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出現於10世紀初，至1635年（清天聰九年）清太宗皇太極以“滿洲’、族稱詔告中外，前後活動於曆史舞台凡700餘年，大體說來，其間經曆了發展（遼代）、興盛（金朝）、衰弱（元至明初）和再度興起（明中葉以後）四個時期。本章敘述的，是其前兩個時期的曆史。在這200多年的曆史進程中，女真人經過艱難奮鬥和頑強拚搏，使一個被契丹貴族分而治之的民族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金王朝的建立，既大大推動了女真社會曆史的發展，又在鞏固祖國北部統一，發展北方社會經濟，促進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等方麵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一節女真與大金國
    一、女真族稱與族源
    女真族稱初見於903年（唐天複三年），史載阿保機於是年“伐女直，下之”。然在遼、宋史籍中，女真作為族稱最早出現時間說法不一，或籠統言之在五代時（907—960），或說在926年（後唐天成元年），甚至有說唐貞觀（627—649）中已“聞女真之名”。
    女真稱號，有女貞、慮真、女直、女質、朱理真、朱裏真、珠爾真、珠申、諸申、朱先、朱裏扯特、主兒扯惕、拙兒擦歹等。其中，以女直最常見。女真寫作女直，曆來認為係避興宗耶律宗真之諱，然日本學者認為避諱之說“似得之附會”，直字乃真字之促音的音譯。
    女真一詞語源，一般認為是肅慎轉音或同音異譯。《滿洲源流考》在解釋肅慎轉音為朱裏真（女真）時雲：“夫北音讀肅為須，須朱同韻，裏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蓋即肅慎之轉音”。其含義因隨對肅慎不同理解而有三：一說是鳥名；或說是通古斯語“人”的意思；或據《三朝北盟會編》記女真“本名朱理真”，認為是女真一同的本音，在女真語中“東方”讀音作“諸勒zhui”，與朱理音相通，“海青”讀音作“申she”，拚合為諸勒申（朱理真），故女真一詞含義為東方之鷹（海東青），作為族稱即鷹的民族之意。三種說法前後兩說意思接近，又符合女真的故地產名鷹海東青和先秦至清許多世代相傳言之娓娓動聽的史實，似當是女真一詞的含義。
    女真的族源，主源是黑水靺鞨，與先秦時的肅慎，漢至晉的挹婁。北朝時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淵源關係。因為黑水靺鞨是以黑水部為核心形成的，而黑水部為靺鞨著名7部之一，黑水靺鞨下屬的16部也多是原靺鞨的部落。不過，要說明女真人的族源，還有兩方麵的情況必須講到：一方麵，最初的女真人不僅未包括原靺鞨諸部的粟未、伯咄、安車骨、白山等部，就是黑水靺鞨16部中的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4部，亦不在其內；另一方麵，女真族的主源雖是黑水靺鞨，但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融合或同化了不少它族人。後來加入女真共同體的，在遼朝，當928年（遼天顯三年）遼太宗吳乞買命耶律羽之將渤海人南遷時，“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另一部分因“困乏不能遷”的渤海人，當渤海人大批南遷後，女真人迅速進入渤海故地，與之錯居雜處。有遼一代，在女真分布區內除有以兀惹（疑為拂涅異譯）名號活動的外，其它的多被契丹人稱之為女真，說明上述兩部分渤海人已融合入女真族。金代加入女真族的：一是原在遼朝管轄下的大批渤海人，鐵驪、兀惹等部民，在遼亡前夕轉附女真，鐵驪、兀惹等歸附女真後不再見其名，渤海人在阿骨打“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思想支配下，它們相互通婚，金世宗完顏雍以後渤海稱號亦不見於史，顯然它們都成了女真族的成員；二是移刺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在1163年（金大定三年）被鎮壓下去後，金世宗下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後來金世宗在遷西北路參與窩斡起義的契丹人到上京、濟州、利州等地時，明確告訴辦事大臣使其與女真人雜居，“相互婚姻”、“男婚女聘，漸化成俗”，與女真雜處的契丹人也有很多成了女真人；三是金代從阿骨打起，多次將南征中俘掠的漢人北遷“實內地”，成為女真人的奴隸，漢人在近100年的曆史演變中，亦有不少被女真人所同化。
    二、女真諸部
    各支女真人的稱號在遼、宋、金史籍中前後極不一致，相同的稱號前後所指亦不盡相同，既有範圍的擴大，亦有含義的縮小，因此介紹女真諸部，需分別加以敘述。
    中原人最初記錄的女真別稱有5個，即女真人被遼太祖阿保機征服後，他“慮女真為患”，將其社會發展較快、政治上有勢力的數千戶“強宗大姓”，遷居今遼寧省遼陽市以南地區，編人遼的戶籍直接統治，稱之為“熟女真”，又曰“曷蘇館”（一作合蘇館、合蘇款，女真語“藩籬”、“籬笆”之意）。對未被遷走的女真人，契丹貴族為分而治之，將居於粟末江（今第二鬆花江）以北，寧江州（治所在今吉林省扶餘縣東石頭城子）東北，有地方500餘公裏，戶口10餘萬，處於社會較低發展階段上的女真人，實行“羈縻”統治，被稱為“生女真”，分布於生、熟女真之間，即住在今遼寧省開原縣東北至第二鬆花江中間的女真人，雖被編入遼戶籍，但允許其與生女真往來（熟女真不得與生女真往來），稱作“回霸女真”（回霸一作回跋，因其中心地在回跋江即今輝發河流域而得名）。居於今俄羅斯遠東錫赫特山脈以東“極邊遠”、近日本海的，稱之為“東海女真”。住在今洮兒河附近的一支，因其“多黃發，鬢皆黃”，被稱為“黃頭女真”（疑來源於黃頭寶韋）。上述稱號表明，皆非女真部落名，或依其社會發展名之，如生、熟女真；或據其居住地區，如回霸、東海女真；或按其外貌特征，如黃頭女真。五支女真人，共有72部落。
    《遼史》中的女真別稱有近20個，除有相同於上述的曷蘇館、生女直和回跋部外，尚有南女直、南京女直、長白山女直（或稱長白山部）、鴨祿江女直（或稱鴨祿江部）黃龍府女直、濱（瀕）海女直、羅涅河女直、東北路女直、順國女直、奧衍女直部、乙（移）典女直部、達魯古部、蒲盧毛朵部。鼻骨德部（後又分伯斯鼻骨德部、達馬鼻骨德部）、五國部。其中的南京女直應是南女直之誤，東北路女直是遼對黃龍府東北女真諸部的統稱。他們與前五支女真人的對應關係大體為：易蘇館、南女直屬熟女真，前者因仍居初遷地，故用原名；後者分布在今遼東半島西南境的蓋、複、金等縣地，是熟女真再向南遷移的部分。遼末，易蘇館下有7部。回跋部、北女直、乙典女直部、長白山女直、鴨祿江女直、黃龍府女直，屬回霸女真，其辛的北女真內又分4部，長白山女直竟有30部。生女直部、順國女直、達魯古部、羅涅河女直、蒲盧毛朵部、奧衍女直（遼聖宗將俘掠的女真人遷居鎮州後新組成的部名），屬生女真；廣義他講，鼻骨德部、五國部、阿裏眉等，亦屬生女真。遼末，生女真內的完顏部下又分12部，徒單部有14部，鳥古論部有14部，蒲察部下分7部。僅此四大部（支係）已有47部，濱海女直，即東海女真。《遼史》中無黃頭女真。
    女真人的部落組織，直至1114年金太祖阿骨打將生女真內原有氏族製下行軍時的猛安謀克確定為固定組織前還存在。此後，隨著金國的軍事勝利，各支女真人迅速歸附阿骨打，皆被編為猛安謀克，其它部落組織即為猛安謀克組織逐漸代替。金初見於史書的女真別稱有：熟女直、生女直、易蘇館、回怕裏、係遼籍女直、不係遼籍女真、係案女直阿典部、北女直、達盧古等。上述別稱所指許多是重複的：熟女直、曷蘇館、係遼籍女直，是熟女真的三個不同稱號；生女直、不係遼籍女直，皆指生女真，而係案女直阿典部、達盧古為生女真內的部名（有人認為後者來源於唐代室韋達姤部）；回怕裏即回霸女真的異譯，北女直為其一部落。
    《金史》紀傳中載有眾多女真部名，極大多數皆為生女真的部落稱號，它們在金國建立後也逐漸消失。不過由於女真人“以部為氏”，故其名許多存在於女真四大支係的姓氏中。下擇其主要者簡介之：
    完顏鄙：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代女真的主幹部分，金宗室出於是部。內分3支12部。金始祖函普為1支，初居仆幹水（即忽汗水，今牡丹江）之涯，金獻祖綏可時徙居海古水（今阿什河支流海溝河）。再遷，遂定居於安出虎水（阿什河）之側。函普弟保活裏為另1支，世居那懶水（今俄羅斯遠東之蘇昌河）。再1支為函普兄阿古酒，世居曷蘇館（今遼陽市以南地區）。12部所知者，除居阿什河者外，還有泰神忒保水（今牡丹江上遊一支流，一說在朝鮮鹹鏡南道北部）完顏部、神隱水（牡丹江支流，有說今漾江或螞蜒河）完顏部、雅達瀾水（今拉林河附近一水）完顏部、馬紀嶺（今牡丹江東之老爺嶺）劾保村完顏部。
    徒單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昭祖威順皇後出於是部。內分為14部，已知有活刺渾水（今呼蘭河，一說為付拉葷河）徒單部，忒裏（黑）辟刺徒單部。
    烏（吾）古論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穆宗貞惠皇後出自是部。凡14部，已知有蘇濱水（今綏芬河）烏古論部，統門（今圖們江）、渾蠢水（今琿春河）之交烏古論部。近年考古發現，金“上京獨發古山”也有烏古論部人。
    蒲察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肅宗靖宣皇後為是部人。凡7部，已知有世居安出滸水（今阿什河）蒲察部，斡泯水（清稱額爾敏河，在伊通州境內）蒲察部，還有居姑裏甸（今黑龍江省寧安縣東京城西的德林石，或說在牡丹江下遊西）和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縣北勒福成河）之間的蒲察部。
    上述四個部落所屬諸部，後來在遷徒中更分散到各地，已知情況為：
    完顏部落有：陀（）滿部，在圖們江附近；加古部，在拉林河支流活龍河流域；術（烏）虎部，在拉林河流域；斡勒部，在阿什河北；斡準部，在綏芬河流域；溫迪痕部，散居幾地，有統們水（圖們江）溫迪痕部：胡論水（今拉林河支流活龍河）溫迪罕（痕）部，移裏閔河（今飲馬河）溫迪罕部；仆散部，在今朝鮮境城附近。
    徙單部落有：裴滿部，在今五常縣境內；烏林答部，居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紇石烈部分居多地，有活刺渾水（今呼蘭河）紇石烈部，阿裏民忒石水（今綏芬河入海附近之阿敏河）紇石烈部，星顯水（今布爾哈通河）紇石烈部，陶溫水（今鬆花江下遊北支湯旺河）、徒籠古水（今湯旺河北多隴烏河）紇石烈部，還有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納喝部，居耶悔水（今吉林省東部，一說耶悔即葉赫站）。
    烏古論部落有：泥龐古部，居帥水（今通肯河）附近；烏延部有蟬春水（今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之嘎呀河）烏延部，阿不塞水、星顯水（今布爾哈通河）烏延部之分。
    蒲察部落有：唐括部，在帥水下遊，金景祖昭肅皇後為是部人，有說是部原為藏族的一支，契丹人將其徙居東北，後人女真；奧屯部，居今圖們江或琿春河附近；術甲部，在琶裏郭水（一作拔盧古水，今黑龍江省木蘭縣佛特庫河，俗稱黃泥河）；斜卯部，約在牡丹江東之老爺嶺附近。
    現在尚難確定屬上述四個部落中哪一部落的，主要有：溫都部，居阿跋斯水（今吉林省敦化縣北勒福成河）附近，活動於來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吉林安圖縣古洞河，一說為阿什河東之蜚克圖河）以北地區，金景祖烏古廼時加入完顏部部落聯盟。婆盧木部，在今巴彥，木蘭兩縣交界之白木楊河流域。主偎（燭威）部，在今黑龍江省蘿北縣佛山鎮附近之紮依河地區。禿答部，在今鶴崗與蘿北兩縣交界之都爾河流域。烏薩紮部，居來流水附近。含國部，在今烏蘇裏江上遊或綏芬河上遊地區。塢塔、職德二部，在今綏芬河中上遊。兀勒部，在今烏蘇裏江下遊以東地區。此外，還有前已述及的五國部（居今依蘭縣以下鬆花江及東流黑龍江附近地區）、鱉古部（即鼻骨德部，在今鬆花江、黑龍江合流處之東北）等。
    三、生女真的興起與大全國的建立
    8世紀20年代，唐朝在女真先人黑水靺鞨地設黑水州都督府，以其最大部落為都督，各部酋長為刺史，說明當時女真先人社會中號令諸部的組織已經出現。約在9世紀末10世紀初，黑水靺鞨乘其強鄰渤海衰弱之機，向南遷徙，出現一個部落分遷幾地的局麵；另方麵，當時又正是另一近鄰契丹族崛起之時，一些南遷部落被契丹征服，契丹貴族為分而治之，將其數千戶“強宗大姓”遷於遼陽以南地。這兩個新變化，致使女真社會的正常發展遭受曲折。
    生女真是女真族中社會發展最後進的一支，大金王朝即是以完顏部為核心的這支女真人建立的。完顏部在綏可為首領前，還過著“遷徒不常”的狩獵、遊牧生活。
    11世紀初，在其率領下定居安出虎水畔，開荒種地，建造房屋，始“有棟宇之製”，但仍處在“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的階段。到金景祖烏古廼時（11世紀中），由於從“鄰國”購得大批鐵器，在溫都和加古等部內又出現了專以鍛鐵為業的鐵工，使社會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阿骨打稱帝時，阿離合懣、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說明在此以前農業已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於畜牧業生產，從女真人在遼代每年要向貢馬萬匹，耶律斜軫等東征女真在986年（遼統和四年）掠回馬達20餘萬匹看，則早在農業興起以前已相當發展。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內的階級分化愈趨激烈。女真社會奴隸的出現，始於函普製定籍沒犯殺傷人者家人法時，11世紀中葉以後，戰爭成了女真各部掠奪財富和奴隸的手段。如金世祖劾裏缽與烏春、窩謀罕之戰，窩謀罕被迫棄城逃跑，世祖破其城後“盡俘獲之”。在世祖與桓赦、散達兄弟的戰爭中，桓赦公開向眾宣布：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產聽參戰者取之，“有不從者俘掠之”。金穆宗盈歌時撒改攻破留可城後，“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奴隸）貨產而還”。12世紀初，賣身奴隸也出現了。大量奴隸的出現，預示著女真族將跨入階級社會。
