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7至9世紀，中國西南民族地區以洱海和滇池為中心出現了一個由彝族統治階級建立的南詔國政權，南詔國傳世13代，曆經274年之久，它與吐蕃政權同為唐帝國版圖內兩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最強大的政權，基本上與唐帝國相始終。由於南詔國地處西南極邊，與唐、吐蕃為鄰，處於唐、吐蕃之間，因此在唐帝國的西南邊疆形成了唐、詔、蕃三方勢力錯綜複雜的紛爭局麵，成為公元7至9世紀西南各族曆史發展的主線，西南各民族皆在南詔國的統治下繼續發展。
    第一節南詔的起源和建國
    一、南詔建國前西南民族地區的政治局麵
    南詔建國前，西南民族地區的政治局麵錯綜複雜，各民族地方勢力群雄爭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麵。早在魏晉時期，被稱為南中或南寧州的“大姓”和“夷帥”發展很快（第三編第四章已詳述），到4世紀初（東晉初年）南中大姓勢力曾一度受到東晉南夷校尉寧州刺史的嚴重打擊而衰落一時，但此後“大姓”、“夷帥”之間的兼並更為激烈，互相兼並的結果最後隻剩下一個爨氏“大姓”集團。爨氏便趁機盤踞寧州，隻在形式上仍對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實際是在地方閉關自守以發展和鞏固自己的勢力。到公元6至7世紀（隋末唐初），爨氏已形成為兩股強大的地方勢力，稱為“兩爨蠻”，即“東爨”和“西爨”，於是爨氏便稱王於一方，“土民爨瓚竊據一方，國家（北周）遙授刺史”，爨瓚之子爨震襲職後，更是“臣禮多虧”。爨氏勢力所占據的地區“延袤二千裏”，“遂王蠻中”。爨氏的強大已對統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6世紀末任益州總管的梁睿就曾兩次上書北周大丞相楊堅，建議征伐爨氏豪酋勢力，但當時北周還沒有力量去經營南中地區。581年，楊堅建立了隋王朝，這時打破南中爨氏割據，改變南中地區紛爭的狀況已勢在必行，於是隋王朝派兵開通到西南的道路，接著又派遣韋衝為南寧州總管，梁毗為西寧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還在南中地區設置恭州（今雲南省昭通市）、協州（今雲南省彝良縣）、樣州（貴州省境）。此時割據寧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歸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為昆州（今雲南省昆明市附近）刺史。隋朝在西南地區統治的加強，對穩定這一地區的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隋朝派到南寧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當地各族人民的不滿，“（韋衝）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衝既至南寧（州）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趨參謁。其兄子伯仁隨衝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於是以爨翫為首的地方貴族勢力便起來反抗。隋朝為了徹底消除爨氏割據勢力，於公元597年（開皇十七年）派遣史萬歲率兵前往鎮壓爨翫的叛亂。隋軍自西寧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自晴嶺川（雲南省永仁縣），經弄棟（雲南省姚安縣），次大勃弄（雲南省祥雲縣）、小勃弄（雲南省彌渡縣）……度西二河，入渠濫川（雲南省昆陽縣），行千餘裏，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取得了一係列的重大勝利，爨翫投降。但是由於史萬歲受賄，沒有給予叛亂的爨氏首領爨翫以致命打擊，第2年爨翫複起反抗，隋朝再派楊武通率兵前往鎮壓，俘虜了爨翫及其子爨宏達等，並將他們押解長安。經過這兩次大的軍事打擊，爨氏統治集團的中心人物被消滅，爨氏勢力遭到致命的打擊，爨氏統治區域縮小到原建寧、晉寧2郡地，但終隋之世，隋朝並未徹底解決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勢力。
    公元7世紀初（唐初），南中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部落支離”，“首領星碎”的局麵。洱海一帶六詔爭相崛起；滇東的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內部也很不統一；邊遠地區的各部更是經常互相進行掠奪性戰爭。這就嚴重影響了南中各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族生產生活的安定，這一地區的統一和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也成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淵在建立唐王朝後，便立即著手“開南中”的工作。唐朝首先釋放了爨翫（這時已死）的兒子爨宏達，並將其送回雲南，任命他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響，以“誘諸部”歸附，於是西南少數民族中的貴族上層紛紛歸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領地範圍內廣者設州，狹者設縣，任命這些上層為刺史、縣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更積極開展對西南各部族的招撫，然後廣設羈縻州縣，從621年到649（唐武德至貞觀年間）唐朝先後在西南民族地區設立了104個羈縻州縣。為了進一步開發南中，679年（調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安南都護府，與北部的戌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宜賓市）、東北部的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彭水縣）相配合，從四麵向西南民族地區推進。
    對滇西洱海地區唐王朝也積極進行開拓，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區的姚安一帶設立雲南郡，以此為據點，招誘西洱河地區六詔中烏蠻上層，任命他們為羈縻州具的刺史、縣令。到664年，唐王朝改雲南郡為姚州都督府，進一步加緊對洱海地區的控製。然而洱海地區的烏蠻貴族也在那裏“兵戈相防”，尋找機會擴大自己的勢力，兼並鄰部的領土，實際上姚州都督府並未起到控製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稱霸滇東和唐初經營南中時，滇西洱海地區的“河蠻”和“烏蠻”勢力亦逐漸發展壯大。公元6至7世紀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圍地區居住的許多河蠻部落，大小數百個，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有數十種姓氏，其中楊、趙、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蠻”即西洱海河區的“白蠻”，這些河蠻無大君長，各姓分散，不相統一，各自發展著自己的社會經濟文化。
    在西洱河地區除眾多的分散的河蠻村社外，還有更多的烏蠻部落與河蠻相互交錯聚居，特別是得海西南地區山穀中有很多的烏蠻部落，這些烏蠻部落是南詔建國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區的河蠻、烏蠻，由於他們地處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帥戰亂的影響較少，並有從滇池、滇東因戰禍而遷往洱海地區的漢族移民，他們直接促進了洱海各部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如河蠻有使用漢字記音的白文，有了曆法，社會組織已進入了以地域為單位的農村公社階段。經濟上農業較發展，農作物有稻、粟、麥等，掌握了養蠶繅絲，種麻紡績的技術，能畜養牛、馬、豬、羊、雞、犬等家畜和家禽。這些都為南詔統一六詔，建立南詔國打下了物質基礎。
    二、六詔的興起和蒙舍詔（南詔）勢力的增強
    6世末7世紀初（隋末唐初），在滇東爨氏逐漸衰落的時候，滇西洱海地區的烏蠻、河蠻（白蠻）的社會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特別是洱海地區的烏蠻各部更是急劇地發展起來，形成了6個強大的奴隸主統治集團和4個勢力較小的奴隸主集團，文獻稱為“六詔”或“八詔”。即《蠻書》所記載的“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關於六詔史事自《蠻書》以後有很多文獻記載，《新唐書·南詔傳》雲：“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嶲詔、浪穹詔、越析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六詔的分布區域是：
    蒙嶲詔，在巍山縣北至漾濞江一帶，故又稱為漾備詔；
    越析詔，又稱磨些詔，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雲南省賓川縣賓居街一帶；
    浪穹詔，在今雲南省洱源縣一帶；
    邆（鄧）睒詔，在今雲南省洱源縣南部的鄧川一帶；
    施浪詔，在今雲南省洱源縣、鄧川之間；
    蒙舍詔，在今雲南省魏山縣南，位居其它五詔之南，故又稱南詔。
    六詔中除越析詔是由磨些（納西）族組成的外，其餘五詔皆為烏蠻，即漢晉時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來的，他們是現代彝族的先民。
    六詔以外在洱海地區還有4個勢力較弱的統治集團，他們是石橋詔（在今雲南省下關市一帶），以石橋城而得名；石和詔（在今雲南省大理市風儀鎮一帶）；白崖詔（在今彌渡縣紅崖盆地）；劍川詔（在今雲南省劍川縣）。這4個統治集團比之六詔其勢力要弱小得多。
