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文獻中，東北地區在挹婁（一作肅慎）、烏桓、鮮卑、夫餘等族稱先後消失後，繼之而起，活動於這一地區的，是勿吉、靺鞨、室韋、庫莫奚和契丹等。約在5世紀至10世紀初（相當南北朝至唐），他們在爭取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或互爭雄長，或謀求向外發展，終於有的退出曆史舞台，如高句驪（見第三編第二章）；有的在興盛起來後，內部又起分化，走上不同發展的道路，如靺鞨分裂、發展為渤海與黑水靺鞨；有的興起後又分化組合或被它族役屬，如室韋、庫莫奚；有的還在繼續向前發展，如契丹（見第五編第一章）。
    第一節靺鞨族的來源與變化
    一、來源與分布
    肅慎族係挹婁之後，先後出現的族稱為勿吉、靺鞨，大體在南北朝時稱勿吉，隋唐時曰靺鞨。勿吉為中原人所知，是在5世紀下半葉。勿吉一詞含義，為“深山老林”之意，是今滿語“窩集”在古代的漢字異用。被用作族稱，是因該族散居深山密林中以狩獵為生之故。
    靺鞨稱號始見於史書在563年（北齊河清二年），但最初靺鞨之“鞨”寫作“羯”，《北齊書·武成帝紀》河清二年條就是這樣寫的：“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河清三年條記靺鞨朝貢也是作“靺羯”。565年（北齊天統元年）史書中開始出現“靺鞨”，同上書天統元年條載：“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二年、三年、四年條記其來貢，也皆作“靺鞨”，而未用“靺鞨”。在這以後，“鞨”並未完全取代“羯”，直到唐、宋、元三朝的史料中，有時還出現將靺鞨寫作靺羯。如714年（唐開元二年）唐冊封大祚榮的大臣崔忻返回途中在今大連市黃金山的刻石、《通典·烏洛侯傳》、《文獻通考·室韋傳》，都是將靺鞨寫成靺羯。《契丹國誌》中也是靺鞨與靺羯互見。
    勿吉與靺鞨雖出現於不同曆史時期，但並非族稱的改換，而是同一語詞在不同時期的異譯。因為今讀hè之“鞨”，不見於《說文解字》；羯，《說文解字》作“居謁切”，即讀ji，與吉（ji）音同。以今讀音而論，靺羯（m6jié）與勿吉（wuji）音也相近。可見，靺羯與勿吉隻是同音對譯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寫。
    勿吉、靺鞨族的來源，一般都根據史書記載，認為它源於挹婁。其分布區域，《魏書》隻籠統說“存高句驪北”，《北史》、《隋書》也未對其地域作完整介紹，隻是在敘述諸部所在地時，講到它們在白山（今長白山）、粟末水（今第二鬆花江）和黑水（今黑龍江）地區。按兩唐書載，其地“東至於海，西接突厥，南界高麗的，北鄰室韋”。相當於今地理，東臨日本海，西約以今俄國結雅河及我國嫩江附近與室韋、契丹相鄰，南在今鬆花江上遊地區及圖們江處與高麗接壤，北達鄂霍次克海及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在這一區域內，“數十部”靺鞨人散居各地。其中著名的七部大體是：粟末部最南，抵長白山而居，約在以今吉林省吉林市為中心的第二鬆花江地區；伯咄部在粟末部東北，在今拉林河流域；安車骨部在伯咄部東北，即今黑龍江省依蘭縣東南和以東地區；拂涅部在伯咄部東，今牡丹江下遊以東至興凱湖一帶；號室部在拂涅部東，約在今興凱湖南的綏芬河流域；黑水部因居黑水兩岸得名，分布在今鬆花江注入黑龍江處附近下至博朗湖一帶的黑龍江南北地區；白山部在粟末部東，約居於今牡丹江上遊及其以東的延邊地區。七部之外的諸小部分布，隻知在今黑龍江以北和俄國濱海地區，尚有思慕、郡利、窟說、莫曳皆、虞婁、越喜等部。
    此外，在隋末唐初先後有兩批靺鞨人遷出上述地區，移住今遼寧省朝陽市一帶。第一批約在612年（隋大業八年）。是年，隋煬帝楊廣征高麗，當時附於高麗的靺鞨南境的厥稽部酋長突地稽，率其部及另七部凡千餘家歸隋，隋煬帝安置他們於柳城（今遼寧省朝陽市）。八部為：厥稽部、勾使來部、窟突始部、悅稽蒙部、越羽部、步戶賴部、破愛部、步括利部。唐太宗李世民時，此八部又一度被移居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城區西南）昌平城。第二批在668年唐亡高麗國後，被遷的主要是後來創建渤海國的大祚榮所在的粟末靺鞨（即原靺鞨粟末部）人。他們在唐對高麗的戰爭中，站在高麗一邊與唐抗爭，高麗國亡後被強迫遷於營州（州治在今朝陽市）。
    二、社會生產與社會組織
    勿吉、靺鞨族的社會生產，比挹婁時期有了長足進步，但在大多數領域還隻是量的增加，尚未達到引起社會變革的程度。狩獵業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部門之一，尤其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更占有重要地位。角弓和楛矢既是他們的狩獵工具，也是他們的戰鬥武器。為了增強弓箭的殺傷力，獵取皮大、毛厚和肉多的大野獸，他們常在每年七八月間“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在捕打的小獸中，貂最為他們重視。勿古人為了多獵取貂鼠，流行著一種習俗，父母若在秋冬死時，“以其屍”作誘餌“捕貂”。貂是一種毛皮小獸，對一個尚未進入文明社會的民族來說，貂對於解決日常生活所需本無多大意義，有這一情況出現，聯係在此之前中原地區已有“挹婁貂”美名流傳，顯然是為了交換。因此推斷，勿古人的狩獵生產已不同於原始的狩獵活動。
    農業有了進一步發展。耕作方法已采用“耦耕”，達到相當於中原地區春秋時代的耕作水平。農作物的品種有粟、麥、穄，並種植一種名“葵”的蔬菜。糧食作物已食用有餘，出現了“嚼米醞酒，飲能致醉”。畜牧業以養馬、喂豬為最普遍，且已有了一定的規模。如北魏太和初（元年，477）勿吉人向北魏朝貢，一次就獻馬500匹；靺鞨人養豬，一些富戶已多“至數百口”。豬和馬之所以成為他們主要的飼養牲畜，是因為豬是他們的衣食之源，“食其肉而衣其皮”；馬則是他們與中原地區主要的交換物之一，這在挹婁時期已存在，當時已“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
    手工業發展也很顯著，以車、船的製造最突出。南北朝時他們會造步行推的小車，到隋唐時期已能製作馬拉大車。船的製造比製車曆史早，當時已較普遍地用作水上交通工具。勿吉使臣朝貢北魏，從其境至今洮兒河一段路程，就是乘船往返。乙力支在北魏談到，他們已與百濟商量，準備“從水道並力取高句麗”，說明他們社會內已有了能運送大批人員的船隻。他們也能加工鐵製品，如考古發現相當於勿吉時期的黑龍江省綏濱同仁遺址下層文化，出土了鐵锛、小刀、鐵鏃、鐵帶卡等；屬於靺鞨遺存的吉林省永吉縣大海猛遺址等處，發現的鐵製兵器和生產工具有刀、劍、匕首、矛、鏃、鎧甲、馬具及斧、锛等。
    農牧業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普遍使用，不僅表明其社會生產力有很大發展，而且決定了靺鞨人的社會組織將臨近文明社會。事實也正是這樣，這時雖然氏族組織還存在，但已出現分解和重新組合。前述著名七部，是七個發達的部落，史書所說其“凡為數十部”或“離為數十部”，是將一些氏族和部落合在一起說的，隋煬帝時遷居柳城的突地稽所率厥稽部等八部，就是粟末部下的一些氏族。各部在社會迅速前進中，“強淩弱”，互爭雄長，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盟主地位的鬥爭，到了唐初，眾多的靺鞨部落已以區域形成了南部以粟末部，北部以黑水部為核心的兩大部族集團（或說部落聯盟），並以新的稱號：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作為聯盟的名稱。這種以區域形成的部落聯盟，是人類社會組織由以血緣為紐帶向以地域為單位發展的一種過渡。靺鞨人由於有這一變化，從此兩個聯盟集團便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粟末靺鞨在7世紀末建立震國政權後，吸收了高麗、夫餘等族遺民發展為渤海族；黑水靺鞨則在較長時期內保留原有稱號，進入10世紀後才改稱女真。