    頻繁的強淩弱、眾暴寡的戰爭，使各部都感到結成聯盟抵禦外侵是賴以生存的條件，於是部落聯盟就應時產生了。生女真部落聯盟發展進程表明，大體以金昭祖石魯任聯盟長為分界，此前為形成階段，一般是一些近親部落因緊急需要結成的臨時聯盟；此後以地域逐步形成了若幹個軍事部落聯盟，其中以完顏部為核心建立的聯盟最強大，它的發展壯大，也是完顏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石魯當聯盟長後，“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但是，當時“舊俗”影響很深，諸部不願受“條教”約束，他便藉遼加授的惕隱官身份，“耀武”於青嶺、白山、蘇濱、耶懶地區，順者撫之，違者討之，一個龐大的以地區為單位的軍事部落聯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金景祖烏古廼時，聯盟進一步擴大，自白山、耶悔、統門、那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於烏古翅。至此，先後被納入大聯盟的部落，有泰神忒保水完顏部、神隱水完顏部、雅達瀾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迪痕部、斡混水蒲察部。那悔部、土骨論部、五國部、溫都部、裴滿部、加古部、駒滿部、術甲部、術虎部、不術魯部、唐括部等。遼因此任命烏古廼為生女真部族節度使。但當時大聯盟仍不鞏固，所以烏古廼死後其子世祖劾裏缽、肅宗頗刺淑、穆宗盈歌先後任首領時，既有完顏部內桓赦、散達兄弟的興兵作難，也有被兼並部落阿跋思水溫都部烏春，活刺溫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統門、渾蠢水之交的烏古論留可，渾蠢水徒單部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部敵庫德等，相繼起兵反抗。穆宗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借遼的聲威，“撫寧諸路如舊時”。接著，他接受阿骨打的建議，先取消了統門、渾蠢、那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的都部長（地區聯盟長），後又不準各部擅製信牌，違者“置於法”，一切皆用完顏部法令，“自是號令乃一”。史雲：“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誌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於乙離骨、易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於五國、主限、禿答，金蓋盛於此”。
    大金國的建立，是完顏阿骨打完成的。阿骨打為金世祖第二子。世祖在世時，已表現出超群的才能，故世祖臨終前對穆宗說，“惟此子（阿骨打）足了契丹事”。後來，阿骨打輔佐肅宗、穆宗、康宗烏雅束，不僅戰功卓著。且很懂得治世之道。前麵所述穆宗取消都部長和各部不得“擅製牌號”，使大聯盟得以鞏固，皆其“啟之”。康宗七年，因年成欠收，人民流離失所，阿骨打提出“自今三年勿征，過三年徐圖之”，聞者感泣，遠近歸心。宋人亦雲阿骨打有大誌，能用人；對周圍部落“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則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以通情好”。
    1113年（遼天慶三年）十月，康宗死，阿骨打以“兄終弟及”襲位為都勃極烈（猶總治百官之塚宰）。次年六月，遼遣使命襲生女真節度使。此時，一方麵女真社會的貴族要求進一步發展奴隸製；另一方麵，遼朝是荒淫腐敗的天柞帝當政，為了享樂，每年派銀牌天使至女真境內勒索名鷹海東青，“公私厭苦之”，使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一起。阿骨打於1114年，一麵遣人向遼索還阿踈\，偵察遼的實力；一麵“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積極做起兵反遼準備。
    1114年九月，阿骨打征得女真兵2500人，便進軍遼控製女真的戰略要地寧江州（今吉林省扶餘縣石頭城子）。進軍途中，在寥晦城誓師，列數遼的罪狀，於十月朔一舉攻克寧江州城。阿骨打“陰縱”被俘的遼防禦使大藥師奴，使招諭遼人；讓渤海人梁福等“偽亡去”招諭鄉人聲言：“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又遣完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真。
    遼失寧江州後，天祚帝派都統肖糺裏等將步騎10萬於十一月至鴨子河北，時女真甲士才達3700人，且隻有三分之一渡過鴨子河，兩軍會於出河店（今黑龍江省肇源縣西）。阿骨打利用風大塵埃蔽天的有利時機，揮軍出擊，遼軍望風奔潰；追至斡論（鄰）濼，俘掠甚眾。至此，女真兵員才“滿萬”。
    以上為女真族反遼起義具有決定意義的兩次戰役。它使遼廷震驚，將士情緒低落；而女真兵卻因兩次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取得全勝，由是鬥誌更加旺盛。接著，又連克遼賓、祥、鹹三州，鄰近的兀惹、鐵驪等部族，紛紛叛遼歸附。在其弟吳乞買等人為“以係天下心”的勸進下，阿骨打於1115年正月建國稱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市白城）。標誌著女真族的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金國建立後，進軍遼東北重鎮黃龍府，迅速克之。接著又先後攻占遼東京、上京、中京，並於1125年與北宋聯合滅遼，1127年又揮戈南下滅北宋。自此以後，它與南宋、西夏分掌中國統治權達100餘年，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王朝。
    1153年遷都燕京（今北京市）。統治區域，南達淮河，北至外興安嶺，東臨海，西與西夏及以“界壕”與蒙古為鄰。
    第二節猛安謀克組織
    一、猛安謀克的建立與空化
    猛克謀克是女真人創建的一種社會組織，脫胎於原始氏族製下的集體狩獵組織。初雖以軍事需要發展為軍事組織，但其成員平時在部落內仍從事狩獵、捕漁勞動，隻是一遇戰爭，青壯年才應征召去打仗，並自備武器、軍馬和糧草，聯盟根據各部部長（孛堇）率領出征人數多寡，分別稱之為猛安或謀克。全世祖時，謀克似已成了一種常設的軍事組織，但此時，作為軍事首領的謀克還常由部長或族長一人擔任。1114年阿骨打定300戶為謀克，10謀克為猛安，特別是大批猛安謀克戶遷居中原各地後，便成為軍事、行政、生產三位一體的組織。
    猛安謀克的含義，舊說猛安為部落單位，謀克為氏族單位。按女真語義，猛安本意為千，初為千夫長即千戶長；謀克本意為族，族長，在女真諸部由血緣組織向地域組織轉化後，又有鄉裏、邑長之意，再引申為百夫長、百戶長。在有金一代，猛安謀克一詞包括五個內容：（1）職官的代稱；（2）軍隊編製的兩級單位；（3）地方行政組織的兩級單位；（4）戶製；（5）世襲爵銜。猛安與謀克組織並非同時出現，謀克大約在11世紀初金昭祖石魯或景祖烏古延時已經產生，如前所述，當時生女真諸部間的戰爭已成為經常的事，各地區的部落聯盟亦普遍存在，大部落聯盟正在形成。但見史載，晚在世祖劾裏缽與桓赦、散達兄弟戰爭的記事中：世祖命肅宗頗刺淑率兵去征討，一敗再敗，世祖乃“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猛安組織的出現，大約在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穆宗盈歌末年至阿骨打起兵反遼這一段時間，因為生女真大聯盟雖早已建立，但在1102年（金穆宗九年）以前，發生的戰爭尚未見動員1000人以上參戰的記載。從猛安出現的時間推測，謀克組織出現時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而猛安組織開始出現時盡管尚受血緣關係的影響，但它一定是一種以地域為特征的組織。
    作為軍事組織的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設萬戶，萬戶之上有都統；謀克之內設蒲輦（一作蒲裏衍或佛寧，女真語，50戶之意）。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猛安相當於防禦州，高於刺史州；謀克相當於縣，但地位高於縣，因為一般縣令為從七品，赤縣令才從六品，而謀克皆為從五品，與諸刺史州刺史同級；作為一種官職與爵銜，猛安與謀克均可世襲，或兄終弟及，或父死子繼，甚至在其父出仕或任別職時也可承襲。猛安謀克的職責，初隻管訓練士兵，指揮作戰。後來，猛安還負責“勸課農桑，餘同防禦”；謀克掌捉輯軍戶、“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可見，猛安謀克擔負著率兵打仗和掌管生產、征收賦稅等多種職能。
    猛安謀克戶，有權從國家分得一份土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員耕種，此即所謂牛頭地；其義務是必須向國家承擔一定的兵役、徭役和賦稅。牛頭地分配及賦稅最初規定為：每來牛三頭為一具，限25口受田4頃4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40具。
    1127年（金天會五年）又“詔內地諸路”，每耒牛一具隻賦粟5鬥，此後為定製。這就是說，一個猛安謀克戶最多可有牛120頭，民（主人及奴隸）1000口，土地176頃；而納稅是極其微薄的，但兵役義務卻極其繁重，青壯年不僅在戰爭時期要應征服兵役，在和平時期也“間年一征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
    猛安謀克曾一度有過等級之分。1145年（金皇統五年），金熙宗亶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海陵王亮即位後，於1150年（金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隻稱為“諸猛安謀克”。
    猛安謀克的成員、戶數，前後亦有變化，初雖均為生女真，但阿骨打為適應對外戰爭的需要，以“歸附降人”編為猛安謀克，亦用猛安謀克名授其首領以統其眾。早在攻克遼黃龍府，擊敗“遼兵號七十萬”後，即於1116年（金收國二年）下詔，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製”。後撫定奚族及分南路邊界，撻懶表請設官鎮守，又答“依東京渤海列（例）置千戶（猛安）、謀克”。金兵中有渤海軍8猛安，奚軍9猛安。漢和渤海人習於州縣製，1124年（金天會二年）金兵攻拔平州後，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統帥完顏宗望以“恐風俗揉雜民情弗便”為由，乃罷是製。10餘年後，又廢除遼東地區漢和渤海人中的猛安謀克。1140年（金天眷三年）太宗吳乞買罷除此地漢和渤海人的猛安謀克，改行州縣製，但有功於金的漢和渤海人仍可為猛安謀克官。1145年（皇統五年）熙宗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製，浸移兵柄於其國人”。契丹猛安謀克的罷除，始於移刺（耶律）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被鎮壓下去後的1163年，是年八月，金世宗雍下詔罷契丹猛安謀克，以其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此次罷除雖主要是參加移刺窩斡起義的契丹諸猛安謀克，但其餘的及奚人的猛安謀克，後來也逐步被廢除。人戶數的變化，1114年以前，一猛安、謀克的人數本無定製，此後亦非一直是300戶為謀克，10謀克為猛安。由於謀克內戶數增加，金世宗於1175年（金大定十五年）下詔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不超過300戶，7—10謀克為猛安。據大定二十三年的統計，時女真猛安共有202個，謀克1878個，凡615624戶，平均每猛安雖未超過10謀克，但每謀克有320餘戶。金宣宗南遷後，作為軍事組織的猛安謀克，每謀克隻25人，4謀克即為猛安，而一謀克內實際能作戰者又隻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頭5人），幾乎完全喪失作戰能力。為抵禦蒙古軍南下，宣宗亶於1222—3年（金元光年間）招義軍，亦隻以30人為謀克，5謀克為千戶（猛安）。說明金南渡以後，猛安謀克組織實已崩潰。由此可知，猛安謀克人戶數的變化，反映了金代女真旅的興衰。
    二、猛安謀克的遷徙及作用
    女真貴族為了軍事發展的需要，鞏固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多次將居於故地的猛安謀克遷到新占領地區。純屬於這類性質的遷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拔寧江州、黃龍府、泰州等地後，先後將一批猛安謀克遷駐其地。最早遷徙始於1116年（金收國二年），以銀可術為謀克，“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屯駐寧江州。兩年後（金夭輔二年），婁室認為黃龍府乃“一都會”，若有變，鄰近地區會“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為萬戶往鎮之。1121年（天輔五年），又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為由，派完顏昱、宗雄視察泰州土地。昱等返回時，“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民戶萬餘”，以祖居按出虎水的婆盧火為都統率之往。拾得、查端、阿裏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即被遷居泰州。臨行，阿骨打還特賜其耕牛50頭。
    太宗吳乞買即位，不久滅遼，金開始了爭奪中原地區統治權的新時期。當用武力占領了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後，陸續將大批猛安謀克從東北地區遷入華北各地。遷徙始於1126年（金天會四年），宗望受命將一批猛安謀克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
    1133年（天會十一年）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抵達華北地區後，星羅棋布，散居四方。被遷的還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為了使遷居新地後的猛安謀克真正能起到“戍邊”作用，太宗於1131年（天會九年）四月下詔，對匱於衣食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為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戶為四口”等優厚照顧。
    熙宗直於1136年即位，次年廢掉劉豫傀儡政權後，“慮中州懷二三之意”，特別是1141年（金皇統元年）金與南宋達成“紹興和議”，淮河以北之地劃歸金以後，又出現了一次將大批猛安謀克南遷的高氵朝。經過這一次遷徒後，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河南路、關西四路皆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猛安謀克戶和猛安謀克軍以小集中、大分散與當地漢人雜處，政府按戶口分給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糧。同時被遷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謀克的遷徙，非僅限於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殉南渡的遷徙不論外，主要的還有以下幾次。不過此後的遷徙，一般說來，大多都是因其內部政治鬥爭形勢的需要，與以前有別。