    六詔的勢力在6世紀末7世紀初時大致相當，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詔地域最大，兵力較強，蒙舍詔比之二詔稍弱。但自7世紀初以後，蒙舍詔有了迅速的發展，很快發展成為六詔中的最強大者。
    蒙舍詔（南詔）起源於巍山，許多史誌皆記載蒙舍詔的始祖為舍龍（又名龍伽獨），明代蔣彬《南詔源流紀要》說：“舍龍自哀牢將奴羅居蒙舍，耕於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衍，部眾日盛。”舍龍是為避仇家自哀牢遷居蒙舍川後才開始逐漸從半農半牧轉入定居農業的。
    經過舍龍、細奴羅父子在巍山的開發，其勢力迅速增長，迫使當時蒙舍川地區的白子國主“雲南大將軍”張樂進求不得不將王位禪讓給細奴羅，擁載細奴羅為王。張樂進求還以女妻細奴羅，並“舉國遜之”。這樣以和平禪讓與和親的方式，解決了以細奴羅為首的烏蠻部落與張樂進求為首的白蠻（河蠻）部落之間的長期爭鬥，細奴羅終於成為巍山南部的最高統治者、蒙舍詔的大酋長。蒙舍詔自細奴羅後，又曆經羅盛、盛羅皮、皮羅閣幾世的艱苦創業，蒙舍詔日漸強盛起來，終於在8世紀初建立起強大的南詔國政權。
    三、南詔國的建立
    當7世紀末，唐朝正積極經營洱海地區的時候，此時唐朝西南邊疆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位於唐朝西鄰的吐蕃奴隸主勢力迅速壯大起來，統一了青藏高原各部。並不斷派兵進攻唐朝西境，同時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雲南洱海地區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省鹽源縣）地區，還與唐爭奪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縣），其勢直逼成都。吐蕃勢力已構成對唐朝西南邊疆的威脅，因此唐與吐蕃在洱海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吐蕃勢力南下時，已經控製了洱海北部的劍川、浪穹一帶的一些烏蠻部落，如果洱海其餘地區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邊疆將受到更為嚴重的威脅。而當時洱海地區的烏蠻貴族們，為擴展自己的勢力，則利用唐、蕃之間的矛盾，朝秦暮楚於唐、蕃之間，形成洱海地區的一些烏蠻貴族們“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對唐、蕃“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之下，唐朝便決定從洱海各部中選擇一個奴隸主集團加以扶持，讓其統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製洱海地區的局勢，又能遏製吐蕃勢力的南下，減輕吐蕃對唐朝西南邊境的壓力。權衡之後唐朝選擇了南詔（蒙舍）奴隸主集團來完成統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選中南詔，是因為在洱海地區的六詔（或八詔）中，南詔的社會生產較之其它各詔為高，“蒙舍川……當五詔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詔，同在一川（平壩），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數十裏，多魚及菱芡之屬……然邑落之眾，蔬菜水菱之味，則蒙舍為尤殷”。畜牧業也與農業相配合發展較快，“孳牧繁衍”，說明農牧業都相當發達，這是統一六詔的物質條件。又因南詔地處六詔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於唐朝對其進行控製。加之南詔在政治上一貫靠攏唐朝，“率種歸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絕書，供獻府無餘月”。南詔第一代王細奴羅曾於永徽四年（653）被唐朝封為巍州刺史。細奴羅之子羅盛於武後時向唐朝入貢，大蒙恩獎，敕鴻臚安置，賜錦袍、金帶、繒彩百匹，關係極為融洽。南詔還主動為唐朝討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詔，表示忠於唐王朝。這些原因促使唐朝選擇南詔來完成統一洱海地區的使命。
    從734—737年（開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調動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協助南詔進行統一洱海地區的活動。唐朝派禦史嚴正海等與南詔王皮羅閣一起製訂了統一各詔及各部落的戰略。
    734年皮羅閣之子閣羅鳳在嚴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進攻石和城（今雲南省鳳儀縣），皮羅閣率兵攻下石橋城（今雲南省下關市），乘勝奪取了太和城（今雲南省大理市太和村），並擊敗了鄧睒詔，占領了大釐城（今雲南省大理市喜州），接著在大釐城以北築龍口城（今上關），很快控製了原西洱河河蠻各部地區。河蠻地區原先是受已歸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詔、施浪詔、鄧睒詔）所管轄，於是“三浪”便聯合起來對付南詔，因此皮羅閣親率南詔兵與“三浪”抗爭，將“三浪”打敗，“三浪”殘部退守劍川。736年唐朝又派內給事王承訓率唐兵與皮羅閣“同破劍川”，將“三浪”徹底擊敗，統一了“三浪”地區。同時皮羅閣還出兵越析詔，將越析詔消滅，統一了賓川地區。在南詔王皮羅閣出兵統一洱海以北四詔的時候，對於與南詔毗鄰的蒙嶲詔則采取了非軍事統一的方法，這是由於蒙嶲詔與南詔是近親部落，因此皮羅閣便以“推恩嶲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詔的部眾，進而將其領土兼並，統一了蒙嶲詔。至此，南詔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統一洱海地區各部的使命。
    南詔皮羅閣在“效命”、“輸忠”於唐朝的情況下完成了對六詔的統一。由於皮羅閣統一六詔的“功績”，於是唐朝便對皮羅閣進行加封，“開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帥蒙歸義為雲南王……西南大酋特進越國公”。皮羅閣的諸子皆被唐朝封為刺史。唐朝對皮羅閣的冊封，標誌著南詔國曆史的正式開始。
    南詔國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區長時期的部落與村社之間的紛爭局麵結束了，使原來互相對立的、但社會經濟的發展又要求共同聯係起來的各個小部落集團統一了，這就有利於洱海地區各族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南詔王被唐朝冊封為“雲南王”，南詔王就成為唐朝設在洱海地區統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長官，這是我國古代統一多民族的常見形式，因而它有利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漢族與西南各民族之間的聯係，有利於漢族與西南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四、南詔國的對外擴張
    唐朝扶植南詔統一六詔的目的是企圖借南詔的力量抵禦吐蕃，以保證唐朝西南邊疆的安全，但是南詔也有自己的打算。當南詔在力量薄弱時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對唐朝百般恭順，及至完成對洱海地區的統一，力量壯大之後，南詔烏蠻奴隸主們的擴張欲望便一發而不可收，因此對其鄰境進行了不斷地、大規模的戰爭。
    南詔向外擴張的第一個目標是滇東兩爨地區。8世紀中葉，滇東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各部的經濟已很繁盛，部落人口眾多，“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對這片肥沃豐饒之地南詔早有奪取之意。正當南詔意欲得到兩爨之地時，發生了滇東爨氏的反唐鬥爭，為南詔奪取兩爨地區提供了機會。
    746—747年，唐朝為鞏固在兩爨地區的統治，便加緊在滇東開辟“步頭路”，修築安寧城，企圖在滇東爨區建立起統治據點。但是唐朝的這一行動激怒了滇東諸爨領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領聯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孫希莊、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鎮壓，同時唐朝又決定征調南詔兵配合行動，窺伺滇東爨區已久的南詔王皮羅閣便立即率兵東進。在唐、詔大兵壓境之下，滇東諸爨恐懼，內部開始分裂。皮羅閣便利用諸爨內部的矛盾，進一步挑起諸爨內部的紛爭，最後乘機盡滅諸爨領主，占有了滇東兩爨地區。
    748年（天寶七年）皮羅閣死，其子閣羅鳳繼為南詔王，閣羅鳳命令進駐爨區的白蠻將領楊牟利以武力脅迫諸爨領主和爨區白蠻20餘萬人西遷保山一帶，並將唐朝的勢力也擠出滇東，從而完全控製了滇東爨區。
    南詔占領滇東爨區後，與唐朝在雲南的利益發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殘暴統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引起洱海地區各族人民的不滿，閣羅鳳也不能忍受唐朝越來越嚴厲的控製。為了完全擺脫唐朝的控製，於是閣羅鳳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殺了雲南郡太守張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派遣劍南節度使鮮於伸通、侍禦史劍南留後李窗率兵4次征討南詔，唐兵皆被南詔擊敗，唐詔關係破裂，閣羅鳳北臣吐蕃，與吐蕃結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寶十五年），詔、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詔與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會同以下歸南詔所有。唐朝從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撫蠻夷”的重要據點，為南詔繼續向北擴張掃清了障礙。
