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
    諺雲：“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地緣廣大的中國使居住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各有其迥異的文化特征。民間諺語作為各民族的口承文化形式，記錄了各地方風土人情，匯聚了久遠傳承下來的社會生活中的倫常法度、信仰觀念等，民間諺語所反映的民俗事象，構成了不同民族社會形態的獨特類型，諺語是人們社會、生活經驗的總結，言簡而意豐，對民俗而言極有研究價值。古諺“南船北馬”源於何時無從考證，但早在西漢時期的《淮南子?齊俗訓》中已經有了“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的記載。作為流傳千年的民間諺語，“南船北馬”簡潔生動地描述了南北民族極有特色的交通運輸民俗，本文以此為話題，從民俗文化的角度，探討南方農耕民族和北方遊牧民族交通民俗之異同，總結二者在交通民俗方麵的特點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不同文化心態。
    二、船馬在各自群體中的重要地位
    1、生產中的交通工具
    交通運輸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重要內容，但受到生產狀況和自然地理條件的製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生產內容和生產形式不同，交通運輸民俗也不相同。
    我國地貌的兩大分疆――河穀與草原，界定了南方農耕民族文化和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區域。從曆史上看，我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主要在黃河流域，逐漸向南擴展到荊楚、吳越、巴屬，跨五嶺直達南海。
    我國南方各民族的地理位置多江河湖海，古人的交通往來主要靠河海提供舟楫之便，船的產生由來已久，是人類最早使用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之一。《周易?係辭》記載黃帝時“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是指在一條木頭上挖槽形成的獨木舟，這是最初的舟，到商代時期在甲骨文中可以見到船的形象，甲骨文中有大量的象形文字，舟字也是象形，寫為“”等，青銅器銘文中也有象形舟字“”。由此可知，最遲在商代前期，船已是人們常用的水上工具了。後來則是用木板造船，船越來越大，是南方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了六隻木漿，這六隻木漿做工細致，有柄部和葉部，說明當時南方吳越的先民不僅用船普遍，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造船水平。
    在南方水鄉，船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工具，靠它漁獵而食，運輸代步。《吳越春秋》中形容吳越之人“以船為家，以輯為馬”。《春秋大事表》則說吳人“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由此可知船在古南方民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以船為重要生活資料的南方民族，在死後，以船為棺或埋入地下，或放置在陡立的岩壁洞穴中，其船型葬具叫做懸棺。懸棺葬曾廣泛流行與我國古代南方地區，遍及川、黔、滇、湘、鄂、粵、贛、閔、台等省區，關於懸棺葬俗，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有大量的記載。明朝徐霞客在《遊武夷山日記》中寫道：“大藏峰碧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一小舟斜架穴口木上，號曰架壑舟。”“小藏峰又有小船二隻，架於橫木之上，歲久不壞，乃曰仙船岩。”在四川巴縣的河穀地帶有不少船棺平地埋葬，棺材形狀如船，獨木，上削去小半，使之略成半圓形，底部也稍微削平，以作船底，兩端由底部向上斜消，使其蹺起如船的兩頭。據中國曆史博物館宋兆麟先生調查，黔東南一些苗族深山地區至今仍有船棺葬法。
    “南人駕船，北人騎馬”。在湖北諺語中，南方農耕民族的船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馬同為交通工具而並題相論說明船馬的同等重要性。
    生活在千裏草原的遊牧民族，很早就形成以畜力馱拉物品，以及騎馬、騎驢等交通民俗。但在所有的畜群中馬占有最高位置，不僅是主要的代步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生產、生活工具。蒙古牧民不論是走親訪友、遷徙移場，還是狩獵放牧都離不開馬，馬是一切財富中的主要財富。在蒙古族諺語中，馬占有很大的比重。
