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西南夷
    公元前3世紀以降，在中原逐步趨向於統一時，西南的各民族亦處在各地進行自身經濟文化和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開創和發展之中，並紛紛走上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曆史舞台，以各種族稱出現在曆史文獻中，總稱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貴州、雲南兩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區。西南夷是對巴蜀以西以南地區各民族的總稱，其中包括眾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們或聚居或相互雜居在一起，各自發展著自己的社會經濟文化，默默無聞地為開發祖國的西南地區做出貢獻。西南夷各民族遠在公元前4世紀就與祖國內地的蜀、楚有了聯係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紀以來交往更加密切起來，此時，中原民族在進行統一多民族國家活動時，西南夷各民族與內地的聯係亦在不斷加強，因而在中原大一統局麵形成之後，仰慕內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紛紛接受了中原統一政權的管轄，將西南地區正式納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之內。此後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統一國家之下，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一個飛躍的發展，開創了西南夷各民族曆史的新的一頁。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屬
    “西南夷”一名最早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繼而《漢書》、《後漢書》、《華陽國誌》均有專篇，且內容更加豐富。從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廣大，族係繁雜。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地方可數千裏。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史記》，《後漢書》《華陽國誌》還提到了僰、句町、漏臥、且蘭，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稱有的即是民族名稱，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則顯其部落名稱而實則隱其民族名稱，如夜郎、滇、邛都等。他們的大體分布區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鬱江上遊北盤江流域，其南與南粵（越）相接，即今貴州省黃平縣以西至雲南省東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連接地帶。
    滇，當為楚頃襄王莊王滇的地區，“楚威王（應為頃襄王）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可見滇的中心地應在今雲南省滇池周圍，包括雲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紅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帶。
    勞浸、靡莫，《史記·西南夷列傳》雲：“其（夜郎）西靡莫之屬以什數”，又雲：“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勞浸、靡莫之地，當在滇之東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尋甸、東川、昭通、鎮雄市縣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又《漢紀》雲，“靡漠（莫）之數以什數，自靡莫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記》又雲以邛都為“越嶲郡”，邛都之地應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帶。
    嶲、昆明，據《史記》載，“自同（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桐師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葉榆即今之洱海地區，嶲、昆明應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東北和大理洱海地區。
    徙、笮都，《史記》載滇以北為邛都，邛都以北為笮都。《史記集解》徐廣雲“徙在漢嘉”，索隱韋昭雲“徙縣屬蜀”，《括地誌》雲：“笮州本西蜀徼外”。據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漢嘉郡，當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廣大地區。
    冉駹，在笮都東北，《史記·括地誌》雲：“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漢時在冉駹地設汶山郡。冉駹地應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縣、汶川、鬆潘等縣地。
    白馬，在冉駹以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可見白馬種又稱為武都羌，白馬之稱武都羌，皆因漢武帝劉徹時在白馬地區設武都郡之故。漢時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肅省南部武都縣一帶地區，即是白馬的分布區域。
    句町、漏臥，初見於《漢書·西南夷傳》：“漢成帝（劉驁）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句町、漏臥與夜郎是近鄰，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與雲南省接界的廣南、富寧等縣地；漏臥的分布在今貴州省興義縣往西至雲南省的滬西、丘北、廣南等縣地。
    且蘭，首見於《漢書》：“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乃與其眾反。”且蘭在唐蒙出兵南粵（越）所經之地，離牂牁江較近，，其分布地應在今貴州省黃平縣以西都勻市以北至貴陽市附近。
    僰，《史記》中曾經提到僰僮，《史記索隱》韋昭雲“僰屬犍為”，《正義》：“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劉琳《華陽國誌·蜀誌》：“僰道縣（今宜賓市）有僰人，故《秦紀》言“僰僮之富”。可見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雲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後漢書，哀牢傳》雲：“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哀牢山。”《後漢書》及《華陽國誌》有時又將哀牢夷稱之為濮。哀牢夷的區域甚廣，哀牢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當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區，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遊，南至鳳慶、臨滄、西雙版納及其以南地帶。
    滇越，據《史記·大宛列傳》載，漢使求通身毒國道，其使“南方閉嶲、昆明……然聞其西千餘裏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漢時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區，洱海以西千餘裏之地，應是今之德宏、騰衝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華陽國誌·蜀誌》定笮縣（今四川省鹽源縣）載：“渡滬水（今雅礱江）賓剛徼，曰摩沙夷，有鹽池。”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鹽源縣以西至雲南省寧蒗、麗江等縣。
    由於西南夷分布區域極廣，民族成份眾多而又相互雜處，加上受到各種文化的影響，故其族屬和來源紛繁難辯。根據多學科研究的結果，西南夷大體可以分為：氐羌（藏緬語族）、百越（壯侗語族）、百濮（南亞語係孟高棉語族）3個族係。
    屬於氐羌族係的族部有：滇、靡莫、勞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馬、摩沙等，他們是今天西南地區屬於藏緬語族的彝、白、納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諾、羌、普米、景頗、阿昌、獨龍、怒等民族的先民；屬於百越族係的族部有：夜郎、且蘭、句町、漏臥、滇越，他們是今天壯侗語族的仡佬、布依、傣、壯等民族的先民；屬於百濮族係的族部有哀牢、濮，他們是今天孟高棉語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將西南夷分屬3大族係，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數民族曆史的發展規律，凡屬同一族係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語言、曆史傳說、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相近的經濟生活，而且共同的特點越往上溯，相同之處越明顯。
    二、秦漢王朝對西南夷的開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紀末以前和內地的聯係甚少，處於各自發展的狀態之中。到公元前4世紀末雖和內地的交往開始了，但僅限於民間的經濟來往，政治上並無聯係。西南夷各族與內地政治上的聯係始於中國大一統形成的秦漢時期。中原的秦漢王朝對西南夷各地進行了長期的開拓，終於使西南夷各民族納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之內。
    秦王朝對西南夷的開發較早，約在秦滅六國時即已開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駟滅蜀後，就以蜀地為基地，開始經營“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記·秦本紀》載：“（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四年（前324），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前310），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犁。”《史記正義》雲：“蜀相殺蜀侯，並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內，本西南夷”。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統治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張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鹽源、鹽邊、華坪、永勝、寧蒗諸縣地，“江南地”為金沙江以南的今麗江、大姚、姚安諸縣一帶。說明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秦國的勢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區。
    公元前246年，贏政為秦王，繼續以蜀為根據地開拓西南夷。首先從修築道路開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間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賓市）地區開山鑿崖，修築通往西南夷、地區的道路，這是興修五尺道的開始。秦嬴政統一六國後，遣“常額略通五尺道”。常額把李冰所修築的僰道往前延伸，從今四川省宜賓市一直修到今雲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過西南夷地區與國外經濟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線之一，這條對外交通線首先被張騫發現，並稱之為“蜀、身毒國道”（今人稱為“南方陸上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秦朝參予蜀、身毒道的經營，進一步加強了西南夷與內地的聯係。
    秦王朝不僅在西南夷地區修築道路，還將其郡縣製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區。“秦時常額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常通為郡縣”。諸此國的邛、笮、冉駹皆為西南夷族部，秦時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統一六國後便在其地“置吏”，立郡縣，派官吏進行直接統治。此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區正式統治的開端，這一史實長期湮沒不彰。西南夷地區納入祖國的地方行政區劃之內非始於漢，而是開端於秦。
