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項族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中國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後來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圍擴展，於公元6世紀末至7世紀初，相繼歸附隋、唐王朝。從7世紀中葉開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遷徙，各部分散居於廣大的西北地區。從唐末經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黨項拓跋氏夏州藩鎮割據勢力不斷增強，到北宋建立後，開始脫離宋朝的羈縻統治，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政權一西夏。西夏王朝從1038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建國，到1227年被蒙古汗國所滅，共傳10主，曆時190年，先後與北宋、遼；南宋、金鼎足而立，稱雄一方。元代稱西夏或黨項人為唐兀氏，為色目人之一，上層人物深受元朝重用。西夏亡國時，一部分黨項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黨項人留在西夏本土，或遷居各地同漢族和其它民族逐漸融合為一體。經過元、明兩代，黨項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在曆史上逐漸消聲匿跡了。
    第一節黨項族的興起
    一、黨項族的來源與變遷
    黨項，本西羌諸部之一，又稱黨項羌。黨項之名是他稱。通常是漢人對他的稱謂。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則有不同稱謂，如突厥等族則稱之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稱之為“彌藥”（minyag），據黨項建國後創製的西夏文字文獻記載，“彌藥”又是黨項人的自稱。黨項各種稱謂的含義，史籍無考，至今尚無定說。從語音上，丁繡認為“黨項”即“宕昌”，與藏語高寒曠野之意音近；王靜如則疑“黨”即上古音“羌”之訛，加“ut”為複數，故漢人稱之為“黨項”（唐古特）；從語義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認為“黨項”有藏語“廣闊草原”或野蠻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龍雄因以黨項自稱“彌藥”，認為有“黑色的黨項”的意思。
    大約在6世紀後期（南北朝時期），黨項人已活動於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河曲古稱析支的地方。後來逐步擴展勢力範圍，到唐代時分布地區：“東至鬆州（今四川省鬆潘縣北），西接葉護（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南雜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連吐穀渾（今青海省北部），處山穀間，亙三千裏”。在遼闊的草原上，黨項羌按姓氏結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統一。著名的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據《舊唐書·黨項羌傳》中有關黨項社會的記述：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氈。畜犛牛、馬、驢、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無五穀，求大麥於它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然不婚同姓，死則焚屍，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說明黨項社會仍處於以氏族為基礎的原始社會末期父權製階段。
    6世紀中葉，魏周之際，史言黨項“數來擾邊”其後“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為邊患”。581年（隋開皇元年），北鄰吐穀渾結黨項攻隋朝，被隋擊敗，吐穀渾降。584年，黨項有“千餘家”歸屬隋朝翌年，黨項拓跋部大首領拓跋寧叢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肅省慶陽縣境）請求定居，隋授予大將軍稱號。後黨項時叛時服，隋王朝則剿撫並用，在黨項居住地區設置州郡，加強管理。
    唐王朝建立後，黨項常聯合吐穀渾侵擾西北諸州，同時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貢”。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對周邊各民族采取“招撫政策”。629年（唐貞觀三年）黨項細封部首領細封步賴率部歸附，唐朝在其住地設軌州（今四川省鬆潘縣境），授細封布賴作刺史。黨項其它部落首領也紛紛效法，率部請求內屬，唐朝在其地分別設立崌、奉、岩、遠四州，仍各以其首領為刺史。631年（貞觀五年）在唐王朝不斷施加的政治誘逼與軍事壓力下，黨項部落大批內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開河曲地為16州，47縣。同年，最強大的拓跋部在首領拓跋赤辭率領下也歸附唐朝，其住地設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黨項前後內屬者達30萬口。拓跋赤辭內屬後，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鬆州為都督府，並賜以李姓。從此，約當今青海省黃河河源積石山以東的地方都歸入了唐王朝的版圖，黨項羌成為唐朝的屬民。
    635年（貞觀九年）唐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率軍進擊吐穀渾，與拓跋赤辭約盟，如資給糧運則黨項不受唐軍侵掠。後李道彥軍失信背盟，縱軍掠奪黨項牲畜，拓跋赤辭為此屯兵狼道峽以阻李道彥軍，乘勢攻疊州。唐朝罪李道彥；“減死徙邊”。吐穀渾歸附唐朝後，黨項與唐朝的關係複歸如前。
    7世紀中，由於吐蕃的強盛，黨項各部受到嚴重威逼，一部分黨項部族開始陸續向北遷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後，吐蕃逐步占領黨項居住的地方，黨項內徙達到高氵朝。從7世紀中葉到8世紀中葉“安史之亂”前持續了100年之久。內徙的黨項部落分別散居於唐朝隴右道北部諸州洮、秦、臨等州；關內道慶、靈、夏、銀、勝等州。唐朝複置黨項羈魔州府，分別寄治於慶、靈、秦等州。史載，721年（開元九年）前，唐朝重設靜邊州都督府於慶州，領達、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領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參加了唐朝圍剿六胡州起義的戰爭，死之。玄宗下製書增進拓跋思泰為“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其子守寂襲其爵。黨項內遷後，仍留居原地的黨項部落為吐蕃所役屬，被吐蕃稱之為“彌藥”。
