內部爭權中被殺，次子赫連昌繼立，改元“承光”。
    赫連昌繼位後，因兄弟間仍繼續互相殘殺，勢力被削弱。時值北魏強盛，正謀對外用兵，遂發兵伐夏，圍統萬，破長安。
    427年，北魏主拓跋燾再次督兵進攻統萬，雙方鏖戰。赫連昌敗，逃往上邦（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南），王公、卿將、諸母、後妃、宮人皆被俘，損失馬3o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北魏軍雖然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拓跋燾仍不肯罷休，次年又令尉眷攻上邦，奚斤攻安定，擒赫連昌。拓跋燾以妹始平公主妻之，拜為常忠將軍、會稽公。繼又晉封秦王。但赫連昌恥居煮籬下，不久即背魏西走，於五原為北魏斥候將所擊殺。
    赫連昌被殺後，弟赫連定收其餘眾逃往上邽，並於428年春即帝位，改元“勝光”。赫連定本欲向北魏複仇，收複統萬城，但因勢力太弱，始終未敢實行。後聞西秦窮蹙，其王困頓難以自存，流亡於南安（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城就食，遂於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遣叔父韋伐督兵一萬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被迫降，殺之。赫連定貪婪無厭，複欲擊北涼沮渠蒙遜，不意中道為吐穀渾王慕容璝所截擊，敗，被執送平城，為拓跋燾所殺，夏亡。
    自“漢——前趙”、“北涼”、“大夏”滅亡以後，“匈奴”這一民族共同體從此便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別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獨孤氏，來源也是匈奴。但因與鮮卑關係較密切，將在鮮卑部分敘述），餘眾有的繼續淪為漢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於各地的割據政權，有的則流徙於邊國，與漢、鮮卑、氏、羌、高車等各民族共同生活，並逐步融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個別上層人物，則直至隋、唐時期，仍繼續活躍於中華民族政治舞台上。
    第五節匈奴的經濟和文化
    一、匈奴的社會經濟
    匈奴人是一個以畜牧業為主的遊牧民族，畜牧業生產在其社會經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它賴以擴大再生產的基礎。所謂“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革，被旃裘”；“各有分地”，“隨畜牧而轉移”，就是其社會生活的生動概括與反映。
    從現有記述中可知，匈奴人的畜牧業已相當發達，不僅善於放牧馬、牛、羊，而且馴養駱駝、驢、贏（騾）等雜畜。《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言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騊駼、騱”。馬、牛、羊、驢、騾是盡人皆知的牧畜。至如“橐駝”即是駱駝。“駃騠”，據《本草綱目·獸部》解釋，是指牡馬與驢交配所生之子，實亦騾屬；或又釋稱駿馬。“騊駼”，指青色馬。“騱”，《說文》稱“野馬屬”，也是馬中的一種。
    匈奴人重視養馬，因為馬可供乘騎、馱運、放牧牲畜，並可供騎射，是從事狩獵和戰爭的必需工具。據傳其對外征戰，往往“人兼數騎”，以備“晝夜馳突”。公元前200年（漢高祖七年），冒頓單於以40萬騎圍漢高祖劉邦於平城，並將馬按顏色編隊，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辟（赤黑色）馬。如果按每人“兼數騎”計，此次戰役，便需馬100萬餘匹。牧馬業之發達可想而知。
    牛和羊的數量之所以較多，一是因為它們易於牧養，繁殖力強。但更重要的是其肉和奶都是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須臾或缺的生活資料。此外，皮還可供製革或裘，毛可製氈。
    駱駝、驢、騾等的牧養，雖不如馬、牛、羊普遍，但因它們既是食用畜，又可作馱畜，故在生產中也占有相當大的地位。尤其是駱駝，俗稱“沙漠之舟”，向以耐饑渴著稱，可半月不飲水，負重致遠又為馬、牛、驢、騾所不及，其為牧民所重視是不言而喻的。
    從有驢、騾、駃騠、騊駼、騱等的牧養來看，匈奴人顯然已懂得選育良種、培養雜交牲畜和依季節變化放牧、選擇草場等技術了。
    關於匈奴人畜牧業生產發展情況，史籍無確切的統計材料，但從有關記載中，仍不難窺其大概。史載公元前127年，漢將衛青率兵北擊，敗樓煩、白羊王時，一次就擄獲馬、牛、羊100餘萬頭。前124年，衛青將兵出朔方高闕（今內蒙古自治區臨河縣狼山山口）擊右賢王，獲其牲畜“數千百萬”。前71年，漢校尉常惠與烏孫聯兵出擊右穀蠡王，獲其馬、牛、羊、驢、橐駝70餘萬頭。89年，東漢將領竇憲率兵破北單於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國烏布蘇泊），又獲馬、牛、羊、橐駝100餘萬頭。通過以上事例，不難看出，匈奴人的畜牧業生產規模已相當可觀。