    公元前3世紀末，因漢王朝初建，無暇顧及西南夷地區，曾一度采取“關蜀故徼”的措施。漢在經過70餘年的“休養生息”後，國力增強，經濟雄厚，正式開拓西南夷的政治、經濟、軍事條件業已成熟。漢武帝劉徹時，漢朝已是“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巴蜀地區更是“地沃土豐”，以致“漢家食貨，以為稱首。”漢武帝劉徹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粵，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戰的成功，為漢開拓西南夷提供了條件。特別是張騫西域歸來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國道”利多弊少為可取。而開發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離狀態，已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竊出商賈”的方式來抵製漢朝的封閉政策，開發西南夷已勢在必行了。漢武帝從而決定采取大規模開拓西南夷的行動。
    公元前135年（漢建元六年），漢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發現從蜀經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廣州市），建議招降夜郎，以擊南越，“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製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武帝乃拜蒙為郎中將，率領軍隊並攜帶大量繒帛，貨幣從巴蜀笮關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將其地劃入犍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長亦請求歸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於是漢朝於公元前130年（漢元光五年）命司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區設一都尉，10餘縣，均屬蜀郡管轄。
    漢朝為有效地控製西南夷地區，又令唐蒙和司馬相如分別修築“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礎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區（即石門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經臨邛以達邛、笮地區（即清溪道）。“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裏”。由於修築二道耗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諸部的反抗。時漢朝廷內持反對意見者乘機抵毀漢對西南夷的開發：“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此為漢開拓西南夷的第一階段。
    公元前122年（漢元狩元年）張騫出使西域歸來，“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漢朝又恢複了對西南夷地區的開拓，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常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受阻於嶲、昆明族。但使者歸來時盛讚滇國的富饒，增加了漢武帝進一步開發西南夷的決心，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開拓西南夷的活動。
    前120年（元狩三年），漢朝積極準備重新開拓西南夷，在長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練習水戰，以適應西南夷地區的江河湖泊作戰。前111年（漢元鼎六年），漢朝軍隊平南越，接著“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粵，南粵已破，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漢朝全部控製了夜郎地區。接著又誅反抗漢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請求置吏，漢朝便“以邛都為粵（越）嶲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將蜀西部的西夷地區完全納入漢朝的統治之下。此時西南夷中隻剩下擁有數萬之眾勢力強大的滇王了。漢朝曾以誅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聯盟諸部勞浸、靡莫的反對，漢朝便於前109年（漢元封二年）出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朝在滇國境內設益州郡，賜滇王印，令其複長其民。至此，漢朝基本上將西南夷地區納入其統治範圍，完成了對西南夷地區開拓的第二階段任務。
    公元1世紀，東漢王朝繼續推行開發西南夷的政策，進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撣人地區發展。公元51年（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領賢粟等率種人，“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帝（劉秀）封賢粟等為君長”。公元67年（東漢永平十年），東漢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區置“益州西部屬國。”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劉莊）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東漢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將滇西邊境納入漢朝統治範圍，是為漢朝開發西南夷的第三階段。至此，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建郡七，基本達到了開發西南夷的目標。
    秦漢王朝對西南夷的開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聯係僅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況極為複雜，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區鞏固其統治更是一項艱巨的事。故此，漢王朝又根據西南夷的具體情況，製定了一係列的統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幾條：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變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產方式和各民族統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領建立羈縻統治。由於西南夷各民族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言和風俗等方麵均與中原有較大差別，且情況複雜，不能采取中原的統治方式，而實行“以其故俗治”的統治方式，“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所謂“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賜封王，“複長其民。”“旁小邑”的“君長”就更未變動，“雖有官吏，仍以其君長為王侯，使主其種類。”按規定王侯受郡縣官吏的調度，而實際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長世其官，不相淩奪”。這種漢族官吏和各族首領的羈縻統治，適應了當時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潮流，鞏固了西南夷地區的統一局麵。
    第二，一對西南夷各民族首領“厚賜增帛。”利用漢朝豐富多采的物質來吸引各民族首領，以爭取他們內屬，加入到統一國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漢建元六年），“拜（唐）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貪漢增帛，……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厚賜繒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許多民族，因而與西南夷地區建立起政治上的聯係。
    第三，一免征賦稅。由於西南夷各民族的社會形態不一，土地所有製複雜，不宜實行中原的租賦製，因此漢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無賦稅”的政策，“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為賨布”；“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嫁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免賦薄斂的辦法對安定西南夷地區的社會秩序產生了顯著的效果，整個漢代，西南夷地區社會較安定，民族之間的關係較好，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亂，推動了西南夷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四，一移民屯墾。漢初為了減輕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負擔，各郡縣官吏的費用糧食，一律從內地運往，“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由於漢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資越來越多，僅靠毗鄰郡縣供給已很困難，“悉巴蜀租賦不足更（償）之”。加以運輸困難，實難滿足需要，因此漢武帝劉徹采取了徒民屯墾的政策，屯墾隊伍由三方麵的人員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受錢於都內”。即招募內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區屯田，所獲穀物交當地官吏供吏卒使用，憑官吏所給憑證在內地府庫領取銀兩；二是將內地貧困破產及犯“死罪”、“奔民”、“滴（謫）民”、“三輔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區屯墾，“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也有的是破產農戶“應募”而移徙西南地區屯墾的；三是郡縣駐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獲以給軍食。移民屯種所生產的糧食保證了西南夷郡縣官吏士卒的需要，減輕了當地和鄰郡人民的負擔，同時也使漢族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在西南夷地區的影響不斷擴大，鞏固了統一的局麵。
    第五，一選派廉潔官吏。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漢王朝重視選擇比較廉潔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區去，如益州太守文齊和夷、漢各族人民相處“甚得其和”。因此當文齊死後，益州人為其立廟紀念。越嶲太守張翕與當地叟、昆明、摩沙等族關係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據傳翕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即步行。夷、漢甚安其惠愛，翕“在郡十七年，卒於任上，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此外還有鄭純，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由於官吏比較廉潔，治政又較穩重，並重視各民族的社會生產，因而聯絡了當地的各族首領，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發展了社會生產，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西南地區的社會秩序，有利於西南各民族社會的發展。