    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後，內徙的黨項族又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持續10年之久。主要是已內徙隴右北部諸州的黨項向東遷至關內道的慶、夏、鹽、靈等州；而原在慶、靈、夏等州的黨項有的更向東遷銀、綏、延等州。還有部分黨項曾東渡黃河進入石州（今山西省離石縣）。黨項經過第二次大遷徒後，同當地漢族和內遷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室韋、吐穀渾、吐蕃、回紇等族雜居共處，交往密切，使黨項原來氏族與部落內保持的血緣紐帶鬆弛，逐漸形成以地緣為紐帶的部落集團。如在綏、延二州地區的，形成了以黨項野利部為主的六府（州）部；黨項拓跋部地在慶州隴山之東的稱東山部，以夏州為中心的稱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區的稱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黨項平夏部首領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協助唐王朝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被唐朝升任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今陝西省米脂縣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進爵夏國公，複賜李姓。夏州地區的黨項拓跋氏成為名副其實、稱雄一方的唐朝藩鎮。
    907年唐朝滅亡，中國曆史進入“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時期，黨項“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大姓之強者”主要有唐未據夏、銀、綏、宥等州的定難軍節度使黨項拓跋氏，五代初興起於麟、府二州的黨項折氏，以及居於慶、靈二州之間的“西路黨項”諸部。在各部分黨項中，所謂“西路黨項”即唐代所稱“東山部落”，五代時先後為後梁、後晉、後漢、後周所統治。由於他們地處五代時中西陸路交通東線的一段（慶州至靈州），常劫掠往來貢使和商旅，因此也經常遭到五代時北方政權軍隊的“懲罰”。五代時居於夏州西北麟、府、勝等州的黨項部落以府州折氏勢力最強。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軍緣河五鎮都知兵馬使，其子嗣倫，唐末為麟州刺史。後世子孫於後漢、後周時期俱領節鎮，北宋建立後又附北宋。五代時黨項諸部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為夏州黨項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時（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黨項李氏僻居一隅，名義上先後依附於梁、唐、晉、漢、周及北漢王朝，受其封號，朝貢不絕，實際上已保持著相對的獨立。他還利用一切時機，不斷增強實力，參於抗衡。
    933年（後唐長興四年），後唐明宗李嗣源企圖用“調防”的辦法兼並夏州，受到黨項首領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的堅決抵製，明宗被迫妥協。夏州黨項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黨項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黨項李氏藩鎮勢力日益強大，為了避免宋朝的威協，極力向宋朝討好。夏州定難軍節度使黨項首領李彝殷，遣使賀太祖趙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諱改名彝興，接連出兵助宋討伐北漢。宋朝鑒於政權初建，北方的北漢及南方吳越等國未平，尚無力削除長期割據夏州的黨項貴族集團勢力，因此，對夏州黨項實行羈糜優撫政策，為李彝興加官進爵。繼李彝興子李光睿、孫李繼筠之後，友好關係延續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興國七年），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繼筠死，黨項貴族內部因承襲問題發生內證。新任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被迫向宋朝獻出經營了300年之久的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李繼捧及其族人也被遷居京師居住。宋太宗趙匡義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輕而易舉地取得了黨項李氏世代承襲的領土。黨項貴族集團內部開始急劇分裂。李繼捧族弟李繼遷，當時任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聞訊後留居銀州不願入朝，並召集弟李繼衝和親信張浦等商議對策，決定逃往夏州東北300裏黨項聚居的地斤澤（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東北），圖謀聚族起事，出示遠祖拓跋思忠的畫像，用以號召部族和聯絡各部黨項，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興國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繼遷領導的獨立反抗宋王朝時期，經過了三起三落的艱苦鬥爭：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繼遷進攻宋朝王庭鎮（今內蒙古烏審旗西南）取得了對宋朝作戰的第一次勝利。但隨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憲和巡檢曹光實的偷襲，其妻和母罔氏被俘，僅隻身和弟李繼衝逃出。後來在黨項野利等族酋長和銀州黨項酋長拓跋遇的幫助下，重振旗鼓，以詐降誘殺曹光實，攻占了銀州。采納部下張浦的建議，稱都知蕃落使，暫代定難軍留後而不稱王。對部下則封以官職。
    985年三月。李繼遷與宋朝王恍軍戰於濁輪川（今陝西省神木縣北）大敗，撤出銀州。由於宋軍的強大與部分黨項酋長的倒戈，李繼遷的兵力幾乎全部被殲滅殆盡，使李繼遷認識到獨自抗宋是困難的，必需尋找依附勢力，從而確定了結遼抗宋的策略。
    986年三月，李繼遷派親信張浦到遼朝示意歸附，遼聖宗耶律隆緒授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同年十二月，李繼遷向遼朝求婚，聖宗以宗室女義成公主許嫁。990年（宋淳化元年），遼朝又封李繼遷為夏國王。遼朝通過結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繼遷牽製宋朝。與此同時，宋朝則令李繼捧回鎮夏州，以收撫李繼遷。李繼遷與李繼捧，各受宋、遼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時和時戰。李繼捧終於遭到李繼遷的襲擊。逃回宋朝後被囚禁。宋朝毀棄夏州城，李繼遷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繼遷在遼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趙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還夏州，真宗授李繼遷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五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李繼遷完成了收複黨項“故土”的宿願。從998年到1001年（宋鹹平元年至四年），李繼遷相繼出兵攻擾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鎮戎、靈、定、懷遠、保靜、永、清遠等州、軍。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靈州，改靈州為西平府。建造宮室、宗廟，從夏州遷都西平。十月，以聲東擊西的戰術襲破西涼府。已歸附宋朝的吐蕃首領潘羅支偽降，暗中集兵數萬人，乘李繼遷不備，於三十九井地敗之。李繼遷中箭逃回西平，於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創發身亡，子李德明繼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麵對宋、遼王朝的威協，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他采取了“倚遼和宋”的策略。