    南詔在攻下姚、嶲州後，解除了唐朝北來的壓力，接著便發動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擴張戰爭。
    762年（寶應元年）冬天，閣羅鳳親率大軍西開尋傳，征服了金齒、銀齒、繡腳、繡麵、尋傳蠻、裸形蠻、樸子蠻、望蠻等民族地區，其軍隊西達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鮮山一帶，將眾多的部落和民族納入南詔國的統治範圍。
    南詔利用與吐蕃結盟的機會，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但隨之而來的是吐蕃對南詔的控製日趨嚴重，最後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南詔王異牟尋轉而尋求與唐和好，於794年（貞元十年）唐、詔在點蒼山重新立盟和好，這就又一次給南詔統治者帶來繼續對外擴張的機會。
    唐、詔再次結盟後，南詔便立即向吐蕃出兵，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奪取了鐵橋等16座城池，占領了今雲南劍川、鶴慶、麗江一帶。
    795年（貞元十一年）又麾軍東向，攻下了長期被吐蕃控製的昆明城（今四川省鹽源縣），統轄了金沙江以北、雅礱江以西的部分地區，將其勢力擴展到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南詔在北攻吐蕃之後，又調兵南下，向今西雙版納地區發展，征服了茫蠻中的茫天連、茫吐薅、茫盛恐、茫鮓、黑齒等十部及穿鼻蠻、長鬃蠻、棟峰蠻等許多部落，將其南部疆界推向女王國（今泰國北部南奔府一帶）以北。
    8世紀末9世紀初，是南詔勢力最強盛的時期，而此期間唐朝勢力又日趨衰落，這就為南詔繼續向外擴張提供了條件，於是南詔不斷發動了對唐朝邊境的擴張戰爭。
    816年（元和十一年）南詔出兵攻唐安南都護府（今越南北部）邊境。
    822年（長慶二年）派兵攻入黔中，將其勢力向貴州境內發展。
    854年（大中八年）南詔趁安南都護府經略使李琢貪暴失民心之機，派大軍將段酋遷攻陷安南都護府，占領了安南都護府北七館洞地及棠魔蠻等地。860年以後，南詔向唐朝邊境的軍事擴張更為頻繁，“鹹通以來，蠻（南詔）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860至874年南詔曾兩次進兵安南都護府和邕管（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西部），這些地區的一部分或長或短時間內成為南詔的統治範圍。
    南詔經過皮羅閣到世隆期間的不斷擴張，南詔最強盛時的疆域已是“東距爨，東南屬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國北部南奔府），西南驃（今緬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東北黔巫”。南詔已成為唐朝西南邊境強大的政權。
    五、南詔國的政治軍事製度
    南詔國是一個多民族的集合體，作為這個多民族集合體的統治機構——南詔政權，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體，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相結合，行政上的長官往往同時又是軍事首領。南詔的政權機構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級。
    中央政權機構：
    南詔政權的最高政治、軍事統治者是南詔王，王室世係屬於原蒙舍詔的蒙氏貴族，南詔王“坐東向……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南詔國的都城最初設在太和城（今大理縣太和村），至異牟尋時遷往陽苴城（今雲南省大理縣城）。
    南詔宮廷內協助南詔王處理全國軍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軍將，清平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讚……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選一人為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清平官中推選出的內算官權力最大，有如唐製的中書令，掌握機密，有權代國王判押處理大事。兩副內算官輔助內算官行使權力。還有“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判”。外算官領六曹，凡六曹下發的公事文書，皆由外算官與本曹出文下達執行。
    大軍將是最高武職軍銜，其中有12人的官階與清平官同列，參與南詔王的議事活動，主管軍事。“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尤殊者，得除授清平官”。大軍將以軍事任務為主，同時也兼管中央、地方行政。
    南詔中央政權的高級官員中，還有兩名“同倫判官”，負責向六曹長傳達南詔王的指令，屬於南詔王的親信。還有羽儀長8人，係南詔王的侍從官，由貴族子弟擔任。
    南詔國中央政權的國務行政機構是六曹，曹長分別由清平官或大軍將兼任。每曹設曹長1人，主持外司公務。六曹是：兵曹（主兵）、戶曹（主戶籍）、客曹（主禮賓外交），刑曹（主刑法）、工曹（主官人）、倉曹（主財政）。南詔的六曹是仿效唐朝州府的六曹製度稍加改變而設置的。南詔中期以後又將六曹改為“九爽”，“爽猶言省也”，是唐朝中央官署“省”的音譯。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業），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九爽官員均由清平官或酋望、大軍將兼任。九爽與六曹相比增設了慈、厥、禾三爽，這是9世紀以降根據南詔社會經濟的發展對統治機構所作的相應的變動。此後南詔國的一切政令皆通過九爽下達而執行。
    地方政權機構：
    南詔的地方政權機構，因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差異和民族情況的複雜，故而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所設的政權機構並不一致，大體是以洱海為中心，在全國設十瞼、六節度、二都督。
    南詔在其統治中心洱海地區設“十瞼”，“夷語瞼若州”，即如唐的州。十瞼是：雲南瞼（治今雲南省詳雲縣雲南驛）；白崖瞼，亦稱勃弄瞼（治今雲南省彌渡縣紅岩）；品澹瞼（治今雲南省詳雲縣）；鄧川瞼（治今雲南省洱源縣鄧川）；蒙舍瞼（治今雲南省巍山縣）；大厘瞼，亦稱史瞼（治今雲南省大理縣喜州）；苴芋瞼，亦稱陽瞼（治今雲南省大理縣）；蒙秦瞼（治今漾濞）；矣和瞼（今洱海東北）；趙州瞼（治今雲南省下關市鳳儀）。十瞼在南詔的疆域中隻占極小部分，但其地位卻十分重要，這裏有南詔都城太和城、陽苴城和大厘城、龍尾城、龍口城、鄧川城、白崖城等重要城鎮。這裏還是南詔的發詳地，是其統治西南各民族的根據地，又是南詔政治、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因此十瞼地由南詔王直接管轄，作為南詔國統治的根據地。
    南詔在十瞼之外，又在全境設六節度、二都督。六節度是：弄棟（治今雲南省姚安縣），永昌（治今雲南省保山縣），銀生（治今雲南省景東縣），劍川（治今雲南省劍川縣），拓東（治今雲南省昆明市），麗水（在今伊洛瓦底上遊兩岸）。二都督是：會川（治今四川省會理縣），通海（治今雲南省通海縣）。節度和都督同是仿唐製，是在唐朝都督府、羈縻州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節度設節度使為最高長官，都督有一名最高軍事長官，均由大軍將兼任，由南詔王直接任命。節度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權又具有軍事權，是這一地區的最高統治者。
    南詔國還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文武官員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南詔軍隊的數額並不固定，根據戰爭的需要隨時增減，《蠻書》說“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779年（大曆十四年）異牟尋與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邊境一戰卻出動大軍20萬，863年（鹹通四年）南詔進兵安南都護府時兵力達10萬之多，可見南詔兵員數額變化之大。
    南詔軍隊分為3種。一是鄉兵，這是南詔軍事力量的基礎，是村社的壯丁平時為農戰時為兵組成的，每到農閑時對鄉兵進行嚴格的訓練，每年11—12月份，還要檢查訓練的情況。二是常備軍，是從鄉兵中選出的優秀者，因此大多能征善戰，是南詔軍隊的核心。三是境內各民族部落武裝，是從各民族中征調來的，也是南詔軍隊的重要來源之一，這些各民族兵士驍勇善戰，每戰必使其充任前驅。
    南詔軍隊的最高統帥為南詔王，軍事編製以鄉兵為主，按照居地遠近，編為東西南北4個軍，每軍置一將，統率1千人或500人。統帥4個軍的軍官稱軍將。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編之軍也多少不等，所以管軍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的區別。“每歲十一、十二月農田收獲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穀，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胄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出兵征戰，以2500人為一營，每兵士攜帶糧米1鬥5升，魚幹若幹，此外別無給養。由於擔心糧盡，因而求勝心切，使南詔軍隊雖強但不能持久作戰，這是南詔軍隊的致命弱點。同時南詔規定軍行出境允許士兵劫掠，以供軍需。這種無後勤供應專靠劫掠的軍隊，對戰地的破壞極為嚴重，因此所到之處必然遭到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南詔後期又不斷頻繁地發動這類掠奪性的戰爭，這就是南詔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節南詔的經濟與文化