    第六.一幫助西南夷各民族發展生產和文化教育，是漢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首先是積極恢複和發展與西南夷地區的商業活動，將關中、巴蜀的“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犛牛。然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內地商人因此而致為大富，當然也促進了西南夷各民族經濟的發展。郡縣官吏也重視發展西南夷地區的生產和推廣內地的先進生產技術，如文齊在犍為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為民興利”，後又在益州郡內“造起陂池，開通灌溉，墾田二千餘頃”，使犍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郡縣官吏還注意在西南夷地區傳播中原文化，興辦學校，改變後進習俗。公元84—86年（東漢元和年間），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異……始興學校，漸遷其俗”。西南夷各族也善於接受漢族文化，東漢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為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裏教授，於是南城始有學焉”。據《孟孝琚碑》載，僰族孟孝琚12歲即入內地“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可見漢文化在西南夷中的傳播情況，對後來西南夷各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
    秦、漢對西南夷的開拓，盡管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期內有以公孫弘為代表的“盛毀西南夷無所用”的詆毀，然而秦、漢王朝的統治者卻堅持和順應了曆史發展趨勢，完成了統一西南夷的大業，是為中國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績應該予以肯定：“西南徼外，莊所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乃置郡縣，萬代推功。”“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駤戾冥頑，不可向邇者也”。自秦漢開通西南夷以降，則“滇雲之壤，理學義節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曆史的發展證明，秦漢對西南夷的開拓，有利西南地區政治的統一。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各民族的團結進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會發展狀況
    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西南夷社會發展狀況，因史料匱乏不得而詳，隻能從當時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已經開通來作為佐證。蜀身毒道的開通是經過西南地區的，是在這個地區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而且是這些地區的居民開發的。這是因為西南各部落要求與鄰境進行生產品的交換，相互往返頻繁，最終開辟了商業道路。交通線的開辟，說明西南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已發展到一定階段。西南夷社會狀況較為具體可信的記載始於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數十百個族部的社會發展極為複雜，極不平衡，情況各異，正如《後漢書》所雲：“散在溪穀，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嚐交通中國。”
    據《史記》、《漢書》、《後漢書》、《華陽國誌》的記載，西南夷中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滿、閩濮）、滇越、撣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耕族部；嶲、昆明是“隨畜遷徙”的遊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農半牧族部。
    夜郎社會：夜郎區域廣大，境內的民族為僚、濮，各族部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其中發展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臥侯等部分。遠在戰國時楚經巴而夜郎至滇之間就有著商業上的交往，“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莊即循楚賈人入滇之道而來。商業交往到漢初有了發展，前135年（漢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可見夜郎與蜀和南越兩地緊密的商業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賈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內地所需人力一奴隸，乃以鐵器交易夜郎，“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鐵器的輸入，對夜郎社會生產發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漢初夜郎就是一個“耕田，有邑聚”的族部，當時耕作是“佘山為田”的刀耕火種方式。
    夜郎、句町、漏臥等地區的社會生產關係。約在公元前2世紀夜郎酋長已是世襲，“夜郎侯……使其子為令”。夜郎“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漢孰與我大”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長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兵力，可以對周圍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權力。因此，西漢建牂牁郡以後封之為夜郎王，並作為大長，令聯絡周圍族部建置行政組織。夜郎及其周圍較強的且蘭君、句町王、漏臥侯、同並侯等內部的奴隸生產也在發展，諸部之間不斷發生掠奪人口、財物的兼並戰爭。且蘭君“旁國虜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頻繁地進行劫掠戰爭表明族部均企圖進一步發展其奴隸製，要求從鄰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奪人口（奴隸）、財物，增加其奴隸生產，擴大自己的統治權力，但獨立發展的奴隸製的企圖受到了漢王朝的限製。漢王朝先是派官吏進行調解，興等不從命，最後漢王朝出兵鎮壓了夜郎王興等，遏製了奴隸製生產關係在以上族部中的發展。
    除上述夜郎等幾個較強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諸部在公元4世紀以前均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外部勢力尚未進入，他們是閉關自守、極力保注自己而與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會：滇境內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稱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最高又最受漢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正因為滇的社會經濟發展最快，才引起漢王朝的重視。滇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可以從它的商業交換、農業和手工業以及奴隸生產關係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處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約在公元前4世紀，滇就與內地發生了經濟文化上的交往，莊入滇即循商業交通線而來。公元前3世紀，“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是由僰道（今宜賓市）經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業通道。盡管在公元前3世紀末漢王朝曾關閉這一道路，但民間的貿易交往仍然不斷，“關中……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僰、僰僮……然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鮮”。今晉寧出土的貯貝器上飾有熱鬧的交易場麵。使用的貨幣有“貝”和部分漢代銖錢。正是商業上的頻頻交往，促使滇僰的社會生產有了更快的發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農耕民族，農業是經濟的主要生產部門，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銅農具，如鋤、斧、鐮刀等，解放後在晉寧、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許多此類工具。晉寧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證明了公元前2世紀以前的滇池地區已處於青銅器高度發展並向鐵器時代過渡的階段，出土文物有生產工具700餘件，其中大都是青銅器，鐵器隻有90餘件。由於銅鐵工具的大量使用，開墾了大片的農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見滇僰的水田農業已經很發達。
    滇僰的畜牧業也很發達，飼養的牲畜有牛、馬、豬、羊等，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中有許多奴隸放牧的圖像，牲畜的數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漢元封二年），漢王朝建益州郡時一次就獲得“牛馬羊屬三十萬”。公元前86年（漢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頭等部落的反抗後，“獲畜產十餘萬頭，富埒中國”，數以萬計的“畜產”之富，足可與內地相比了。
    手工業生產已有發展，分工很細，出現了金屬、玉石、皮革、紡織等專門手工藝生產。青銅器的製造技術很高，可以製造各種生產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樂器。有的青銅器表麵是經過鍍錫、錯金、鎏金處理，有的還以玉石鑲嵌，堪稱藝術品中的瑰寶。滇僰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時，奴隸製生產關係已迅速發展起來，而發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帶。漢王朝在開發西南夷時對滇王加封滇王印，說明滇池地區的奴隸主集團的統治已經相當鞏固。漢王朝在滇池地區置郡後，不僅沒有消滅滇池地區的奴隸製，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漢中期以降滇池地區滇僰的奴隸製的發展更為迅速。解放後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證明。
    滇僰奴隸製中的奴隸來源主要是戰俘，在晉寧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貯貝器上，就鑄有戰爭中捕捉俘虜的場麵。在另外出土的青銅矛頭的兩側也鑄造有兩個雙手反縛的俘虜的圖像，有的貯貝器上還有戰爭的場麵。反映出滇僰奴隸主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是掠奪俘虜為奴隸，奴隸被大量用於農業、牧業和手工業生產中，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一個貯貝器上，飾有許多人排成行，替奴隸主把收獲的糧食倒入糧倉中，同樣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上刻畫有身著奴隸服的人手執鞭子趕著牛羊的圖像。又一個貯貝器的蓋子上飾有紡織手工工場中奴隸生產的場麵：6個奴隸坐在地上低頭織布，1個女奴隸主坐在中間監視，女奴隸主背後站著1個手拿長棍的人正聽奴隸主的命令懲罰生產不力的奴隸，奴隸主的右邊還站著3個人正在驗收織好的布匹，可見奴隸被普遍用於農業生產和各個手工業生產部門。
    從史料的記載和各地考古資料說明，滇僰的奴隸社會內部出現了3個階級：奴隸主、平民和奴隸。在許多出土的漢代青銅器上奴隸主貴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參加生產勞動，隻指揮掠奪戰爭或主持祭祀，並監督奴隸生產，生活“豪奢。”平民主要從事農業和畜牧業，但必須向奴隸主貢納，晉寧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貯貝器上就鑄有貢納的圖像。奴隸的地位極低，在奴隸主皮鞭下進行各種生產，和牛馬一樣可以隨意虐待、買賣和屠殺。出土圖畫文字銅片上刻繪著奴隸身戴枷鎖與牛馬等並列在一起，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銅器上有殺害奴隸來祭祀鬼神的場麵。
