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昌芝
    用文字和圖形記錄動植物的名稱、類別、形態、生活習性、地理分布和經濟價值等的著作，我們現在稱作動物誌、植物誌。它是動植物學的基礎，也是開發和利用動植物資源的重要文獻。
    中國醫藥學、農學、園藝學有悠久的曆史，積累了豐富的動植物知識。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古代農醫文獻，包括現存和已經散佚的，有八千多種。這些文獻是中國古代動植物學知識的寶庫。隨著農醫實踐的發展，人們對動植物的知識逐漸深入係統化。因而出現了各種動植物誌。
    下麵介紹我國現存的、在生物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幾部動植物著作或動植物誌。
    《南方草木狀》
    《南方草木狀》舊題晉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嵇含著。關於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眾說紛紜，到現在還沒有定論1。它的淵源比較古，內容豐富、詳實。它主要記載我國廣東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植物。它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南方植物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地方植物誌。
    這部書共分三卷：卷上敘述草類，有甘蕉、耶悉茗、茉莉花、豆蔻花、鶴草、水蓮、菖蒲、留求子等二十九種；卷中敘述木類，有榕、楓香、益智子、桂、桄榔、水鬆等二十八種；卷下敘述果類和竹類，果類有荔枝、椰、橘、柑等十七種，竹類有雲丘竹、石林竹、思摩竹等六種。全書共記述植物八十種。其中大多數是亞熱帶植物。雖然所記述的植物種類和種類繁多的南方植物相比還差得很遠，但所記載的植物如茉莉花、諸蔗、龍眼、椰樹等，都反映出了南方植物的特色。所記錄的各種植物，除少數名稱無法考訂外，大多數都和現在所知的植物相符1。這說明當時人們對植物的觀察和認識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
    《南方草木狀》依據植物的生物學特性，描述了它們的形態、生活環境、用途和產地等，文字相當生動簡練。例如書中說：“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指氣根——引者）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又如：“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粗皮（指有纖維質的中果皮——引者），次有殼，圓而且堅（指堅硬的內果皮——引者），剖之有白膚（指可食的胚乳——引者），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寥寥幾句話，把榕樹和椰樹的形態和果實等描述得相當逼真。對菖蒲的生活環境，書中指出：“菖蒲，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菖蒲屬植物有兩種，一種名菖蒲，在我國一般多是栽培種。另一種名石菖蒲，一般生長在山澗或潮濕的地方，多見於華南地區。這裏所說的菖蒲屬後一種，就是我國華南地區常見的石菖蒲。此外還依據柑和橘的滋味香甜和花果顏色描述了它們的共同特性，首次提出了“柑，乃橘之屬”，把柑和橘合並作為一種。
    《南方草木狀》首次記載了我國勞動人民利用益蟲防除害蟲的生物防除法。書中介紹：當時廣東一帶栽培的柑橘有很多害蟲，種柑橘的人普遍知道用一種螞蟻（驚蟻）來防除。這種螞蟻能在樹上營巢，專吃柑橘樹上的害蟲。因此經常有人從野外捉這種螞蟻來賣給管理果園的人，作為一種職業。利用天敵防除害蟲的思想，在西方最早見於1877年在德國哈提的著作，首先應用的是德國博吉陶和1889年美國裏萊。而我國早有這種思想，應用也遠在哈提和博吉陶之前1。
    從《南方草木狀》還可以看出，我國早在三國時期吳國永安年間（公元258年到264年）已開始出現實物繪圖。書中“水蕉”條說：“水蕉如鹿蔥，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嚐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看來當時的植物圖已能真實地反映植物的性狀。但後來的各種版本如《百川學海》、《漢魏叢書》、《格致叢書》、《龍威秘書》等都沒有附圖，當是傳抄中已經失落。195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加入上海市曆史文獻圖書館珍藏的圖六十幅，為鑒定植物學名提供了依據。
