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的發展，琴在中國傳統音樂的律、調、譜、器、曲、論等方麵形成了博大而精微的體係。清人徐祺《五知齋琴譜?上古琴論》中闡述了琴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其中這樣說道：琴這種樂器，創始於伏羲，成形於黃帝，取法天地之象，暗含天下妙道，內蘊天地間靈氣，能發出九十多種聲音。起初是五弦的形製，後來由周文武王增加了兩根弦，是用來暗合君臣之間恩德的。琴的含義遠大，琴的聲音純正，琴的氣象和緩，琴的形體微小，如果能夠領會其中的意趣，就能感通萬物。可以說，在出奇的悠久、在出奇的博大精微的琴學體係內，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觀念，如儒、道、佛等流派的各種思想無不對其印記深刻的烙印。琴道以儒家思想為基本，而釋、道兩家思想亦琴道之重要內容。司馬承禎《素琴傳》：“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閑音律者以琴聲感通也……靈仙以琴理和神也……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隱士以琴德而興逸也……”並言古琴儒道的內涵了多個方麵，而其中“閑音律者以琴聲感通也。”似並非今日琴家所謂之“藝術琴”，其以“瓠巴鼓琴，則飛鳥集舞，潛魚出躍”及師扣玄“乃變節候，改四時”等為例，乃盛大為佛家之琴道思想。班固《白虎通》承襲儒家《樂記》之思想，言“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至蔡邕《琴操》則增加“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之義，具有佛家借琴以修身養性、返本歸真之琴道觀念。
    東漢劉向《琴說》論鼓琴用於明道德、感鬼神、美風俗、流文雅等，基本係儒家思想，至唐代薛易簡論鼓琴之作用，則兼有佛家絕塵出世之思想：“琴之為樂，可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琴訣》）薛易簡乃唐代職業琴家，以琴待詔翰林，能操琴曲達三百四十首之多，其闡述古琴之利益較為通俗，《琴史》謂其“辭雖近俚，義有可采”，謂其論述鼓琴技藝及感染力頗有可取者。至明清許多琴論中，儒、釋、道三家思想交融出現，浸透於鼓琴之觀念及技法之中，其代表作為晚明徐青山之《溪山琴況》。徐青山為晚明琴學大師，時人譽為“今世之伯牙”，崇禎末年參加抗清未果，遂入蘇州穹窿山隱居修道。徐青山之《溪山琴況》著於崇禎十四年，抉漢唐以來琴道之精義，融儒釋道三家思想於一爐，探幽發微，總結為“二十四況”，乃中華琴道思想之集大成者，其崇尚“中和”、“古淡”、“雅正”者，乃古來儒釋道琴道思想之繼承。古琴者，實為中華古聖先賢留於後世之妙器。
    ◆返於原始本然之故鄉
    對於人生修養、養性修身、立命進德有莫大助益，其鬆沉曠遠的音色、舒緩簡淡的曲調以及寧靜莊重之儀容，其中所蘊藏的古樸寧靜的意境，傳達著靜遠淡逸的氣息，能喚起恬淡悠遠的回憶，令人返於原始本然之故鄉，這對於緊張而焦慮的現代人實在是非常重要、彌足珍貴。若僅將古琴作為一般音樂而“欣賞”而“演奏”，則實在是一件令人扼腕歎息的事了。就古琴之本質及社會發展之趨勢來看，可以預見，古琴在未來的歲月，仍將有足夠的生命力而贏行大量的知音，且為知音者所執取而勵力弘揚，這就是中華文化之精微者不絕如縷的堅韌性。數千年來由無數文化精英們所傳承的古琴，作為修身養性之道器，其創造文化精神、其中的禮樂之道及蘊涵的佛道精華，仍將由新時代的文化精英們繼續傳承下去而利益有緣之眾。
    ◆多了一股純澈的清流
    三代以上古琴“家弦戶誦”之盛，自春秋之世即已不可複得且也不必留戀。就時代而言，隨著現時代科技物質文明愈行演進而人類精神家園愈形荒蕪，人類社會身心疾患、心理醫學問題與年俱增已是不爭的現實。現代人身處高樓大廈林立的繁華都市，忙碌於工廠、辦公室商店之間，過著日複一日的庸常生活。較之古代農業社會，現代人身處緊張紛繁的社會環境，而對著遠較古代複雜的人際關係，有著更多的緊張和焦慮。在這喧囂的時代，多一位古琴知音，便多了一份清涼和寧靜；多一人學琴，於此紅塵濁浪中便也多了一股純澈的清流。這就是古琴的魅力。正如宋代朱伯厚《琴史》所雲：“古樂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誌於樂者，舍琴何現？”琴道知音，盡興乎來！
    琴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傳統文化又是一個複合概念，它是由傳統與文化兩個概念組合而成。傳統是相對於現在和未來而言，因此，傳統文化無疑是指過去積累的文化，從界限上講，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古代文化，包刮上古和整個中世紀，它的上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文化是價值生活的創造。它指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生活之最高的形式，包括物質生產、精神活動，以及二者關聯與發展的全程。繼承是曆史的傳統，吸收是時代的潮流，創造民族的形式。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任你怎樣灑脫、自由，總不能不受空間的羈絆和時間的熏陶。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所創造的文化瑰寶，迄今仍有生命力，足以照耀世界。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結晶，經受了曆史的考驗，人民的鑒定，足以鳥瞰八荒，卓立千古。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具有非凡的創造力，驚人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而這種創造力，吸收力和凝聚力是來源於中華民族本身價值取向這是文化得以立足，並能夠延續流傳的根本性問題，也可以說是文化生命力的體現。琴學和佛教的關係，在蒼茫的曆史背景下，展現為或瑰麗輝煌，或幽深佶屈的文化形態，在互相結合，互相影響，互動製約之中，折射出一種動人心魄的精神之光。
    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存在形態以及價值意義，它以一種體係的方式建構成為一個形態宏大壯麗、內涵精致細密的思想結構。這個思想結構實際上也成為中國文化的價值評價體係。這個體係的形成過程，是通過對現實中的各家思想學說進行分析、批判、總結，並且在提煉出主體價值標準的基礎上，以之衡量、測度各家異說，最後，以達成到求同存異、和合會通的這樣一個曆史過程，中國文化中的經史子集無不與琴道相融相合並互為影響，它是中國文化生存的根本、延續道統的命脈所在。
    ◆“調適融通”
    它實際上決定了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否進入中國文化圈子，被本土文化接納，就在於其是否能與本土文化思想結構進行調適融通。這種“調適融通”，當然不是指“度身定做”，也不能是“削足適履”。所謂“調適融通”之意，指的是與新環境的互動“適應”，就是既要為新所接受，又要能夠調整自身，是一種雙向的適應過程。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是一種“互融”關係，更是一種“互攝”關係。但是，首先，佛教必須能夠為中國文化思想結構所容納。容納之後，當然，這個思想結構本身，也是要為此作出自身的調整的。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佛教而言，至關重要的一步，也是建立自身的思想結構。這個思想結構也就是佛教的價值評價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