    公元1世紀以後，滇僰的奴隸製由於受到中原漢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和衝擊，更由於滇僰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和不斷接受漢族先進文化，特別是鐵工具替代了青銅工具，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姣隸製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奴隸主和奴隸、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銳了，奴隸不斷起來反抗，公元118年（漢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廓”。滇僰族中的奴隸主勢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紀至4世紀時，滇僰中的奴隸主便被後起的“大姓”、“夷帥”封建領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會：約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邛笮、笮都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由於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時嚐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盡管秦所設的郡縣已無考，但說明邛、笮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快。到公元前3世紀末，“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可見邛都是定居農耕部落，笮都是半農半牧的部落。邛、笮處於蜀身毒道的靈關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已活躍於邛、笮，漢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顧漢朝的禁令，仍潛至邛都、笮都地區，“取其笮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說明邛、笮各部與內地的經濟交往是頻繁的。邛、笮各部地區的銅、鐵、鹽礦很早就得以開采。《華陽國誌·蜀誌》雲：“台登縣（今四川省冕寧、喜德兩縣間）……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續漢誌》說台登縣出鐵，《元和郡縣誌》卷三二說：“鐵石山在（台登）縣東三十五裏，山有砮石，火燒成鐵，極剛利。”鐵石山即今滬沽東的礦頭山，曆來有鐵廠，此鐵礦在漢晉時已開采。《華陽國誌·蜀誌》又雲，“邛都縣（今西昌市）……南山出銅。”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發現銅器窖藏，內有王莽貨泉、錢範、銅錘、銅錠等，說明南山之銅在公元1世紀前即行開采。《華陽國誌·蜀誌》還雲，“定笮縣（今鹽源縣）……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此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鹵煮鹽之法，定笮之鹽以後發展成四川的產鹽區，以至將定笮更名為鹽源。
    邛都、笮都各部經濟的發展，社會內部已經有不少剩餘產品和奴隸人口，財物占有不均，開始分化出貴族。貴族為了獲得更多的財物和奴隸人口，互相間發動了掠奪財物和人口的戰爭，奴隸製生產關係逐步確立。到公元前1世紀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隸製有了發展，在政治上出現了擁有實權的大奴隸主一豪帥和夷帥。史載“邛之初有七部”，即七個大奴隸主集團，豪帥“放縱，難得製禦”。每個豪帥均有“部曲”（奴隸主武裝），《後漢書·百官誌一》載越嶲郡夷帥長貴曾任軍侯；“其領軍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比六百石。”長貴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隸主。後來長貴為了發展其奴隸製，於公元24年（漢更始二年）曾“率種人”反抗王莽的統治，殺越嶲太守枚根，自立為“邛轂王”，領太守事，公元39年（東漢建武十四年）授長貴越嶲太守印緩，統治邛都地區達20餘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隸占有製的發展和奴隸主集團勢力的強大。公元3世紀時，邛都的奴隸製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奴隸主們為了擄掠和販賣更多的奴隸，戰爭更加頻繁。史載成都禽信在越嶲做縣吏時“為夷所得，轉賣曆十一種”，禽信被擄為奴隸十年，輾轉出賣到11個奴隸主家為奴隸，其子禽堅用了6年多的時間才將其父尋找贖回。諸葛亮《南征表》雲，亮在打敗越嶲地方的統帥高定元（一作高定）後，高定元“乃更殺人為盟”，“欲求死戰”。殺人祭祀的風俗，更是奴隸製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會：嶲、昆明部落由於分布“地方可數千裏”，發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發展緩慢，《史記》雲，“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還過著以遊牧為主的經濟生活，政治上沒有形成對周圍部落有約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記》載西南夷各民族唯獨嶲、昆明無核心組織，可見嶲、昆明各部尚處於分散而互不統屬，“都是閉關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補充”的狀態。但對外來勢力卻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動，公元前2世紀末，曾阻止漢朝尋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因此，漢朝曾一時將嶲、昆明各部作為繼續開發西南夷的進攻對象，並曾在首都長安作“昆明池”，“習水戰”以對付昆明部，數年後漢用數萬大軍始將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於益州郡的統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發展較快的，有一部分已經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了，這才使漢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區設郡縣，派官吏駐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內部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君長”，公元前2世紀邪龍縣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貴族，因此公元76年（東漢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東漢王朝統治時，東漢王朝征集各郡兵鎮壓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龍縣昆明夷首領鹵承應募，“肅宗（劉炟）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邵兵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鹵承可對“種人”發號施令，並被東漢王朝封為“破虜傍邑侯。”說明西漢以降邪龍縣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長，在農業與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產生了階級分化，商業也有所發展，對外的商業交往也已開始，在秦漢開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經過昆明夷地區，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運往身毒國，當然昆明夷也和蜀商進行交換。反映出昆明夷的先進部分已從原始社會末期向階級社會過渡了。
    哀牢社會：哀牢地為古永昌郡。哀牢之地極廣，《華陽國誌》載：“其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哀牢各部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水平均較高。《後漢書·哀牢傳》雲：哀牢“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於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反映了哀牢各部的農業已是種五穀蠶桑。手工業尤為發達，能紡織帛疊、蘭幹細布、桐華布多種，且知染色、刺繡，已知開采冶煉金屬和製造裝飾品。商業上哀牢處於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餘的桐華布進行交換，蜀商還將哀牢所產的帛疊、桐華布販運內地和身毒等國，並將身毒等國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裝飾品帶回哀牢地區。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後成為“金銀寶貨之地”，哀牢各部經濟之發展可見一斑了。
    鑒於哀牢各部經濟的發展，其生產關係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李賢注《哀牢傳》雲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傳至賢栗共9代，賢栗於公元51年（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內屬，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約在公元前2世中葉，哀牢已出現世襲的“君長。”哀牢酋長已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過著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哀牢酋長還不斷對外進行戰爭，賢栗在對漢王朝的鹿部落的戰爭失敗後說：“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說明哀牢經常對周圍各部進行戰爭。即使在內屬漢王朝以後，哀牢王類牢仍發動反抗漢王朝的戰爭。頻繁的戰爭說明哀牢社會已在向階級社會的門檻跨進了。
    滇越、撣社會：有關滇越社會文獻記載很少，隻在《史記·大宛列傳》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貴史料的記載，說在昆明之屬旁邊，“聞其西可千餘裏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認為滇越即騰越（今騰衝縣），“騰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賧，其來久矣，在西漢時為張騫所稱之為滇越”。當然滇越還包括了今德宏地區。但對其社會經濟不得而知，不過從滇越名“乘象國”說明滇越已經馴象為人類服務了，與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來用象作戰等役象之舉是一脈相承的。從“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義是蜀身毒道的必經之地，滇越各部肯定與蜀商甚至緬、印商人有商業交往。在騰衝城西八裏寶峰山下漢墓中，曾出土漢五銖錢千餘枚，這是蜀商到此的明證，近年來又在德宏地區發掘、出土了琉璃等舶來品，可作滇越與緬、印商業貿易往來的佐證。
    公元1—2世紀時，撣人社會無論在經濟、政治方麵均有較快的發展。撣人和滇越有著承繼關係，是同一地區同一民族的不同稱呼。撣人與四周的國內外各族部的聯係很頻繁，“撣國南通大秦”，撣人經伊洛瓦底江與東羅馬等國的交往，促進了撣人社會的發展，時撣人已建立起第一個政治組織一“撣國。”《後漢書》本紀曾記載了撣人在公元97年（東漢永元九年）、120年（東漢永寧元年）、131年（東漢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團到東漢王朝的首都洛陽朝貢，並奉獻了珍寶和在宮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藝節目。特別是第2次，“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雍由調複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劉祐）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緩、金銀、綵繒各有差也”。這是一個擁有樂隊和羅馬幻人的大使團，使團配備著多種語言的譯員，行程萬裏，可見不是一個渙散的集團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調做了30餘年的“撣國王”，內部還有“小君長”、“大君長”之分，知撣人已經跨入了初期階級社會。
    上述是西南夷中發展較快、勢力較強的幾個部分，其它各部發展緩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險，百倍歧道”的閉塞山區，或處於“散在溪穀，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嚐交通中國”、“食肉衣皮，不見鹽穀”的狀態。
    四、南中“大姓”、“夷帥”的興起