    南詔時期是雲南經濟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區西移洱海地區的時期。由於各種原因和影響，南詔的社會經濟文化在其政治發展的同時也有較快的發展，無論是南詔的奴隸製經濟還是文化藝術都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南詔奴隸製經濟的發展
    南詔統治的區域廣大，境內居住著眾多的民族和部落，各民族和部落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因而其經濟發展水平也是極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表現在有的民族由於所處地理位置和受中原先進經濟的影響而產生了封建經濟的因素，如滇池、洱海地區的部分民族有封建經濟的萌芽；有的邊遠地區或高山地區的民族則處於原始落後的階段；有的民族又處在奴隸製經濟的發展階段。根據有關記載南詔社會經濟的文獻史料來看，南詔經濟從總體來說奴隸占有製經濟占著主導的地位。
    在南詔統治區內，主要生產資料——土地和勞動力——奴隸歸南詔王所有，即屬於南詔奴隸主統治集團占有。南詔統治者在其統一六詔及其以後的擴張中，采取了殘酷的以武力奪取各部落土地的手段，強迫各部族人民離開原來的居住地，使之完全喪失土地，爾後將土地收歸南詔政權所有，再將這些土地劃分為若幹區域，即許多莊園，每一區（莊園）直徑大約15公裏，“疆畛連延或三十裏”。歸所在地的城、鎮政權官吏經營，地方官吏再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監守”催促強迫佃人（奴隸）進行勞動生產。佃人們在“監守”嚴密的監督下進行生產，產品“收刈已畢，蠻官（田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農戶（佃人）的勞動產品，生產者（佃人）隻能得到僅夠維持最低生活的糧食，餘者全部巋奴隸主集團所有。這種生產關係稱之為南詔佃人製——奴隸生產關係。
    南詔社會內部劃分為奴隸主與奴隸、平民和部落百姓兩個對立的階級。奴隸主階級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土地和勞動者——奴隸，奴隸主階級統治和奴役奴隸、平民和部落百姓。
    南詔的各個經濟部門都普遍使用奴隸勞動。南詔的主要經濟部門是農業。早在南詔始祖細奴羅時便“耕於巍山之麓”，就已經從畜牧業經濟為主過渡到以農業經濟為主了。南詔農業廣泛使用奴隸生產。奴隸來源於三個方麵：
    一是南詔統治者以強製手段遷徙的各部族人民，使他們離開原來世代居住和耕種的土地，變成完全喪失生產資料的生產奴隸，這種奴隸的數量很大。據文獻記載，746年（天寶五年）南詔占領西爨（滇池地區）後，一次就強迫遷徒20萬戶白蠻於永昌（今雲南省大理州和保山地區），然後又將東爨烏蠻遷至西爨地區。
    794年（貞元十年）遷弄棟（今雲南省姚安縣）白蠻於永昌城。同年又遷河蠻於滇東北和拓東。
    832年（大和六年）又強擄驃國（緬甸）百姓3000至昆明（今四川省鹽源縣）。還將成千上萬的漢裳、施蠻、順蠻、撲子蠻等族人民遷到滇池地區成為生產奴隸。據文獻記載統計，南詔這種遷徙移民配隸的各族人口不少於100萬。這種大規模的移民配隸措施是南詔統治集團加強其統治和解決奴隸勞動人手的一種手段，南詔將各部族互相遷徙的結果使他們處於完全失去生產資料的境地，然後將他們重新組織在新地區的奴隸生產之中，成為南詔農業上的主要勞動人手。這種大規模人口遷徙還有其更深的意義。從政治上看，南詔將滇池地區的“西爨白蠻”20萬戶遷到滇西，這就有利於南詔政權對兩爨地區的直接統治，又將與統治者同一族屬的“東爨烏蠻”移入西爨地區，從而又鞏固了對滇東北地區的統治；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由於西爨地區先進的白蠻遷居比較落後的滇西地區，促進了滇西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結果使雲南經濟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區轉向洱海地區，洱海地區便成為南詔、大理政權500年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同時又由於滇東比較落後的烏蠻移居到滇池周圍農業較發展的地區，也使滇東烏蠻從畜牧業為主的經濟進到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促進了滇東烏蠻自身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是戰爭中擄掠的戰俘或其它各族人民。南詔曾和唐朝進行過多次戰爭，尤其是在天寶年間和南詔王勸豐祐時戰爭更為頻繁。在戰爭中被南詔俘虜的漢族人口數量極大，被俘的漢族人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唐兵進攻西洱河時兵敗潰散被俘的，另一種是南詔軍隊進攻內地擄掠來的漢族人口。751—754年（天寶十年至十三年）唐將鮮於仲通、李宓兩次進兵南詔，敗於西洱河，全軍覆沒。前後兩次戰爭唐軍損失軍隊20萬人，其中除一部分戰死外，其餘大部分被南詔俘虜後作為奴隸。756年（至德元年）南詔進兵寓州，此次俘掠的“子女玉帛百裏塞途”，“越嶲再掃、台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虜”，連西滬縣令鄭回也被俘。所俘漢族人口之多可想而知。829年（大和三年）起，南詔三次攻入成都，僅829年一次“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俘掠的人口數量也是很大的。832年（大和六年）進攻驃國，俘虜3000人。835年（大和九年）攻破彌臣國，又俘獲3000人。858—866年南詔軍隊攻入廣西、黔中等地，先後俘掠10萬餘人。
    三是通過買賣而來的各族人口。買賣人口也是南詔奴隸來源之一。713年（開元元年）南詔攻陷姚州，姚州都督漢族判官郭仲翔被俘為奴隸後，曾先後被轉賣4次，經10年最後被其友吳保安重金贖歸，吳在回嶲州時又從雲南購買女奴隸10人。9世紀中葉，喻士珍任嶲州刺史時，就專門擄掠今涼山西部的兩林、東蠻人口賣與南詔為奴隸，說明南詔及附近地區奴隸買賣之盛行。
    南詔通過上述三種途徑所獲得奴隸的數量相當之大，總計在150—200萬左右，這個數目大大超過南詔境內自由民的人數。這些奴隸大多用於農業生產，奴隸勞動成為南詔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
    在南詔所實行的授田製中大量使用奴隸生產。按規定南詔的上官（大奴隸主）授田40雙（每雙合5市畝），上戶授田30雙，中戶、下戶各有差降。上官、上戶得到如此多的土地，決非一家勞動力所能耕種，這些上官上戶的土地必然使用奴隸進行勞動生產，這也是奴隸主們支持南詔王進行對外掠奪戰爭的原因，其目的是為了得到奴隸，以補充奴隸勞動的不足。
    南詔的手工業也使用奴隸勞動，南詔將奴隸組織在紡織手工業中，奴隸們織的絲綾錦絹，“蠻（奴隸）及家口不許為衣服”，產品全部歸奴隸主所有，隻給奴隸少許極粗糙的殘次品為衣。
    829年（大和三年）從成都掠來的數萬工匠和“巧兒女工”也被組織於奴隸手工業勞動之中。南詔的采礦業中廣泛使用奴隸勞動，將成批掠來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隸配麗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835年（大和九年）將從彌臣國掠奪來的三千人“配麗水淘金”，“河睒蠻法，男女犯罪多送麗水淘金”，所得的產品“納官十分之七八，其餘許歸私。如不輸官，許遞相告”。南詔在水利建設和城市建築中同樣大量使用奴隸勞動。南詔修建蒼山高河水利灌溉係統、昆明金汁河、銀汁河等水利工程時大都用奴隸充當勞動力。在修築大釐城、陽苴城、太和城、雲南城、拓東城和佛教寺、塔時也大量使用奴隸勞動。更有甚者是南詔統治者為滿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許多富麗堂皇的宮殿，如著名的南詔五華樓，這些宮廷建築無不浸透著奴隸們的血和淚。事實說明奴隸勞動已成為南詔社會生產的基礎，南詔奴隸製的特點完全表現出來了。
    二、南詔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南詔的生產力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農業、手工業生產水平都較高。南詔“土地肥沃，宜稻禾”，農業上糧食作物品種繁多，據記載，當時滇東、滇中、滇西地區的農作物有稻、麥，豆、麻、黍、稷等，五穀品種齊全，既有北方作物麥、黍、稷，又有南方傳統作物稻，豆類作物也有種植。南詔農作物的種植技術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實行複種，“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粳田稻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禾”。也就是《新唐書·南詔傳》所記的“犁田以一（應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這種耕作法延至明、清兩代而不衰，甚至近現代乃至今日在雲南還可見到這種古老的耕作方法。對於南詔的農耕技術，《蠻書》曾作過較高的評價：“蠻治山田，殊為精好。”這就是對南詔農耕技術的總概括。
    南詔的畜牧業也是“六畜興旺”。據《西洱河風土記》載：“畜有牛、馬、豬、羊、雞、犬。”《蠻書》亦說“畜產有豬、羊、貓、犬、騾、驢、豹、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詔所產馬當時已聞名全國，日行數百裏的“越睒”被稱為神駒。馬的飼養不僅在野外放牧，還修建了馬廄，采用槽櫪喂養，一槽有馬數百匹。南詔還飼養鹿，“西洱河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養鹿也是南詔畜牧業的一部分。
    南詔的園藝種植也很發達。《蠻書》卷九說：“南俗務田農菜圃。”《南詔德化碑》還專門提到“園林之業”。據各種文獻的記載，南詔菜蔬類有“蔥、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檳榔、河黎勒、椰子、甘桔、甘蔗、橙、柚、梨、杏等。