    這部書對中國古代植物學的發展有比較大的影響。宋代以後，曾被許多花譜、地誌所征引，特別是後世本草學著作引用更多。明代藥物學家李時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綱目》一書中描述到南方植物時，有不少是以《南方草木狀》的記載作為注釋的。這部書還傳播到國外，如德國植物學家畢施奈德（1833—1901）在他所著《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1中認為《南方草木狀》是中國最早的植物學著作，是解決植物學若幹問題的重要文獻之一。
    《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是我國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紀初葉）的一部植物圖譜，它描述植物形態，展示了我國當時經濟植物分類的概況。書中對植物資源的利用、加工炮製等方麵也作了全麵的總結。對我國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科學的發展都有一定影響。
    《救荒本草》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刊刻於開封，明代朱橚（1360—1425）編寫。朱橚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死後諡定，所以《明史·藝文誌》對這部書題“周定王撰”。《救荒本草》是一部專講地方性植物並結合食用方麵以救荒為主的植物誌。全書分上下兩卷，記載植物四百十四種，分為五部：草部二百四十五種，木部八十種，米穀二十種，果部二十三種，菜部四十六種。其中出自舊本草的一百三十八種，並注有“治病”二字，新增加的二百七十六種。
    《救荒本草》新增的植物，除開封本地的食用植物外，還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嵩山的輝縣、新鄭、中牟、密縣等地的植物。在這些植物中，除米穀、豆類、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還記載了一些須經過加工處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時借以充饑。作者對采集的許多植物不但繪了圖，而且描述了形態、生長環境，以及加工處理烹調方法等。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說：“或遇荒歲，按圖而求之，隨地皆有，無艱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書也有助於民生大矣。”
    朱橚撰《救荒本草》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園裏進行種植，仔細觀察，取得可靠資料。因此，這部書具有比較高的學術價值。這部書有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山西都禦史畢昭和按察使蔡天祐刊本，這是《救荒本草》第二次刊印，也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刻本。稍後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陸柬刊本。這個刊本的序中誤以為書是周憲玉編撰，後來李時珍《本草綱目》和徐光啟《農政全書》都沿襲了這個錯誤。以後還有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胡乘刊本、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刊本、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胡文煥刊本，徐光啟《農政全書》把《救荒本草》全部收入。傳到日本，有亨保元年（公元1716年）皇都柳枝軒刊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書在“救饑”項下，提出對有毒的白屈菜加入“淨土”共煮的方法除去它的毒性。這種解毒過程主要是利用淨土的吸附作用，分離出白屈菜中的有毒物質，是植物化學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這種方法和現代植物化學的分離手段相比顯得很簡單，但在當時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和1906年俄國植物學家茨維特（1872—1919）發明的色層吸附分離法在理論上是一致的1。