    大約在公元2世紀末至4世紀，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較大變化，即在西南夷地區出現了兩大地方政治勢力一夷帥和大姓。兩大勢力在東漢末至兩晉期間在西南夷各民族曆史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各民族社會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夷帥和大姓既有區別又有聯係，但是越到後期聯係就越密切，區別也就越不明顯。夷帥又稱為“叟帥”、“叟大帥”、“夷率”等。夷帥，顧名思義是各民族中的貴族，亦即大奴隸主集團的首領，由西南夷中數十百個君長、侯、王發展而來的，擁有一定的實力。如越嶲郡夷帥（又稱叟帥）高定元據有越嶲郡，擁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裝），朱提郡武茶夷夷帥於陵承亦有很大勢力。
    西南文獻中記載大姓事跡甚多，僅《華陽國誌》所載即有數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眾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見於《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夜郎傳》：“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南中大姓是在東漢末年至兩晉時乘機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許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寧、雲南、興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婁、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爨、孟2姓在曆史上最著名，勢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習，在劉璋時為建伶令，又有爨肅仕魏為尚書仆射，河南尹，可見漢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勢力。以後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龍顏、爨雲、爨翫、爨宏達等，至公元5世紀末爨氏勢力控製了雲南大部分地區。孟氏有朱提、建寧郡的孟琰、孟獲、孟幹、孟通等，孟氏大姓勢力在南中僅次於爨氏。雍氏以雍闓為代表，蜀漢時在南中勢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靈等。李氏有李恢、李俊、李鬆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婁2大姓無考，除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還有許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其中朱褒勢力最強，曾作過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寧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勢力。永昌郡有呂凱、王伉2大姓，還有“大姓陳、趙、謝、揚氏”。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為私家武裝，盤踞一地，形成為一地方的實權統治者。
    大姓是自秦、漢以降不斷進入西南地區的漢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來的統治階級，大姓是漢族移民且為移民中的統治階級，與當地各民族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西漢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過移民屯墾的政策，不少民屯和軍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區安家落戶，經過不斷與各民族的融合和階級分化，逐漸形成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經濟上因管理屯政，在經管的過程中利用權力侵占屯田，開墾私田，擁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還擁有經管鹽、鐵的權利，又乘機把持了鹽、鐵物質資源，這就為大姓發展政治勢力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大姓還將大批要求“庇護”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淪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軍事武裝，也是直接生產者，平時為大姓服定期勞役，戰時組成軍隊，為大姓之間擴大統治勢力而進行頻繁的爭戰。大姓就仰仗其物質基礎和夷漢部曲稱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國時利用中原分裂混戰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勢力，大姓雍闓等人即是如此。《華陽國誌·南中誌》雍闓條雲：“愚（雍闓）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因而采取依靠孫吳來達到獨霸南中的企圖。永昌郡大姓呂凱、王伉則采取依靠蜀國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因而據永昌抗雍闓以取得蜀國的支持，“（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正是因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勢力遭到了一定的打擊，但由於諸葛亮實行“南撫夷越”的政策，不僅沒有徹底打擊南中大姓勢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實力強大的爨習、孟琰、孟獲等為蜀漢的官吏，爨習官至領軍，孟琰為“輔漢將軍”，孟獲為“禦史中丞。”對一般大姓則“勸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驅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漢，成夷漢部曲。”“分其贏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董）、毛、李為部曲”。增強了大姓的武裝力量和勞動力，在此後30餘年中大姓勢力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兩晉時期南中割劇紛爭的地方勢力。由於晉朝不顧南中大姓的實際情況，於公元271年（西晉泰始七年）撤銷南中4郡，設寧州以代之，企圖把大姓、夷帥都拋棄不用，但遭大姓、夷帥的抵製而失敗，不得已又於公元282年（西晉太康三年）改設“南夷校尉府”，對南中夷、漢各族進行政治控製和經濟剝削，對大姓、夷帥施加種種壓力和限製，奪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帥的利益，結果導致公元302年以後大姓、夷帥與晉朝校尉、郡守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爭權奪利的鬥爭。是年，建寧郡大姓李睿、毛銑，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數萬，逐晉兩郡太守，響應李特的“流民起義”，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鎮壓，毛銑、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殺。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親家）於陵承便以為李睿報仇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許多大姓夷帥的響應，使晉朝在南中的統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晉永嘉四年），晉朝又派王遜為南中刺史，遜以各種借口大肆“誅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數十家”，許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遜的殘暴統治，紛紛各據一方，自稱太守，互相爭奪，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處於大姓與大姓、大姓與晉王朝的爭權奪勢的紛亂中。公元347年（東晉永和三年）晉朝在南中的統治徹底失敗，爨氏大姓稱強，南中統治大權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帥和大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或雲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漢族移民，或雲是漢化了的當地各民族中的統治者，這種說法是十分正確的。如莊入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可見莊後代不少已經與當地民族融合而成為當地大姓。大姓雍闓、呂凱等本是漢族豪民的後代，但雍闓亦稱“耆帥”、“豪率”，和當地夷帥的稱呼一致，可見已經融合於當地民族之中。南中還有一部分大姓自稱為“方土大姓”，即土生土長的大姓，如建寧令爨習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顯然是漢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夷師與大姓之間還用“姻親”方式，將二者的勢力結合在一起，使夷帥和大姓更難以區別。夷帥與大姓互通婚姻者稱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親而成為“百世遑耶”，形成一種“與夷為姓曰‘遑耶’……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的情同手足的關係。當然姻親關係也是漢夷互相融合的過程，有利於西南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節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區的遷徙
    公元前2—前1世紀，百越仍廣泛散處在華南各地。《漢書·地理誌》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表明自寧紹平原直到廣西盆地以南的廣大地區都是種姓各異的百越居住地。當時在從今浙江、福建、台灣、安徽、江西到廣東、海南、廣西、雲南各省這廣大的東南弧形地帶中，分布於越、東甌、閩越、東鞮、揚越、南越、西甌、駱越、滇越等各個越人集團。盡管名稱各異，居地不同，其後的融合、分化、發展的經曆也不一樣，但是亦有一些諸如使用銅劍、銅鼓，擅長造船操舟，斷發文身，奉龍蛇為圖騰等大體相同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俗。這與其後演變為壯侗語族的各民族，在傳統文化上有著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關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贏政派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國分建36郡。大約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為了擴大統治地區，獲得嶺南越地聞名已久的特產犀角、象齒、翡翠和珠璣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萬，分成五軍，進擊嶺南。麵對秦大軍壓境，越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逼使秦軍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麵。
    在南征越人的過程中，秦始皇為了解決勞師費日的糧餉補給問題，派監祿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城附近和大榕江鎮之間開鑿靈渠，支分湘水，連接漓水，建設起全長34公裏，由鏵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門等部分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體係。鏵嘴前銳後鈍，形如犁鏵，用以分流海陽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於漓江；七分入北渠仍歸於湘水。大小天平為鏵嘴後的人字形大壩，左邊一撇稱大天平，右邊一捺稱小天平。大天平接近東岸一端，與北渠渠口相連，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與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壩既可攔水，借以提高海陽江水位、又可滾水過壩，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陽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門是提高水位、用於過船的船閘，為唐代寶曆年間及以後所逐步增修，便於船隻的航行。靈渠這一人造河渠工程，溝通了越人地區的湘、漓二水，使長江水係與珠江水係得到連接。它遠遠超出秦始皇原來開鑿靈渠的意圖，為南方越人地區的開發，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相持階段中，秦軍曾殺越人西嘔首領譯籲宋，於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陸梁地。於嶺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處原野樹叢，堅持對抗。秦軍曠日持久，糧食乏絕，士卒勞倦。加以夏日暑熱，霍亂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間突襲的方法，殺秦將尉屠睢，使秦軍伏屍流血，以大敗告終。秦始皇為了穩定嶺南越地局勢，乃以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令，領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萬之眾，留守嶺南。並答應嶺南官兵的請求，從中原征調15000名未婚女子，“以為士卒衣補”，使之與守戍將士成婚定居，繁衍後代，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嶺南地區規模較大的一次遷徙。