    勿吉、靺鞨人的氏族社會，據史載和考古資料，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點：其一，各部落和氏族居於不同地區，各自在一個首領領導下，獨立地組織生產和生活，尚未形成全族的統一首領。史書所記“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或“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是對這一社會情景的描述。但是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隋代），由於頻繁的兼並戰爭，社會中出現了號稱“大莫弗瞞咄”的渠帥；其二，每個部落有自己的武裝。在著名七部中，大部落有“勝兵七千”，一般的為3000；其三，已確立了嚴格的一夫一妻製，婦女已成了男子的附屬物，丈夫對妻子已握有生殺大權。正是由於這種夫權製的確立，所以其社會內部存在“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終不發揚”；其四，居住是“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住屋麵積約30平方米左右。為了防止外部的侵掠，已有了城堡建築。城址在牡丹江、鬆花江和烏蘇裏江流域以及黑龍江中下遊地區均有發現。據介紹，在黑龍江省的東部、南部各地，發現了“數以十計的勿吉城堡”，皆依山傍水，一般長寬皆隻有幾十米；其五，兩極分化在不少部落內已存在，個別地區已出現家庭奴隸。隋末遷到柳城的厥稽等八部，至唐代已有“家僮數千人，以財力雄邊，為夷人所憚”。
    這一時期其社會所以如此迅速的發展，中原地區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起了促進作用。僅據史載勿吉與中原王朝的官方來往說，它們於延興年間派乙力支朝貢建國於黃河流域的北魏後，於太和初（元年為477）、九年、十年、十三年、十七年，自景明四年“迄幹正光”（503—525），“貢獻相尋”。
    540年到北齊時，“朝貢不絕”。朝貢使團的人數，有時一次多達500餘人。據日人池內弘統計，勿吉在近100年內，他們到中原朝獻有30餘次。在這種表示臣屬關係的來往過程中，一方麵他們以貢品形式把大批土特產品運到中原地區，太和初一次就貢馬500匹；另一方麵，他們返回時，中原朝廷又“回賜”大量錦帛、絹、金銀製品等物。這種一來一往，豐富了兩族的物質生活，特別是促進了勿吉社會的經濟發展。綏濱同仁遺址出土的鐵鑄、鐵鐮等，形製均與中原地區出土的同時期同類器物相仿，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原地區經濟、文化對勿吉、靺鞨社會發展的影響。
    三、黑水靺鞨
    前麵談到，靺鞨諸部在相互兼並過程中，子7世紀初形成了北部以黑水部，南部以粟末部為核心的兩個部落聯盟集團，有了黑水靺鞨與粟末靺鞨新稱號。7世紀末，東北地區發生了契丹、奚等族反唐的大動亂，粟末靺鞨在這一動亂中建國稱號，不久改稱渤海。遠處邊陲的黑水靺鞨，則選擇了加強與唐王朝聯係，保持原來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兩《唐書》對這一變化，以《靺鞨傳》或《黑水靺鞨傳》介紹靺鞨族的發展變化，以《渤海靺鞨傳》或《渤海傳》敘述粟末靺鞨為主幹建立的渤海國的興衰。
    黑水靺鞨共有16部。其中除作為主體的黑水部外，已知的部名有思慕、郡利、窟說、莫曳皆、拂涅（原為著名七部之一）、虞婁、越喜、鐵利等八部，另七部名稱史失記載。他們分布在東包庫頁島至今日本海，西約在嫩江和俄國結雅河附近與室韋為鄰，北達鄂霍次克海，南以嫩江下遊和鬆花江北岸，沿鬆花江至今依蘭縣附近再折而東北向至海與渤海地相接（渤海未強盛前，今牡丹江下遊以東至海也為黑水靺鞨所有）。在這個區域內，已知八部（後四部後臣屬渤海）所在分別為：思慕部居於今俄國布列亞河（清稱牛滿江）和阿姆貢河（清稱恒滾河）上遊地區；郡利部分布在黑龍江入海口附近；窟說部在庫頁島北部地區；莫曳皆部居庫頁島東南部；拂涅部分布在牡丹江下遊以東的今密山縣一帶；虞婁部約有興凱湖以東至海之地：越喜部在烏蘇裏江以東地區；鐵利部居住在今黑龍江省依蘭縣附近。
    黑水靺鞨的社會狀況，總的看來，較南麵的粟末靺鞨低下，但其區內各部發展水平並不平衡。居於黑龍江下遊以西、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一些部落，還以漁獵為業，過著“夏出隨水草，冬入處”地穴的原始遊獵生活；分布在黑龍江中遊附近的一些部落，雖然還穴居，但考古發現表明，這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已具備了出現貧富分化、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條件，如在今俄國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阿愛羅波爾特地區柯奎鎮，發現了靺鞨古城，出土的遺物中有空首鐵斧等。再如前麵提到的上限至勿吉、下限可至女真早期的位於鬆花江注入黑龍江附近的綏濱縣同仁遺址，上下層文化中皆出土了削、鑄、鐮、帶扣等多種鐵器。
    黑水靺鞨人有以下一些特點和風俗：人皆強悍凶猛，無憂愁悲傷，貴壯賤老；善步戰，每恃其勇，常為鄰近民族之患；人喜編發，綴野豬牙和插雉尾作冠飾；死者不用棺槨，埋入士後殺其生前騎馬以祭等。以上這些一方麵表明，黑水靺鞨尚未跨出原始社會門檻，同時又看到階級社會的某些因素已在其社會內出現。
    黑水靺鞨獨自與中原王朝來往，是在8世紀初。在此之前，在唐王朝與高麗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因戰場主要在遼東地區，距其境遠，他們基本上未介入。後來契丹首領李盡忠在營州起事反唐，武則天調集唐軍鎮壓東北地區諸少數民族的反抗，他們怕災禍及已，與粟末靺鞨人同向當時北方強族突厥請吐屯官，以求保護。唐中宗李顯在8世紀初複位後，對粟末靺鞨等改用“招慰”政策。黑水靺鞨隨即派出使臣“假道”震國（即渤海），與唐聯係，歸服唐朝。
    722年（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朝唐，唐玄宗李隆基以其所領為勃利州，任命他為刺史。
    725年，因安東都護薛泰奏請，唐在其境置黑水軍。次年，唐又在其地置黑水州都督府（簡稱黑水府），以其首領為都督，諸部部長為刺史，另派人任長史至其地“監領之”。至此，黑水靺鞨地區正式納入唐王朝的版圖。後來，渤海日趨強盛，唐又因“安史之亂”後無力東顧，於是其南部的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為渤海兼並，北部的一些部落似也一度臣屬渤海。10世紀初，當渤海衰亡之際，黑水靺鞨在逐漸向南發展的同時，其兀兒、胡獨鹿兩首領所在的部落，先後於924、925年（後唐同光二年、三年）派人向後唐朝貢。
    932年（後唐長興三年）以後，黑水靺鞨轉附於正在崛起的契丹，並以契丹人對他們的稱呼“女真”為新號。
    第二節粟末靺鞨及渤海
    一、渤海國的建立
    渤海國是粟末靺鞨首領大祚榮，以隋末唐初先後遷居今遼寧省朝陽地區的兩批粟末靺鞨人和部分“高麗餘種”為基礎建立的。後來，高麗國的“逋殘”，及靺鞨伯咄、安車骨、號室等部的“遺民”皆歸之，也成了渤海國的主要居民。他們在長期共同勞動和生活過程中，遂凝聚為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史稱之為渤海人。渤海又在發展進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婁、拂涅、鐵利、越喜等部，並把他們納入自己的行政管轄下；但這些部族，直到渤海國滅亡，始終保持著原有的稱號，未成為渤海共同體的成員。