    除畜牧業外，匈奴人還兼營狩獵。《史記·匈奴列傳》載，“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又雲，“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前43年（漢元帝永光元年），居住於漢塞附近的呼韓邪單於，就因“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諸大臣勸其北歸單於庭。可見狩獵在其社會生活中，是占居相當重要地位的。
    匈奴人的狩獵方式，從陰山岩畫及有關記述考察，大致有個人獵、群獵和集體圍獵三種。個人獵、群獵屬於生產活動的一部分；而集體圍獵則往往是戰爭的同伴物，隨時都可能被轉變為對敵作戰。
    農業也有一定的發展。據考古發掘證實，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世紀時就已有農業了。因為在蒙古國發掘的匈奴墓葬中，不僅有殘存的農作物種籽、農具，還出土有盛裝穀物的大型陶器。在已發掘的匈奴城鎮遺址中，還出土了犁鏵和石磨。漢文史籍也有匈奴人從事農業的記載。《史記·衛將軍列傳》載，公元前119年（漢元狩四年），衛青將兵擊匈奴，在抵達寘顏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南麵支脈）趙信城時，曾“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餘粟以歸”。又《漢書·匈奴傳》雲，公元前89年（漢征和四年）秋，匈奴地區因連續數月降雨、雪，致使畜產多凍餓而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漢書·西域傳》雲，漢昭帝劉弗陵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派騎兵至車師“屯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一帶）。及漢宣帝劉詢即位，遣將軍督兵擊車師。時在車師屯田的匈奴騎兵4000人聞訊，主動放棄車師撤退。
    在壺衍鞮單於統治時期，由於母閼氏“不正”，部眾乖離，單於懼漢兵乘勢發動進攻，便采納衛律建議，建城築樓以儲存穀物，謀與移居當地漢族人民一起堅守。後因有人反對，始被迫中止。
    事實說明，匈奴人是習知農業的。有的學者把匈奴農業完全視為移居當地的漢人所經營，這是與曆史事實不符的。
    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帶，已逐步出現定居。在貝加爾湖、葉尼塞河、色楞格河、鄂爾渾河、克魯倫河和圖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2世紀後，還相繼出現了城鎮。俄、蒙學者報道，截至1960年止，在上述地區曾先後發現匈奴城鎮遺址十多處。俄布裏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的伊沃勒鎮，就是當時的一個設防城堡遺址。堡內不但可以駐軍，還居住有從事農業的居民。從當地出土文物中，除見有大量銅器外，還有紡輪、犁鏵、銅杯、銅鍋、鐵刀、鐵片、鐵釘等物。從《史記》、《漢書》中，亦有頭曼城，範夫人城、趙信城、頹當城等的記載，這與考古發現，正好互相印證。
    公元3世紀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後，被安置於並州地區，由於他們長期與漢族人民雜居錯處，促使農業又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不僅半農半牧的人有較大增加，棄牧從農的人也有所增長。有的甚至淪為當地豪強地主的“田客”。因而當漢—前趙、北涼、夏等相繼立國時，建築城堡便更加普遍。見於史書的就有八門城（在西河縣，劉元海築）、臥龍城（在姑臧，似為北涼築）、蓋鳥城（在姑臧，似為為涼築）、鵝城（在清源縣，劉曜築〕、平陽城（在平陽，劉元海築）、大於城（在文水縣、劉元海築）、西平城（在西平西，劉聰築）、夏太後城（在洛交縣，赫連勃勃築）、靈州城（在龍武縣西南，赫連勃勃築）、吳兒城（在龍泉縣，赫連勃勃築）、甘泉城（在下邦縣，赫連勃勃築），以及黑城、統萬城、白馬騮城等。
    農業生產的進步，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並促使逐步與農、牧業分離，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匈奴人的手工業，最重要的是冶鐵業。從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3世紀時，匈奴人就已使用鐵器了，並廣泛應用於畜牧業、農業和軍事。如鐵鐮、鐵刀、鐵鋅、鐵鏃、鐵鶴嘴鎬、鐵馬嚼、鐵劍等物，就是有力的佐證。鐵工具的使用，是匈奴人手工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從鐵刀、鐵劍等形製看，鐵器生產估計與漢族影響有關。有些匠人，很可能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漢人。
    其次，是鑄銅業。從蒙古國諾顏山，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出土的銅鐵、銅刀、銅劍、銅斧、銅馬嚼、銅爐、銅炊具、銅勺、銅壺、銅鼎、銅鍾、銅鈴、銅鏡等的製作中，可以看出，製銅技術已相當發達，並具有一定的生產規模。
    再次，是金銀製造業。匈奴人生產的金銀製品，不但種類多、形製複雜，而且製作精巧，具有極高的工藝水平，已能從事包金、鍍金、壓片、錘鍱、鑿孔、抽絲、焊接等多種技術。1972年在內蒙育自治區杭錦旗阿魯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大批金銀器，大約是戰國時期的產品。如鷹形黃金冠、黃金冠帶、虎牛爭鬥圖案的長方形黃金飾牌、鑲有寶石的黃金飾牌，用薄金片壓成的虎形、鳥形、羊形、刺謂形、獸頭形、火炬形飾片、金鎖鏈、金項圈等；銀器有白銀鑄成的虎頭飾件，用銀片壓製成的飾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