    從中原遷來嶺南越地的壯年男女，男子披甲從事征戰的軍事生活，婦女擔負繁重的後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同時，秦始皇還從中原地區強迫大量勞動人民遷來嶺南，與越人雜居共處。從中原地區遷來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構成了嶺南最早的漢族居民。有的也融合於越人之中，成為越人的一部分。前來實邊的中原人民帶來了中原的文化與先進生產技術，不僅與當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開發了華南地區，而且還傳布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技術，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國的建立和兩漢對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贏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陳勝、吳廣等紛起反抗秦朝。在嶺南統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囂於病重臨死前，召龍川令趙佗商議，認為中原變亂紛爭，嶺南僻居海疆，可立國以自保，並任趙佗代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誅殺秦官，“絕道聚兵自守”。公元前207年，秦亡，趙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建南越國。
    漢高祖劉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過問趙佗稱王建國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漢高祖十一年），漢高祖見趙佗稱雄於百越之地，認為如不加以籠絡，將成為漢南方邊患，因命陸賈攜印璽至嶺南，準備立趙佗為南越王，承認他在嶺南地區的統治權。陸賈初抵南越，佗心懷猜疑，箕踞椎結，以越人之態見之。陸賈乃曆數南越與中原交好的利害關係。佗與之相談甚歡，終於接受南越王封號，向漢稱臣。並劃定南越的疆界，北與長沙王吳芮統治區相鄰。將過去曾在名義上封給吳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劃為南越國領地。此後幾十年，曾幾次發生過長沙王與南越王之間關係緊張，兵戎相見的局麵。
    漢王朝根據當時的形勢、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以緩和矛盾，穩定南方局勢，鞏固自己的政權。與漢朝廷建立君臣關係的南越王趙佗每年向長安入貢方物，獻鮫魚、荔枝、石蜜、蠟燭等物，並在邊關與漢互通貿易。漢高祖劉邦去世，惠帝劉盈即位，仍繼續執行“和輯百越”政策，保持了漢與南越的關係。呂後雉專政以後，至公元前183年（高後五年）春，采取製約南越的策略，一改過去互通貿易的方針，下令禁止向南越輸出鐵製農具，在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將母畜賣與南越，以此遏製嶺南越人農、牧業生產的發展，趙佗遣使至長安謝過，要求恢複過去一貫的貿易，但使節卻被扣留，不得返回。趙佗在中原的父母墳墓均被發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殺害者，南越與漢關係緊張。趙佗認為漢廷的這些作法，是長沙王進讒所致。因此，一方麵斷絕與漢朝的關係，自稱南越武帝，儀製與漢同，以進行抗衡；另一方麵，以財物結納相鄰的閩越、西甌、駱越諸部，使之成為自己的屬地，造成東西萬餘裏均遵奉趙佗政令的局勢。
    趙佗為了報複長沙王吳芮，發兵攻長沙王邊境，但未能取勝。在此情況下，呂後於公元前181年（高後七年）九月，削除過去漢封趙佗的“南越王”爵竈位，並遣隆慮侯周竈等人率軍往討。因南方炎熱，漢軍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嶺而前，相持一年多。趙佗致信周竈，在漢軍退兵和歸還故鄉兄弟的情況下，可與漢罷兵言和，時值呂後去世，漢文帝劉恒即位。文帝為了對南越進行懷柔，在接趙佗信後，決定罷兵嶺南，給予趙佗兄弟以官職，並再次起用陸賈出使南越。陸賈因與趙佗有舊，在南越受到盛大歡迎。佗獻白壁、翠鳥、犀角、紫貝、生翠、孔雀等珍物，願長作漢之藩臣，而實際上仍稱王如故。
    呂後中斷漢高、惠的“和輯百越”政策而執行遏製南越的措施，結果引起了南越王趙佗的對抗，觸發了南方邊區的動亂，它既無益於漢朝的統治，也不利於越地的發展和安定。從而證明，漢代長期奉行的“和輯百越”政策有利於民族地區與中原之間的統一、團結，也有利於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影響和發展。
    公元前137年（漢建元四年），南越王趙佗去世，壽逾百歲，孫趙胡繼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鄒郢為了廣拓封土，發兵攻南越，趙胡遵守過去趙佗與漢所定的“藩國不得自相攻擊”的約議，駐兵自守並派遣使上書漢武帝劉徹，要求漢朝幹預。漢武帝嘉獎趙胡能守約定，下詔出兵征閩越。漢軍至南嶺附近，閩越王鄒郢聞訊，發兵拒之。弟餘善與宗人等商議，以短矛刺殺滋肇事端的閩越王郢，並以其首級獻漢廷，得使漢罷兵。並以未參與侵攻南越策劃的繇君醜（閩越王始祖無諸之孫）為越繇王，繼承閩越的宗祀。後漢朝因餘善殺鄙，威行於國內，希圖稱王，故又立餘善為東越王，與越繇王同處。漢朝對南越的統治，一貫執行其“和輯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領，順應其發展的要求，通過朝貢貿易、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影響，逐漸滲透默化，為後來這一廣大地區與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礎。
    解除閩越對南越進攻的威協後，南越王趙胡令太子嬰齊隨漢使嚴助赴長安，以示親漢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漢元狩元年）因趙胡病重，嬰齊才從朝廷返番禺，趙胡病卒，葬於今廣州市越秀公園西邊的象崗，諡文王。嬰齊繼位才數年，於公元前112年（漢元鼎五年）亦卒，諡明王，以嬰齊在長安時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趙興即位。因趙興從小生於長安，與漢關係密切，漢武帝欲將趙興召至長安，就近約束，因派一氏的舊情人安國少季來南越傳旨。並命路博德率兵屯於桂陽，以為後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呂嘉原為越人首領，長期與趙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國內有較高的威望。麵對漢朝的招撫南越工作，他與樛氏、趙興持不同意見。呂嘉主張保持南越的相對獨立，以利於趙氏王室的長久統治，而樛氏依仗與少季的密切關係，欲利用權勢強呂嘉以從己意。在酒宴間曾欲刺殺呂嘉，但在趙興保護下，呂嘉才幸免於難。漢武帝派韓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準備與樛氏相呼應，殺害呂嘉。呂嘉被迫與弟同帶兵圍王宮，攻殺樛氏、趙興與漢使少季等人。隨即立趙建德（明王嬰齊在赴長安之前，娶南越女子為妻所生之子）繼位。趙建德為趙興的異母兄，因趙興生於長安故繼嬰齊之位，而趙建德被封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漢元鼎四年）漢武帝又徙封為術陽候。趙興死後，趙建德被擁立繼位。在呂嘉的計誘之下，韓千秋孤軍深入，在離番禺40裏外，被伏軍全部殲滅。千秋亦戰死。漢武帝乃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調動10萬大軍進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漢元鼎六年）冬，漢軍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趙建德與呂嘉先後被捉獲殺害。接著，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40餘萬口歸漢。漢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諸郡，郡下均設屬縣若幹，納入直接統治之下。南越國傳5主，曆93年。在將近100年的時間裏，先主趙佗盡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長住嶺南半個世紀以上，接受越人風俗習慣，陸賈第二次出使南越時，趙佗在致漢文帝的奏章中，公開宣稱自己為“蠻夷大長”，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領自居。趙佗還任用越人參加政權管理，除以越人首領呂嘉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而且與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盡尚王女，女皆嫁王子”。促進了越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與此同時，趙佗又時刻牢記必須與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關係。他曾自稱盡管居住越地已約50年，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漢也”，表露了他一心內向的意念。而西漢從高祖的“和輯百越”政策經曆了呂後的遏製政策，以及漢武帝對呂嘉的征討，最後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漢朝進行直接統治的郡縣製度。
    三、烏滸、俚、僚、濮
    烏滸、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烏滸之名，最早見於《後漢書·南蠻傳》：“靈帝建寧三年（170年）鬱林太守穀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又載“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鬱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漢武帝時更名鬱林，其地與現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中部、西部相當。合浦郡相當於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部與廣東省的西南部一帶。當時的這一大片地域是西甌、駱越的分布地區，也是後來壯族聚居的地區，可見，被稱為“烏滸蠻”的土著，亦西甌、駱越的後人。
    據載，當時的烏滸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飲，射翠取毛，過著原始時代的生活。在海邊的烏滸人還以割蚌求珠為業，從事海洋捕撈。親屬觀念比較淡薄，無親戚、重寶貨，每遇重大日期，則擊銅鼓，歌舞飲酒為樂。《後漢書·南蠻傳》載，烏滸人所建的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尚存在著原始的“食人”習俗。
    俚，或作“裏”，《後漢書·南蠻傳》載，公元36年（東漢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裏張遊率種人慕化內屬，被封為歸漢裏君。李賢注：“裏，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自後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屢見於南方史籍，並與僚連用，稱作“俚僚。”有人認為此乃同一個族屬的不同異稱，但細究之，兩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漢代記載，俚人分布甚廣。公元40年（東漢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諸俚皆應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縣、廣治縣一帶。合浦，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合浦縣，以及廣東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傳》載，荀匠之兄荀裴於502年（南梁天監元年）為鬱林太守時，因“征俚賊”死於陣。可見當時居住於鬱林郡的亦均為俚人。萬震《南州異物誌》雲：“俚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橫縣）、高梁（今廣東省陽江縣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見俚人的活動地區與烏滸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烏滸蠻”，為“烏滸蠻”的另一名稱，是有一定道理的。