    渤海國的建立，是粟末靺鞨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高麗和唐王朝對粟末靺鞨的影響與民族壓迫，起了加速其建立的作用。前麵談到，靺鞨族至唐初，眾多的部落結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兩個部落聯盟，如果沒有外來影響，他們也會隨著自身內部的發展進入文明社會。然而就在這兩個部落聯盟形成的前後，發生了兩件促進粟末靺鞨曆史發展的事件：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願屈臣高麗，在隋末遷居柳城地區；再是由於靺鞨自勿吉時期以來“每寇高麗”，粟末靺鞨未遷走者被處於鼎盛時期的高麗征服，臣附高麗，在唐與高麗的戰爭中，他們大多又被高麗貴族調到遼東地區與唐軍作戰，這樣一來，這些粟末靺鞨人不僅直接受著高麗國的封建統治，而且又與這一地區封建製已有一定發展的居民錯居雜處，668年（唐總章元年）高麗國亡後，他們又被唐遷到營州（即柳城）地區居住。營州地區是隋唐時代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地近長城，是塞內外漢族與東北各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集中交流地。粟末靺鞨人遷居這裏後，在諸種先進因素強烈影響下，社會獲得迅速發展。以先遷來的厥稽等八部為例，他們遷到這裏後，很快喜悅漢族的“冠帶”等風俗習慣，加之常因為唐作戰受到優厚“賞賜”，在高麗國滅亡前，已以“財力雄邊”，為東北各少數民族“所憚”，各部已擁有眾多奴仆。大祚榮一支雖遷居這裏較晚，但至其“東奔”前也已在這裏生活了近30年，且在此之前，他們早在高麗封建統治下過了半個世紀左右，這些事實說明，遷到今遼陽地區的粟末靺鞨，社會內部已有了階級劃分。用階級社會的一套機製來調整各階級的關係，保護私有者的利益，已成了粟末靺鞨新興貴族急待著手解決的問題。
    696年（唐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等殺營州都督趙文翽叛唐，為粟末靺鞨新貴族提供了創建民族政權的時機。發生這一變故，主要是趙文翽等依仗手中權勢，對東北諸少數民族的剝削和民族壓迫越來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極大不滿，李盡忠等借機起事。居住在營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發後，武則天派曹仁師統大軍前去鎮壓，大祚榮父乞乞仲象和另一首領乞四比羽率所部及部分“高麗餘種”渡遼水東逃。唐為瓦解東北少數民族的反唐聯盟，在對契丹實行武力圍剿的同時，對粟末靺鞨采用招撫政策，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象為震國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有誠意，拒“不受命”，結果被唐追兵“擊斬”。時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榮代父而起，率所部繼續東逃，降唐契丹大將李楷固“窮躡”其後，至天門嶺（今吉林省境哈達嶺），驍勇善用兵的大祚榮，借天門嶺複雜地形，“合高麗、靺鞨之眾”，大敗唐軍，李楷固脫身敗還。698年（唐聖曆元年），突厥入據今河北省中西部的媯州、檀州、定州、趙州等地，契丹與奚又依附突厥，於是中原通東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榮審時度勢，於是年在今吉林省敦化縣敖東城建國稱王，以唐武後封其父為震國公之“震國”作國號，自稱震國王。
    震國建立後不久，唐中宗複位，派恃禦史張行岌“招慰”大祚榮，祚榮即遣子入侍，臣屬於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後，於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將崔忻攝鴻滬卿往祚榮所在，拜其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並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祚榮隨即去靺鞨號，同時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為國號。從此，渤海作為國號和族稱，見於史乘。渤海國是一個具有二重性的政權，它既是粟末靺鞨聯合高麗等遺民建立的一個邊疆少數民族王國政權，同時又是唐王朝管轄下的一個羈縻州。這一二重性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點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雖皆由大氏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認可，接到冊封後才算合法，否則隻能稱“權知國務”、“知國務”；其二，唐王朝在冊封新繼立國王的同時，必任命其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繼立者要同時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國有向唐朝貢的義務，史載渤海向唐朝貢凡140餘次，朝後梁、後唐10次。
    經過大祚榮開創，大武藝“斥大土宇”和大仁秀“開大境宇”，渤海有一個連成一片的廣大區域。比今地理，東臨日本海；西約在吉林省乾安、長嶺和雙遼縣一帶與契丹地相接；南至朝鮮德源附近的龍興江（泥河），北邊西起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境，東向約沿七星河或撓力河越烏蘇裏江，再順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約東起朝鮮孟山附近，越大同江後在價川附近再過清川江，在義州北越鴨綠江，過遼寧省丹東市北，再經撫順市與新賓滿族自治縣間、開原縣與昌圖縣間，達於雙遼縣境。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所在，初在敖東城，後幾線遷徙，在第五世王大華嶼時遷還上京忽汗城（今黑龍江省寧安縣東京城），此後未再變動。渤海人以辛勤勞動，發展和創造了繁榮的經濟與光輝燦爛的文化，對古代東北地區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二、渤海國的經濟和政治製度
    渤海成員來源於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從事不同類型生產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區內經濟發展水平，一開始就存在不平衡。這一狀況，在渤海國存在的200多年裏，未得到根本改變。大體說來，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遊地區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區為夫餘、高麗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經濟、文化發達；以東和東北部地區，是被兼並的黑水靺鞨、虞婁、越喜、拂涅、鐵利等部所在，尚處在漁獵經濟發展階段。存在這一差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地形、氣候、資源等自然條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產領域是社會生產的多樣化，《新唐書·渤海傳》載：“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丸）都之李，樂遊之梨。”可見，渤海區域內社會生產門類十分齊全，除了漁獵業外，當時中原地區具有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莫不有之。以下通過對各門類生產的簡略介紹，來說明其社會生產發展的大致狀況。