    1979年在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西溝畔的匈奴墓中，也發現不少金銀器，如金項圈、金絲耳墜、金指套等。
    類似的製品在漠北匈奴墓中，也有普遍發現。
    製革業。匈奴人因主要從事畜牧業，故製革業在社會經濟中有著廣泛的基礎，他們不但以畜皮和獸皮製成裘，還以皮革製造鎧甲（革笥）或造船（馬革船）。
    製陶業。從諾顏山等地匈奴墓葬中發掘的陶器看，製陶技術大都已擺脫原始的手製方法而應用輪製了。不僅款式新穎，製作精致，而且花紋也很複雜。《漢書·蘇武傳》載且輥侯單於弟於靬王弋射北海（貝加爾湖）時，曾贈蘇武馬畜、穹廬和服匿。所謂“服匿”，就是匈奴人用以盛酒和乳漿的陶缶。據傳陶缶直至南齊時還有流傳。
    木器業。史載匈奴人有車，並廣泛應用於日常交通和軍事。從陰山發現的車輛岩畫看，已有戰車、載物車和作為住所的車之分。《鹽鐵論》卷六《散不足》篇雲：“胡車相隨而鳴”。《漢書·揚雄傳》引《長楊賦》雲：“砰轒轀，破穹廬。”“胡車”、“轒轀”，都是指匈奴車。製造車輛，需要有較高的技術工匠、或專門的手工業作坊才能實現。可見當時木器業的製造技術已相當進步。公元109年，漢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帶）擊敗南單於萬氏屍逐鞮，獲其穹廬及車千餘輛。134年，漢軍在西域車師閶吾陸穀，狙擊北匈奴，也繳獲其車千餘輛。一次戰役，能奪取車輛數以千計，足見其生產規模已相當大。
    隨著畜牧業、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交易活動也相應有所擴大。由於匈奴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畜牧業，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大都不能自給，因此為了補充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迫切要求用牲畜等物同中原人民進行交換。史載“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卞”。自公元前133年起，匈奴與漢朝雖絕和親，又不時發生戰爭，但卻仍然“樂關市”，往來迄未中斷。
    根據考古發掘材料，匈奴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交換一直很頻繁，內容也極豐富，鐵器、銅器、木器、漆器、玉器、馬具、服飾，黃金、絲織品等，幾乎無所不有，充分反映了彼此間經濟生活難以分割的密切聯係。
    除與漢族人民交換外，其與烏桓、羌、西域各國人民間的貿易往來也很頻繁。蒙古國諾顏山匈奴墓葬，就出土了不少希臘人織造的絲織品，其中還有三幅刺繡畫。
    匈奴政權是一個以奴隸製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奴隸來源大部分都是從戰爭掠奪得來的俘虜。匈奴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廣大奴隸和普通遊牧民辛勤勞動的結果。
    二、匈奴的文化和習俗
    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匈奴人有語言，無文字。因《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又《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雲：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斷獄訟，當決輕重，口白單於，無文書簿領”。不過，從桓寬《鹽鐵論·論功》所雲“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則又似有文字。否則就無所謂“刻骨卷木”之說。而所謂“有以相記”、“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為無的放矢。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七引述西方學者論述西遷匈奴人情況時說：匈奴阿提拉“與西國使命往來，壇坫稱盛，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後世無傳焉。”倘從後兩則記載看，則“無文字”之說，似難以成立。但如果斷言匈奴人有文字，則其文字是何種形態，目前又無從解答。此事仍有待於考古發掘來證明。
    匈奴語言，一般認為屬於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族。但也有人認為，應屬蒙古語族。
    匈奴人的民間文學非常豐富，民歌優美動人。公元前121年（漢元狩二年），匈奴為漢膘騎將軍霍去病擊敗，自祁連山和焉支山（今甘肅省河西走廊一帶）北撤。此後匈奴人每過此地，便引吭高歌：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歌詞取材巧妙，寓意深遠，淒切婉轉，扣人心弦，不難從中領略其藝術魅力。