    海陵王完顏亮弑熙宗直即皇帝位後，於1153年（金貞元元年）由會寧遷都燕京。為了削弱東北地區女真大貴族的勢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圖之”，亦為了加強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約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將上京宗室諸王的猛安謀克，大批遷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東等省。屬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及右諫議烏裏補之猛安，太師勖、宗正宗敏之族，被遷於中都（今北京市）；斡論、和尚、胡刺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裏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果國公勃迭等8猛安，被遷居今山東省境；阿魯之族，被移到北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大明城）；按達之族，被遷到河間府（治今河北省河間縣）。
    金世宗完顏雍時期，猛安謀克大規模的遷徒有四次：1179年（金大定十九年），世宗將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顏亮遷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東平之境。次年，將河北東路遙落河、移馬河兩契丹猛安遷於大名、東平等路安置；1183年，又遷山東東路8謀克到河北東路的河間府，置於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遷到河間的宗室未徙者令盡徒於平州，同時，又將山東東路忒黑河猛安之蘸答謀克、移剌閔斡魯渾猛安之翁浦謀克、什母溫山謀克9村人戶徙於劉僧，安和2謀克“舊地”；1184年，在東北地區將速頻、胡裏改3猛安24謀克遷到上京率水、胡刺溫水之地。綜觀世宗四次遷徙的原因：一是完顏亮時把宗室之猛安遷到土質較差的河間地區，世宗為了安撫宗室貴族，將其轉遷到土質較肥沃的平州；同時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二是將遙落河、移馬河2契丹猛安遷到大名、東平，是“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而將速頻、胡裏改路眾多謀克遷往上京，除上述原因外（因大定初不少契丹人被遷散到上京地區），還由於完顏亮把上京諸猛安甫遷後，上京空虛，世宗“欲上京兵多”，備“緩急”之用，而速頻、胡裏改人又“驍勇可用”。
    經過多次大遷徙後，據統計，東北地區駐有99猛安，遷到中原的有70猛安。
    金宣宗完顏珣南遷，又將河北的猛安謀克軍戶遷到河南，初遷往“百萬餘口”，後“革去冗濫”，述有42萬有奇。
    猛安謀克作為女真創建的一種社會組織和製度，在前期起過積極作用，歸納有以下幾點：首先，對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女真族，起了促進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確立猛安謀克後，不僅生女真，就連遼東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納入猛安謀克組織之中，於是一個統一的女真族就這樣形成了。第二，阿骨打創建的猛安謀克，雖是一種地域組織，但仍具有濃厚的血緣關係。這種以地域、血緣因素為紐帶的猛安謀克，形成了強大的親兵集團，在滅遼攻宋戰爭中，相互照顧，大大增強了女真兵的戰鬥力。第三，團結了歸附降人。生女真的人數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中原人認為它不過“一部族耳”。可是自阿骨打起兵後，女真貴族隻用了10餘年時間（至1127年），就滅掉了遼與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戰和遼、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貴族對降附的漢、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謀克編製，並用猛安或謀克稱號授其首領，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他們的反抗情緒，起到了“為我所用”的作用。第四，由於猛安謀克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所以女真貴族能隨著新占領地區的不斷擴大，迅速將大批女真人遷到新占領地區屯駐，從而鞏固了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但是在女真貴族把猛安謀克搬到中原地區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後，它又變成了阻礙社會發展，束縛女真人前進和進行民族剝削壓迫的工具。
    第三節“勃極烈”的廢除與封建化
    一、金初的“勃極烈”製
    1115年元月，阿骨打建國稱帝，標誌著生女真社會奴隸製的正式確立。為適應奴隸製國家的需要，於是年七月將存在於生女真大軍事聯盟下的都孛堇、國相、孛堇議事會，改組為參主朝政、共議國事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製度。它保有古老聯盟議事會製度的痕跡，以合議製形式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雖是一種輔佐皇帝的政治製度，但皇帝的權力受到諸勃極烈的牽製。這一製度施行凡20年，中經太宗，至熙宗時才被廢除。
    勃極烈的含義，一般認為是“孛堇”一詞的異譯。勃極烈議事會的成員，前後有增減變化。初，阿骨打以其弟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為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為阿買勃極烈，弟斜也（杲）為國論吳（一作昃）勃極烈。由於都勃極烈改稱皇帝後不複再用，故勃極烈成員初為4人。兩個月後，改國論勃極烈撒改為國論忽魯勃極烈，增阿離合懣為國論乙室勃極烈。次年五月，又有斡魯為迭勃極烈之事。
    1121年（金天輔五年）國論胡（忽）魯勃極烈撒改死，次月升吳勃極烈斜也為忽魯勃極烈，以蒲家奴補昊勃極烈之缺，又新設移賚勃極烈，以宗翰為之。1123年阿骨打死，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皇帝位（廟號大宗）後，升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命宗幹為國論勃極烈。次年，增設阿舍勃極烈，以謾都何為之。1130年（金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斜也死，以儲嗣位久虛，在諸勃極烈幹與下，1132年太宗以阿骨打嫡孫合刺為諾班勃極烈；同時為加強皇權，對諸勃極烈作了一次調整，以其子宗磐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相當尚書令），國論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左丞相）、移賚勃極烈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右丞相）。至此，勃極烈議事會成員遂又為4人組成，其餘諸勃極烈，或死或升遷後未再遞補（隻有諳班勃極烈和國論勃極烈有了出缺才重新調整和補充），如阿買勃極烈辭不失、昊勃極烈斜也死後均未再補；移賚勃極烈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後也未補任；阿舍勃極烈謾都訶死後也不見有補任此職者。說明中央統治機構中的高級官職經過一段發展後製度化了，又表明隨著社會發展貴族勢力的分權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中央集權有了進一步加強。
    1135年，諳班勃極烈合刺即皇帝位，是為熙宗，不僅未遞補諳班勃極烈空缺，且又以國論右勃極烈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國論忽魯勃極烈宗磐被任命為尚書令、太師；國論左勃極烈宗幹為大傅。次年，三人“並領三省事”。標誌著勃極烈製度在1135年已被廢除。
    勃極烈的成員，均為金皇室和宗室的顯貴，連異姓完顏亦被排斥在外。上述擔任過勃極烈的12名成員，與皇帝的關係及世係為：吳乞買為太祖阿骨打同母弟，世祖第四子；撒改是太祖從兄，世祖侄，景祖孫；辭（習）不失是太祖從叔，景祖侄，昭祖孫；斜也為大祖同母幼弟，世祖第五子；阿離合懣是太祖叔父，景祖第八子；阿徒罕（？）；蒲家奴為太祖從兄弟，景祖孫；宗翰為太祖從侄，撒改長子。太宗時新增補的宗幹，為太宗侄，太祖庶長子；謾都訶為太宗叔父，景祖子；合刺為太宗從孫，太祖嫡孫；宗磐為太宗嫡長子。由此可見，諸勃極烈與皇帝之間，或為兄弟，或為叔侄，或為父子，並由多家族聯合製向以太祖家族為主演變。由於諸勃極烈與皇帝之間的這種關係，又是讚助太祖、太宗創業治國，定社稷的功勳，故一經被任命，便成了終身之職。
    諸勃極烈稱號的含義及職掌，總的說，是用來“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兼有輔佐、議政、行政、司法和軍事等職能。具體分別為：都勃極烈，總治百官，猶漢雲塚宰，即最高的勃極烈，總管一切國政，此稱號僅阿骨打在稱帝前用過，稱皇帝後被取消了；諳班勃極烈，官尊且貴，為皇帝的繼承人，大宗、熙宗均由此職即皇帝位，平時“貳國政”，皇帝出征時“監國”；國論勃極烈（左、右），意為國之勃極烈，即國相，金國建立前的國相撒改在勃極烈製度初建時被委此職；國論胡（忽）魯勃極烈，即統領官，在增設國論乙室勃極烈時，並以撒改為之，疑即國相；阿買勃極烈，為治城邑之官（有人認為阿買力“厄木”之對音，意為第一，即第一勃極烈，執掌女真內部政務）；國論昊（昃）勃極烈，主陰陽之官（或謂此為管理眾人的第二勃極烈）；移賚勃極烈，女真語位居第三曰“移賚”；乙室勃極烈，為迎迓之官，即負責外交之長官；阿舍勃極烈、紮失哈勃極烈，《金史·國語解》中有後者而無前者，為守官署之稱（紀傳中有前者而無後者。一般認為阿舍即紮失哈，是同一語詞音譯不同異寫）；迭勃極烈，“淬貳之職”，即副職，在諸勃極烈中位居最末。上述職守，僅有習慣上的分工，在實際生活中，諸勃極烈皆“參議國政”，諸如除授漢地方官吏。選立儲嗣等，往往均可參預。
    二、漢官製的采用
    官製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而又廢除。女真貴族南下開拓的區域，多為封建經濟和文化有高度發達的漢區，在初采用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上的猛安謀克製統治遭到抵製後，便改用遼、宋習用的漢官製。金朝采用漢官製，經曆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即先在部分地區施行，最後在中央廢除勃極烈製度，采用三省六部製。不過，由於女真族本身特點決定，在中央采用漢官製後，在女真人中仍用作為地方行政組織的猛安謀克。猛安謀克製度盡管自熙宗以後內容也在起變化，但直至章宗時它與漢官製地方係統的路、府、州、縣並存。
    漢官製的采用，始於1122年（天輔六年）金太祖時。在進軍燕京前，詔“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攻下燕京後，遼知樞密院事左企弓、虞仲文、劉彥宗等奉表降，使“複舊職”，以左企弓守太傅、中書令，虞仲文為樞密使、侍中，等等。次年，太祖在招諭平州時立愛時又雲“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是年，金兵按約退出燕京，乃仿遼南北官製，設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以左企弓主院事，並下詔“此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
    金太宗即位後，隨著新占領區的擴大，又著手在中央籌建漢官製。
    1124年（天會二年）太宗再克平州後，將置於廣寧的中書省、樞密院移置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第二年進入燕京後又移之於燕京，並“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製行之”。與此同時（約在天會二、三年間），雲中亦建立一個樞密院。時稱“東朝廷”、“西朝廷”。當時掌實權的斜也、宗幹了解了漢官製的優越性，便勸太宗改女真舊製，用漢官製度。史載“天會四年，始定官製，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或雲是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製”。疑此指劉彥宗死，燕京樞密院並於雲中樞密院後在燕雲及黃河以北地區推行的三省製。在此前後，1127年（天會五年）滅北宋，大批猛安謀克戶被遷入中原。太宗於1134年（天會十二年）頒布“初改定製度”詔書，“法古立官”，“首建官於台省”，並把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的韓企先調到上京（中央），授予尚書右丞，參加漢官製改革。這一年是金在中央著手建立漢官製開始之年。而太宗病卒於是年，改革不得不中止。
    1135年（天會十三年）元月熙宗即位，首先完成太宗未完成的改製方案。三月，宣布在中央廢除勃極烈製，改用“循遼、宋之舊”，兼采唐製的漢官製，設立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逐步設置了六部，又在皇帝之下設三師、三公，三師並領三省事。尚書省設尚書令，下設左、右丞相（副相）。中書，門下二省分置中書令、侍中，由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書令。《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介紹熙宗這次改革：“初，金太宗晟（本名吳乞買）嚐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國之製。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1137年（天會十五年）廢偽齊後，設行台尚書省於汴（今開封市）。次年（天眷元年）八月，頒行官製”。新官製內容包括官號、品次，職守等。後又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熙宗改革官製，在中央設立的機構除三省六部外，還有都元帥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國史院、禦史台、翰林學士院、殿前司、勸農司、記注院、太常寺、秘書省等。他還在官吏選舉、俸祿和儀禮等方麵作了改革，頒行了封國、封爵等製度。在地方，設京、路、府、州、縣。金朝官製全國遂趨於統一。