    農業生產，已普遍采用鐵製工具。他們使用的鐵鐮、鐵鏵、鐵鍤和鐵鏟等，在今吉林省敦化縣、黑龍江省寧安縣及綏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遺址中皆有發現。上京龍泉府遺址出土的鐵鏵為生鐵鑄造，長36厘米、重近4.5公斤，說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時代“田耦以耕”，發展為由畜力牽引。農作物品種也增多了，不僅有粟、麥、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類、蕎麥、大麻、檾麻和大蒜等，同時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盧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種到北緯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區。僅此，足見其農業生產比靺鞨時代有了長足發展。
    渤海人普遍養豬，也飼養馬、牛等大牲畜。豬以今黑龍江省阿城縣一帶（鄚頡），馬以今綏芬河流域（率賓）的最為名貴。馬是與中原地區貿易的重要商品，當時李正己所統今山東半島，“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
    手工業有紡織、銅鐵冶煉、金銀品製作、陶瓷和造船等行業。紡織品有布、綿、紬，原料是麻和蠶絲，產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縣附近地區（顯州）、朝鮮鹹鏡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遊（龍州）。據遼滅渤海後東丹每年要向遼貢粗布15萬匹這一事實，知渤海地區的紡織業是相當發達的。銅的冶煉和製作也有一定規模。煉出的銅除用於製作生活用的各種器皿和裝飾品外，還把大批熟銅運到今山東半島（淄青）出賣。今黑龍江省寧安縣以南的哈爾巴嶺一帶和東寧縣大城子地區，是銅冶的主要地區。鐵的產地主要在中京顯德府，顯州位城縣的鐵最著名。已經發現的渤海時代的鐵製品已近50種。渤海人也能製作金銀製品。和龍縣北大地、寧安縣上京、敦化縣六頂山等處渤海遺址，出土的金銀製品有金帶、金飾件、金釧、金耳璫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銀釵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們曾向唐獻金、銀佛像各一。陶瓷製品近十幾年在渤海遺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缽、罐、碟、盤、瓶、缸、杯等，並發現了許多釉陶和質地優良的三彩陶。瓷器殘片。在寧安、敦化及今俄國烏蘇裏斯克（雙城子）等地的渤海遺址中，皆有發現。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鄉，發現了大片渤海磚瓦窯群廢墟，1980年探明有20餘座。
    漁獵和采集在渤海社會內仍占有一定地位。從事漁獵的，主要是越喜、鐵利、拂涅、虞婁等部的居民。見於史載的貴重漁獵品有貂、虎、豹、熊、羆、鹿、鷹、鯨鯢魚、鯔魚、乾文魚等。采集品種類也很多，貴重的有人參、白附子和鬆子等，這些多是用於納貢和交換的。
    建立在上述經濟基礎上的渤海政治製度，是以國王為核心的君主集權製。由於這個王國政權又是唐王朝的一個邊疆地區的羈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製度上就出現：一方麵，國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獨攬一切大權，實行個人專斷；王位采用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軍政要職大多由大、高、烏、楊、李等望族擔任；另一方麵，新繼王位者又必須得到唐朝廷詔冊後才算合法，渤海國王要接受唐邊州都督或節度使的押領，唐還派人為“長史”至其地監領。在這一政治製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職官，既有相同於唐一般地方的府、州、縣區劃和相應的官吏設置，又有不同於一般地方政權的各種機構。這就是，為輔佐國王統治，設有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監、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權的辦事機構；在一些政治、經濟中心和軍事要地的府，仿唐五京之製設上、中、東、南、西五京。上京設在王城所在的龍泉府，中京置於早期都城所在的顯德府，東京立於一度為王城的龍原府，南京在靠近新羅邊境的南海府，西京在“朝貢道”上的鴨淥府。渤海凡有15府、62州、100餘縣。
    渤海政權是在反抗唐統治者的民族壓迫的條件下產生的，故開始就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有“勝兵數萬”。後來在完善軍事建置時，仿唐16衛製，設10衛統率諸軍。各衛設大將軍一、將軍一，置都將、郎將、少將若幹。十衛兵製執行到渤海滅亡。漢文文獻中未講到有府兵，但日本古籍載，渤海首次聘日使團成員中有府兵官，即德周為果毅都尉，舍那婁為別將。此外，832年（唐大和六年）唐冊封渤海第11世王大彝震的內養王宗禹從渤海返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畫圖以進”。這可能是渤海在中後期另設的王廷常備軍。
    渤海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還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品階勳爵製度，其以品為秩，約有九秩；每秩分正從，凡18級。散官有文武之分，另散見於史書的：文散有紫緩大夫、青緩大夫、獻可大夫等；武散有輔國大將軍、慰軍大將軍等。勳官隻知有上柱將。封爵見於日本古籍的有開國公、開國子、開國男。
    三、遼滅渤海及東丹國
    常有吞並渤海之誌的契丹酋長耶律阿保機，在南麵平定了東、西奚，北方控製了室韋等族和西征獲得勝利後，為消除其進軍中原的後顧之憂，於925年（遼天讚四年）十二月下詔征渤海，隨即親率皇後、皇太子、大元帥堯骨，舉兵進攻渤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僅用了二三十天，就將曆經229年，傳世15王的渤海國滅亡了。渤海國被滅亡的原因有種種，但主要是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爭權鬥爭越演越烈，給了阿保機以可乘之機，一舉而殲滅之。
    渤海內部的階級矛盾，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日趨激烈。早在第3世王大欽茂時，渤海開始了大興土木，築城池，建宮室。現在已發現的渤海時代的古城已達幾十座。今寧安縣渤海王城遺址，為第11世王大彝震所建，它模仿唐京師長安城，有高大的城牆，園林、亭榭、樓台、殿閣布滿城內。這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貴族、官僚的日益腐化和驕奢淫逸，使統治階級和廣大農民、手工業者、部曲和奴隸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貴族和官僚們為維護其特權，不斷強化暴力機器，僅軍隊就由數萬增加到數十萬。在渤海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供養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使人民不堪承受的負擔更重，階級矛盾更激化。
    導致阿保機進攻渤海的原因，是渤海統治集團內部爭奪王權的鬥爭。這一鬥爭，在大欽茂死後己突出地表現出來。他死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為爭奪王位有過兩場流血鬥爭，即先是大欽茂“族弟”大元義以武力奪得王位，並殘酷地鎮壓反對者；另一方經過一年準備，殺了元義，為大欽茂孫大華嶼奪回王位。第10世王大仁秀繼位，似也經曆了一場激烈爭奪。末王大諲譔繼位後，其為人庸愚暗昧，統馭失宜，使渤海內部各種矛盾激化，此外文與正在崛起的契丹接連發生衝突，於是統治集團上層又出現爭奪王權的鬥爭。結果，大諲譔雖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氣大傷，境內一片混亂，失敗者紛紛出逃高麗。據載，925年（遼天讚四年，高麗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將軍申德等500人投高麗。三天後，又有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謩、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率民100戶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衛小將冒頭幹、檢校開國男樸漁等，率民1000戶奔高麗。阿保機正是抓住渤海統治集團內部分崩離析這一時機，於是年十二月先下詔動員，繼於閏十二月親征渤海，故能一舉滅之。