一麵“假北朝威令懾之”；一麵同宋朝和好，穩定人心和從宋朝獲取物資，以便把主要軍事力量放在對西方的開拓上，實現李繼遷時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而後“南牧”中原的戰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進攻潘羅支，報了殺父之仇。乘勝攻占吐蕃廝鐸督占領的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收服吐蕃折逋、遊龍缽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進攻回鶻失利，涼州又被甘州回鶻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鶻成為李德明割據勢力的嚴重威協。1028年（宋天聖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舉攻克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兩年後，瓜州（今甘肅省安西縣）回鶻首領賢順歸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從回鶻手中收複涼州，才解除了回鶻的威協。
    李德明同時向宋、遼稱臣，宋、遼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對李德明竟相封王進爵。遼封李德明為夏國玉；宋則進李德明為中書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賜隻有親王和重臣才能賜予的“崇仁”功臣號。隨後，遼更封李德明尚書令，晉大夏國王，並與其子李元昊聯姻。宋朝加封李德明為夏王。宋、遼對黨項的政策，助長了李德明割據一方、建國稱帝的欲望，開始積極進行各項準備。李德明出行的“儀仗鹵簿”，嚴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製，追尊其父李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納部下建議，由西平府遷都懷遠鎮，改名興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聖六年），李德明冊立子李元昊為太子，立元昊生母衛慕氏為皇後。在建國稱帝的各項準備基本完成的時候，1031年（天聖九年）李德明病死，雖然沒有來得及登上皇帝的寶座，但為大夏國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
    第二節西夏建國和經濟文化
    一、西夏國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繼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後，立即著手采取一係列正式建國的措施。首先廢除了從唐、宋中原王朝“賜”給黨項拓跋氏王族的李、趙姓氏，改姓“嵬名氏”，自號“兀卒”（漢語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號為顯道以避父諱，旋改開運，使用自己的年號。是年三月，下“禿發令”，在黨項族中推行禿發，以複舊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興州為興慶府，大興土木，擴建宮城，營造殿宇。仿宋製設立官製。李元昊即位前，黨項所領的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黨項內部則以族帳部落首領為長官，擔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禦使、都押牙、指揮使、團練使、刺史等職。從李繼遷、李德明開始“潛設中官”，李元昊建國則仿宋朝製度設立文武兩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禦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職掌與製度基本與宋製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級官員均可由黨項人或漢人擔任。黨項貴族功臣被封為“寧令”（大王）、“謨寧令”（天大王），後來也實行中原王朝的封王製度。文職官員戴襆頭、著靴、穿紫色或紅色衣服，執笏；武職則在冠帽上區別等級，低級官吏不戴冠。無官職的庶民百姓隻可穿青、綠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黨項國，為了增強民族意識，鞏固民族語言，在繼位後親自主持仿照漢字形體創製一種記錄黨項語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榮加以演繹，編纂成12卷，尊為“國字”，頒行全國。在國家機關中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培養人才，掌管翻譯對外的往來文書。在劄樂方麵，李元吳認為黨項人從唐宋王朝完全學習漢人的禮樂“為不足法”，主張“王者製禮作樂，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實為先，戰鬥為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因此在“吉凶、嘉賓、宗祀、燕享”諸場合中“裁禮之九拜為三拜，革樂之五音為一音”。簡化了禮樂製度，並下令國中實行，有敢不遵者，格殺勿論。
    李元昊建國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製的建設。黨項建國時，原有部落軍事民主製傳統的軍事組織與軍事製度已不能適應封建國家防衛和進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軍事組織的基礎上著手建立兵製。新建立的軍事組織最小的單位為“抄”：係由“正軍”和“負贍”組成。“正軍”是擔任直接作戰任務的健壯士兵；“負贍”為隨軍服勞役者，故身體疲弱者亦可充任。據《宋史·夏國傳》載：“男年登十五為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人為一抄……四丁為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為負贍，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為之。故壯者皆習戰鬥，而得正軍為多。”可以看出，西夏兵製從建國初期的“無複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的全民皆兵製度向常備兵製過渡。除步兵外，還有騎兵、炮兵。軍種的侍衛軍，“擒生軍”等都具有常備軍性質。為便於調兵遣將，李元昊采用地方軍區性質的“監軍司”製，把軍事指揮機構與地域性的防衛措施結合起來。全國被劃分為左、右兩廂，共設立12個監軍司，各立軍名，規定駐地。每一監軍司設都統軍、副統軍和監軍使各一員，由黨項貴戚豪右擔任。下設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等數十人，分別由黨項人和漢人擔任。為了國家安全與防衛的需要，全國擁有50餘萬兵力，重點部署在以首都興慶府為中心的三角線上，特別是加強了對宋、遼及吐蕃和回鶻的防衛。李元昊正式稱帝建國前的西夏領土已是“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連同首都興州在內近20個州了。所轄範圍：“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裏。”
    李元昊繼位後，用了整整6年時間為立國稱帝做了充分的準備。