    據載張騫通西域時，曾在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摩訶兜勒》譯意為“萬歲歌”，有人認為它是匈奴歌曲。西漢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東漢和帝劉肇時，便將其定為“萬人將軍”所用。足見其影響之深廣。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渾不似”、箜篌等樂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愛的重要樂器。據傳它最初是用卷蘆葉製成的，後始用木管代替，聲音哀怨悲壯。《後漢書·竇憲傳》就有“遠兵金山，聽笳龍庭”的讚詞。琵琶也是匈奴人經常使用的樂器，漢人劉熙雲：“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卻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渾不似”，又譯“火不思”、“火撥思”。據《元史·禮樂誌》載，其製“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麵，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為匈奴人所創造。箜篌則似由漢地輸入。
    匈奴人不僅善歌，而且善舞。史書上關於“胡舞”的記載，顯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從東漢“靈帝（劉弘）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的記敘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愛的娛樂活動。他們閑暇之時，彼此相聚，載歌載舞，以讚美草原風光。此外，匈奴人也喜愛走馬和走駱駝等體育活動。
    匈奴人的造型藝術和繪畫很有特色。強烈地體現遊牧和狩獵生活的現實。在漠北諾顏山以及其它地區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馬、鹿頭形或體形、及野獸相互搏鬥的氈毯、銅飾牌、金葉和銀片。有些骨器還繪有精美的獸類圖案。在諾顏山“巴洛勒德墓”中，還出土了用粘土製成的馬和駱駝，作俯伏狀的金馬，雕獸形的琥珀球；第1號墓出土了獸頭銅像；第6號墓出土了木雕馬、鹿，玉雕馬、牛、鹿和金製獸像；第12號墓出土了繪有牧牛圖案的緞子靴；第23號墓出土了飾有獸頭的青銅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帶角牛頭等。
    在出土的氈毯中，有的圖案複雜，色彩豔麗；有的以各種絲線繡成，製作精細。例如在諾顏山第6號墓內出土的一塊氈毯，長2.6米，寬1.95米。氈毯上覆有深棕色緞子鑲邊的彩緞。深棕色的貼邊上繡有綠、黃、緋紅等花紋。沿貼邊，四周有一幅寬24—28厘米的帶小方格的繡畫，畫麵有用綠色絲線繡成的九棵樹，樹與樹之間各有一對以各色絲線繡成的、作互相追逐狀的禽獸。其中4對是鹿和鳥，5對是老虎和犁牛。沿著這幅刺繡的四周，還用綠、黃、絳、緋紅等色線繡著方形、圓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紋，彩緞當中是用絲線繡成的雲朵。
    我國考古學者1958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範家窯子發掘出屬於戰國時期的匈奴墓葬中，發現獸形的銅飾片及環狀、管狀銅飾，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藝術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速機溝發現的漢代匈奴銅器，其中的銅製立式長角鹿，頭微昂，雙目前視，長角分數枝，四腳直立，神態生動。還有臥式長角鹿，屈足、昂首、雙眼作遠眺狀，兩耳豎起，臀部肥碩，腹部細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優美生動，充分顯示了匈奴人的藝術才華。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會：正月，諸首領小會單於庭，舉行春祭；五月，大會蘢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又言，“單於朝出營，拜日之始升，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雲：“匈奴俗，歲有三龍祠。”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於既內附，兼詞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祭拜偶像。公元前121年，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出隴西擊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製作的。有的學者將“金人”視為佛像，殊非是。