    僚的名稱，最早約見於西晉陳壽（233—297）所撰的《益都耆舊傳》。《三國誌·蜀書·張嶷傳》，裴鬆之注雲：“（諸葛亮）平南事訖，牂牁、興古僚種複反。”同時期的張華《博物誌·異俗篇》亦雲，“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僚子。”可見僚的名稱在最早記載中大都指牂牁、興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駱越之駱的同音異寫，後世的“佬”與“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轉寫。漢初在夜郎設牂牁郡，據《漢書·地理誌》載、牂牁郡領縣17，範圍大約包括今貴州省、雲南省曲靖地區東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紅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的右江上遊一帶。蜀漢又分為益州、牂牁二郡，連接地設興古郡，在今雲南省文山州和紅河州一帶，當時均有僚人的蹤跡。據《晉書·武帝紀》載，公元283年（晉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餘落內屬，與內地的關係逐漸密切。此後，僚人分布甚廣，自長江以南，直達東南亞一帶均有所記載。今廣東、廣西、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四川等省區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區。僚的名稱還常與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稱連用。如嶺南僚、邕州僚、南平僚、烏滸（烏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宮僚等等。由此可見，僚人名稱曾一度使用較廣，除了與居往地名連稱邕州僚、南平僚以外，還與烏滸、俚、侗、土、夷等名稱連用，故不應把僚與曆史上出現的上述某一名稱完全等同起來。
    各地僚人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區僚族還處於巢居溪穀、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階段。而在從漢中到邛、笮、川之間的僚人則散處山穀，居住在依樹積木的幹闌之上，推一長者為王，父死子繼，各自為政。不能遠相統攝。僚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於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魚。武器隻有矛與盾，還不會使用弓箭。能織細布，其色澤鮮淨。能鑄銅為器，大口寬腹，既薄且輕，易於煮熟食物，名曰銅爨。這反映出已具有較高的鑄造水平。不僅買賣人口，“親戚比鄰，指授相賣”，“大狗一頭，買一生口”，而且俗畏鬼神、殺人祭祀。以所殺者多胡髭為上，剝其麵皮，籠於竹上，幹燥後稱之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會很可能處於奴隸社會的發展階段。公元4世紀30年代（北魏建國——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東晉明帝司馬紹婿桓溫破蜀以後，力不能遏製僚人，加以蜀人東遷，人口驟減，僚人遂乘機遷入，與漢人雜居的則輸繳租賦；而在深山的則不為編戶，屬於化外。後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製諸僚，乃於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設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縣）加以統攝，並建隆城鎮（今四川省閬中縣），所統轄的僚人達20萬戶，稱作北僚，歲輸租布，並與外界交通貿易。而巴州的所謂“生僚”則不屬官府所管，隻在年節之際，由首領到州城謁見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壽縣東）木籠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驃騎大將軍陸騰討之，俘斬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鐵山僚又反，陸騰又進軍討之，兵至鐵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備進攻，一日連下3城，僚人首領被殺，俘獲3000人，招納僚人降附者達3萬戶，可見這一時期，僚人聲勢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見於《尚書·牧誓篇》，周武王伐紂時，參與會盟的8種人中即有濮人在內，當時分布在江漢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國的叔堪因爭位失敗而避難於濮人地區。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與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人當時處於分散的部落狀態，無統一的君長，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樣，亦有“百濮”之稱，羅香林認為濮與越是同一係統民族的混稱，僰夷既是越人的遺裔，也就是濮的後代。而不少人仍認為，“百越與百濮不同，它們是古代南方兩個不同的族群”，也有人認為他們源流不同，在語言、姓氏的有無、文化來源、習俗及崇拜方麵存在著差異，但他們之間是“異中有同”、“有一定的內在聯係和某些相似之處”，但從閩濮後來演變為文麵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樸子蠻”、“濮曼”、“蒲滿”（“蒲人”、“蒲蠻”）、“望蠻”即今講南亞語係佤德語支語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況看，他們與由百越演變而來的講壯侗語族語言的壯、傣、布依、侗、水等民族畢竟有著較大的差異，也說明百濮與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係統民族的異稱。戰國至漢時的夜郎國中，包括有濮人在內，常璩《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漢武帝劉徹拜唐蒙為都尉，開牂牁斬夜郎國王，置牂牁等郡，後“濮夷”阻城，為竹王（夜郎國王）求立後嗣。又漢牂牁郡領17縣，在《華陽國誌》中也載明談槀縣（今雲南省陸良縣）有“濮僚”，句町縣（今雲南通海縣）“其置自濮”，興古郡（郡治今貴州盤縣）“多鳩濮僚”，漢永昌郡，為古哀牢國，其中族屬眾多，“有閩濮、鳩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見漢代從南盤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帶均有濮人的足跡。時哀牢山裏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穀，絕域荒外”，據《太平禦覽》引《永昌郡傳》雲，那裏的一部分部落“猶知識母，不得別父。”人們“貸老相食”，可見濮人還保留母係氏族社會的風俗，有著原始的食人陋習。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們居住在一個廣闊的共同地域內，長期曆史發展的結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為傳統文化還保留在現代漢藏語係壯侗語族的各民族之內。同時也表明他們與古代百越有著密切的關係。
    越人有自己的語言。據羅香林先生的研究，認為越語的特點是：發音輕利急速，有的詞與漢語不同，名詞類的音綴有複輔音和連音成分；詞序倒置，形容詞或副詞置於名詞或動詞之後。在《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語詞的紀錄，而漢劉向《說苑·善說篇》中所錄著名的越人歌則是保存最為連貫完整的越語資料。它記載了楚康王，楚靈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際，聽到越人擁楫而歌：“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譯文：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後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根據音韻學對漢字上古音的構擬，把《越人歌》中每一漢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與有關的壯語詞一一對照，發現它與壯語存在著一定的關係。據對古越地的現代漢語方言對比研究，發現其中有著眾多的詞語是相當一致的，因此從中可以看出，閩越、甌越、南越、駱越語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為古越語的成分至今還十分明顯。林惠祥先生還認為古越語是一種膠著語，它不像漢語那樣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膠著而成。表明古代百越語是一種帶有自己特點的獨立語言。
    根據古越人地區的考古發掘，出土大量印紋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鑄造青銅器的石範、陶範上，發現了大量刻畫的符號或文字，其中以江西省清江縣吳越遺址發現的最為豐富，這種符號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後，在焙燒或上釉前刻畫上去的，筆法草率急就，剛勁有力。有人認為它們隻是原始記事中的圖形符號。但有不少人認為，除了裝飾性線條外，多數符號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釋讀的，有的尚難辨認，有人從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僅發現了表示族徽或製作標記的單字，而且還研究了用這些單字組成的句子。說明它們不是原始的圖形符號，而已是記事表意的文字。
    散布於今福建省華安縣汰內鄉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經過調查分析，亦均普遍認為不是圖畫，而是古代的圖像文字。並作了內容釋讀的試探，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著自己的圖騰信仰，文身習俗，就是在身上刻畫以後，實墨其中，“爛然成章”，“以入水，蛟龍不害也”，原因顯與“閩州越地，即古東甌”，“皆蛇種”有關。說明當時越人信奉龍蛇圖騰，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習俗產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餘姚縣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多次發現鳥形雕塑和圖案，在先秦的越人中還流行鳥田傳說，以及越王“鳥喙”，越人“鳥語”、“鳥書”的記載，說明越人從器皿，經濟生產，直到上層建築，均滲透著鳥的觀念，這是越人崇信鳥圖騰的反映。現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雞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鳥圖騰崇拜的遺留。
    從古越地廣泛發現栽培稻的多處遺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發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農業，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兩廣、台灣等省發現的十多處含有炭化稻穀或稻殼遺存中，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水稻穀殼等堆積遺存厚約40—50厘米。經鑒定，它們是具有典型秈稻征狀的人工栽培稻，古越人除種稻以外，還種植粢、黍、赤豆、粟、麥、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進行犁耕，並有了多種農具，一部分地區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還飼養水牛、豬、狗、羊、雞、鴨、自行紡織絲、麻織物，有著自己的玉石器製造，青銅冶鑄，陶瓷燒製、竹木器編造等業。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製舟技能較高，造船業比較發達，吳王使用的大舟“餘皇”，廣5.3米，長4米，可容戰士、水手等80餘人。廣州秦漢時期造船工場遺址，可同時建造載重50—60噸的木船數艘，船台采用與滑道下水相結合的原理，規模巨大，反映出當時具有較高的造船工藝。