    《救荒本草》很早就流傳到國外。在日本先後刊刻，還有手抄本多種問世2。據日本研究中國本草學的岡西為人說，《救荒本草》在日本德川時代（公元1603年到1867年）曾受到很大重視，當時有關的研究文獻達十五種。這部書曾由英國藥學家伊博恩譯成英文。伊博恩在英譯本前言中指出，畢施奈德於1851年就已開始研究這本書，並對其中一百七十六種植物定了學名。而伊博恩本人除對植物定出學名外，還做了成分分析測定。通過比較，指出《救荒本草》的原版木刻圖比《本草綱目》的高明1。美國植物學家李德在他著的《植物學小史》中也讚頌《救荒本草》配圖的精確，並說它超過了當時的歐洲2。近年國內王作賓等對《農政全書》中轉錄自《救荒本草》中的四百種植物作了研究定出學名，並作為石聲漢校注的新版《農政全書》附錄刊行。
    我國海域具有複雜的海洋水文和氣象條件，加上長江、黃河等幾條江河帶來了極豐富的營養物質，為我國沿海海洋動物構成了極其優良的生活條件，繁殖著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明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海洋生物資源被大規模地開發利用，區域性的海洋專著紛紛出現。成書於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的由屠本畯撰的《閩中海錯疏》就是比較傑出的一種。它主要記載了我國福建一帶的水產動物，其中海產動物占全書的四分之三，是本書研究的重點。這部書的編寫體例和曆代農學、醫藥學著作不同，主要是根據動物形態、生活環境、經濟價值和產地來鑒別各種動物，給予命名。它的編寫體例和現在的動物誌基本相似。
    屠本畯字田叔，浙江鄞縣人，曾做過刑部檢校、太常寺典簿、鹽運司同知等官。他從小就刻苦學習，直到晚年仍然勤學不輟，對動植物都感興趣。《閩中海錯疏》就是根據他在福建觀察到的各種水產動物寫成的。
    《閩中海錯疏》全書正文分上、中、下三卷，包括鱗部二卷，介部一卷。此外還有《自序》和《附錄》各一篇。書中共記載水產動物二百多種，包括無脊推動物和脊推動物。不少水產動物具有比較高的經濟價值，有著名的大黃魚、小黃魚、帶魚和烏賊四大海產，還有馬鮫、鯡魚、沙丁魚、鰳魚、鯧魚等，以及馳名中外的對蝦等。《閩中海錯疏》中記載的魚類計有鯽魚、真鯛、方頭魚、狹紋虎鯊、刀鱭、鰣等八十多種，分屬鯉科、鯛科、方頭魚科、虎鯊科等四十個科，分屬鯉形目、鱸形目等二十個目1。所記載的兩棲類有蟾蜍、雨蛙、蝦蟆、水雞等十種，分屬蟾蜍科、雨蛙科、蛙科三科2。此外還記載有軟體動物、節肢動物以及少數哺乳動物。這部著作對研究海產動物和開發、利用海洋資源都是重要的文獻。《閩中海錯疏》在動物學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第一，《閩中海錯疏》比較全麵地記載了福建的水產動物，包含不少動物形態、生態和生活習性方麵的知識。在形態方麵，例如說：“方頭，似棘鬣而頭方，味美”，因頭方而得名。又如對珠蚶和絲蚶的形態描述很形象、逼真。珠蚶個體小，殼麵的放射肋細，前後端圓，“形如蓮子而扁”。絲蚶殼皮同心紋很細，書中說它“殼上有紋如絲”，突出了蚶的基本特點。到現在福建地區仍用珠蚶和絲蚶這兩個名稱。書中還有許多關於水產動物生活習性的知識，這裏隻舉幾個例子。如“泥螺”條，明確記載了泥螺的形態、產地和生長繁殖的情況。據現代動物學調查證實，泥螺七月到九月產卵，卵生的小螺冬季生長很慢，到第二年五六月長大，開始繁殖。這和書中的記載基本一致，書中還說，秋天采到的個體已排卵，所以“肉硬膏少，味不及春”，對泥螺的觀察和認識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這種螺，現在動物學上仍稱“泥螺”，在西方是在1848年定名的，晚於《閩中海錯疏》的記載近二百五十年。從對真鯛（過臘魚）的描述，說明當時已經認識真綢冬季入港、第二年春天出海的洄遊規律。這些認識和現在福建觀察到真鯛的魚期是一致的。值得提出的是，《閩中海錯疏》中，對一些水產動物的某些內部器官已有一定的認識，如記載章魚“膜內有黃褐色質，有卵黃，有黑如烏鰂墨，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隻是由於當時科學水平的限製，沒有指出肝髒、墨囊、卵巢三種器官的名稱罷了。
    第二，屠本畯在以動物形態、生活環境、產地等來描寫和鑒定種類的基礎上，把性狀相近的水產動物排列在一起，分成各大類，在大類中再分小類，並且把許多同科屬的動物排列在一起。他已經注意到排列次序和分類級（科、屬、種）間的親緣關係，可說已經孕育著現代分類學的萌芽。這是以前諸家本草、農醫著作從未做到過的。和同時期西歐的動物學家按字母次序排列或按藥用性質、用途等進行分類相比，顯然《閩中海錯疏》要進步得多1。