    1038年（夏大慶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幹都城興慶府南築台受冊，即皇帝位，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製定朝儀，追諡祖父李繼遷為神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裕陵，祖母野利氏稱順成懿孝皇後。追諡父李德明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母衛慕氏為惠慈敦愛皇後；封妻野利氏為憲成皇後，立子寧明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闡述建國稱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認皇帝稱號。宋朝對李元昊的稱帝與建西夏國深惡痛絕，必欲鏟除而後快。但是並不依宋朝的意誌為轉移，黨項人建立的大夏國，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邊，先後同遼、金形成鼎足之勢。
    二、黨項的經濟狀況
    黨項族在內遷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獵為生。畜類以牛、馬、驢、羊、豬為主。其時尚不知耕稼之事，無文字、法令和徭役。開始定居，由同姓“族帳”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時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時才聚會。內遷前的黨項社會，處於由原始公社製向階級社會過渡的軍事民主製階段。
    內遷後的黨項族由於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開發過的土地上，受到漢族封建生產方式和先進生產技術的影響，黨項人的經濟生活與社會麵貌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一）農業
    黨項人學會了農業生產，農業成為黨項社會中的主要生產部門。唐代曾對內遷的黨項人授以“閑田”，使他們開始學會農耕生產。黨項人內遷後居住的綏德、橫山、葭蘆、米脂一帶都是原來農業耕種發達的地區，他們在此學習墾田。居住在洪州（今陝西省靖邊縣境）、宥州（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黨項野利氏也學會了農業生產，並能提供當地黨項農牧民足夠的糧食。黨項拓跋部在李繼遷時“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墾辟之”。後來李繼遷占領靈州、興州等地，得到了曆代經過屯墾的肥沃土地，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西夏建國前，黨項人由於占領了河西走廊地區，更擴展到了涼、甘、肅、瓜、沙等州的農業區，在農業生產技術上有了更大的提高。從而，使宋代的黨項族中形成了愈來愈多的“熟戶”，漢文史稱此時期黨項人已經是“耕稼之事，略與漢同”了。
    黨項人農業生產的發達首先表現在水利灌溉的發展上。西夏中心地區的興、靈、甘、涼等地，從漢唐以降就開始屯田和興修水利。李繼遷占領靈州後又下令修築黃河堤壩，開鑿疏通漢唐舊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國後，又修築了自青銅峽至平羅的水利工程，後人稱之為“吳王”渠。據周春《西夏書》記載，西夏時期有68條大小渠道，灌溉麵積達9萬頃。甘、涼二州之間則利用祁連山雪水，築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時期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設施的辦法。黨項人使用的農業生產工具，據西夏時期黨項人骨勒茂才編的《番漢合時掌中珠》載有：犁、鏵、鐮、鋤、鍬、耬、耙、坎、碌碡、叉、車、碾、碓、磑等。牛耕則采用當時普遍實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農作物的種類很多，主要有稻、麥、大麥、蕎麥、糜粟、豌豆、黑豆、蓽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蘿卜、茄子、胡蘿卜、蔥、蒜等。黨項人有豐富的備荒經驗，在貧脊地區或遇到災荒時“其民則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蓯蓉苗，小蕪夷；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畜沙蔥、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鬆子，以為歲計”。
    （二）畜牧業和狩獵業
    黨項人從事農業生產後，畜牧業仍是重要的經濟部門。李元昊青年時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黨項傳統生業。內遷後的黨項人基本上仍從事畜牧業生產，甚至也還有部分黨項部落過著“逐水草牧畜、無定居”的遊牧生活。銀、夏、鹽等州，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河西走廊地區的瓜、沙、涼等州廣闊的草原，特別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稱的涼州，都提供了優良的牧場。黨項人對畜牧業有豐富的生產經驗，黨項馬在曆史上是有名的。黨項主要以馬、駝為貢品或交換物。西夏建國後在國家機構中專設，‘群牧司”、管理畜牧業。狩獵是黨項人的傳統習俗，也是一種生產手段。曾一次向契丹進貢沙狐皮1000張。李繼遷以獵虎聞名。李元昊作戰前要先率部落首領狩獵，而後共商應敵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時，禦史大夫黨項人謀寧克任還上書指出：“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為務。”強調在西夏國家中應當保持和提倡黨項族射獵傳統習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業
    黨項人早期的手工業是對畜產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紡毛線，織氌氆，毛褐、氈、毯等，手工業還沒有從畜產品中分離出來。西夏建國後，有了多種生產門類，在國家機構中設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織絹院、出車院等，以管理有關的生產部門。在各類手工業生產部門中，都有了黨項人工匠。製鹽業是西夏時期黨項人的重要手工業生產部門。鹽州產的青白鹽“價賤而味甘”，年產數千萬石，主要供宋、夏邊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遼、金進行官方貿易，換取糧食、日常用品。夏州東境有豐富的鐵礦，西夏建國後在那裏設冶鐵務。冶鐵生產已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豎式風箱鼓風設備。黨項工匠鍛造的兵器十分著名，“夏國劍”在當時被譽為天下第一。西夏所製甲胄，采用冷鍛工藝，“堅滑光瑩，非勁彎可入”。黨項人李定製造的弓，質地精良，號稱“神臂弓”。紡織業生產，除傳統的毛織品外，也出現了羅、績、錦等絲綢織物。如在西夏皇陵中發現的茂花閃色錦，織製工藝十分精致。13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途經西夏故地時讚歎當地出產的駝毛布為“世界最麗之氈”。近年來的考古新發掘證明西夏的陶瓷業也相當發達。產品除日用器皿、建築物件外，以生產適應於遊牧民族使用的器物為其特色，如兩側可穿繩攜帶的大小扁壺，有遊牧民族喜愛的樂器牛頭損，牧民用具瓷鈴、瓷鉤，藝術品瓷馬、羊、駝及黨項禿發狀人物雕塑等。
    （四）商業貿易
