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隨著佛教的傳入，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餘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華僧人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餘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為13520卷。
    出家僧眾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但有自己的特點：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為姓；2僧徒必須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禪宗提倡農、禪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4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為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於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為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製，因有損身體健良，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禪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禪、變更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佛事活動與節日主要有懺法、盂蘭盆會等。懺法原為佛教懺悔罪愆的儀則的儀則和作法，起於晉代道安和慧遠，曆代相沿。盂半盆會盛行於唐代，為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為眾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製，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為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為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佛教自傳入漢地以來，即與中土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麵，曆代著名畫家大都精於佛畫。如三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愷之和衛協並稱為漢地最初三大佛畫家。梁張僧繇於天監中為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後世稱為“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為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藝術寶庫。唐代盛代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合圖畫（變相），對後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麵，有東漢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鏤、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雲岡、龍門石窟，均為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築方麵，曆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奐，為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麵，相傳陳思王曹植曾製山梵唄，以後龜茲等地舞樂傳入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鳩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後，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為潤文使，成為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入的醫藥、曆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起過一些促進作用。
    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禪宗、華嚴宗、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