    阿保機攻克渤海上京，俘虜大諲譔後，經過一番籌劃，改渤海國曰東丹（東契丹之意），忽汗城為天福城，冊其長子耶律倍為人皇王主東丹，並以契丹貴族和渤海舊臣各為左右大相、左右次相，置百官治之。
    982年（遼乾亨四年），遼省置東京中台省官，早已名存實亡的東丹國，至此國除，曆57年。
    渤海亡後，其中心地區不久幾成無人之境。出現這一情況：一是很多渤海人不願接受契丹人統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統治者為易於控製，強遷渤海人於它地。外逃的主要是亡入高麗、女真和中原地區。逃入後二地的，史書語焉不詳，或掛一漏萬。投奔高麗的，據《高麗史》，自渤海亡後至938年（高麗太祖二十一年），先後往投的近10批，總人數依《高麗史節要》卷1記，有數萬戶，約10餘萬人。此後，在高麗景宗、顯宗、德宗、文宗、睿宗諸朝，也每有往投者。其中人數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數萬來投”；批數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凡7批；最後一批時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由此可見，渤海人逃投高麗持續時間之長，與遼朝相始終。他們亡入高麗境後，除少數在遼統和年間遼對高麗戰爭中被遼俘掠回到今鴨綠江以西居住外，多數逐漸融合於高麗族中。
    亡入中原地區的，史書隻記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後周顯德元年），烏思羅等率30人投後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有酋帥大駕河率小校李勳等16人、部族300騎歸北宋；第三批在986年（遼統和四年）“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於宋”。
    逃入女真地區的，史未具體記其數字，然據《遼史》說渤海人在被南遷時，“或亡新羅（即高麗）、女直”，即使沒有逃往高麗的人數多，但為數當不下萬計。
    契丹貴族強迫渤海人遷離故土，主要的有兩次：一在阿保機攻下扶餘府和忽汗城後，將渤海大氏王族和戰爭中俘獲的軍民遷到遼上京臨演府周圍；二是928年（遼天顯三年）東丹國都南遷，大批渤海人同被遷至以遼陽為中心的遼東一帶地區。經過這兩次大遷徒，渤海5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數不在原住地，大體為：上京龍泉府居民一部分被遷到遼臨潢府西，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境，大部分徒居今遼寧省遼陽市及附近地區；中京顯德府民少數遠移至夕老哈河流域，多數被分散在包括北鎮縣在內的今沈陽市與遼陽市一帶；東京龍原府的渤海人被遷到今遼寧省鳳城縣附近；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城市為中心的營口市至鞍山市地區；西京鴨祿府被俘者被遷到遼臨潢府南；扶餘府被俘者被遷至臨潢府西；鄚頡府民部分遷到今遼寧省昌圖縣西北；定理、安邊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陽市及其以北地區；率賓府部分居民被分別遷往遼寧省蓋縣和北鎮縣境；東平府民被分散至遼寧省新民、開原、康平等縣一帶；鐵利府部分居民被遷至遼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倫河附近、長春市北、沈陽市西南的渾河北；懷遠和安遠二府民被移居今鐵嶺市及遼河上遊地區、吉林省渾江市北。遷至上述地區的渤海人戶，約94000餘戶，470000餘口。
    除了外逃和被強迫遷離故土的外，尚有約2萬戶10萬口左右的渤海人留居故地。
    1114年女真首領阿骨打起兵反遼後，對遼管轄下渤海人在用武力兼並的同時，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為號召招撫，於是渤海人紛紛倒戈，降於女真。女真貴族將其能為兵者編為“渤海軍”，凡8猛安，他們在金代跟隨女真人轉戰各地，住在今遼陽市一帶的五千餘戶渤海人及3萬“勝兵”，“金人慮其難製，頻年轉戍山東，至辛酉歲（1141），盡驅以行”。1145年（金皇統五年），金熙宗完顏亶下詔罷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製，由女真人管理。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顏雍詔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舊俗。女真貴族的這一係列措施，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後，不再以一個獨立的人們共同體活動，使分散在金統治區內的渤海人，逐漸與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後，大多融合於漢族。
    第三節室韋和庫莫奚
    一、室韋
    室韋族見於漢文文獻，始於5世紀（北魏），進入11世紀後（金前期），史書上才無室韋活動記事，凡曆6個世紀左右。其間，約從9世紀末起，因累遭契丹襲擊等原因，一些部落西遷南徒，采用了新的稱號，走上新的發展道路，中世紀後期名震亞歐大陸的蒙古族，即是他的蒙兀部西遷後發展形成的。
    10世紀初被契丹人征服後，他開始了與其它民族融合以及消失的過程。
    室韋，初作失韋，隋時始用室韋，後也有寫作失韋、失圍的。原係蒙古語音譯，森林之意。用作族稱，意為“林中人”，方壯猷等說室韋為“鮮卑”的同名異譯或別稱。
    室韋族的淵源，史書說其為“契丹之類”，或“丁零之苗裔”。結合史載其地理位置社會生產和風俗習慣等考察，其主體部分出自鮮卑，是東胡的後裔。《魏書》說其語言與庫莫奚、契丹和豆莫婁同，《隋書》記其偏處西北方的大室韋“語言不通”，《新唐書》又謂“其語言，靺鞨也”，這些不同記載，又反映了室韋不是單一的民族共同體，而是一個多源的民族綜合體，即它還包含有出自操貊、突厥和通古斯語言的一些部落或氏族，也有東胡族係烏桓族的遺民。若以地區作大體劃分，中部的屬東胡族係，西部的屬突厥係統，東部的屬肅慎、貊族係。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造成今天學術界對其族源眾說紛壇，有起源於鮮卑、或烏桓、或肅慎、或丁零、或自成一族係等不同說法，還有說其是春秋戰國前原居中原“豕韋”的北遷居民。
    南北朝時期，室韋大體上分布在今嫩江以西的大興安嶺地區，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中原人對它了解的加深，可知隋唐時期其區域約東起嫩江東岸附近及今結雅河上中遊地區，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在今洮兒河流域與契丹為鄰，北達外興安嶺南麓。