    古越人的物質文化也有自己的特點，甌越人民剪發文身，錯臂左衽，與華夏人的上體短衣，交領右衽不同。而嶺南越人則穿筒裙，項髻徒跣，著貫頭衣。在服飾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飯稻羹魚”，除熟食外，還喜食生魚肉據對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發現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帶榫卯的幹欄建築，此外胡州市錢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縣營盤裏，廣東省高安縣茅崗，福建省崇安縣漢城高胡坪等遺址都有發現。按幹欄又稱“麻欄”、“高欄”、“葛欄”，它以木柱構成底架，房屋建於懸空之上，離開地麵，屋頂作兩麵坡式，正脊的兩頭翹起並長於屋簷。上層住人，下層飼養牲畜和堆置農具雜物。史載，西南僚人亦“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欄”。現代壯、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區亦多幹欄式建築。幹欄還有高幹欄與低幹欄之分，高者底間較高，可容納家畜及置放雜物；低者距地麵較近，一般僅用於防潮之用。幹欄式建築是百越人民根據自然地理、氣候、物產所創造的富有民族風格和特點的建築。
    百越人善於架舟用船。據林惠祥先生研究，屬於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間的台灣園山文化，就是由祖國東南大陸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時，就有“於越獻舟”的記載。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蘇二省到山東省的海上交通已很發達。吳國國都在今蘇州市，東臨大海，西濱大湖。閩越、東甌、南越亦均臨海而居，河湖水上與海上的交通均比較發達。百越民族對我國東南沿海的海運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戰國時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製個體家庭，在不同地區先後建立的吳、越、閩越、南越等地方政權，王位世係均是父子相傳或兄終弟及的世襲製度，反映了父係家庭的特征。與此同時，也存在著夫從妻居的殘餘和原始群婚的遺俗，現代壯侗語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長住娘家（不落夫家）習俗，應是上述古越人婚姻習俗的殘存。古越人斷發文身，或者椎髻箕踞，關於“斷發”與“椎髻”的情況，有人認為是越人地區同時並存的發式，也有人認為是因地而異，不同族係的不同發式。例如南越與西甌、駱越可能為椎髻之民，而吳、越、閩、甌之越，則皆為斷發之人。以發式的差異區別華夏與越人的不同，在當時來說已是一種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記載較多。現代海南島黎族，台灣島高山族，在不久前都還保留了這種遺俗，並有如果婦女不經文身，死後不得祖先認同的傳說。在江蘇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澤、福建省閩候縣、廣東省增城縣、佛山市等地的遺址發掘中，均發現有人工拔牙的痕跡，表明古越人有著打牙的習俗。張華《博物誌》載，荊州極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長，皆有拔去上齒各一枚的習俗。《太平寰宇記》亦載川西南夷僚子女長大後，要拔去上齒及犬齒各一。貴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貴縣）的鳥滸人在婚嫁以後，亦有鑿去前一齒的習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所以要鑿去門齒以利灌藥之說。可見鑿齒習俗，在從越人直到僚、烏滸人中均比較流行。其後，貴州等地甚至還有“打牙仡佬”的名稱出現。
    越人崇拜鬼神，信雞卜，在後來的壯侗語族各民族中還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後，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兩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將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橫木上的懸棺葬。此種葬式在我國東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島、加裏曼丹、菲律賓、琉球等地均有所發現，福建省崇安縣白岩出土的船棺用兩根大圓木分為底與蓋兩部分刳成，上蓋半圓形，內刳空，狀如船篷；底呈梭狀，內為長方形屍柩。因棺底部首尾經加工微微翹起，使船形十分逼真，遠望狀如在水上行走的船隻，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習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貴溪縣發現的懸棺多呈囷棺狀，蓋呈屋頂形，懸棺似是越人架木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獨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習俗的特點。
    廣西、福建等地發現的壁畫，是越人遺留的寶貴財富。著名的廣西寧明縣花山崖壁畫，位於明江右岸，距水麵250米，長達135米，繪有人、獸、器物形象1300多個。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僅0.3米。其中有雙手屈舉的男子，長發舞蹈的婦女，有腰佩環首刀的武士，亦有銅鼓和狗的圖像，關於壁畫的來曆有宗教祭祀，戰鬥場麵，生活記錄，勞動寫照等不同的說法。對於其完成的絕對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區流傳銅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鑄業中的精品，《後漢書·馬援傳》載，馬援往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引裴氏《廣州記》雲，俚僚鑄銅鼓。唯高大為貴，麵闊丈餘，鑄成後，賀者盈門。鼓麵常鑄有青蛙、蟾蜍動物形狀，大都無文字，鼓腹鑄有羽人、雙身船以及雲紋等紋樣。每逢喜慶節日，擊打銅鼓以為樂。銅鼓是越人傳統文化的手工藝品，亦是重要的樂器。
    古越人從語言文字、經濟生活、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繪畫音樂各方麵均創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為豐富中華民族文化的寶庫作出了貢獻。
    五、百越與秦漢的關係
    從秦始皇贏政開始，全部百越之地陸續被置於秦漢王朝的統轄之內。其間經過戰爭，置郡縣，封官職，遷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變化，終漢、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稱出現，有的已溶入當地居民，成為後來的漢族；有的代之以各種蠻、俚、僚的名稱出現於史冊。
    楚滅越後，越王子孫四散，搖占東甌地，稱東海王，無諸為閩越王，占有閩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將王剪滅楚，次年，降越君、置會稽郡。秦始皇統一天下，無諸與搖被廢為君長，以其地屬閩中郡，郡治設於東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嶺以南，於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的西甌地置桂林郡。於今廣西西南部及越南東北部的駱越和海南島的儋耳置象郡，於今廣東省東北及中部一帶的楊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農民起義中，曾被秦始皇廢為君長的閩越無諸和東海王搖紛紛率越人跟隨鄱陽令吳芮參加亡秦的鬥爭。其後，又輔佐漢朝擊潰項羽（籍）。公元前202年（漢高祖五年），漢高祖劉邦立無諸為閩越王，統轄原閩中郡故地，建都東冶，至公元前192年（漢惠帝三年），追敘高祖時越人所立功勞，認為閩君搖的功多，因立搖為東海王，建都東甌（今浙江省溫州市），又稱東甌王。至公元前154年（漢景帝三年）吳王劉濞反漢，東甌王初附濞，後又受漢指使殺濞於丹徒。濞子子駒逃亡入閩越，唆使閩越王出擊甌，公元前138年（漢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糧絕，求救於漢，漢武帝劉徹令莊助發兵援東甌，兵未至閩越即退兵而去。東甌王恐閩越再來攻，與廣武侯望同請漢朝，遷其眾4萬多於江淮之間，住廬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長江以北），故地為閩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漢建元6年〕，閩越王乘南越武帝趙佗新死，發兵攻南越，漢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韓安國出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兩路進軍，閩越王之弟餘善夥同親族，殺閩越王郢，馳報漢天子。請息攻。無諸孫繇君醜以此被封為越繇王，後餘善亦被封為東越王。但餘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義，幾次舉兵侵淩附近百越，兼並鄰國。公元前112年（漢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漢，餘善又與之暗中勾結，而當漢武帝出兵南征時，餘善又上書自請出兵8000以助，複私告南越。漢攻破番禺滅南越後，得悉餘善陰謀，遂屯兵豫章梅嶺。次年秋，東越王餘善在漢兵壓境的情況下，起兵反漢，封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攻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並自製“武帝”印璽於閩越稱帝一方，驕橫甚。漢武帝乃派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仆、中尉王溫舒、弋船下瀨將軍越侯等四路包圍，於公元前110年（漢元封元年）攻入東越。並以越衍侯吳陽作為漢使往喻餘善。餘善拒不聽，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縣），尚有甲兵數十萬。越衍侯吳陽率700人反東越，從內部攻越軍於漢陽（今福建省浦城縣境）。東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合謀，計殺餘善，降於橫海將軍韓說。因而，繇王居股被封為東成侯。建成侯敖被封為開陵侯，越衍侯吳陽被封為北石侯，東越將軍多被封為無錫侯等。閩越自公元前202年（漢高祖五年）無諸始封為閩越王起，傳位長子，旋長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餘善相繼誅殺，最後醜繼位而亡。共傳3代6王，曆92年。
    漢武帝以閩越地險阻，多反複，易為患，故徒其民於江淮間，東甌之地遂虛。遷至安徽壽春，合肥一帶的越人，有的居於山區，其後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稱出現，尤其在三國初期，成為孫吳政權的一大威脅。最早見於《後漢書·靈帝紀》雲：公元169年（建寧二年）丹陽山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山越名稱較繁，除山越外，亦有稱之為百越、楊越、夷越、東甌、閩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賊”、“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險而居的越人，分布於三國吳屬的丹陽、會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陽、廬陵諸郡及魏屬的廬江郡等地，居住範圍廣闊，其中又雜居大量漢人，形成為大分散、大雜居的局麵。“其幽邃民人，未嚐入城邑……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四處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當一部分居住山區與越人有緊密關係的漢人在內。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時逢亂世，平民依阻山穀，與越人雜處。所居者雖越地而其人多華夏，所以三國時的山越，“名為越而實非越”也。當時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鋼鐵器，從事山區農業，產量不高；有手工紡織業，交換不發達，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從未進入集市貿易的。他們的社會組織稱“宗伍”或“宗部”，首領稱“宗帥、渠帥”，與當時的一些大姓部伍無很大的區別。在宗帥統領下，往往以幾千人為單位進行戰鬥。戰則蜂起，敗則四散，帶有較濃厚的原始性質。東漢末年政治黑暗腐敗，民不聊生，深居山區的越漢人民亦受其害，史載“江淮間空盡”達到“人民相食”的地步。至三國孫吳統治時，亦是嚴刑峻法，刻剝無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斷揭竿而起，前後大小鬥爭有40餘次之多。而孫吳政權為了鞏固和擴大統治領域和兵源隊伍，以及增加賦役，故頻繁竭力鎮撫山越。公元238年（東吳赤烏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東六郡勇悍善戰的山越被收為吳國的士卒。並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於漢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