    熙宗以後，海陵王在1150年（金天德二年）廢除行台尚書省和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改後受尚書省節製）後，1156年（金正隆元年）對官製又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是罷中書、門下省，隻置尚書省。尚書省直屬皇帝，為最高行政機關，使權力更集中。在改革中，尚書省內部也作了一些調整，如罷去原置平章政事官。此後，金朝官製隻局部稍有增損，再無大變動。所見變動中主要有世宗時增設平章政事兩人，章宗時增置提刑司等。
    漢官製的采用，加強了中央集權，加速了女真社會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轉化，給各民族有識之士進入仕途創造了條件，促進了金朝統治區內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三、奴隸製的廢除
    女真社會經曆了奴隸製發展階段後進入封建社會。不過，女真社會奴隸製具有四個明顯特點：一是存在時間較短，從確立到廢除僅100年；二是在總人口中，奴隸人數占的比例不大；三是作為金代女真主體的生女真，雖在金國建立前早有因戰爭、負債或犯罪等折身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會的奴隸，主要是對遼、宋戰爭中被俘掠來的外族人；四是伴隨著金國建立及發展，女真最高統治者多次下詔贖放奴隸和禁止權貴買民為奴。因之，女真社會奴隸製的確立（即進入奴隸社會）和過渡到封建社會的時間問題，存在不同看法。
    生女真社會奴隸的出現，如前所敘，始於函普時代。11世紀中葉以後，各部間的戰爭已以掠奪人口、財物為目的，到了12世紀初（康宗時）賣身和債務奴隸也出現了。
    1114年阿骨打進攻寧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隸部曲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視功。”表明當時女真社會內的奴隸在總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數量。上述事實隻說明全國建立前女真社會奴隸製度的發展進程，不能證明已是奴隸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上種社會形態必須有一個標誌，這個標誌，隻能是大金國的建立，在此之前，無論是烏古廼被遼授為生女真部節度使，還是阿骨打襲穆宗位稱都勃極烈，都稱不上是這一變革的標誌。
    女真社會奴隸製的崩潰，始於金熙宗時，中經海陵王和世宗兩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間）才完成了向封建製的過渡。從太祖朝看，《金史》記載“放良”的史事凡4條；先是阿骨打在進攻寧江州前誓師時許諾，對作戰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為良”；隔一年後，又對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債等折身為奴的，下詔“並聽以兩人贖一人為良”；1122年（天輔六年）在進攻燕京前，針對攻克遼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遼民逃亡情況，宣布“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為良”；攻克燕京後，又宣布“其間被虜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為良”。上述四條贖放奴隸的記事，或是為了保證反遼戰爭的勝利，原為奴隸者，達到提出的要求可“為良”；或是對原為自由民因種種原因淪為奴隸的，需以人對贖或“自贖”才能恢複自由民身份，可見太祖“放良”並非為了廢除奴隸製而解放奴隸，這些“放良”措施，均是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奴隸製政權。
    太宗在位期間，發布奴隸“放良”詔令多至9道。同樣是在不觸動奴隸製度的前提下，為滅遼攻宋戰爭的勝利采取的權宜之計。因為9道詔令大多是“贖放”令，隻有兩道是“釋放”。而兩道釋放詔，一在1123年宣布對女真人中先附遼後被虜者的政策時，“其奴婢部曲，昔雖逃背，今能複歸者，並聽為民”說的；一在1130年詔“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前者是為了爭取滅遼戰爭的最後勝利，後者是因當時金兵正打到長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補充兵源。由此可見，太宗發布“放良”的詔令雖多，但與為廢除奴隸製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於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邊戶“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戶為四口”，還是維護奴隸製度的措施。
    女真社會奴隸製度崩潰始於金熙宗時，標誌是他在1135年即位後，即廢除了代表奴隸國家政體的勃極烈製，采用封建的漢官製。不過，由於這一改革僅限於上層建築領域內，在位時期絲毫未觸動奴隸製的經濟基礎，又持“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速易為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胥效，翕至大同”的態度，故熙宗時還隻是女真社會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開始。
    女真社會奴隸製經濟基礎的解體，發生在海陵王和世宗兩朝。作為女真奴隸製經濟基礎的牛頭地製度，始行於1121年（天輔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於隨著南侵疆域擴大，大批猛安謀克遷居中原，實行大規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顧，由於猛安謀克戶與漢人錯居雜處，使牛頭地製度迅速受到破壞。這一變化首先表現在牛頭地分配製度上：原規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頃4畝有奇，但官民每戶占地不得過40具，即不得超過176頃。到海陵王時，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數權貴之家，參知政事納合椿年一家占地達800頃，“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其次是租佃製的迅速發展。世宗大定年間，山東、大名等路的猛安謀克戶民，由於處於統治民族地位，對從國家分得的牛頭地，自己不耕種，“盡令漢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於山東、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戶，將地“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壟無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第三，由於租佃製的發展，和世宗實行占有奴隸多少也作為“科差”的依據之一，奴隸不僅失去了原來的價值，多了反成負擔，於是出賣奴隸也普遍出現了，連遠離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戶，也“自賣其奴婢”。以上變化表明，女真社會的奴隸製到世宗朝已經全麵崩潰，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金世宗雖有“小堯舜”之稱，卻是一位守成者，麵對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不是積極地去促進，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詔禁止出賣奴隸；或派官員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種而“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還對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皆放良的劉現，問罪貶官。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的金朝帝王。對世宗時期女真社會發生的新變化，積極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不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稅戶（農奴）為良，“詔宮籍監戶舊係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為良”；而且又於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廢除了奴隸製度和禁止誘良人為奴的“更定奴誘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規定“放良”子孫可“應諸科舉”，兩年後又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實說明，女真社會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
    第四節女真與漢、黨項等民族的關係
    一、女真貴族與漢族統治者的爭奪
    女冀貴族與漢族統治者的爭奪，始於金太宗，延至金亡，長達100餘年。由於爭奪戰爭的戰場均在漢人區，加之女真貴族在戰爭中縱兵搶掠，因此一個國家內兩個民族統治階級間的爭奪，被民族戰爭的形式所掩蓋；又由於雙方內部均存在主戰派與主和派或投降派，使爭奪更複雜化。
    100餘年裏，戰與和的發展變化，可分為四個時期：
    1123年至1130年為第一時期。女真貴族大舉南入，北宋滅亡和南宋統治者倉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顏晨即位前，北宋統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從契丹人手裏奪回燕雲十六州。經過反複交涉，1120年（金天輔四年），宋、金訂立了夾攻遼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後，由於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納南逃叛亡的誓約，女真貴族宗望等又聞童貫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進諫，“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太宗便以宋背盟違約為理由，1125年（金天會三年）在滅遼後，下詔南下伐宋。從此開始了100餘年連綿不斷的爭奪戰。次年正月，金兵包圍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欽宗即位。是年底，欽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趙構即位於歸德（今河南省商丘縣），史稱南宋。當聞張邦昌被趙構殺後，金太宗發兵大舉南下，先追趙構至揚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還軍。金兵北返途中，在鎮江遭到宋軍阻擊，“橫屍十五裏”，統帥兀術（宗弼）“窮蹙”。兀術後雖率軍轉戰到江寧（今南京市），於1130年夏渡過長江，但表明金已無法征服南宋。女真貴族改變大舉南侵的戰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為第二時期。女真貴族采取以戰迫和，鞏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統治者則妥協退讓，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後，一些女真貴族認識到，“懷柔之道有所未盡”，時女真兵內又出現厭戰情緒，經過一番策劃，金太宗一麵調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陝西戰場，一麵立宋原濟南知府劉豫為大齊皇帝，將山東、河南、陝西地歸其管轄，利用他作為對付南宋的藩籬。隨之，女真貴族集團內部主戰派與主和派，改革派與守舊派的鬥爭日益尖銳。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國主戰的宗翰死，倡議以“廢齊歸地”與宋的主和派撻懶掌握了兵權。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議和的情況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陝西地與宋”的要求，條件是，宋對金稱臣，歲納銀25萬兩，絹25萬匹。
    1139年和議成。太傅宗幹、左副元帥宗粥初雖亦主和，但不同意將河南、陝西地歸宋，在和議成後，為收複“河南地”奏請誅撻懶。
    1139年，熙宗殺撻懶，接著“詔元帥府複取河南，陝西地”。金兵初雖獲得了一些勝利，但遭到宋軍頑強抵抗，多次被擊退，於是和議又開。1142年達成和議，史稱“紹興和議”。按規定，金、宋東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省寶雞市西南）為界；宋向金稱臣，每歲貢銀絹各25萬兩匹。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滿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顧及金的經濟、軍事力量和內部重重矛盾，欲“萬裏車書已（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企圖要統一中國之心躍然紙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將32總管兵凡60萬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顏雍發動政變，在遼陽即皇帝位，是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後，世宗麵臨諸如大將紇石烈誌寧等一些女真貴族反對他稱帝等問題，使金不能與宋繼續作戰，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動表示“罷淮甸所侵以修好”。南宋王朝本是一個偏安政權，這時主戰派想趁金內部不穩，出兵一舉收複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戰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為金世宗贏得了時間，可用全力整頓內部。正當契丹人起義被他鎮壓下去時，宋高宗讓位於血氣方剛、圖複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戰派勢力抬頭。孝宗雖起用主戰派，但朝中投降派勢力很大；張浚發動北伐後，前線主要將領不和。致使有“符離之潰”。投降派乘機攻張浚，“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於金”。宋孝宗亦欲議和。紇石烈誌寧在赴任“經略南邊”時，金世宗曾麵諭，“宋若歸侵疆，禮如故，則罷兵”，故致書於宋。在誌寧的威脅下，宋派盧仲賢往金營議和。經多次往來交涉，1165年達成和議，史稱“隆興和議”。主要內容：恢複紹興和議劃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稱為叔侄相稱，減歲幣10萬。與紹興和議相比，金作了讓步，即宋不再向金稱臣，歲幣銀絹各減5萬兩匹。