    室韋族最初的部落情況，最先為其作傳的《魏書》未作交代。7世紀前後，下分五大部。唐代“分部凡二十餘”，有戶至少3萬，人口在15萬以上。五大部為：南室韋，有25個氏族，在今齊齊哈爾市至呼倫湖一帶；北室韋，凡9個氏族，分布大興安嶺東側的諾敏河流域東達小興安嶺西段；缽室韋，居大興安嶺北麓盤古河流域；深未但室韋，大體在今根河流域；大室韋，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唐代室韋的部落名稱和數目，兩唐書《室韋傳》所列不盡相同，經勘比後得20部。部名和所在地為：烏素固部，在今克魯倫河下遊地區；那禮部，居於諾敏河下遊南；嶺西部，在小興安嶺西側鈉謨爾河附近；移塞沒部，居烏爾遜河至海拉爾河之間；塞易支部，在哈拉哈河至綽爾河上遊一帶；和解部，散居雅魯河、阿倫河地區；烏羅護部，約在今訥河縣至齊齊哈爾市一線的嫩江東西附近；山北部，居綽汗山北、大如者室韋，分布於甘河上中遊地區；小如者室韋，在諾敏大山附近；婆萵室韋，居盤古河流域；黃頭室韋，約以今烏蘭浩特市為中心，散布在北至綽爾河的洮兒河上中遊地區；訥北（訥北支、訥比支）部，在今嫩江縣治北的嫩江東岸附近；駱丹（落坦、駱駝、落俎）部，分布於黑龍江上遊北岸，東至結雅河上中遊，但未達海蘭泡東南地區；蒙兀（蒙瓦）部，在額爾古納河下遊以東、黑龍江以南的額木爾河和激流河一帶；大室韋，散居在靠近額爾古納河的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東室韋，在諾敏河北；西室韋，居於呼倫湖至根河一段的額爾古納河附近；烏丸部，在甘河下遊地區；達姤室韋，約分布在大安縣北至紮賚特旗的嫩江西岸附近。
    唐代室韋諸部名稱大多與五大部不一，這是由於他們是由五大部分化而來，其中的烏素固、和解、墓易支、烏羅護、那禮、黃頭、達姤等部，原屬南室韋；嶺西、大如者、小如者、山北、訥北、駱丹、蒙兀和東室韋，屬北室韋；婆萵由缽室韋轉稱而來；西室韋似為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即原大室韋。
    室韋人的社會生產，直至9世紀末西遷南徙時，一直是以遊牧、遊獵為生，輔以捕漁和農業。在這幾種生產中前後發展較明顯的是農業。約從7世紀起，他們的農業生產已進入犁耕階段。不過由於其境內少鐵，靠從高麗人那裏交換獲得有限鐵器，故其犁杖還“不加金刃”，皆以木為之，加之尚不懂得使用畜力，皆“人挽以耕”，因此收獲有限。主要的農作物品種一直是粟、麥、穄。盡管如此。他們已知蒸麥發酵釀酒。畜牧業以飼養豬、牛為主，少馬無羊。豬是其衣食之源，牛、馬既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男女婚娶的聘禮，馬還是送往中原王朝的貢物。狩獵業以捕打獐鹿供衣食之需，但使用工具極原始，還處在角弓、楛矢階段。由於其地多貂鼠，貂皮又是其向中原王朝獻納的主要方物，故已出現有些部落或氏族專以捕貂為業。已知用網捕魚，在冰封江河的冬天，他們鑿冰下網，“網取魚鱉”。由於室韋區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不一，所以各部從事的生產並不完全一致。據載，在五大部時期，南室韋上述四項生產皆有之；北室韋、缽室韋、深末怛室韋，則主要從事狩獵、捕漁和畜牧業，而且有的或以捕貂為生，或“衣以魚皮”；大室韋以畜牧、狩獵為主。
    在婚姻、喪葬、居住等方麵，室韋人流行的風俗習慣，既反映了其社會發展處在較低階段，又體現了北方狩獵、遊牧民族的一些共同特點。他們婚嫁時，當兩家“相許”後，男方輒將女盜走，然後送牛馬為聘劄，男女同回女家，待有孕後，女隨夫到男方家。還流行婦女在丈夫死後不再嫁。喪葬方麵，早期是實行父母死後，將其屍置於樹上的樹葬。後來演變為部落共搭一大棚，死者屍皆置於其上。居住方式，南北有異：南部部落夏天多遷到貸勃、欠對二山，搭室於樹上“巢居”，以避蚊蚋之害。其它季節為適應遊牧、遊獵經常流動的特點，在牛車上屈木為室，以蘧蒢（葦編席）覆上，人居其中。北部的室韋人因其地嚴寒，冬天多入山住土穴，夏天有的部落居樺皮蓋的屋。代步工具陸地除牛車、馬外，居於山地的在大雪覆蓋的冬天，“騎木而行”。水上交通工具，或“束薪為筏”，或以獸皮為舟。
    各部落尚未結成統一的部落聯盟，氏族、部落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形態。各部落有號稱“乞引莫賀咄”的酋長，主持部落內的一些公共活動；生產則由各氏族組織，所謂“每戈獵即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製”。酋長更替，實行在其死後由其子代立的世選製，嗣絕才由眾推“賢豪”繼位。社會內尚無賦稅，但私有製已確立，南北朝時已有“盜一征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的習慣法；貧富分化也已出現，富者脖頸常戴五色雜珠。
    544年（東魏武定二年）室韋派使臣張焉豆伐等向東魏獻方物，開始了與中原王朝的聯係。自此近10年間，幾乎每年都遣使向東魏後向北齊貢獻。由於北齊營州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朝貢關係一度中斷，雙方兵戎相見。王峻為刺史後，改用招撫政策，使緊張的關係緩和下來，於是室韋又先後於563年（北齊河清二年）、567年（北齊天統三年）向北齊朝獻。時突厥強盛，室韋旋依附突厥，突厥派3名吐屯官總領其事。隋朝建立後，突厥臣服，室韋接著亦遣使與隋建立聯係，於593年（隋開皇十三年）、610年（隋大業六年）兩次來中原貢方物。這一時期，室韋與高麗有了頻繁的經濟交往，常以土特產品從高麗換取鐵器，一直維持到唐前期。唐興以後，原臣屬突厥的東北各民族不堪突厥斂取無度，紛紛歸唐，室韋亦於唐武德年間（618—626）遣使向唐貢獻。629年（唐貞觀三年），唐在營州境內設師州，管理室韋、契丹事務。次年，唐大破突厥，營州都督薛萬淑又對其施行安撫政策，室韋與唐關係進一步密切。唐武後時，後突厥興起，契丹酋李盡忠殺營州都督反唐，唐廷對東北地區失去控製，室韋又受突厥製馭，與唐來往中斷。唐破契丹後，契丹依附突厥，室韋在707年朝唐時，請求助唐討突厥。為此，唐置乎盧節度，鎮撫室韋、契丹。唐玄宗末，安祿山反範陽，室韋被裹脅與唐廷關係再度中斷，至大曆（766—779）中始得恢複。788年（唐貞元四年）室韋又與奚同攻振武（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西北），次年派人向唐謝罪。鑒於室韋歸附不常，為了加強對室韋的管理，不久唐在其地設立室韋都督府，委任室韋首領為大都督、都督，室韋地區被正式納入唐的版圖。唐末，中原大亂，崛起的契丹乘機多次出兵征伐室韋，唐無暇東顧，致使室韋進入解體過程。經不完全統計，室韋自武德年間至鹹通三年（862），朝唐凡46次。在這數十次的朝貢過程中，一方麵，室韋人將馬、豹、豐貂等方物輸入中原；另方麵，唐對室韋來朝的使者在加授將軍、郎將等官的同時，又回送帛、錦彩、銀器等物，這就不僅加強了政治上的密切關係，而且也起到了相互經濟交流的作用。
    室韋族的解體，始於9世紀末。這是由於在其西邊的宗主國突厥被回紇攻破後，9世紀中葉回紇又為黠戛斯所破，或西遷，或南逃，不久大量黠戛斯人返回天山西部地區，這給室韋創造了向西移住的有利條件；在其南方，契丹趁唐衰落之機，在9世紀末連連北進，致使室韋諸部或西遷南徙，或被契丹征服。出現重新組合。此後有的以新的稱號活動，有的在一個時期內雖保留了原族稱，但在後來不斷變化的形勢下也改號易名。已知的有：西遷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韋。蒙兀室韋約在10世紀初由額爾古納河以東向西遷移，最後到達斡難河（今鄂嫩河）發源地不兒罕山（今大肯特山），在遼朝時以萌古或被稱襪劫子為號，經過二三百年的發展，到金末發展為擁有16個部落的蒙古族。大、小如者室韋，約在9世紀初已由大興安嶺以東西遷至石勒喀河流域，唐後期稱“俞折”（係“如者”轉音），遼又轉稱羽厥（亦作烏古），這時一些在大興安嶺以西的移塞沒等部落也改稱烏古，使其地域有今海拉爾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廣大地區，金末加入了蒙古族。南徙和西南徙的有大室韋、烏素古、和解等部。大室韋是在唐中期以後由石勒喀河流域南下至闊連海子（今呼倫湖）、捕魚兒泊（今貝爾湖）一帶的，遼代稱敵烈，金稱塔塔爾部，蒙古興起後為蒙古兼並。烏素固部和西室韋等部，在8世紀中葉以後因軍事行動已轉移到陰山之陽的振武附近，軍事上受挫後似未返回原故地，在遼金時代與黑車子室韋同被稱為陰山室韋。黑車子室韋稱號見於唐後期，他是和解、那禮等部在南徙過程中采用的新稱號，新居地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至山西省大同市一帶，被遼征服後不久。其名漸不複見，乃以陰山室韋之名見於史書，金代是汪古部的成員，13世紀初歸入蒙古族。經過上述變動後，遼代尚以室韋作稱號的主要有室韋部和突呂不室韋部。室韋部是遼代對原居嫩江上遊和黑龍江北一些室韋部落的總稱，金初歸附女真後遂不見其名，似加入了女真族。突呂不室韋來源於黃頭室韋，黃頭室韋是唐代室韋諸部中的大部，唐未分為大、小二部，遼初被阿保機征服後，置突呂不室韋部、涅刺拏古部，成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契丹20部成員，居住在今齊齊哈爾市至泰來縣一帶；遼聖宗耶律隆緒契丹34部中涅刺攣古部改稱涅刺越兀部，並被遷戍黑山（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北，不見突呂不室韋部之名，疑黃頭女真是該部改名。