    黨項人入居內地後，和中原地區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貿易交往。宋朝與西夏都設立各種類型的集市貿易市場進行交換。如宋朝在保安軍、鎮戎軍等地設立榷場。李繼遷時也準備在赤沙川、橐駝口置“會”與宋朝貿易。據史載，當時有供西夏和黨項人交易的“和市”，還有宋朝河東路、陝西路沿邊一帶的久良津、吳堡、銀星、金湯、白豹、蝦、折薑等處。貿易種類：黨項人以其所產駝、馬、牛、羊、玉、氈、甘草、密蠟、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等換取宋朝的繒、帛、羅、綺、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西夏對宋朝銷售以馬、羊、牛、駝、鹽為大宗。如宋朝規定每年從保安軍、鎮戎軍榷場購進馬4000匹，羊20000頭。黨項人十分重視與宋朝的貿易，宋朝人龐籍說：“夏人仰吾和市，如嬰兒之望乳。”黨項人還和鄰境的遼、金及吐蕃、回鶻進行貿易。回鶻商人過境同宋、遼貿易，西夏還收取十分之一的實物過境稅。
    黨項社會內部早期實行以物易物交換，有用茶、絹等物作為等價交換物。西夏建國後，利用宋朝歲賜錢、銀交換。史載西夏於天盛十年（1158年）始設通濟監鑄錢，但據傳世實品來看，西夏建國之初就已鑄錢。今所見西夏王朝的年號錢有十餘種；有銅、鐵兩種西夏文、漢文錢和鐵鑄漢文錢，至今發現的西夏文錢有福聖、大安、貞觀、乾祐、天慶等5種。西夏文書中保存有黨項人的賣地文契、典麥殘卷及經商的占卜辭。如在《天盛廿二年賣地文契》中記錄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黨項寡婦耶和氏出賣土地的契約，文約內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地區的土地私有製和買賣關係，從中可以看出當地當時的農牧業生產狀況。現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貸文書》，是黨項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貸糧食的債權文書，反映了西夏社會經濟結構狀況，可與《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的有關規定相印證。現存的西夏天慶十一年（1204）典麥殘契15件，是記載當年端午節黨項人劉折兀哩嵬、康吃□、篤屈遇等典皮毯借麥的字據。上述文書都具體反映了西夏時期黨項人的商業貿易、土地買賣和高利貸的情形。
    三、黨項的文化
    黨項族文化的曆史發展大體經過三個階段：即內遷前的黨項文化，尚處於原始文化發展階段；內遷後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吸收漢族、回鶻、吐蕃等族文化成分，為創造獨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準備了條件；建國後，以西夏文字的創製為標誌，開始了西夏文化時期。西夏文化由於吸收了多方麵的營養，因而比黨項固有的文化內容更加豐富和絢麗多姿，成為中華民族曆史文化園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與佛教文化
    黨項人在內遷前尚處於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階段。《隋書·黨項傳》記載：黨項人“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內遷後，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生活日趨複雜化，認為萬物皆有神靈主宰；又“篤信機鬼”。對鬼神的崇拜，反映了黨項社會的前進與對自然界認識的逐步深化。
    黨項內遷後居住的河西地區，佛教的流傳已有深厚的基礎，當地的漢、藏、回鶻、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黨項族人民曆盡遷徒、戰亂之苦，飽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義作為精神寄托。黨項貴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為統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黨項建國前，李德明開始向宋朝獻馬匹求取佛經。李元昊本人即通曉佛學，不僅向宋朝求經，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貝葉經，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禮佛。西夏建國後，李元昊下令規定每年四孟朔為“聖節”，讓官民禮佛。並廣建佛寺，貯宋朝所施大藏經，又延請回鶻僧人演釋經文，翻譯成西夏文。毅宗李諒祚繼位後，與母後沒藏氏役民數萬，曆時六載，在興慶府建造承天寺，供參佛聽經。崇宗李乾順與梁太後興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涼州護國寺及感應塔。西夏時修建的寺廟很多，並大力維修舊有寺院。據《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穀，村落坊聚、佛宇遺址，隻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西夏時的僧人甚多，據記載，僅一次佛事活動即發願度黨項、漢、吐蕃僧人3000員。今存西夏時的西夏文和漢文佛經、碑刻、寺廟題記中，記載了大量西夏時黨項人的佛事活動。
    佛教是西夏時黨項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國家專設有管理佛教與僧人的機構，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護法功德司，其品級位在中書、樞密之下。地位極高的僧人被封為“帝師”或“國師”。西夏皇帝也多參予譯經或校經。從李元昊建國後開始譯經，到李乾順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譯經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時進入校經、刻經和施經時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舉行的法會上作法事長達10晝夜，共施西夏文、漢文佛經20萬卷。桓宗李純祐時羅大後發願令人抄寫全部西夏文大藏經。神宗李遵頊在蒙古強敵逼境之時，還以皇帝名義令人繕寫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
    （二）西夏文字的創製與使用
    黨項原無文字。內遷後的黨項人在和漢、藏等族接觸交往中，學會了漢、藏語言和文字，並用以書寫記事。《宋史·夏國傳》載，李元昊青年時即“通蕃漢文字”，蕃文當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國前，親自主持創製記錄黨項語言的文字，並由大臣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當時被稱為“蕃書”，尊之為“國書”，後世稱為西夏文。西夏文字屬表意文字體係，“字形方整”，基本筆畫與漢字相同，顯係模仿漢字創製。文字構成也多采用類似漢字構造“六書”的會意字和形聲字等。但同漢字相比，西夏文字筆畫更加繁複，多撇、捺，無直鉤。會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較多，象形指事字極少，類似拚音構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構成的一大特點。西夏文字的創製，是黨項族建立封建國家的迫切需要，它構成由黨項文化發展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標誌。