    1165年至1214年為和平相處第三時期。後期曾有幾年兵戎相見，終以宋失敗告終。隆興和議簽訂表明：金不僅不能滅南宋，就是保住已奪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價，所以金采取保邊防宋的方針；南宋的主戰派也認識到，奪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隻能以待時機。因此，雙方和平相處維持了40餘年。
    12世紀末，金國境內連年遭災，北部韃靼等部屢次擾邊，致使兵連禍結，府庫空匱，“群盜”蜂起，民不堪命。時南宋韓侂胄手握軍政大權，謀恢複中原以圖蓋世功名，於1205年草率發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籌劃北伐，雖不同意群臣“先舉”之策，但亦命仆散揆會兵於汴（今開封市）以備之。韓侂胄北伐本是“僥幸萬一”，故初戰屢受挫。當仆散揆兵分九道以聲西擊東渡淮後，宋軍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罷兵”。韓侂胄亦以師出屢敗，轉而“願講和息兵”。
    1207年議和再開，金提出：改叔侄國為伯侄國，增歲市30萬兩匹，犒師錢300萬兩，還淮北南流人，以韓侂胄頭贖淮南地。楊後與兄楊得山及史彌遠勾結一起殺韓侂胃，答應金的條件，次年議和成。
    1214年至1234年金亡為第四時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後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無力抗拒蒙古軍南下，企圖奪取南宋地以圖存，於是雙方又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奪戰。1211年蒙古兵大舉侵金，南宋見“金國有難”，先不按時給金歲幣，後於1214年發兵攻金。金初取守勢，後宣宗殉在術虎高琪等“侵宋以擴疆土”的鼓動下，1217年發兵渡淮伐宋。金多次發動進攻雖在東、西兩麵取得小勝，但終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勝與宋議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絕，戰事又起。金哀宗守緒即位後，麵對內憂外患的困境，特別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脅，擬與宋休戰，並“榜諭軍民，更不南伐”，仍未得到宋響應。南宋既不同意議和，但亦無力滅金。在北方，蒙古貴族鑒於多次與金作戰，光靠自己力量一時難以滅金，1233年初（宋紹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議夾攻金”，南宋朝臣除趙範外，皆同意與之聯合，“可遂複仇之舉”。是年十月，宋兵從蒙古兵“合圍金主於蔡州”。1234年初，女真貴族建立的金王朝終在蒙、宋聯軍圍攻下滅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餘年，後亦為蒙古所滅。
    二、女真人與漢人的經濟文化交往
    在10世紀中葉（北宋初），遼統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貢“名馬、貂皮”，熟女真與山東半島的漢人更有民間往來，將馬海運出賣。在金、宋對峙的100餘年裏，雙方統治者雖斷斷續續有過三分之一時間的武力爭奪，但兩族人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一直很頻繁。主要是通過榷場貿易和民間走私兩條渠道。
    榷場貿易：榷場，為雙方商人在政府嚴格監督下的互市場所。金宋設榷場之議，始於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國書中首先提出，選擇“穩便處所，起置榷場”，以通貿易。宋隨即答書“並如來書所諭”。由於金滅遼後旋即發動征宋戰爭，設置之議未見實行。紹興和議後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邊設榷場，先後於壽、鄧、唐、秦、潁、蔡、鞏、洮、泗等州及鳳翔府、膠西縣等地設立榷場，宋則置榷場於盱胎軍、淮西、京西、陝西等地。榷場在開設17年後，因海陵王積極準備南伐，金除留泗州一處外，餘皆關閉；宋相應亦隻留盱眙一處，餘並罷之。戰爭爆發後，雙方僅存的一處，亦均關閉。1164年，隆興和議成，隨之金複榷場，宋亦於次年在盱眙軍、襄陽、壽春、光州等地複置。10餘年後，金疑宋與西遼“交通”，對陝西沿邊榷場除留一處外，餘悉罷之。1205年，宋發動開禧北伐，雙方榷場又多關閉。3年後和議再成，宋請如舊置榷場，金在唐、鄧、壽、泗、息等州及秦、鳳之地複置。此後，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場廢置無常。來由榷場輸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藥、生薑、陳皮、糖、幹鮮果、絲織品、木棉、虔布、銅錢和米等，金向宋輸出的，有北絲、北絹、北珠、貂皮、鬆子、蕃羅及人參、甘草、紫草和紅龍等。從金、宋兩王朝在榷場歲獲的稅收額看，榷場貿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場大定年間歲收入53467貫，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貫；其間宋亦歲得43000貫。又如秦州西子城場，大定年間恢複時金歲獲33656貫，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時增加近4倍。
    民間走私販賣：金、宋在和平相處時雖有榷場交易互通有無，但由於時戰時和，故雙方對榷場貿易品凡屬軍用或緊缺物資，多次下令禁止，致使這些物品成為走私販賣的主要貨物；另一方麵，商人為了逃避納稅獲厚利，對榷場允許交易的貨物亦偷運私相買賣。於是，民間的走私販賣成了兩民族人民互通有無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認為，走私販易貨物不論種類和數量，都比榷場的多得多。因為宋臣在講兩淮間私相貿易之弊時，舉鄭莊私渡販運的牛，“每歲春秋三綱，至七八萬頭”。金方私販出境的，主要為鹽、米麵、馬等，宋方偷運賣出的，主要有茶、米、銀、銅錢、耕牛、戰馬等。
    金境內的女真和漢人間的經濟交往，雖無上述大宗貿易，但存在頻繁而廣泛的交換則是事實。此外，宋每年向金納銀絹數10萬兩匹，雙方賀正旦、生辰時的饋贈等，實際亦起了經濟交流作用。
    女真與漢人的文化交流，由於女真崛興於原始社會末期，而當時漢文化已相當發達，交流主要表現為女真人對漢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對峙時期女真始終處於優勢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給漢人以強烈影響。女真人吸取漢文化，主要通過三條途徑：一是從降金和陷金的漢族士人與官吏獲得；再是向被扣留於金的宋使臣學習；三是提倡學習儒家經典和漢人詩文集。
    金在滅遼破宋的過程中，俘獲了大批仕遼、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貴族對其中有用之人材，不僅吸收他們參加政府工作，用其幫助創建各種製度和建立城郭，而且還拜之為師，向其學習漢文化。如：韓企先，燕京人，仕遼官至中書令，降金後，金太宗知其博通經史，調至京城，擔任尚書右丞相，對儀禮製度“或因或革，鹹取折衷”。韓昉亦為燕京人，遼末進士，歸金後，不僅許多製度的創製皆出其手，而且後來即位的熙宗，亦從其獲得儒學之教，“盡失女真故態”，熙宗推行漢官製，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響。張用直，為居遼臨演府的漢人，“少以學行稱”，陷金後，被宗幹招致於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師。亮為王後，又令教其子，並說：“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求學，宜善導之。”金朝帝王及貴族如此崇尚漢文化，一般女真人在與漢人錯居雜處中向漢儒學習，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許多均是文化造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們不放歸，或授之以官，或請以為師，向其學習漢文化。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虛中，蜀人，1128“年（金天會六年）使金，女真貴族頗愛其“才藝”，加之官爵，即受之。他與韓昉等人為金廷“掌詞命”，又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為熙宗批答大臣奏請，是宋使中對熙宗改革影響最大的物。張邵，烏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會寧時，“金人多從之學”。洪皓，番易（鄱陽）人，出使金國被扣留10餘年，剛直不阿，辭不就官，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金人“爭鈔誦，求鋟梓”。金宰相完顏希尹愛其才，“使教其八子”。《宋人佚事匯編》中還談及其在金期間，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默寫在曬幹的樺樹皮上，教授當地的百姓子弟，被稱之為“樺皮四書”。
    女真貴族對取得漢圖書文籍，視同珍寶，甚或過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發兵攻取遼中京時，就詔諭諸將領：“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1127年初，金統帥宗翰在滅北宋還軍時，將來都城中的公私圖書典籍與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載之以歸。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國時，亦皆攜入不少書籍。漢籍入金後，成了女真人學習漢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徑。熙宗即位後，讀《尚書》、《論語》等，夜以繼日。為了不懂漢文的女真人學習漢文化，金設立了譯經所。根據金世宗旨意，譯經所譯出《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於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進世宗。世宗命宰臣頌行，說：“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章宗時，學士院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詩文集26部。章宗猶不滿足已得的漢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詔求購《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國境內廣大的漢族士人在兩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女真文化雖不及漢文化發達，但亦對漢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營養。如宋時一些記載女真史事的書籍：洪皓的《鬆漠紀聞》和《金國文具錄》、張師顏的《金虜南遷錄》、田瑋的《北鄙須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國誌》、張匯的《金虜節要》以及《金國明昌官製新格》、《大金集禮》、《金國世係》、《塞北紀實》等，大多都是漢人寫的，無疑參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據所見所聞所傳聞寫成。
    兩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促進了彼此相互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豐富了兩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經濟方麵，金上京地區的今黑龍江省肇東縣八裏城、綏濱縣等地出土的金代鐵、銅、銀製車馬具，明顯看出深受中原地區的影響；而八裏城發現的鐮刀等農具，形製與中原地區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東北農村中使用的接近。另一麵，今夏令時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時，將女真地區的優良種子帶到了他的故鄉今江西省鄱陽縣，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種。在文化方麵，漢文化對女真的影響是很深的：女真人習漢語，改漢姓，“學南人衣裝”，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據“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創製；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認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義道德”；今黑龍江省出土的金代銅鏡圖案大多取材於唐宋傳奇故事，等等。女真文化對漢人的影響，也是多方麵的：南宋都城臨安，早在1163年（宋隆興元年），已“士庶服飾亂常，聲音亂雅”；從金境返回、“歸正”至南宋的漢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諸軍又有效習蕃裝，兼音樂雜以女真”。而在金境內的原北宋都城（今開封市），女真衣冠當時更為流行，範大成的《相國寺》詩中即有“聞說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之句。