    在諸神崇拜中，特別注重天神。認為天神是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間的得失均仰仗於天。如果人的行動能順乎天道，天便會給人賜吉祥。否則，天便要給人降災禍。因此每當行事順利時，便稱之為“天之福”。例如公元前133年，漢武帝劉徹欲設謀於馬邑伏擊匈奴。因漢朝尉史告密，使單於得以脫險。單於在事後說：“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反之，受到挫折時，也認為是天的意誌。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單於扣留蘇武，禁之於大窖中，斷其飲食。會天降雪，蘇武飲雪水，吃氈毛，數日不死，便以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貝加爾湖）。又如李廣利投降匈奴後，衛律串通胡巫殺之。李廣利臨死時怒罵：“我死必滅匈奴。”會天數月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疾疫，穀稼不熟。狐鹿姑單於驚懼，便為之立祠室奉祀。
    由於視天神為最高主宰，故凡設重誓或重要盟約時，往往也以天作擔保。公元前43年，匈奴同漢朝會盟，便要漢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約者，將“受天不祥”。
    匈奴人信“巫”。在匈奴人的思想意識中，鬼神支配著人的一切行動。但鬼神生活在太虛之上，人無法與之直接交往，必須通過“巫”才能窺察其意誌。因而在匈奴人社會中，便有所謂“胡巫”的宗教職業者，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巫”通過舞蹈和咒語來顯示鬼神的威權。
    巫除代行鬼神意誌外，還兼有醫治疾病任務。例如前麵提及的蘇武，當被拘留時曾引刀自刺，傷重。衛律立刻召巫，為之醫治。“鑿地為坎，置溫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複息”。
    巫實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不但在統治階級實施重大決策時，為之占卜吉凶，還經常出謀畫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簡單的法律觀念。法主要是約定俗成的習慣法，極嚴厲。史載其製，“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它是維護匈奴奴隸製國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人實行氏族外婚製，同一氏族男女不準互相通婚，隻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尋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員，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員，具有繼承財產的權利。“為了把財產保持在氏族以內”，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與氏族以外任何人結婚。《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風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這種子妻後母、弟妻嫂的習俗就是氏族外婚製的產物，不僅存在於匈奴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廣泛存在，是氏族製殘餘在婚姻關係上的具體體現。單於攣鞮氏（虛連題氏）與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就是世代相傳互為婚姻的，並借以建立起鞏固的聯盟。《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單於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於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可為印證。
    匈奴單於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有時也將自己的子女許配給鄰族王公貴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驅使對方為自己服務。公元前105年，漢為聯絡烏孫，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公主妻烏孫昆莫。烏維單於為與漢爭奪烏孫，亦遣女妻烏孫昆莫。公元前44年，邱支單於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實行厚葬。《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人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從諾顏山及內蒙古自治區匈奴墓葬發現的隨葬物，也充分證實這一點。據說其貴族墓，大的長、寬俱各35米，高3.5米。隨葬物除衣冠、絲織品外，尚有陶器、鐵器、銅器、玉器、金銀器及各種奢侈品，幾乎應有盡有。這種厚葬習俗，發展至十六國時，奢靡之風更盛，前趙主劉曙為葬其父及妻，甚至從各地調集6萬工匠，同時操作，費時100天，始建二陵，“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耗費銀錢“以億計”。正是由於匈奴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靈魂不滅觀念所致。
    此外，尚左，“其坐，長左而北鄉”；輕老貴壯，崇尚勇敢；喜戰死，恥病終；行血盟，也是其重要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