    西夏文字創製後，在國內廣為推行，“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西夏與周圍王朝往來表奏、文書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設置“蕃學”，由野利仁榮主持，教授西夏文，培養翻譯人才。西夏宗室，黨項貴族子弟多入“蕃學”學習，學成後進授官職。仁宗時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禮，宰相斡道衝等都精通漢文與西夏文。黨項族學者使用西夏文記載國史，著書立說，編寫刊出了各種類型的西夏文辭書，文學作品，詩歌諺語，醫書曆法。國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組織大規模的佛教經典翻譯工作。西夏時期還用西夏文翻譯大量的漢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爾雅》、《類林》、《孫子兵法三注》、《貞觀政要》、《十二國》等。國家設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機構。從傳世的文物、文獻來看，西夏文字在黨項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發現的西夏文書有審案文書、契約文書、借貸文約、請示報告、曆書占卜辭。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題款、錢幣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學藝術
    黨項人未創製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傳的口頭文學，流傳下來的《夏聖根讚歌》（《頌楊祖先詩》）中有：“黑頭石城曠水邊，赤麵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頭福高下，大地上萬赤麵智不同”之句，“黑頭”、“赤麵”似指內遷前原居地的黨項人，多以韻文學流傳，所以西夏時產生的文學作品中詩歌作品尤為豐富。流傳下來的有宮廷頌詩，宗教勸善詩，曆史記事詩等。如五言詩《新集金碎掌置文》，長達千字。黨項人善用諺語表達思想，且極富哲理。西夏諺語集《聖立義海》中收集的諺語有：“聰明人珍視婦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婦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懷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黨項族文學家梁德養編纂的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有“鍾愛美觀，不會雄強；嚴守禮節，不會英勇”，“福伴有禍，美伴有醜”等諺語。
    據《隋書·黨項傳》記載，黨項人的樂器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橫吹即竹笛一類的樂器，羌笛在曆史上頗負盛名。黨項內遷後，唐僖宗李儇賜黨項首領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樂對黨項音樂的影響很深，到宋代西夏音樂中仍保留唐代遺風。民間音樂則較多地保留了黨項原有的“土風”歌樂。李元昊建國時改革禮樂，企圖回複到質樸的黨項音樂，到仁宗時，下令樂官修訂樂律。在西夏國家機構中設立“蕃漢樂人院”。宋朝曾請西夏的“蕃樂人”到宮廷演奏。黨項人早期的繪畫作品沒有流傳下來。在鄂爾多斯以北的那仁烏拉山，賀蘭山內發現大量的岩畫，畫有羊、馬、騎馬人，磨盤和太陽等生產與生活圖象，構圖簡單，風格粗擴、樸實，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確知為西夏時期黨項人的作品。西夏時期的繪畫、雕塑作品則多以宗教內容為題材，並藉此保存下來。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兩地西、東千佛洞中西夏時期的壁畫、雕塑藝術十分豐富。西夏繪畫風格遠宗唐法，近承宋風，又受到回鶻佛教與藏傳佛教的影響，因而形成了獨特的西夏繪畫藝術風格。在銀川賀蘭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龍欄柱、圓雕人像石、石馬、石狗、石螭首、石人頭像等，有的造型粗獷，深厚樸實；有的刀法細膩，形象生動逼真，表現出了西夏時期雕刻藝術的高度技巧與民族風格。
    （四）風俗習慣
    黨項人在內遷後，衣著、居住都有了改變。李元昊青年時代黨項人大約多已穿著布衣和錦綺，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黨項人已修造土築的居室，有官爵者還修蓋瓦房。陸上交通工具以馬、牛、駱駝、驢為主；水上交通工具則有用牛羊皮製成的筏子，稱為“渾脫”，頗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黨項羌人曾實行原始的收繼婚製。內遷後黨項貴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製。包辦與買賣婚姻也廣為流行。宋代史籍記載府州黨項有逃婚情死者，一族親友要為死者椎牛設祭，祈禱升天。黨項族實行火葬，後來也改行土葬，西夏黨項王族宗室、貴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寢製度，修建宏大富麗的陵園，實行厚葬製度。
    占卜術在黨項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問吉凶、決疑難。其法有四種：炙勃焦，用艾草燒羊胛骨，視其征兆；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類似漢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間牽羊，焚香禱告，於野外燒穀火，次日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不吉；矢擊弦，用箭杆擊弓弦，聽其聲而占算戰爭勝負和敵至之期。占卜辭中用地支計日，可能是受漢族文化的影響。黨項人作戰忌晦日，重單日。打了敗仗後，隔三已複至其處，捉人馬或縛草人埋於地，眾人以箭射之，表示對亡靈的超度，稱之為“殺鬼招魂”。黨項人重複仇，《舊唐書·黨項羌傳》記載：“尤重複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麵、跌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複常。”但仇家有喪，仇人以背負甲葉記之，則免受侵害。無力複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縱火，焚其廬舍。黨項人認為“敵女兵不祥”，故任其縱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後，則用雞、豬、犬血和酒，用髑髏共飲起誓：“若複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賬”。
    第三節西夏之亡與黨項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滅西夏
    黨項國西夏自李元昊建國，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時期，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諒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計48年。政治形勢的特點是，創國伊始，各項製度在不斷完善中，對外以攻宋為主，促其承認夏國的存在；發展時期，曆崇宗李乾順、仁宗李仁孝兩朝，計107年，政治上的特點是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與階級鬥爭逐漸趨於表麵化，激烈化，國內潛伏著深刻的危機；對外受宋、遼、金三國局勢急劇變化的影響，表現為深刻的依賴性；衰亡時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曆桓宗李純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頊、獻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於皇室日趨腐朽，和金朝與新興的蒙古強敵威協，亡國之勢已成。造成西夏衰敗與迅速滅亡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第一，皇室爭奪王位的鬥爭與統治階級內部權力之爭。