    三、女真人與黨項人的政治、經濟聯係
    女真與黨項，在遼代一為遼屬部，一與遼為甥舅國，兩民族居地相去萬裏，無直接交往。在金滅遼過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遼天柞帝至西夏毗連的遼西京地區，從此揭開了女真人與黨項人的聯係的篇章。
    女真與黨項族的政治聯係，主要體現在兩民族各建立的金與西夏兩個政權的交往活動上。
    1122年，天柞帝“走陰山”，西夏王李乾順派大將李良輔率兵3萬駐天德，開始了女真人與黨項人的直接接觸。兩軍交戰後，女真兵初小受挫，後斡魯與婁室合兵夾擊，大敗西夏兵於宜水。次年，西夏先發兵屯可敦館，阻止女真兵追遼帝，後又遣使請逃亡在外的天柞帝“臨其國”。女真貴族為“沮疑其救遼之心”，於是年改變方針，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並答應“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許割地以作酬嚐，西夏貴族並未立即答應，後金將宗望又寫書給李乾順說：“果欲附我，當如前諭”，並威脅說：“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在遼滅亡已無法挽回的情況下，西夏才向金太宗進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金許諾將遼屬下塞以北，陰山以南，吐祿濼以西地割給之。遼滅後，李乾順依金的諾言，於1126年進軍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爭奪宋西線之地，一麵發兵南下攻北宋，一麵遣將率數萬騎以出獵為名，“逼逐夏人”，奪取天德、雲內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繼立，女真貴族為聯夏製宋，消除西夏貴族的怨憤，將原屬北宋陝西的“北鄙”地，以黃河為界割予西夏，以抵償其失去的天德、雲內等州地。自此以後，金與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頻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節，西夏均遣使赴金慶賀，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節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來凡321次，其中和平時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在和平相處的80餘年中，雖有過一些小的磨擦，終因雙方均需要聯合以製南宋，未釀成大的衝突，特別是女真貴族為了利用西夏牽製南宋，金應夏人之請，在西北地區從1137—1146年先後將樂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邊軍等沿邊地割賜與西夏。然而，金對西夏采取的較寬容政策，並未換得夏人以事遼之誠事金。12世紀末，當金王朝北部連年受到蒙古諸部侵擾，宋又趁機北伐時，黨項貴族也乘金國之危，於1210年（金大安二年）發兵攻金霞州，奪取金的屬地。此後，兩國雖有使臣往來，但和平相處的局麵已遭破壞。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樞密使派二僧與宋邊將聯絡，“欲與共圖金人”。此舉雖未成功，但自是金與西夏連歲“交兵”，“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1220年（金興定四年），金邊臣曾與西夏議和，西夏見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繼續攻金。後來，黨項貴族怕受到金與蒙古的夾擊，才幹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議成。西夏雖爭得了改君臣相稱為兄弟相稱，各用本國年號。但國力已耗盡，不出兩年，為蒙古所滅。金也隻苟延了7年，為蒙、宋聯軍所亡。
    女真與黨項人的經濟聯係，主要是榷場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討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張北縣）與北羊城之間設榷場，“以易北方牧畜”。此地離黨項人分布區不遠，當時無疑已有黨項人來此與女真人貿易。西夏臣屬金國後，因初為爭奪天德、雲內等州地，金、夏關係一度緊張，故直至1141年（金皇統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場的要求，金才開設專與西夏貿易的榷場。金先後設立的榷場有：蘭州、保安、綏德、環州（以上均在今陝西、甘肅兩省境內）、東勝等處。從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於邊防考慮和阻止絲帛流入夏境，先後罷蘭州、保安、綏德三榷場。在西夏要求下，綏德場關閉幾年後複開，保安、蘭州二場亦於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複置。從金、宋交戰時期雙方均關閉榷場看，金對西夏開設的榷場，無疑在金、夏交戰後亦多罷之。榷場的設置與複開，均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為金所隔，無法與南宋互通有無，短缺物資主要靠從女真人控製的中原地區取得。而女真貴族所以常常滿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過榷場貿易獲得軍事需要的西夏馬匹。但是，金的這一願望常不能如願以償，所換得的盡是珠、玉之類，而西夏倒能獲得其所需的絲帛。因此，金世宗對宰臣說，西夏是“以無用易我有用”。金、夏榷場貿易，對豐富黨項人的生活，促進西夏經濟發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與黨項人的經濟聯係還有以下三條渠道：一，沿邊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來的饋贈與貢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貿易3天。
    四、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壓迫和與蒙古人的關係
    女真貴族在反遼初期，為了瓦解契丹人，團結各種力量對付遼統治者，阿骨打於1116年（金收國二年）初詔諭下屬，對契丹等族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這種較寬容的政策，大體施行到1132年耶律餘睹謀叛時為止。此後，特別到1161年撒八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後，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視和壓迫日趨加劇，以至後來竟“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有金一代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壓迫，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經濟上的掠奪。遼朝契丹人已有不少從事農業生產，但畜牧業仍是其傳統生產。金滅遼後，女真貴族為了軍事需要，承襲遼朝群牧製度，設立官牧場，以契丹等族人為其放牧。從金天德年間設置的五群牧所名稱“皆仍遼舊”看，金官置牧場的牧戶大多應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監督下，放牧馬駝牛羊。金統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賞”，時遣使往彼閱實牧畜數，缺失的“令牧人償之”。所牧牲畜，馬長到三歲即轉交給女真人，牛或借給民耕種；遇到有大戰爭，則征括殆盡。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進馬駝鷹鶻等之機，“輒率斂部內”，進行勒索。至於被騙入猛安謀克的契丹人，淪為奴隸的，則無償地為女真奴隸主從事農業等勞動；就是屯田軍戶，也要交納賦稅，可見，女真貴族對契丹人在經濟上推行的是一種掠奪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興和議”前，金屢發兵南下伐宋，不僅被編入猛安謀克的契丹人要為女真貴族去當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壯，亦常被征調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盡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戶求留一子照顧亦不可得。時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鄰國”，世代征伐，相為仇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這一正當要求，遭到女真貴族的拒絕。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無路可走，終於引發了撒八等領導的契丹人的大起義。
    第三，殘酷的鎮壓。女真貴族對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階級壓迫的起義，不是改弦更張緩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殺之，或調集大軍圍剿，進行鎮壓。如1132年（金天會十年）耶律餘睹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動敗露後，金統治者不僅捕殺了為首者及其家屬和“餘黨”，而且元帥府還下令上述諸路，“盡殺契丹”，持續月餘方止。又如為抵製海陵王南伐強征丁壯，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諸部反”，海陵王即調兵遣將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婦不留”，“無少長盡洗之”的大屠殺政策，使不少無辜的契丹人均遭殺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開殺戒祭行，其中被殺的有亡遼耶律氏和宋趙氏子男130餘人。此後金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義，亦均奉行調兵征討的政策。
    第四，分散遷徒，強製同化。還在女真貴族對契丹人實行較寬容政策時，即已對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遷徙的辦法來防止其謀變。前述詔告下屬讓契丹人“從宜居處”的阿骨打，在耶律餘睹歸附後，一直將餘睹的家屬“監護之”，餘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終不給。對跟隨餘睹來附的部民，亦“恐在邊生變”，下詔將其徒之“內地”。金太宗即位後，疑“山西諸部族”與天祚帝“陰相結誘”，命其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將契丹人“護送”至嶺東（今張廣才嶺東）居住。到金世宗時，強迫遷徙則是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識，達到將其同化於女真的目的。他曾詔告宰臣，分散遷徙契丹人是“伸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1163年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契丹人分隸於女真猛安謀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討司，將未參與窩斡叛亂的契丹人，徙於烏古裏石壘部地（今綽爾河及雅魯河流域）。
    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種種民族壓迫，雖為鞏固金王朝的統治取得了暫時成效，但大多數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窩斡等領導的起義被金世宗鎮壓下去後，契丹人仍不斷掀起反抗女真貴族的鬥爭，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義有：章宗承安年間陁鎖等領導的特滿群牧起義，衛紹王崇慶元年耶律留哥發動的遼東契丹人大起義，大起義加速了金王朝的滅亡。
    女真與蒙古諸部，在遼朝同為契丹屬部。金滅遼後，蒙古諸部轉附女真。強悍的蒙古人在遼朝（時稱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滅遼過程中，常借兵於彼。但遼亡後，女真貴族不僅不兌現“元約”，反在1135年（金天會十三年）冬，乘其不意發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諸部臣附之心，兵端屢起。1139年冬，金萬戶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結果在糧盡而返時被蒙古人大敗之。此後，金困於“蒙兀之擾”，又鑒於都元帥宗弼曾親率8萬“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現實，遂於1146年主動派肖保壽奴前往蒙古議和。次年和議成。金割西平河北27團塞給蒙古，並歲遺牛羊米豆，冊蒙古酋長為蒙古國王。金世守即位後，為遏止蒙古諸部：一麵在泰州、臨潢接境處設邊堡70，屯駐重兵，下令“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另一麵遣使招諭蒙古（阻），終使兩民族和好相處維持了一個較長時期。世宗又仿遼朝製度授爵號於蒙古諸部，克烈部長汪罕、汪古部白廝波、蒙古部鐵木真等，均曾受過金封的官爵。蒙古諸部也循例歲向金貢獻（斡勒忠奉命使邊受貢，“歸致馬四千餘匹”），金朝重行，“答賜”。從金章宗“仍命諸路並北阻以六年夏會兵臨潢”，塔塔部背金鐵木真出兵助金征討看，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時與金的關係還相當密切。此外，還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編為金的邊防軍，《金史·兵誌》所列西北、西南十乣軍中，有萌骨乣。