    二、庫莫奚
    庫莫奚族稱始見於388年（北魏登國三年），然這一稱號的出現，應在4世紀中葉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後不久。自此以後，史書有了不間斷的記載，到13世紀才不見其名，前後存在近千年。
    庫莫奚一詞是鮮卑語音譯，為今蒙古語“沙”、“沙粒”、“沙漠”之意。從含義揣測，這一族稱當因其境內多沙漠而得名。6世紀下半葉（隋代），省去庫莫，單稱“奚”，此後單一的“奚”字成了族稱。
    庫莫奚族源出東胡，為鮮卑宇文部之後，與契丹本是同族異部，登國年間“分背”後，各自形成為一族。然史書對其族源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後人眾說紛壇，至今尚無一致認識，綜合史載可歸納為二說，所謂“東胡之種”，“東部鮮卑之別種”，“東部宇文之、別種”，可列為鮮卑說；另一說即“本匈奴之別種”的匈奴說。實際史書的不同記載並無實質性的差別，隻是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因為宇文部為東部鮮卑的一支，鮮卑源出東胡；而宇文部內確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統，但他們早在2世紀時已自號鮮卑，在後來數百年鮮卑族的發展進程中，他們已完全鮮卑化了。
    庫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裏，經曆了艱難曲折的形成與發展、衰落和與它族融合的過程。大體說來，4世紀中葉至7世紀初，是其形成時期，在這一階段初期，即在與契丹“分背”前後，他們以部獨自活動，每部有部長（俟斤）一人主其事；後來在對外的爭戰中逐漸形成了部落聯盟，凡五部，阿會氏為聯盟酋長，五部皆受其節度。五部為：辱紇主、莫賀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賀弗”本係東胡族係酋長的稱號，“木昆”為女真語和今達斡爾語“氏族”之意，據此推測，這些部是由五個血緣氏族發展而來的，這一時期他們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倫河）南，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過著“善射獵”、“隨逐水草”的狩獵、遊牧生活。從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馬牛羊豕十餘萬”看，他們的畜牧業已有相當發展。正是有這種發展，他們在北魏後期成了北魏的邊境之患。
    7世初至9世紀中葉，是庫莫奚族的發展、鼎盛時期。在這一階段，軍事實力與契丹旗鼓相當，有時還稍過之，被唐並稱為東北“兩善”。雖然畜牧和狩獵業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部門，但農業已在一些居住河穀的部落中出現，部落組織也不同於以前，五部已改名為阿會部、處和部、奧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從“阿會”本為此前聯盟酋長姓氏而變為部名來分析，一些顯貴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勢力。不僅如此，其部落聯盟的“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帳”，這種常備衛隊的出現，表明王權已悄悄地產生，奚族的氏族社會已處於解體階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長。史載唐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這時奚族有眾數十萬應是接近史實的。地域已不限於老哈河流域，已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國。即有了東達今遼寧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內蒙古自治區克什克騰旗以南一帶，南抵大淩河，北過西拉木倫河與霫族為鄰的廣大區域。
    奚族在這一時期有如此發展變化，除了內部因素外，其與鄰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經濟方麵的交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時期，他們就常遣使朝貢北魏，歲致名馬文皮；又“每求入塞，與民交易”。其間一度役屬突厥，但至東魏武定末，仍保持與中原王朝的來往。隋朝建立後，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貢方物，與隋有了政治上、經濟上的聯係。降至李唐，奚與中原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唐武德（618—626）中，它們遣使入唐朝貢。648年（唐貞觀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眾“內附”，唐太宗李世民乃於其地置饒樂都督府，拜之為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府都督，封樓煩縣公，賜姓李氏，並在奚五部地設五州，即以阿會部為弱水州，處和部為祁黎州，奧失部為洛環州，度稽部為太魯州，元俟折部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紇主為刺吏，皆隸饒樂府，府由營州東夷都護府轄領。可度者死後，奚對唐時叛時服，然與唐王朝的關係自此以後增添了新的內容。如唐萬歲通天年間奚酋李大酺參與契丹李盡忠發動的營州反唐起事，又與契丹一同轉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後，即遣使至唐請降，請求複置營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府都督授之，並“詔崇室出女辛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於次年親至長安成婚。720年大酺在與契丹可突於爭鬥中死亡，其弟魯蘇代立。唐不僅讓他襲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韋為東光公主妻之，旋改封為奉誠郡王。
    730年，可突於脅奚眾附突厥，魯蘇不能製，走投榆關（今河北省撫寧縣榆關鎮，或說山海關）。傳至延寵為奚酋，唐又拜其為饒樂府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緊密關係，促進了奚族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係的加強。