    蒙古族的養馬業非常發達，很早就重視對馬的匹的放牧管理，繁殖飼養，蒙古馬曾為世界名馬，是蒙古族長期精心培育的優良馬種。“木匠愛鋸，蒙古族愛馬”，馬是蒙古族人民的驕傲，在蒙古民族眼中具有功利和審美的雙重價值，牧民心目中的馬同勇猛、矯健、昂揚、瀟灑、忠義、赤誠等審美意象緊密相連，對馬的衷愛勝於自己的兒女：“愚蠢人誇自己兒女，聰明人誇草原良驥”。蒙古族愛馬誇馬，在《蒙古馬讚》中1，讚美之辭用到極至，讚詞中蒙古民眾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描繪了心中完美的夥伴。
    蒙古族生前與馬朝夕相伴，死後還要把愛馬的鞍轡一同安葬，凡死者“則在墓旁以及愛馬備具鞍韉，並器具弓矢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2“宰殺駝，馬殉葬，以為盤纏。”3這一習俗在蒙古史籍裏和考古挖掘的實物中多有證實。
    這種以船為棺，用馬殉葬的習俗產生，是因為南方民族生活中離不開船，北方遊牧民族生活中少不了馬，都生活中的必須之物，生時不可缺，死後亦不可無。馬克思曾論述過隨葬品產生的由來及意義，他說：古人往往把“生前認為最珍貴的物品，都與已死的占有者一起埋葬到墓坑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繼續使用”。4這種葬式表達了人與船馬相依的意念。由此可見作為交通工具的馬和船在南北民族各自群體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生活中的娛樂工具
    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和生活的日趨豐富，對交通工具也提出可越來越高的要求，交通運輸的目的，也從生產擴大到了娛樂、軍事等領域。
    賽龍舟和賽馬是南北兩地不同民族各自喜愛的娛樂活動。南方民族常年駛船在水上逐浪，北方民族終日騎馬在草原馳騁，單調的生活都需要調劑與點綴，與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相適應的娛樂活動賽龍舟和賽馬應運而生。那種充滿熱烈的情感體驗與情緒宣泄的方式構成南北民族不同的審美動態形式。這種娛樂功能對於人們體魄的鍛煉、人格的塑造、堅強勇敢的意誌力的形成、團結合作的群體意識是其他民俗文化事象難以替代的。
    我國南方龍舟競渡習俗普遍,但對於賽龍舟的起源各地所傳說的意義不同：越地說為了紀念複仇雪恨的越王勾踐；吳地則是為了紀念開國拓地的忠臣吳子胥；雲南白族說的為了紀念殺蟒英雄段赤誠；貴州苗族傳說是為了紀念殺死惡龍的英雄夠保等等，而影響最為深遠和廣大的要算紀念楚地愛國詩人屈原的說法了。據宋檁的《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五日，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為水軍，一自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但從唐代開始，龍舟競渡不單是為了紀念屈原，主要變成了爭奪冠軍的一項體育活動。據《古今圖書集成》引《南唐書》載：“每年端午競渡時由官府賞給彩緞，兩兩較其遲速以定勝負，如奪得錦標者，加賞銀碗一雙，稱為打標。”這種奪標方式與現在的競渡極為相似，在湖北龍舟競渡時，為了裁決名次，人們在終點插一根竹竿上綁上一麵錦旗，稱做“錦標”。誰能最先奪得錦標，就獲得冠軍。湖北有諺雲：“城隍廟，磚岸高，五月端午看搶標”。但是在屈原故裏湖北的姊歸縣，賽龍舟仍然帶有濃厚的紀念屈原的感情色彩，賽龍舟從南岸屈原祠開始，直到北岸屈原投江之地結束，一馬當先的龍舟代表著已將屈原的靈魂接回故裏。
    龍舟競渡在南方農村置根甚深，因為它反映了農民的願望，符合農民的要求，體現農民的歡樂。農業勞動和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使農耕區老百姓希望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賽龍舟的目的是祈求龍神保佑，農業豐收，這一願望支持了賽龍舟的千年流盛行不衰。賽龍舟雖以祈豐收為目的，而實際上是農村的娛樂活動，是農閑時的娛樂，並不局限於端午這一天。農閑時盡情歡樂，歡樂之後又投於緊張的勞動中，爭取農業豐收，年年都能得到這樣的歡樂。如此調節生產秩序才是豐收的保證。
    “賽馬途上知駿馬，摔跤場內識好漢”。蒙古族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曆來就很重視和熱愛體育活動。在古代嚴酷的自然環境裏，必須要有強壯的體魄、高超的武藝、堅強的毅力，才能擔負起繁重的牧業生產和參與內外戰爭，古代的遊牧民族就是以馬上武功的壓倒優勢而挺進中原的。生存和生產生活的需要，使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適於增長體力和技能的體育鍛煉項目，賽馬、射箭、摔跤是蒙古族男子漢必須具備的三項技能。