仁宗時是西夏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但在政治上卻潛伏著深刻的危機。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漢族權臣外戚任得敬篡權陰謀分國，幾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國的陰謀。仁宗受製於漢人軍閥，暴露了西夏黨項皇室軍事權力的削弱，西夏開始走向由盛而衰時期。仁宗之後皇室爭奪王位的鬥爭十分激烈，1119年（遼天慶元年）桓宗李純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應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與李純祐母羅氏合謀廢黜，立李安全為帝，是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齊王李遵頊又發動宮廷政變，廢李安全自立為帝，是為神宗。皇位的頻繁更迭，西夏統治者為了各自的利益，麵對金朝與蒙古兩大強敵，不但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難以自保。
    第二，對外政策上的錯誤。桓宗李純祐即位後基本上奉行仁宗時期政治方針和對外政策：對內安國養民，對外附金和宋。其時北方蒙古興起並日漸強大，成為對西夏的嚴重威脅，要使西夏繼續生存下去，其國策應是安定國內，聯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變了長期與金朝盟好的國策，依附於新興的蒙古，與金朝開始了長達10餘年的戰爭，使夏、金雙方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受到嚴重挫傷，同時促進了蒙古的迅速崛起，並南下侵擾。神宗李遵項繼位後，承襲了襄宗開始的亡國之策，妄圖乘蒙古攻金的機會擴大領土，對金朝連連出擊。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脅。反而把西夏降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軍圍西夏都城中興府，神宗驚惶逃走。其後西夏不斷受蒙古侵擾並被令征兵，神宗時而聯金抗蒙，時而聯宋侵金，時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統治集團內部與廣大人民的不滿。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進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徹底失敗，於12月宣告退位，傳位於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後立即改變國策，宣布和金抗蒙，但這時蒙古大軍已兵臨金都，金朝自顧不暇，已無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統治階級的腐敗與社會矛盾尖銳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順、仁宗李仁孝兩朝封建經濟發達時期已潛伏著危機。黨項貴族在日趨封建化和接受漢族文化的同時，也過起了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晉王察哥當權，“賄貨公行，威福自用”，強占民室數處；年已70餘，還姬妾成群。黨項貴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廣大黨項部民則遭受殘酷壓榨與盤剝，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142年（西夏大慶三年）西夏發生饑荒，民間一升米漲到百錢。1143年三至七月，國都興慶府，夏州等地連續發生強烈地震與嚴重饑荒，黨項部民無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靜州、定州等地的黨項大斌、埋慶、竾浪、富兒等部都爆發了由黨項首領哆訛領導的武裝起義，有的起義軍達上萬人。起義軍被漢人軍閥任得敬鎮壓下去。仁宗時，黨項貴族日益沉湎於腐朽的生活，侈靡揮霍，到蒙古入侵之時，由於長期戰亂，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獻宗李德旺時殿中禦史上疏中說：“國經兵燹，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並乏。”1226年（西夏寶義元年）蒙古軍攻破應裏（今寧夏中衛），見夏國“倉庫無鬥粟尺帛之儲”。西夏勞動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甚至出現“饑民相食”的悲慘局麵。但是黨項貴族依然揮霍無度，“清歌夜宴”，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對國家危亡置若罔聞，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辦法。統治集團徹底腐朽，西夏滅亡已成定局。
    從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納蒙古仇人，率兵進攻之，後又於1207、1209、1217三次進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擊西夏，為滅金朝消除後顧之憂，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聯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勝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決計滅之。1226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自北境長驅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頊病死。七月，獻宗李德旺也驚憂而亡，獻宗侄李睍被擁立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軍圍西夏國都中興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絕。半年之後，糧盡援絕，末帝走投無路，向蒙古請降，並求寬限一月獻城。1227年（寶義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軍所殺。黨項所建的西夏國遂亡。
    二、西夏滅亡後的黨項人
    從唐末、五代之後內遷的黨項族因居住地區的不同，除以黨項為主體建立西夏國外，其餘的黨項人還分屬於遼、宋、金等王朝管轄。西夏既亡，元朝統一全國，西夏黨項貴族上層統治階級在元代的大一統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稱西夏為河西，或稱唐兀，視同色目。政治上給予優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設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簡稱為西夏行省，後改為甘肅行省，任用黨項人管理其它各路諸事務。元太宗窩闊台時黨項貴族斡紮簀任中興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時其子朵兒赤為中興路新民總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為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順帝貼睦耳時，亦憐真班為甘肅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肅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職的黨項官員察罕孫亦力撒合、餘闕等人，常“奉使河西”，視察民情。