    但是，女真和蒙古諸部貴族畢竟是一群剝削者，他們常為掠奪財物和個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動幹戈。金章宗即位後，廣吉刺部“屢脅諸部入塞”搶奪財物，合底忻、山隻昆二部“連歲擾邊”。為此，金章宗於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夾穀清臣率師征討，繼以右丞相完顏襄代之，連續出兵北伐。女真貴族施行的屠殺政策，使蒙古諸部與金的矛盾日益尖銳。前述助金之鐵木真因宗親鹹補海罕被女真貴族所殺，“欲複仇”。
    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稱成吉思汗（皇帝）後，即謀伐金，隻因對金的底細還不很清楚，才未敢輕舉。兩年後，金章宗死，衛紹王立，成吉思汗認為他乃庸懦之輩，不值得向他稱臣納貢，遂與金斷絕往來。
    1211年，他便自將大軍南下伐金。此後金終於1234年為蒙古所滅。
    第四，女真與蒙古的關係還有經濟交往一麵。金初，女真貴族為解決代宋戰馬之需，在西北路招討司境內置榷場，收購蒙古馬匹。此前，宋在河東、陝西地區行用鐵錢，金占領這一地區後廢行，而蒙古諸部在契丹統治時期，因契丹嚴禁鐵出境，鐵兵器甚少，箭鏃多以骨為之。雲中榷場的開設，使河東、陝西地區的鐵錢盡流入蒙古，他們用之作兵器，戰鬥力益強，終成金之掘墓人。
    第五節金朝的滅亡與女真人的變遷
    一、女真貴族的腐敗與各族人民的反金鬥爭
    金亡情形有似遼朝，遼為屬部女真族所滅，金則為蒙古所亡。似為外因，實是內因所致。女真貴族的腐敗反映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麵：
    第一，爭權奪利，互相殘殺。女真貴族問鼎中原後，金熙宗時統治集團內部傾軋已趨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後，殺重臣和宗室子孫150餘人，形成第一個高峰。由於當時金正處於上升時期，終未引起金政權的崩潰。世宗為政，以仁易暴，與民休息，金獲中興。章宗繼位，臻於鼎盛，但在寵妃李師兒、宰相胥持國及其朋黨的推波助瀾下，為爭權又開殺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殺，一批文臣武將多受牽連被誅，或“坐除名”。章宗死後，衛紹王不滿李師兒幹政，賜其自盡，同時將其黨羽鏟除。但昏庸的衛紹王又不聽大臣勸阻，委軍權於在章宗時已“貪愎不法”的紇石烈執中。執中獲權後，即與朋黨陰謀作亂，在蒙古軍逼近中都時專務馳獵受責後，便與完顏醜奴等矯詔發動政變，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殺衛紹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殺戮。宣宗即位，授執中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等官爵。時元帥右監軍術虎高琪與蒙古兵屢戰不利，怕執中以軍法誅已，遂率軍入中都，圍執中宅，殺之。宣宗無奈，不僅赦其罪，還授以左副元帥。高琪為相後，結黨營私，與高汝礪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並置之死地而後快。後宣宗雖將其誅戮，也認識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無法改變權臣的專橫局麵，對鎮守一方的武將擁兵自重，隨便詆毀宰執，戲弄朝臣，擊殺無辜，聽之任之。1233年（金天興二年）初，在蒙古、宋聯合攻金的形勢下，又發生留守汴京西麵元帥崔立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等之亂；同時蒲察官奴又發動政變，囚哀宗守緒，殺朝臣尚書左丞李蹊以下300餘人，軍將、禁衛、民眾3000人。後崔立等雖為李琦、李伯淵所殺，官奴及其黨羽亦伏誅，但大金在互相殘殺中，至此元氣已喪盡。
    第二，吏治亂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後，由於升平日久，入仕途徑增多，吏治之弊逐漸嚴重。金章宗雖作過整頓，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更趨腐敗。宣宗南渡後，吏治更亂。首先官吏與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員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餘員，5年後的泰和七年達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時”。章宗以後，金廷多故，統治區域逐漸縮小，官吏總數已無從查考，但從1214年（金貞祐二年）宣宗“詔許諸人納粟買官”，1232年（金天興元年）哀宗下詔“賣官，及許買進士第”看，金末官多的情況更趨嚴重。其次，新增官員，非賢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監孫複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員中，以“門蔭補敘”者居三分之二。這樣入仕的官員，大多當然不可能為朝廷和百姓辦事，他們對公事“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更有甚者，“貪黷相尚”，利用職權“貪暴不法”。再者，最高統治者亦不盡心政務。如史稱有“勵精圖治之誌”的宣宗，南遷後要工部為其特製鞠杖，在開封購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時術虎筠壽為器物局直長，知後將家中所有鞠杖以進，並諫：“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對此忠良之言，宣宗聽之不悅，“擲仗籠中”，次日出筠壽為橋西提控。官吏和君主的弄權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貴族與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揮霍無度。女真貴族侈靡之風在章宗時已相當嚴重。金末女真貴族不惜民力國財的腐敗情況，此舉兩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為增築歸德行樞密院，僅用工，擬數百萬；二是內族完顏白撒，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為尚書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國危亡之時，“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
    女真貴族的腐敗，給各族人民帶來無窮災難。他們為了滿足其奢侈生活和貪欲，便加緊對人民的掠奪。如劉從益在金末任葉縣令時，該縣戶口比前減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萬石稅賦要百姓如數繳納。又如宣宗南遷時，河北的官吏竟對避兵亂南逃的百姓，需給錢財後，“始聽民渡河”。金在後期，“括粟、闌，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予借數年，或欲得鈔則預賣下年差科”。繁重的賦斂，加上嚴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極的反抗是“率棄廬田，相繼亡去”。更多的百姓則拿起武器，為推翻腐朽的女真貴族統治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
    各民族人民反對女真貴族統治的起義，自金主宰中原後此伏彼起，始終沒有停止過。前期對女真貴族統治造成最嚴重威脅的，是前述撒八、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大起義；後期聲勢空前、堅持鬥爭時間最長的，是紅襖軍。紅襖軍是益都楊安兒、濰州李全、泰安劉二祖等領導的多支起義軍的總稱。它以山東青、濰、萊三州為中心，活動地區除山東外，還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蘇兩省的一部分地區，堅持鬥爭長達50餘年（約從1205—1262年）。由於紅襖軍起義發生在北有蒙古軍相繼南下，西有西夏屢與金交兵，南有南宋與金的兵端再起，故紅襖軍波瀾壯闊的反金武裝鬥爭，極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滅亡。此外，在宣宗南遷時有乣軍之變，在山西有西京軍民變，在陝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陽有布陳謀反，在東北有1212年（崇慶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貞祐三年）女真人蒲鮮萬奴叛金自立。起義和反金活動，嚴重地打擊了女真貴族的統治，使蒙古軍能迅速占領東北地區。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後，數月間眾至10餘萬，“營帳百裏，威震遼東”。次年，留哥稱王，建立大遼國，改元元統。後留哥逃附蒙古，起義軍群眾於1216年推耶廝不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進入東北地區，於1219年“定之”。蒲鮮萬奴本為金遼東宣撫使，1215年奉命領兵40餘萬鎮壓留哥起義軍，敗回東京（今遼陽市）後，於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國，改元天泰，稱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謀克人，皆附之。次年，降於蒙古。後雖叛蒙古自立，改稱東夏國，但因力薄勢孤，元太宗窩闊台於1233年發兵攻之，萬奴被擒，東夏亡。東夏轄地東濱日本海，西至今張廣才嶺，北抵東北流鬆花江，南約達今朝鮮鹹鏡南道。
    二、金朝滅亡後的女真人
    威震遐邇的女真人，金亡後可謂銷聲匿跡，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總人數，隻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過一次，其時猛安謀克及都宗室將軍司，凡615794戶，4813651口。按猛安謀克分布情況推算，遷居中原地區的大約200萬人，徙住今內蒙古自治區一帶的40餘萬人，留居東北地區的約有200多萬人。從1183年到1234年金亡，曆50年，自然繁殖似大於上述所舉。但金自泰和年間（1201—1208）以後，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戰爭中的傷亡，金亡時的女真人數與大定年間的統計數，相差當不會大大。
    居住中原地區的200萬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東、河南各省。宣宗從中都南遷時，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故金末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區，中原地區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於戰亂。除了金末與蒙古、西夏、南宋交戰中死亡的外，為起義軍殺死的也不少。活動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的數十萬紅襖軍，“仇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複噍類”。其二，極大多數與漢族融合。分三種情況：一是大多數女真人遷居中原後，與漢族錯居雜處，習漢語，穿漢服，改漢姓，著籍漢地，金亡後成了漢族的成員。《元史》列傳中寫明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鬧兒、趙良弼、李庭、劉國傑，僅從姓名上已無法分辨他們不是漢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遷中原，改姓李氏，“家於濟陰，後徒壽光”。金末遷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確規定“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的政策下，他們在元代大多成了漢人，應是曆史事實。女真人改用漢姓：完顏曰王、曰陳，烏古論曰商，紇石烈曰高、曰盧，徒單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盞曰張，溫迪罕曰溫，奧屯曰曹，孛術魯曰魯，斡勒曰石，納刺曰康，夾穀曰同，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斡淮曰趙，阿曲曰雷，阿裏侃曰何，溫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顏曰孟，都烈曰強，散答曰駱，嗬不哈曰田，烏林答曰蔡，仆散曰林，術虎曰董，古裏甲曰汪，赤盞曰張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漢族共同體。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書省提出，“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章宗“從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為婚姻者聽”。在這一政策下，漢族婦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婦女嫁漢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當時人說，不少生於中原的女真人，“父雖虜種（女真人），母實華人（漢人）……非複昔日女真”。後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縣發現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於遼天慶四年，死於金大定十五年，明顯是漢人；其妻為克石烈氏，克石烈當為女真紇石烈之異寫，為女真人。這些通婚戶的後裔，在金亡後成了漢族成員是毫無疑義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際，一些居住漢地的女真人，為避兵亂，或隱姓埋名，或棄官潛居，其後裔成了漢人。《嘉靖耀州誌》中載，烏古論速可，本為耀州司侯，避元兵棄官，隱居今陝西省富平縣北山穀中，子孫遂長居於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證。