    南詔還有柘蠶養殖和茶樹種植業。南詔不養桑蠶而養拓蠶，“蠻地無桑，悉養柘”，“食蠶以柘”，村邑人家所種柘林多者數頃，柘林樹幹高數丈，初蠶在2月出，3月中出繭，所抽之絲織錦絹極為精致。南詔的茶葉生產主要在銀生城界諸山，即南詔銀生節度之地，今雲南省景東至西雙版納地區，南詔統治者所飲之茶全部來自銀生產地，這就是後來聞名中外的普洱茶。
    南詔手工業生產水平也較高。南詔手工業以金屬的冶煉和鑄造著稱。麗水（伊洛瓦底江）、長傍、藤充（騰衝）出金，所產片金大者重達1斛至2斛，小者也有三兩五兩。會同川（今西川省會理東）產銀，諾睒川（今四川省黎溪縣境內）出錫。南詔的金銀製造業已有一定的規模，統治者、貴族使用的器皿、裝飾品、婦女的首飾、高級官吏佩帶的錦帶，大多為金銀製品，還有用黃金鑄成的純金佛像。南詔的冶銅業很興旺，所煉之銅大多用於製作佛像和銅鍾。豐祐時在重修崇聖寺三塔時就用4萬餘斤銅鑄造佛像1萬餘尊。崇聖寺有建極（世隆年號）十二年（871）鑄造的銅鍾，此鍾直徑丈餘，厚一尺，鍾聲可傳80裏。鑄造這樣的巨鍾工藝要求很高，需要有規模較大的手工冶鑄作坊和一定數量的工匠，這口鍾大約是官營作坊或大奴隸主作坊的產品。南詔的冶鐵技術很高，南詔軍隊大部分進攻性武器皆為鐵製品或鋼製品，最著名的有鐸鞘、鬱刀、南詔劍等。鐸鞘出麗水，狀如刀乾殘刃，裝以金穹鐵簜，其鋒利是“所指無不洞”，鐸鞘尤受南詔王的器重，每次征戰都必佩鐸鞘。鋒鞘分為6種：綠婆摩求、虧雲孚、鐸芤、鐸摩那、同鋒、朱苛。鬱刀是僅次於鐸鞘的兵器，有其絕妙的鍛造秘方，要用毒藥、蟲、魚之類，淬以白馬血，經1o數年乃成，刀刃有巨毒，中人肌膚者立死。南詔劍，是貴族和平民時刻不離身的武器，造劍之法是“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顯然是煉鐵成鋼的鋼製品。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南詔劍中以浪人詔劍最為鋒利，故稱浪劍，南詔王所佩即為浪劍，已傳六七代了。南詔冶鐵技術水平還可以從南詔時所建金沙江鐵索橋和“南詔鐵柱”的鑄造反映出來。現存彌渡縣蔡莊鐵柱廟內的“南詔鐵柱”，高3.30米，圓周長1.05米，鑄於南詔王世隆建極十三年（872年），由於鐵柱太高，無法一次鑄成，分5次鑄造，然後再連接在一起。
    南詔製造槍、矛、甲胄、弓箭等技術也較高。南詔槍、箭多用斑竹製造，斑竹產於蒙舍詔白崖山穀之中，實心，圓而緊密、柔細，彈性好，具有輕便結實的特點。南詔的紡織業以絲織品為主。柘蠶抽絲，精者紡絲綾，亦用之織錦和絹，其紡絲染色後成為上服。所織之錦，紋頗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繡，南詔王、清平官的禮服上皆刺有錦繡。南詔紡織業在大和三年（829）以後技術有了顯著提高，其原因是南詔將這些有技術的漢族工匠與南詔手工業者組織在一起進行生產，傳授了先進的紡織刺繡技術，促進了南詔紡織技術水平的提高，不僅能織過去不能織的綾羅產品，而且此後“南詔自是文工織與中國埒”，其紡織技術水平已和內地一樣了。南詔紡織業中還有木棉織品，南詔的銀生和麗水兩節度各族人民收集娑羅樹子（木棉樹）破殼取其中白如柳絮的纖維紡為絲，織成方幅，男女都用以做衣服，稱為籠段或娑羅籠段，這種木棉織品是在漢晉時期桐華布的基礎發展而來的。
    南詔的煮鹽業十分發達，鹽的品種很多，安寧、滬南、昆明城（今四川省鹽源縣）、劍川、麗水、銀生城（今雲南省景穀縣）南部都有鹽井。安寧郎井鹽尤為著名，所產之鹽潔白味美，隻準南詔王一家食用。煮鹽之法和內地一樣。由於鹽井眾多，南詔還設官管理鹽業事務，製定了煮鹽、銷售的法令，“蠻法煮鹽，鹹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大生產部門的發展，用於交換的商品生產的增加，使南詔的貿易開始活躍，在南詔後期還專門設置“禾爽”管理貿易。南詔在國內主要是與四川、廣西、西藏等地貿易，在國外主要是與東南亞乃至遠及波斯、大秦都有商品交易。南詔通往國外的商業交通線有4條：第1條是經銀生城（景穀）到昆侖（緬甸南部），再到闍婆（今爪哇）、勃泥（今印度尼西亞加裏曼丹）等地；第2條是自拓東經晉寧、通海、龍武、古湧步到交趾（今越南）；第3條是由永昌城（今雲南省保山市）過怒江到諸葛亮城（今雲南省龍陵縣境怒江壩），再往南經樂城（今雲南省芒市）入驃國（今緬甸），向西至印度；第4條是由諸葛亮城往西經騰衝、彌城（今雲南省蓮山西北）到麗水城渡麗水至安西城（今緬甸孟拱），再渡彌諾江（親敦江）到印度。南詔還出現了許多大商業城鎮，主要有陽苴城、大釐城、柘東城（今雲南省昆明市）、永昌城、鐵橋城（今雲南省麗江塔城）、銀生城。交換的商品有騰衝、麗水所產的生金，永昌的琥珀、麝香，麗水、長傍、銀生的食鹽。銀生城諸山所產的茶以及金齒、茫蠻等地所產的荔枝、檳榔、訶黎勒、波羅蜜、青木香、藤、孟灘竹、野桑木及各種畜產品。“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黃金既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又作為貨幣流通，同時亦用繒帛和貝為貨幣，一繒相當於貝10枚，稱為“冪”或“覓”。大釐城是南詔境內的貿易中心，鐵橋城是與吐蕃交換畜產品的地方，拓東是與貴州、廣西和交趾往來貿易的通道，銀生城和永昌城是與東南亞和海外貿易的貨物集散地。在這些商業城鎮中有許多本地商人和內地、海外的商人進行貿易，甚至有的內地商人到南詔邊境麗水節度（今雲南省德宏、騰衝及其以西地）等地經商留戀不歸者，他們用歌謠道出其原因：“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時欲歸來，無那穹睒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絕（賺錢的好時機而不願離去）。”
    三、南詔的文化藝術
    文字南詔文字受漢文字的影響很深，在南詔官方文書中皆使用漢字。唐武後聖曆元年（698）所立的安寧《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為武則天頒行的字體，同時還運用了唐代民間流行的俗字體，如岡（罔）、（閉）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詔德化碑》通體全是唐代漢字，且辭藻華麗，頗具唐風。在佛教傳入南詔後使用漢字更為普遍，著名的《南詔中興二年國史畫》是反映南詔曆史的國史畫卷，秘藏王宮內供王室成員觀看的，畫卷的款式、題記皆采用漢字，畫卷外的補充說明文字卷亦用漢字。
    南詔還使用白文記事。白文即用漢字記白蠻語音的文字，或將漢字筆劃作部分增減而成的表意記音文字，這種文字創始於南詔時期。白文多用在有字磚瓦上，在雲南大理地區許多古城遺址中都出土了刻有這種白文的有字瓦，如有字瓦上的“官諾”，漢意為“官製的”，又如“買諾”，漢意為“購買的”。還有用白文（僰文）寫成的《白（僰）古通記》。但這種白文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推廣，在南詔以後的大理及元、明、清各代由於進一步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白文就更少使用了。
    文學藝術南詔的文學以詩歌和散文著稱。南詔時期由於與內地聯係的增多，加之漢族移民不斷進入南詔境內，漢族文學在南詔得到廣泛傳播，因此“南詔大理時期洱海民族之文學見於紀錄者，大都受中國（內地）文學的影響”。南詔文學多具有唐代文學的風采。南詔王及其子孫大多習漢文，讀儒家之書。閣羅鳳“不讀非聖之書”，“嚐讀儒書”。唐西滬令鄭回被閣羅鳳“甚愛重之”，令教子弟，閣羅鳳之子鳳迦異、孫異牟尋都曾以鄭回為師學儒學，因此“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南詔還遣送統治者的子弟及貴族大臣到成都就學，前後延續50年，就學者多達上千人。這些就學於成都的子弟將漢文化帶回了南詔，大大豐富了南詔的文學藝術，湧現出許多詩人和文人，南詔不少的詩文流傳到唐朝內地，有的還被收錄到《全唐詩》、《全唐文》中。南詔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和文人，南詔王尋閣勸即是著名詩人之一，他的《星回節遊避風台》一詩被千古流傳，其詩雲：“避風善闡台，極目見藤越，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南詔王），翊衛類夔契，伊昔今皇遠，艱難仰忠烈；不覺歲雲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此詩頗具唐詩風格。南詔官員中也有不少的詩人，布燮（清平官）段義宗的詩歌廣為流傳，例如《題大慈寺芍藥》中的名句“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和《題三學經樓》中的“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都是佳作。還有世隆時的清平官董成的詩《懷鄉》：“滬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愁多減玉顏。懸心秋月夜，萬裏照關山。”這首詩的唐詩風格突出，被收錄在《全唐詩》中。清平官趙叔達的詩也很有名。清平官楊奇鯤的詩不僅意境新穎，而且頗具唐詩韻味，如收入《全唐詩》中的《岩嵌綠玉》：“天孫昔謫天下綠，霧鬢風鬟依草本，一朝騎鳳上丹霄，翠翹花鈿留空穀。”它充分反映出南詔詩歌的高水平。
    南詔散文的造詣也較高。其優秀佳作有唐大中初年南詔質問唐為何減少就學成都子弟人數的呈詞，其中的“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為家，豈計十人之有費”很是精彩，就連唐朝接呈的官員開讀後都有“開緘捧讀，詞藻斐然”的感歎。還有流傳極廣的《南詔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灑灑數千言，辭藻典雅，文字高潔流暢，跌岩生姿，一氣嗬成，頗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風。