    賽馬分為賽走馬和跑馬。賽走馬路程比較短，主要比賽穩健、快速、美觀的對側步伐，多為女子和老年人參加，“蒙人嚐於每歲四月交``````青年女子，各選善走名馬，集於約定之處。近者三、四裏，待命勝負鬥”。5跑馬，主要比賽速度、耐力、規定賽程，先到達終點者為優勝。
    蒙古族兒童在五六歲時就學習騎馬，《蒙古秘史》中有關於家庭專為小兒備有“弛馬之所”的記載，所以十歲左右便能參加賽馬，能在精悍的馬上不裝鞍，自由駕馭。傳統蒙古式賽奔馬都不備馬鞍，這樣可以考驗一個騎士的真本領，馬也不受束縛，能加快速度，比賽獲勝者能得到很大榮譽，賽馬也身價百倍。所以蒙古族極為重視賽馬的挑選，參賽的馬大多身瘦有神，耳如竹削，但是“是不是黃金一見火就知道，是不是駿馬跑一趟便明了。”蒙古牧民馭馬之法甚巧，蒙諺道：“逮野禽要靠智謀，馴烈馬要靠套杆”，野生悍馬，一經其馭，就變為馴服之良馬。選中參加比賽的馬，賽前還要由有經驗的馴馬手對馬進行二十天左右的精心調教，按時吊拴，控製飲食，還有人和馬緊密配合的練習。“要看小夥子能耐如何，先看他騎的馬匹；要看大姑娘本事如何，先看她縫的衣裳”。一匹好馬是牧人的一大驕傲，一個好的馴馬手，是眾人仰慕的英雄。
    3戰爭中的重要工具
    馬和船用於戰爭，古往今來南北各地皆有。但我國北方遊牧民族的馬在戰爭中的威力，卻是所向無敵，氣吞山河，讓世界曆史記下了永不磨滅的一章。
    蒙古諺語道“在飛翔中識別雄鷹，在奔馳中識別駿馬，在疆場上識別勇士”。從蒙古高原經天山北路直到中亞細亞是一片大草原，這對遊牧民族來說是可以馳騁無阻的廣場，遊騎飄忽，有來有去，牧場爭奪，你占我走，長期的內戰中，彼此都慣用突然襲擊、速戰速決的兵法，“來如天墜，去如電逝”，“急行如風，侵略如犬”。哪個部落強大了就統治其他部落。
    遼闊的草原，發達的畜牧業，驍勇剽悍的民族，孕育出13世紀成吉思汗時代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這隻隊伍一人數騎，風餐露宿，具有極強的戰鬥力，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以少勝多，縱橫馳騁於歐亞兩洲，席卷了半個世界，號稱“蒙古旋風”。
    蒙古民族的軍事偉業，與馬分不開，馬是戰爭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組建騎兵的最基本的裝備。蒙古馬由於調教得法，形成了體質粗壯結實，頭較粗重，胸闊，身長，腿短，關節、肌腱發達的特征。蒙古馬的放牧、狩獵等均奔馳在廣闊的草原上，這馴養了蒙古馬的高速、敏捷、耐力強等特點，這些馬善於在停止時轉為快跑，在急弛中停住，迅速轉彎和靈敏地超越障礙，非常適合在草原、平原、沙漠地帶作戰，為蒙古民族征服世界立下汗馬功勞。
    在疆場上立功，曾以血汗和生命守土實邊的戰馬，被蒙古族人放生，並封為“神馬”，它披掛飄拂的彩帶在草原上漫遊，沒有人敢去捕捉它、騎乘它，因為它以被人奉為神物。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八百室中就有一室專門祭祀“溫都根查幹”（比喻象雞蛋一樣潔白的駿馬），這匹馬是成吉思汗曾祭奠過的蒼天賜予的神馬。蒙古族地區廣為流傳的敘事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就生動的描述了成吉思汗與駿馬相互依存的關係，再現了蒙古族這個馬背上的民族獨特的精神風貌，由此可見馬在蒙古族心中的崇高地位。
    在生產活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舟楫，和馬一樣，也直接用於曆代戰爭。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南方吳國的戰船是當時最有名的，有“樓船”、“突冒”、“三翼”等多種艦艇，吳國就是憑借這些戰船先後在漢水和太湖大敗楚、越兩國。後來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國時，所用戰船就有300艘之多，《越絕書?外傳記地傳》記載“勾踐伐吳``````死士八千，戈船三百艘”。而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南方的戰爭中組織過一隻能運50萬石糧食的大船隊，說明當時造船技術的發達。
    我國曆史上的“赤壁之戰”，是水上用船創造的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東漢末年，曹操為統一中國帶領號稱八十萬的軍隊，分水陸兩軍南下消滅孫權、劉備勢力，東吳孫權與蜀漢劉備相聯合以五萬人的聯軍，利用曹兵遠來疲憊，不習水戰等弱點，采用了黃蓋計策，詐降，然後用船隻裝載了灑了油的枯柴，上蓋帳篷，在諸葛亮“借”來東風之時，船順風駛入敵營，熊熊燃燒大火的戰船，順風箭一般的直射敵營，燒毀了曹軍用鐵鏈聯結的“連環戰船”，使之全軍覆沒。這一仗對三國鼎立局勢的形成起了決定作用。這場戰鬥中，小戰船“蒙衝”和大戰艦“鬥艦”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亞於“汗馬功勞”的。