    717年唐玄宗複置營州都督府後，都督宋慶禮在任期間，在奚和契丹地區“開屯田八十餘所”，把中原的農作物、先進工具和耕作技術傳播到奚地；他“又集胡商立邪肆”，發展經濟交流。這樣，幾年後，在奚族一帶地區出現了“倉唐充，居人蕃輯”的繁榮景象。另方麵，在頻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馬等土特產品以貢物形式進入中原地區，而中原地區的金帛等物以回賜名義傳入奚族社會。據載，奚族在與唐關係緊密時期，“每歲朝貢不絕，或歲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數百人至幽州，進入長安的酋渠也有幾十人；而唐王朝的回賜，每次或“帛十萬”段，或“賜物一千五百疋”。可見屬於這類形式的經濟交流，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正是由於上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聯係，推動和加速了這一時期奚族社會的發展。
    9世紀中葉以後，奚族由鼎盛轉入衰落和與它族融合時期。這裏所說的衰落，是指它作為一個族體獨立性的喪失和解體，若就奚人的生產和生活而言，則仍在持續發展。奚族衰落的轉折點，在唐鹹通年間（860—874）。原來“好與契丹戰爭”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嚴重打擊，而契丹卻因在842年由附回鶻轉歸唐朝後，至減通中“部落寢強”，契丹人此時便乘機開始了對奚族的掠奪。欽德為契丹酋後，在唐光啟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鹹被驅役”。契丹役屬奚後，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憤，其酋去諸率數千帳奚人西徒媯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懷來縣）北山奚遂分為東奚、西奚。此後，奚人不斷起來反抗契丹的民族壓迫，契丹貴族為此多次出兵征討，阿保機任撻馬獄沙裏後就曾幾次討伐奚人。他為可汗後，鑒於奚族叛服不常，於911年又親率大軍對奚族進行大規模鎮壓，先攻克西奚地，接著分兵討東奚，“亦平之”。經過這次沉重打擊，奚族“不敢複抗”，隻得舉族臣服，從此奚族完全喪失了獨立地位，變成契丹貴族統治下的一個部族。在這以後，契丹貴族對他采取“撫其帳部，擬於國族”；將奚王府所統奚眾與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為四大部；允許奚五王族“世與遼人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在這一政策下，奚族開始了被契丹同化的過程。在有遼一代，奚人的地位是雙重的，一方麵他們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統治民族，另一方麵其地位僅次於契丹人，被契丹貴族利用作為對內鎮壓其它被統治民族的反抗和對外與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個獨立民族轉變為被統治民族的過程中及其從此以後，社會組織變化很大。盡管部的組織至遼末還存在，然而不僅名稱、成員與前不同，而且契丹貴族又將在曆次征討中的奚降俘戶另組編8個新部。五代史書記奚五部為阿苔部、嚼米部、粵質部、奴皆部、黑訖支部，《遼史》作遙裏、伯德、奧裏、梅隻、楚裏部。據近人研究，他們與唐時五部的對應關係為，阿薈、伯德部即阿會部，啜米、楚裏即處和部，粵質、奧裏部即奧失部，奴皆、遙裏即度稽部，黑訖支、梅隻部即元俟折部。新組編8部的情況是：923年阿保機鎮壓了胡損領導的奚人起義後，以奚府給役戶、諸部隱丁及流散，置墮瑰部。該部與奚原五部在遼被稱為奚王府六部五帳分，由奚王領導，隸遼北府。994年（統和十二年）遼聖宗對六部進行改組，將梅隻、墮瑰二部並入奧裏部，另以奚王府二剋的長官、士兵及其家屬分置南剋、北剋二部，合為六部，另七部為：迭刺迭達部、乙室奧隗部、楮特奧隗部、撤裏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訛仆括部，他們皆不歸奚王府節製，隸遼南府。前3部係阿保機以俘獲奚戶置，後4部為遼聖宗以阿保機伐奚時“籍入宮分”的乞降奚戶分置。由於契丹建國後迅速封建化，曆代契丹貴族重視發展農業，奚人在這一潮流中雖然尚未完全脫離畜牧生活，但經營農業的越來越多，而且將土地租給漢人耕種。早在唐末，西奚已“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到了遼聖宗時，北宋王曾出使契丹，進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且“善耕種”。
    60年後蘇頌出使契丹將途中所見作詩描述：“農夫耕作遍奚疆，部落連山複枕崗。種粟一收饒地力，開門東向雜夷方。田疇高下如棋希，牛馬縱橫似穀量。”又在詩下注說，“間之皆漢人佃奚土”。手工業也有相當發展，所製大車聞名於世，譽稱“奚車”；時“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可見，奚族在遼代部落組織雖被契丹貴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會生產卻比前有了很大發展。
    12世紀初，女真首領阿骨打起兵反遼，奚人站在契丹人一邊維護遼朝統治。在遼行將覆滅之際，奚王回離保與契丹貴族耶律大石等於1122年（遼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擁立耶律淳為帝，建立北遼，妄圖挽救遼朝的滅亡。當女真人入居庸關後，北遼上下北逃，回離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漢三族丁壯為兵，建國稱帝，自號奚國皇帝。這是奚族曆史上建立的第一個政權，也是最後一個政權。它隻存在了數月，在金兵圍剿下潰敗，回離保被下屬所殺。女真貴族在滅遼過程中，對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區的奚人降為奴隸，編入猛安謀克；後對歸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謀克領之。這樣，奚各部組織在金初就被打亂了。由於金國軍事進攻接連取得勝利，九猛安奚軍被“徙於山西，後分遷河東”。接著在金太宗、熙宗兩朝將大批女真人南遷時，不少奚人同時被遷居中原地區，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間，奚五部部名已變成了姓氏，即遙裏氏、伯德氏、奧裏氏、梅知氏、揣氏。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遼時低下，激起廣大奚人不滿。
    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窩斡等率眾反金，不少奚人加入反金隊伍。
    1162年金世宗在鎮壓這次起義時，對堅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極其野蠻的辦法，“盡殺其男子，以其婦女童孺分給諸軍”。麵對這種殘暴的民族滅絕政策，有的繼續堅持鬥爭，有的亡人北宋境內或北逃。金世宗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將六猛安奚人分遷到鹹平、臨潢、泰州等地從事農業生產，同時將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實行分隔統治。本來，一部分奚人在遼代與契丹人通婚過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數也在與漢和渤海等族人雜居過程中民族特色越來越少，女真貴族強迫奚人分散遷徒，使他們在更大的範圍內與漢和女真等族錯居雜處，所以到了12世紀後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與漢族融合。金代以後，再不見曆史上有奚人活動的記載。綜觀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與漢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後來被女真同化的，多數在金亡後也加入了漢族共同體；在金末居住東北地區的，又有相當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