    建築南詔建築以佛教寺塔和宮殿建築藝術水平最高。寺塔之建築在開元至天寶年間最盛行。洱海地區考古發掘出的南詔建築材料有字磚瓦約50餘種，大都刻有磚瓦匠人的姓名或官窯名稱。寺塔中以崇聖寺三塔最為著稱，此塔建於唐開元年間。寺基方3.5公裏，有塔3座，房屋890間，佛像1萬1千4百尊。大塔（又稱千尋塔）有16層，高69.13米，是中國古塔層數最多的，也是中國古代最高的塔，塔基為正方形，全用磚砌成，西麵開有塔門，由門可進入塔內。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頂。塔身東、西正中各有佛龕，內供石佛一尊。塔頂有刹，由中心柱、寶頂、寶蓋、相輪和蓮花座組成，寶頂為銅鑄，呈葫蘆形。塔頂四角各有一隻銅鑄鵬鳥。崇聖寺和三塔在勸豐祐時曾重修，據記載重修的三塔，大塔16層，高61.6米，旁二塔各高24.3米，砌塔工匠為徐正、史端，木匠是嬌奴、和苴、李宜，用工778141個，花去金銀布帛綾羅緞錦價值金43054斤，曆時8年才竣工。《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三塔的造型很似唐代西安的小雁塔，這是受唐內地建築藝術的影響，但又具有南詔建築的特點，是內地和南詔各族建築藝術相結合的結晶。除崇聖寺外，著名的寺塔還有羅次寺，此寺用銀5幹兩鑄佛像；又建東寺塔，高50米，西寺塔，高24.3米；另有妙應寺、白城寺等，都是宏偉壯觀，技術精巧的建築物。
    南詔的宮殿建築華麗壯觀。陽苴城（今雲南省大理縣城）南詔王大衙門建築技術最高。宮殿樓高6.7米，甃以青石為磴，樓前廣場1平方公裏，南北城門相對。從樓下行300步方到第二重門，門屋5間，又有兩門樓相對，各有膀。從二重門行200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風牆。再行100餘步到大廳，皆高3—4米，大廳兩旁“重屋別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是小廳，小廳後即南詔王的住宅。宮殿建有客館，館前有亭，亭臨方池，池“周回七裏，水深數丈，魚鱉悉有”。如此複雜的建築反映了南詔建築水平之高，此類建築在南詔還有不少，如太和城“巷陌皆壘石為主，高丈餘，連延數裏不斷”；大釐城（今雲南省大理縣喜洲）居民眾多，是南詔王的避暑之地；龍尾城（今雲南省下關市）“縈抱點蒼南麓數裏，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還有“五華樓”，是南詔王會見西南夷16國君長之地，樓廣1.7公裏，高33.4米，上可容納萬人，其規模更為宏大。
    雕刻繪畫劍川石鍾山石窟是南詔石刻藝術的精品，分布在劍川石寶山的石鍾寺、沙登村、獅子關3個地點，共有17窟，造像139尊，碑碣5通，造像題記和其它題記44則。造像內容一是佛教題材，有如來佛、觀音、天王、大力士等；二是世俗題材，如南詔王、清平官、僧人等。石窟藝術風格受到敦煌、藏族、南亞文化風格的影響，但又具有南詔自己獨特的風格，是南詔文化與漢族、藏族、南亞文化交流的結晶。
    南詔的繪畫藝術集中體現在《南詔中興二年國史畫》之中，此畫成於舜化貞中興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內容描繪了當時記述的南詔曆史和神話傳說的片斷，從巍山祭鐵柱始至中興二年的史實，神話及佛教傳入的故事，圖文並茂，是一幅既具有繪畫藝術又具有研究南詔曆史的重要文物，被譽為“南詔瑰寶”。
    音樂舞蹈南詔時期的音樂舞蹈豐富多采，尤以南詔的宮廷音樂為最。宮廷音樂是在雲南少數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吸收內地和東南亞音樂而形成的。東南亞的“驃國樂”首先傳入南詔，而後由南詔傳入唐朝的長安。南詔宮廷中還流行中原王朝所賜的“龜茲樂”。南詔自己的宮廷音樂“夷中歌曲”，曾經過四川節度使韋皋的整理後更名為“南詔奉聖樂”，並進獻唐王朝在長安的宮廷演出。南詔的樂曲還有“天南滇越俗歌”，這是由雲南民歌經加工而成的官府音樂。還有“蓋羅縫”、“讚普子”、“菩薩蠻”等樂曲。
    南詔為樂曲伴奏的樂器有箏、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篳篥、鐃、鐸、鉦和銅鼓等。
    南詔民間也廣泛流傳著許多“俗歌”、“俗舞”，最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樂器伴舞，這就是桂馥《滇遊續筆》所說的：“夷俗，男女相會，一人吹笛，一人吹蘆笙，數十人環，踏地而歌”的踏歌，很受民間男女青年的歡迎。
    宗教南詔的宗教信仰是多樣的，《南詔德化碑》說：“開三教，賓四門”，正是南即鬼教，多尚巫鬼，各部落的宗教和政治首領合而為一，稱為鬼主，大小鬼主都是各大小部落的統治者。
    唐朝中期佛教傳入南詔，並成為南詔統治者推崇的國教，是南詔國最盛行的宗教。這一時期統治者大建寺廟，鑄造佛像。勸龍晟曾用三千兩黃金鑄佛3尊，到勸豐祐時佛教達到鼎盛時期，南詔的許多寺塔和佛像都在這時興建或重建，到隆舜時建了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教之盛行可想而知，以至於佛教在雲南是“家知戶到”，皆以佛教為首務，佛教已完全成為南詔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工具了。
    在南詔後期另一種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地區白蠻中發展起來了。在多數白蠻居住的村子都有一個“本主”，這些“本主”有的是自然神，如蒼山神、龍母、洱海神；有的則是圖騰或祖先崇拜神，如白馬、白駱駝、細奴羅、鄭回、柏節夫人。這種“本主”信仰一直傳到近代甚至現在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第三節南詔與唐朝的關係
    南詔是唐朝西南邊境的一個強大地方勢力，它對唐朝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新唐書·突厥傳序》曾記載說：“唐與蠻夷更盛衰，嚐與中國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鵑、雲南是也。”雲南即南詔，南詔又是在唐朝的扶植下發展起來的，因而詔唐之間有著極為微妙的關係，相互間恩怨和戰，前後經曆南詔13代王，近300年，在13個王中有10個王被唐朝加封，友好關係成為主流，然而矛盾和戰爭也不斷出現。戰與和的交替往往又與詔、唐的國力、統治者雙方利益的得失有著密切的關聯，最終造成詔唐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通觀詔唐關係的發展變化，大致可以分為5個時期。
    一、南詔統一六詔前的和好時期
    這一時期大約從南詔第1代王細奴羅至第3代王盛羅皮時，是南詔利用其遠離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脅的有利條件，依靠唐朝的力量來發展自己勢力的時期。
    蒙舍詔（南詔）在唐初雲南六詔中，最早與唐朝建立友好關係。唐朝勢力初入雲南時，洱海地區蒙嶲等五詔受吐蕃勢力的控製，棄唐附蕃以保存自己，並不時與吐蕃聯合攻唐，獨南詔附於唐，“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公元653年（永徽四年）南詔第1代王細奴羅遣其子羅盛入唐朝貢，唐朝授奴羅為巍山刺史，並賜以錦袍。南詔和唐朝第1次正式建立起臣屬關係。
    654年（永徽五年）唐朝出兵征討歸附吐蕃的蒙嶲詔蒙斂，南詔積極出兵援助唐朝，打敗了蒙斂。此後細奴羅又在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
    674年（上元元年）細奴羅卒，其子羅盛立為南詔第2代王。羅盛在武後時遣使入朝，賜錦袍金帶歸。後姚州蠻叛唐歸吐蕃，唐禦史李知古奉命征討，由於知古殘酷地“誅豪傑，掠子女，蠻怨引吐蕃攻殺知古，於是姚嶲路絕”。而“盛炎（羅盛）獨奉唐正朔”。南詔在六詔最南不受吐蕃的直接影響，因而繼續與唐保持友好關係，並在援助唐朝攻擊親吐蕃的部落時擴大了自己的勢力。
    712年（先天元年）盛羅皮即位為第3代南詔王。
    713年（開元元年），唐朝授盛羅皮為特進，封為台登郡王。714年（開元二年）盛羅皮派史臣張建成入朝，“玄宗厚禮之，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盛羅皮又立晉右將軍王羲之為聖人，不僅保持與唐朝的臣屬關係，而且開始學習唐朝內地的文化，為詔唐友好關係的繼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與唐友好關係的前期
    這一時期從南詔統一六詔至750年（天寶九年）止。這是唐朝、南詔互相間都需要借用對方力量的時期，盡管雙方的目的各異，不過友好對雙方都有利，因而使詔唐友好達到了第1次高氵朝。
    728年（開元十六年），皮羅閣即南詔王位，成為南詔第4代王。此時洱海及雲南地區的形勢發生了巨變，吐蕃勢力咄咄逼人，洱海地區各詔除南詔和蒙嶲詔外其餘皆為吐蕃所控製，唐朝為了對付吐蕃勢力向南發展，采取了支持和聯合南詔對付吐蕃的辦法。於是737年皮羅閣在唐朝的支持下打敗了河蠻各部占領了太和城等地，738年（開元二十六年）皮羅閣乘勝進軍，打敗了吐蕃南下勢力，滅了五詔，統一了洱海地區，解除了吐蕃對唐朝雲南邊境的威脅。鑒於皮羅閣的功績，唐玄宗李隆基立即“加封（皮羅閣）為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賜名歸義，並錦袍金鋼帶七事”。並對皮羅閣的功績和忠誠作了充分的肯定：“贍言諸部，或有奸人潛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蠆。遂能躬擐甲胄，總率驍雄深入長驅，左孛右插，凡厥醜類，後時誅剪戌功若此。”皮羅閣“挺秀西南，是稱酋傑。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懷馭眾之長材，秉事君之勁節”。唐朝還不斷加封皮羅閣的子孫。
    738年唐授皮羅閣之子閣羅鳳右領軍衛大將軍，743年（天寶二年）遷閻羅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不久又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軍，744年加閣羅鳳為上柱國；746年（天寶五年）皮羅閣之孫鳳伽異入唐，授伽異為鴻臚少卿，妻以宗室女。皮羅閣還數次遣使入唐，加強了與唐朝的友好關係。此時的詔唐關係，對唐朝來說已達到它遏製吐蕃南下的目的，對南詔來說完成了它依靠唐朝的支持統一六詔的目的，因而這時詔唐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同時又隱藏著許多難以解決的矛盾，衝突將會發生。
    三、背唐附蕃的矛盾衝突時期