    原居今內蒙古自治區一帶的約40萬女真人，與蒙古諸部接觸較早，交往頻繁，深受蒙古人的影響。特別是成吉思汗發兵攻金後，他們較早歸附或在蒙古的統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當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從軍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後，跟隨蒙古大軍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龍虎衛上將軍賈塔刺渾所部軍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隨其西征後又渡漢江，略唐、鄧、申、裕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謁隻裏，父輩歸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後，因功拜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卒於任，子亦老溫累遷為江東廉訪使，子脫脫，為淮東宣慰使。再如完顏石柱，父拿住歸元太祖，因功累遷總管八都軍。襲父職後，屢建戰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總管隨路八都萬戶、四川行省參加政事。
    1283年卒後，其弟真童襲為隨路八都萬戶。以上例子雖為元初的情況，但跟隨蒙古軍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層人物及其部屬，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來，後來成了漢人。
    留住東北地區的約200萬女真人，據1193年（金明昌四年）統計，居上京、蒲與、速頻、易懶、胡裏改等路的猛安謀克民戶，計176000餘戶，每戶按5口計算，近100萬人；其餘100萬人，分布在遼河、鴨綠江流域。他們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餘萬人，除在蒙古兵征討東夏國時，有小部分死於戰亂外，餘皆成了元開元路和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遼河、鴨綠江流域的100餘萬女真人，1216年蒲鮮萬奴叛蒙古東遷女真故地時，帶去數十萬人，除戰亂中少數死亡外，後也大多成了開元路、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下的女真人。遼河一帶剩下的數十萬女真人，在元代還以女真名稱活動，其中有少數被遷移到江蘇揚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葉，大多對漢文化已“煦濡浹深，禮樂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漸與漢人一致，成了漢人的一部分。
    總之，金亡後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於漢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萬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舊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別稱之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個民族，均有自己的獨特文化，同時在與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響，女真文化無例外地包含了這兩方麵的內容。若作大體劃分，金建國前文化簡樸，是其所固有的；滅遼亡宋後，落後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進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內容，文化空前繁榮。
    （一）語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隻有自己的語言，無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語匯。在無文字前，女真人記事、部落內傳令，“刻木為契”，事急者三刻之；與鄰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國後，阿骨打命完顏希尹“撰本國字”，希尹乃依漢文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族語製女真字，1119年（金天輔三年）字成頒行。以後熙宗又采用漢字和契丹字偏旁製女真字，於1138年（金天眷元年）頒行，1145年（金皇統五年）與希尹所製字並行。前者稱大字，後者稱小字。小字通行較廣。女真字頒行後，漢字、契丹字仍同時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詔罷行契丹字。金廷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師設有專人傳授的學校，生員由各路選送。世宗時，又以女真字譯“經書”，選諸路貴族子弟習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為金王朝培養有用人才。金亡後，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與飲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獻祖綏可時，“始築室，有棟宇之製。”但直到金建國時，屋高一般隻數尺，頂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綢繆之”，牆垣也以木為之，門皆東向。室內環屋作土床（坑），下可燒火取暖，寢、食皆在其上。世祖劾裏缽時已出現酒樓，但從阿骨打稱帝初還居“冬暖夏涼”的屋子看，當時閣樓建築尚極簡陋。遷居遼東和中原地區後的女真人居室，與北方漢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飲食，在綏可以前，主要以飛禽走獸為食物之源。農業雖早已出現，但直至金初馬擴所見，其地不種穀麥，隻種稗子。一般平民的飯菜，“以豆為醬，以半生米為飯，漬以生狗血及蔥韭之屬，和而食之”。阿骨打等貴族所食，亦隻是稗子飯，“列以蠻韭、野蒜、長瓜”，隻是多一些豬、羊、雞、鹿、兔等肉類。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臠，“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還有一種獨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餘肉和菜搗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女真人皆喜飲酒，以醉為快；然醉則必縛之俟其醒，否則亂殺人。酒以糜釀之。飲食用具皆以木為之，有盆、碗、構等。飲酒用一木構“自上而下，循環酌之”。從1125年許亢宗在鹹州已見有饅頭、炊餅、白熟胡餅之類；在會寧參加禦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幾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建國後女真的飲食逐漸與漢人接近。
    （三）服裝與發式
    女真人的服裝，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褲，春夏以麻布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紅絲綿紬為衫裳（間亦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為裘；貧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褲，秋冬以牛、馬、豬、羊、貓、犬等皮為衫，褲、襪亦皆以皮為之。婦女穿“大襖子”的無領上衣，狀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為圈，裹以鏽帛，以單裙籠之。入居中原後，猛安謀克戶漸穿漢服，女真貴族也學著漢族統治者衣以顏色分等級，有朝服、常服之分，所異的隻是左衽。發式，男子剃去頭頂前發，留顱後發，編辮垂肩，係以色絲；婦女則辮發盤髻，滅遼克宋後裹逍遙巾，或裹頭巾，各隨所好。
    （四）婚姻與喪葬
    女真人早已進入一夫一妻製階段，但還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製，是其婚製的原則。締結婚姻有兩種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辦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經締結，“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改變。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結婚年齡到路上唱歌自擇丈夫，歌詞內容包括介紹“家世、婦工、容色以申求侶之意”。未婚欲娶者聽後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後即攜之而歸，然後備禮物帶著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此外，還有搶劫婚和買賣婚，買賣婚男方多為富人，“以牛馬為幣”。亦存在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則侄亦如之”的“妻母報嫂”收繼婚。金建國後，婚俗變化較大，主要為：與渤海、契丹、漢人通婚，並為金王朝倡行：“妻母報嫂”收繼婚到金世宗時已不嚴格實行；搶婚已演變為隻在一年一次的“縱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喪葬，是無棺槨的土葬，但已出現富人死後“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的殉葬。流行親友奔喪以刃剺額血淚交下的“送血淚”和將祭祀之物盡焚之的“燒飯”風俗。從考古發現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槨，貴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於殉葬的奴婢和馬，貴族死後也實行火葬；送血淚的習俗已停止。
    （五）節慶與拜禮
    女真人原不知紀年，計歲數以“草一青為一歲”，人皆不知生辰，連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國後，才自擇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節日為其生日。後“漸染華風”，遂有了正旦、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下元等節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陽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禮，後三個節日行拜天禮，端午拜天後還舉行射柳、擊毯之戲。女真人見長者及君主有其獨特的拜禮：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搖肘，搖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拜禮。直到金後期還規定，女真官員除穿公服者行漢拜禮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禮。
    （六）信仰與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萬物有靈，相信它們能給人以禍福，亦能知人禍福。又與東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樣，最崇敬天，認為天神主宰一切，戰爭勝負，各種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節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儀為：“刳木為盤，如舟狀，赤為質，畫雲鶴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則在常武殿築台為拜天所。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導致了溝通人與神鬼之間使者薩滿（亦作珊蠻，即巫者）的出現。早在昭祖石魯時，因久無子，往“能道神語”的薩滿處祈禱。薩滿為人治病，為人複仇。在渤海、契丹和漢人的影響下，佛教、道教相繼傳入。金初已“奉佛尤謹”，道教約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後始有之。但至金末仍信仰薩滿教，特別是邊遠地區的女真人。
    （七）藝術與體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擇偶、宴飲，且歌且舞。歌舞古樸粗獷。早期樂器隻有鼓、笛，歌隻有“鷓鴣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見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著“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隨著金據有遼、宋之地，樂器增多，舞蹈種類日繁，並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號已采用宋樂，宮廷有雅樂、渤海樂、“本國舊音”等。到金世宗時，“宴飲音樂，皆習漢風”。世宗曾力圖恢複女真歌舞舊俗。經過“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時金石之樂已“粲然大備”。女真人的體育均與習武有關，因為他本是一個狩獵民族，又以騎射得天下。項目主要有角力（角抵）、擊球（擊鞠）、射柳。角力（類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時屢行此戲，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間行之。擊球、射柳本為遼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擊球，上自君主、軍將，下至民間，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擊球眾分兩隊，皆乘馬，手持數尺長的鞠杖，共擊一狀如拳的毬，以擊入板門孔囊中者為勝（或說隻一板門，或說兩端各立一個）。射柳則為：在毯場插柳兩行，參射者以尊卑為序，各以帕係一柳枝上，於離地數寸處削去青皮為的；每射，擂鼓助興，以一騎為前導，射者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斷去青皮處並以手拾之而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斷未去皮處或中而不斷與不能中青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