    元代，西夏黨項人在元朝的統治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起用黨項貴族上層進入元朝中央與地方統治機構中任要職，如翰林學士高智耀，南台禦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廣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宣政院使楊暗普、知樞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時，黨項上層人物還進入元朝皇室，並卷入了元王朝爭奪皇位的宮廷鬥爭。元武宗選唐兀氏為妃，生文宗圖貼睦耳，死後追諡為文獻昭聖皇後。黨項人乞台普濟，一家祖、父、子均於太祖、世祖至武宗時“一門之間，三為丞相”，權力顯赫一時。元順帝時，在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宣政院任要職的黨項人約占前朝總數的一半。順帝妥懽貼睦耳時每日於內廷和中書聚議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參知政事納麟兩位黨項大臣。
    黨項人在元朝的軍事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西夏亡後，西夏境內的各民族均成為蒙古軍征兵的來源。世祖時，元朝在西夏地區征調軍隊的宿衛軍和鎮戍軍中由西夏人專門組成的軍隊，稱唐兀軍，設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由黨項人任職。鎮戍軍為地方性駐軍，如元末的廬州戍軍“一軍皆夏人”。元代一批傑出的黨項族出身的將領，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裏鈐部、昂吉兒、李楨、李恒、拜延等，在對金、宋的作戰擔任統帥或指揮官，在元朝的統一戰爭中建立了功勳。有的黨項上層分子參予了元朝平定內亂，鎮壓各民族地區的反抗鬥爭與反元大起義，最後成為元王朝的殉葬品。
    黨項人積極參予了元代的經濟建設。任職元中興路新民總管的黨項人朵兒赤，“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戰亂之後，元朝在西夏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開辟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戶，悉授田種，頒農具”。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給當地羌、渾等各民族8000餘人“牛具，使力田為農”。黨項人還在河西地區、淮西、雲南、上都（故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遼東等地主持屯田。黨項工匠在元代備受重用。
    黨項人對元代文化的發展也有較大的貢獻。黨項族上層屢次向元朝皇帝建議保護儒士，提倡以儒術治國。元朝實行科舉取士後，黨項人多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據《元統癸酉進士錄》記載，1333年（元元統元年）一科，黨項人進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黨項人餘闕中本科殿試一甲一名（狀元）。餘闕詩文俱佳，曾參予編修宋、遼、金三史。有《青陽先生文集》等著作傳世。參予修撰宋、金二史的還有黨項學者斡玉倫徒，劉沙刺班、納麟等。以文學著稱並著文集的還有孟昉、賀庸，王翰、張雄飛、甘立、昂吉、邁裏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經，稱《河西字大藏經》，說明黨項人在元代為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有元一代，當被滅國的西夏黨項人在為元朝統治者殫心竭智地奉獻才能的同時，也為黨項族自身在曆史上的消失創造條件。無論是留居西夏故地的黨項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黨項人，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們中間發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變族屬的情形。遠離西夏故地的黨項官吏，屯軍的士兵由於環境的改變，在經濟生活、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乃至心理狀態等方麵也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今遺存於甘肅省酒泉縣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記載了在元朝任官職的黨項人舉立沙家族相傳6世130多年的活動及其世係。從一世舉立沙之後己不用黨項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習用的名字。河南濮陽發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與當地發現的楊姓族譜，證明現今居住在濮陽城東柳鄉楊十八郎村等10餘個自然村中的3500多楊姓居民為西夏涼州土著唐兀氏的後裔，有人認為其民族成分應是黨項族或藏族。安徽發現的《餘氏宗譜》記載了元末為官的黨項人餘闕一係相延至今已延續27世的淵源繼承關係。在四川、貴州各地也發現有《餘氏族譜》。如西昌禮州和合江焦灘的《餘氏族譜》均記為蒙古族，在犍為也發現同樣的名為《蒙族源流》的餘氏族譜。有人認為四川餘氏的來源“極可能與元人餘闕有關，而與元朝皇室無涉”。說明元代黨項人或唐兀人被後人認為與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黨項族在元代的演化過程，有一部分黨項人後來變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廬州的黨項人餘闕，對當地來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慮在異鄉的“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但同時也承認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於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複黨項舊俗。但是民族融合與民族消失的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們今天已成為漢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員之一了。
    西夏亡後黨項人的下落有兩個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據調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區有“西吳甲爾布（王）”的傳說，據傳西夏國滅亡後，一支以黨項人為主的隊伍，跋涉千裏，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來，建立了一個小政權，當地藏民稱其首領為“西吳王”，即“西夏王”。與蒙元王朝並行存在一個世紀之後，明初曾參加助討明玉珍，立有戰功，1408年（明永樂六年）被授予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司，從此世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絕停止世襲。木雅地區的西吳（夏）王國，前後經曆了470餘年。或謂此邊裔小政權“無異是西夏王國的延長。而未與周圍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則是西夏民族的比較純粹的後裔”。二是據藏文史籍載，西夏國亡前後有一部分黨項王族曾經遷到了西藏的後藏地區，後來又同藏族溶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