    南詔統一六詔並與唐王朝友好往來是符合南詔與中原人民的願望的，有利於各自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這並不完全是統治者結盟友好的目的，統治者另有企圖。南詔借助唐朝的力量統一六詔後，仍處在唐蕃兩強之間，還沒有力量單獨對付任何一強，因此隻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發展，但南詔又有吞並兩爨擴大勢力範圍的強烈欲望，這就必然和唐朝在雲南的利益發生矛盾與衝突。在皮羅閣後期雙方的矛盾已開始顯露出來，“歸義既並五詔，服群蠻，破吐蕃之眾兵，日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異”。
    748年（天寶七年）閣羅鳳即南詔王位成為第5代王。此時唐朝仍對閣羅鳳及其子弟進行加封，748年唐派“中使黎敬義持節冊鳳襲封雲南王，敕置陽瓜州於蒙舍川。加授鳳伽異為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軍”。鳳弟誠節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東刺史，弟成進授雙視州刺史。閣羅鳳亦不斷派遣使臣入朝，表麵上仍保持著友好關係，但實際是南詔要向東西爨地區發展，而唐朝又不願讓南詔插足兩爨地區，並采取了鞏固兩爨地區統治的措施，各自相異的目的很快顯示出雙方的矛盾。不過此時南詔統治者隻是在兩爨問題上與唐朝的目的相異，絕無背唐之意，因為這時南詔若沒有唐朝的支持還不可能抵禦吐蕃勢力。但是此時唐朝廷卻采取了錯誤的政策，加之唐邊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將南詔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年（天寶八年）唐朝積極準備對南詔用兵，當時任劍南節度使的鮮於仲通：“褊急寡謀”，雲南郡太守張虔陀又“矯詐”，在這種狂妄無能邊臣的把持下，使詔唐關係惡化。張虔陀首先挑起南詔內部的權力之爭，利用閣羅鳳是皮羅閣的繼子，在王位繼承上企圖以皮羅閣的嫡子誠節替代，以此打擊閣羅鳳。
    750年（天寶九年）閣羅鳳路過雲南郡（姚安）謁見張虔陀遭到張下屬的辱罵，又侮辱同來的閣羅鳳妻女和索要財物，甚至反誣閣羅鳳謀反。閣羅鳳將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閣羅鳳又得知鮮於仲通率兵8萬進軍雲南，終於逼反了閣羅鳳。
    750年閣羅鳳在憤怒之下，采用先發製人之法，先出兵圍攻姚州，殺了張虔陀，接著出兵占領了唐在雲南的羈縻州縣32個，並在後來所建《南詔德化碑》中列舉了張虔陀的6條罪狀：一是勾結唐朝宿敵吐蕃，企圖滅我南詔；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誠節繼承王位，離間我南詔；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對付我南詔；四是凡與我罪（仇）者皆授官，凡與我善者皆遭壓製，企圖貶抑我南詔；五是築城、練兵，密謀襲我南詔；六是苛捐雜稅，軍糧倍征，苛求無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詔。它表白南詔隻是殺了一個該殺的官吏，並無反唐之意。
    在這樣的形勢下，鮮於仲通於751年（天寶十年）率大軍進駐雲南曲靖。閣羅鳳本意並不願與唐決裂，因此當聞唐大軍抵曲靖時，即赴滬南謝罪，願送還俘掠，賠償損失，請求罷兵，但遭到鮮於仲通的拒絕，唐軍繼續分3路進兵，閣羅鳳在安寧再伸“衷悃”，鮮於仲通仍不接受。後閣羅鳳又派使者陳訴，“往因張卿（虔陀）讒構，遂令蕃漢生猜。讚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眾相威，或以利相導，倘若蚌鷸交守，恐為漁父所擒。伏乞居見亡，在得恩失。二城複置，幸容自新”。再次懇請與唐罷兵和好。同時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鮮於仲通始終自持兵眾，屢加拒絕，並率兵進逼洱海。閣羅鳳在唐大兵壓境之下，求救於吐蕃，並請歸附。南詔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擊唐兵，唐軍全軍覆沒，鮮於仲通僅以身免，第1次天寶戰爭以唐朝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此後南詔歸附吐蕃，被封為“讚普鍾南國大詔”（兄弟之國）。詔唐關係斷絕。
    唐軍全軍覆沒後，楊國忠繼任劍南節度使，楊竟然掩蓋鮮於仲通敗績，以勝利向朝廷告捷，並在中原“分捕北地人為兵”，繼續備戰，於754年（天寶十三年）命劍南留後李宓率十道兵7萬人再征南詔，唐軍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閣羅鳳據險守城，避而不戰。李宓孤軍深入，唐軍又水土不服，軍中瘟疫蔓延，加之補給困難，不戰而自潰，李宓隻得退兵，南詔軍隊乘機追殺，李宓“沉江而死”，唐軍又全軍覆沒，第2次天寶戰爭又以唐朝的慘敗告終。兩次天寶戰爭，唐軍“先後喪師已二十餘萬”，軍資大耗，國力大傷，終於在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唐朝再無力顧及南詔。詔蕃聯兵很快奪取了唐嶲州、會同（會理）、台登（滬沽）、昆明（鹽源），進據清溪關（大渡河南），矛頭直逼川西，對成都形成威脅。詔唐關係完全處於敵對狀況之中。
    兩次天寶戰爭是唐朝政策的錯誤和唐邊臣的昏庸無能造成的，南詔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詔仍時時顧念過去與唐朝的友好關係，也想今後與唐恢複和好，故在天寶第2次戰爭後，南詔收唐軍陣亡將士的屍體，“祭而葬之”，並“立碑大書唐天寶戰亡士卒之墓”。事隔多年後，閣羅鳳還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記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嚐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後世與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詔唐關係惡化以後，南詔閣羅鳳一方麵受吐蕃征調役使參予了一係列對唐朝的戰爭，協助吐蕃占領了唐邊境的一些地方，掠奪了這些地區的許多人口、牲畜和財物，充實了南詔的國力，使南詔在這一時期有了較快的發展。另一方麵閣羅鳳又集中力量從事統一雲南的活動。
    762年（寶應元年）“西開尋傳”，將其勢力範圍擴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年置安寧城監，向貴州、川西地區發展。
    765年（永泰元年）築拓東城，經營滇池地區，接著又向南深入，設立銀生府。於是整個今雲南之地被南詔所統一。
    四、重新和好和時期
    這是詔唐關係由惡化向和好轉化的時期，大約從780年（唐建中元年，南詔異牟尋見龍二年）至828年（唐大和二年，南詔勸豐祐保和五年）。
    779年（大曆十四年）閣羅鳳之孫異牟尋即南詔王位成為第6代王。吐蕃、南詔合兵20萬分3道進攻四川，妄圖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將李晟精兵打敗，把蕃詔聯軍趕到大渡河以南。南詔傷亡慘重，元氣大傷。但吐蕃將此役的失敗遷怒於南詔，改封異牟尋為“日東王”，由“讚普鍾南國大詔”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屬地位。並不斷加重對南詔的軍事征調和賦稅、勞役剝削。此時異牟尋深感背唐附善的苦處，開始了棄善歸唐的計劃。清平官鄭回又力勸異牟尋與唐朝重新和好，鄭回說：“中國有禮儀，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複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接受了鄭回的建議，有了重新歸唐之心，但又不敢公開對抗吐蕃，因而隻在暗中謀劃。
    貞元間唐朝鑒於詔蕃聯盟的威脅，開始調整邊疆政策。唐德宗在公元787年（貞元三年）接納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南通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雲南的政策是因為當時唐、詔、蕃之間存在著相互交錯的矛盾，詔、蕃聯合對唐朝有著嚴重的威脅，而詔蕃之間又有著尖銳的矛盾。在這種形勢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脅必先拆散詔蕃聯盟，而南詔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來對付吐蕃，這就使詔唐重新聯合成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節度使韋皋“撫蠻有威惠”，在韋皋的積極活動下使詔唐重新和好得以實現。
    韋皋在得知異牟尋有歸唐之意後，首先采用了進一步激化詔蕃矛盾的策略，離間詔蕃關係，使吐蕃對南詔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進駐會川，索取南詔大臣子弟為質，並想廢除南詔蒙氏的統治，而以施浪詔代之。為此異牟尋更加憤怒，歸唐意誌更堅。韋皋又不失時機地顯示唐朝的軍事實力，派兵進攻吐蕃，俘吐蕃大將乞藏遮遮，使異牟尋最後下了歸唐的決心。789年（貞元五年）異牟尋遣烏蠻勿鄧大鬼主苴夢衝等至唐西川節度使韋皋處，以示友好，這是詔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793年（貞元九年）異牟尋派遣使者楊傳盛、趙莫羅眉、楊太和眉各持給韋皋書信分3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使者各身帶絹書一封，金鏤盒一具，內裝綿、當歸、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義：綿為柔軟之物，以示對唐柔服，不敢再從中生梗；當歸者，應當歸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獻丹心；金，表示歸順之意如金石之堅。異牟尋在致韋皋的書信中訴說了受吐蕃淩辱的“四忍”，“四難忍”，表示從此後“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韋皋將南詔使臣送到長安，朝廷賜書撫慰，接受了南詔和好的請求。