    三船與馬反映出南北民族的文化心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化與環境之間存在著互動的功能及內在的因果關係，人以自然環境為生存條件，以自然資源為條件進行創造與文明、促進文化的演進；環境通過文化創造滿足人的欲求，影響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民族心態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南方農耕文化和北方遊牧文化兩種基因是在不同背景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兩種文化，兩者的差異是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南方有關船和北方有關馬的諺語也從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南北民族的文化心態。
    南方農耕民族的生活環境河湖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理想的農耕地帶，生活的地理環境的自然優越性很容易產生快樂、滿足感，產生執著的鄉土意識和熱愛祖國、熱愛家園的民族意識，期望生活環境安定，反感戰爭，決不輕易離開生於斯、養於斯的土地，所以“船望風靜，人望國安”。
    農耕民族從事農業勞作，聚族而居，形成了一種以土地和家族血緣為向心的凝聚力，家族觀念極強，家族是縮小了的國家，而國家也正是這種放大了的家族，這種“家國一體”的模式，一國之君和一家之主就象船上的舵一樣重要：“船載千斤，掌舵一人”；國家的安定要靠明君治理：“船歪舵不靈，國亂主不正”；家庭的興旺要靠家主的打理：“船無舵不行，家無主不興”。家主在家族中君臨一切，而君主則是國民的嚴父，言出即聖旨。這種農耕民族獨特的家族民俗，在不同程度上塑造著人格，甚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
    農耕民族由於小生產者勢單力薄，他們有一種自然的依賴性，由於小生產者的自給自足，彼此隔離，同外界缺乏溝通，一般是“各扯各的帆，各行各的船”。在這種農業生產方式下，人們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培養出了人們普遍的安分守己的無為美德，注重謙卑的德行修養，崇尚中庸，處世圓滑，“船到彎處須轉彎”，“人不彎路彎，船不彎水彎”。性格懦弱，大多數情況下是消極地忍耐。“胸中天地寬，常有渡人船”，船在人們心目中充當了息事寧人的載體，“和好一個人一條船，得罪一個人一堵牆”，“幫人幫到底，渡船渡到岸”。寬容、平和的氣質，使農耕民族在尋求解決爭端時更多的是講究平等公證，而不是象遊牧民族那樣喜歡仰仗實力。
    與尚農、務實的農耕民族文化心態不同，北方的遊牧民族以尚武、豪放著稱與世，它的生活方式、民情習風和心理素質富於蒼勁雄健的氣勢。長期的遊牧生活，曆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養成了北方遊牧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文化類型和風俗習慣，他們生活簡易、民風淳樸、眼界開闊，思維靈敏，流動而不僵滯，變化而不呆板，形成了發展的流動的思維特點，影響著他們的生產與生活實踐。
    黑格爾認為生活在高地和寬廣草原上的人們，他們的財產不在於固定的土地，而在於隨他們一同漂泊的畜群，這也決定了高原人的好客、衝動的民族性格。他說“蒙古人用馬乳做飲料，所以馬匹是他們做戰的利器，也是他們營養的食品，他們大家長製的生活方式雖然如此，但是他們時常集合為大群人馬，在任何一種衝動下，使激發為對外的活”。6
    能戰善鬥的蒙古族強健、勇猛，“生格子馬，用韁繩拴馴；頑固敵人，用鬥爭製服”，認為在戰場上最能體現男子漢的氣概：“鞍子的質量，馴生格子時方知道；男子的能耐，對敵鬥爭中能看出”，在精神上壓倒一切，以一當十：“鞍具結實，不懼烈馬；意誌堅強，不畏勁敵”。這種強健、勇猛的人生風範，寬闊壯美的內心世界，充滿活力的主宰世界的氣質，使人們感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生命的博大與堅強，煥發著金戈鐵馬式的陽剛之美。
    注釋：
    1《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第一分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6月版
    2《多桑蒙古史》上冊（瑞典）多桑普著中華書局1962年版
    3《蒙古源流》卷7薩囊徹辰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5《清稗類抄?風俗類》徐珂著中華書局1986年7月版
    6《法哲學原理》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3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