    794年（貞元十年），韋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時至羊苴城，宣讀唐朝詔書，異牟尋受命，令其子尋閣勸和清平官與崔佐時盟於點蒼山，誓文中請“天、地、水三官”為證，盟誓完畢將誓文一式4份：一份進獻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內府庫。誓文還明確表示南詔與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結和好，南詔絕不陰結吐蕃與唐為敵。點蒼山會盟後，異牟尋實現了他的諾言，與韋皋合兵攻破劍川三浪和裳人、施蠻、順蠻、磨蠻等地，破吐蕃於神川，收複鐵橋等16城歸唐域。異牟尋還遣其弟湊羅棟領清平官尹仇寬等27人入朝，獻地圖、鐸槊、浪人劍及吐蕃所賜印八顆。於是韋皋請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公元795年（貞元十一年）唐朝派袁滋等人為冊封史進入南詔。唐朝將此次冊封視為朝廷大事，不僅冊封使團龐大，而且還專門鑄造銀窠金印，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還為冊封使團開通了石門道，沿途為使團設立行館驛站，騷人墨客還賦詩選文為袁滋等人壯行。南詔歡迎朝廷使臣也是盛況空前，蔚為壯觀。異牟尋先派曹長、同倫判官9人與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劄帶24匹好馬遠道迎接，又有子弟羽儀6人沿途視事。當袁滋等人途經安寧城、曲驛（楚雄）、欠舍川（鎮南境）、雲南（祥雲）、白崖城（彌渡紅岩）等處時皆受到當地官員、百姓、馬步軍隊的夾道熱烈歡迎。袁滋一行入龍尾城（下關）客館，異牟尋派其叔阿思帶好馬200匹來迎。袁滋入太和城時，異牟尋先遣克蒙細羅勿等以良馬60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鐸夾路陣排隊20餘裏出迎。繼後在城外道路兩旁排列馬步軍隊，歌舞樂隊，儀仗隊。異牟尋身披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率侍衛千人，大象12頭引道，帶著其子尋閣勸親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在太和城舉行了隆重的冊封典禮，異牟尋言詞誠懇地說：“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複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並出示唐朝廷賜其父鳳伽異的銀平脫馬頭盤2個和還活著的笛工、歌女2人，一再表示永不違唐命。袁滋歸唐時，異牟尋又派清平官尹輔酋等17人隨袁滋入朝謝天子和進獻南詔土產珍寶。又令大軍將王各直等護送，還派丁夫300人挑擔食物，一直送到石門。異牟尋結束了附蕃背唐的曆史，從此結束了詔唐之間50年之久的矛盾衝突，恢複了詔唐友好關係，並將詔唐友好關係推向第2次高氵朝。詔唐友好關係的恢複，加強了南詔的地位，密切了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的聯係交往，有利於雲南各族社會的發展。
    五、詔唐和戰並舉時期
    808年（元和三年）異牟尋卒，子尋閣勸即南詔王這。牟尋卒時唐朝廷停朝三日，並派遣諫議大夫段仲平為冊立南詔王和吊祭使，冊尋閣勸襲封南詔王，賜元和金印，詔唐關係還十分友好。但此後由於南詔幼主繼位，內部權力爭奪，權臣當權，改變了南詔與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詔唐關係進入了和戰並舉時期。
    808年尋閣勸即位為第7代南詔王，但不幸於次年卒，其子勸龍晟即位為第8代南詔王，唐朝亦冊龍晟襲南詔王，但龍晟“淫虐失道，弄棟節度使王嵯巔弑之”，嵯巔扶植年僅15歲的勸利（龍晟弟）為南詔第9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監李銑為冊立吊祭使，封勸利為南詔王。長慶三年（823）勸利卒，弟勸豐祐立為第10代南詔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為南詔王，豐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謝天子。豐祐仍一心向唐，“豐祐……慕中國，不肯連父名”。但從829年（大和三年）開始詔唐關係驟變，由於幼子繼位，王權落入權臣王嵯巔之手，王嵯巔開始改變異牟尋以來與唐友好的政策，撕毀和好盟約。嵯巔率領南詔大軍攻唐“鄧、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軍慘敗，損失重大。但嵯巔仍顧慮唐軍的反擊，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書唐朝廷求和，“明年（831）上表請罪”。王嵯巔也“自陳請罪，兼疏（杜）元穎過失……自後賦貢不斷”，並歸還從成都掠奪的西川民4000於唐。唐朝此時也不願與南詔決裂，更無足夠兵力對付南詔，因而一方麵允許南詔求和，一方麵整頓西川邊防。南詔此後也“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詔唐在對峙中共存，彼此還維持著一種表麵的和好，南詔仍采用和戰相兼的策略，一麵進攻唐地，一麵又遣使謝罪求和。
    858年（大中十二年），南詔利用安南混亂之機，出兵攻陷安南。859年豐祐卒，世隆即位為第11代南詔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廟諱，唐朝不冊封，世隆益致怨，自稱皇帝，改元建極，國號大禮，又出兵攻占烏蠻、僰、爨之地。又由於西川節度使杜悰改變了韋皋聯合南詔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擾蠻中，致使世隆斷絕朝貢，不斷出兵擊唐。自860年（鹹通元年）至874年（乾符元年），南詔曾“兩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節度使時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書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詔釋董成，並召到京師便殿接見後送還。
    869年（鹹通十年），世隆派楊酋慶等入朝謝釋董成之恩，並遣還所掠西川民3000人，但遭到唐朝定邊節度使李師望的拒絕，殺了南詔使者，這又激怒了世隆，轉而進攻唐朝。876年（乾符三年），世隆進兵西川失敗，又遣使詣西川節度使高駢請和，再遭拒絕，世隆更怒，自是南詔見唐使者不下拜，關係愈加緊張。
    877年（乾符四年），世隆卒，隆舜繼為南詔第12代王。由於自勸龍晟至世隆以來對唐用兵50餘年，使南詔疲弊和內部矛盾加深，隆舜願求和於唐，於877年（乾符四年），遣段室詣嶺南節度使辛讜請修好，唐許之。879年隆舜又遣使於唐求和親，唐以宗室女安化長公主妻隆舜。
    885年（光啟元年），隆舜派趙隆眉等3謀巨入唐迎安化長公主，唐臣反目殺了隆眉等3人，南詔自此後一蹶不振。這時唐朝內地農民起義不斷爆發，詔唐關係也就在各自的覆滅中結束了。
    六、詔唐經濟文化關係
    南詔與唐朝經濟文化關係也是詔唐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
    詔唐之間官方的經濟文化關係是通過雙方使臣的朝貢和回賜來進行的。在異牟尋時期（778—808）是詔唐關係最為融洽的階段，也是相互間經濟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期。南詔將自己產品中最珍貴的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黃、氈、紡絲、象、犀角、越睒馬等向唐朝入貢。唐朝則以內地的金、銀、錦、緞等物品回賜，這樣的來往很多。無疑這每一次朝貢與回賜都是詔唐之間的一次經濟文化交流。同時還有大批掌握了內地先進農業和手工業技術的漢族勞動人民進入南詔境內，對南詔境內各族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在文化上，南詔尤其重視學習漢文化，唐朝也積極將儒學傳入南詔。唐西滬縣令鄭回被俘後，閣羅鳳就以“回有儒學，更名蠻利，甚愛重之，命教鳳伽異”。後“異牟尋立，又令教其子尋夢湊（尋閣勸）。回久為蠻師，凡授學，雖牟尋、夢湊，回得箠撻，故牟尋以下皆嚴憚之”。鄭回為南詔造就了幾代具有漢族文化的統治者，其功卓越。閣羅鳳等人是“不讀非聖之書”，異牟尋說他的“先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且“異牟尋頗知書（通漢文），有才智”。豐祐更是“慕中國（漢文化）不肯連父名”。隆舜時，唐使者至南詔，便“遣使者間客（唐使）《春秋》大義”。南詔統治者如此傾慕唐文化，其餘學習漢文化的人就更為普遍了。貞元後的50餘年間，南詔曾先後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學習，“業就輒去，複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為學於蜀者不啻千百”。學習的全部費用由唐朝承擔，以至後來“軍府頗厭廩給”，西川節度使杜悰曾奏請減少就學人數，引起了豐祐的不滿。在這些就學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識分子，《雲南誌略》“白人風俗”條說：“保和（豐祐年號）中遣張誌成學書於唐”，“其俊秀者頗能書，有晉人筆意”，就是一例。這些人接受了漢族文化的薰陶，歸來後傳播了漢族文化，對南詔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唐朝也積極幫助南詔學習漢文化。唐朝西川節度使高駢說唐對南詔“賜書習讀……傳周公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牛叢也有“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的論述。實際上這就是詔唐之間的文化交流。
    南詔的音樂也和唐朝音樂有過交流。鳳伽異入宿衛唐，在其歸國時，唐朝玄宗曾賜南詔胡部、龜茲樂2部並笛工、歌女。800年（貞元十六年）南詔也向唐朝進獻過“夷中歌曲”，稱為“南詔奉聖樂”，曾在長安宮廷演出，《新唐書·禮樂誌》用大量篇幅記載這次演出。南詔與唐朝這種歌舞技藝的交流甚至影響到中印半島上一些國家，802年（貞元十八年）驃國（緬甸）也曾派歌舞隊隨南詔歌舞隊一起入唐，在唐長安宮廷演出。唐德宗還封驃國樂隊的領隊館難陀為太仆卿，這對中緬文化的交流起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