    第三，在明代，淡水養殖業已經相當繁盛，《閩中海錯疏》中記載著豐富的淡水養魚資料，總結了當時福建地區飼養草魚、鰱魚的方法，以及養魚前進行除野的方法，反映了我國明代淡水養殖業已經取得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直到今天還具有現實意義。
    此外書中有些內容是前人沒有提到過的，如“海膽”這個名字，有人認為是從日本引進的，實際上是日本從這本書引用過去的2。
    《閩中海錯疏》既是我國也是世界比較早的一部水產經濟動物誌，又是動物學從以實用為主向係統動物學方向發展的重要著作之一。
    《植物名實圖考》
    《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古代一部科學價值比較高的植物學專著或藥用植物誌。它在植物學史上的地位，早已為古今中外學者所公認。
    吳其濬寫作《植物名實圖考》，主要以曆代本草書籍作為基礎，結合長期調查，大約花了七八年時間才完成。它的編寫體例不同於曆代的本草著作，實質上已經進入植物學的範疇。這部書是吳其濬死後一年，就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由山西巡撫陸應穀校刊的。
    《植物名實圖考》全書七萬一千字，三十八卷，記載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種，分穀、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蘚）、水草（包括藻類）、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在一些木類上的擔子菌）等十二類。每類列若幹種，每種重點敘述名稱、形色、味、品種、生活習性和用途等，並附圖一千八百多幅。
    吳其濬利用巡視各地的機會廣泛采集標本，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書中所記載的植物涉及我國十九個省，特別是雲南、河南、貴州等省的植物采集的比較多。《植物名實圖考》所記載的植物，在種類和地理分布上，都遠遠超過曆代諸家本草，對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近代中藥學的發展都有很大影響。
    《植物名實圖考》的特點之一是圖文並茂。作者以野外觀察為主，參證文獻記述為輔，反對“耳食”，主張“目驗”，每到一處，注意“多識下問”，虛心向老農、老圃學習，把采集來的植物標本繪製成圖，到現在還可以作為鑒定植物的科、屬甚至種的重要依據。
    這部書既主要以實物觀察作為依據，作為一種植物圖譜，在當時是比較精密的，是實物製圖上一大進步。由於這部書的圖清晰逼真，能反映植物的特點，許多植物或草藥在《本草綱目》中查不到，或和實物相差比較大，或是弄錯了的，都可以在這裏找到，或互相對照加以解決。如《植物名實圖考》中藿香一圖，突出藿香葉對生、葉片卵圓形成三角形、基部圓形、頂端長尖、邊具粗鋸齒、花序頂生等特征，和現代植物學上的唇形科植物藿香相符，而《本草綱目》上繪的圖，差別很大，不能鑒別是哪種植物。書中記載的植物，不僅從藥物學的角度說明它們的性味、治療和用法，還對許多植物種類著重同名異物和同物異名的考訂，以及形態、生活習性、用途、產地的記述。讀者結合植物和圖說，就能掌握藥用植物的生物學性狀來識別植物種類，可見《植物名實圖考》一書對藥用植物的記載已經不限於藥性、用途等內容，而進入了藥用植物誌的領域。它是我國第一部大型的藥用植物誌。
    《植物名實圖考》一書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為世界植物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870年德國畢施奈德在《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中認為《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植物學著作中比較有價值的書，“刻繪尤極精審”，“其精確程度往往可資以鑒定科和目”，甚至“種”。
    1884年日本首次重刻這部書，伊藤圭介為這部書寫的序中對這部書作了高度評介，認為“辨論精博，綜古今眾說，析異同，糾紕繆，皆鑿鑿有據，圖寫亦甚備，至其疑難辨者，尤極詳細精密”。1940年日本牧野富太郎著的《日本植物圖鑒》，其中有不少取材於《植物名實圖考》。此外美國勞弗·米瑞和沃克等人的著作1對這部書也有所引用和推重。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圖書館都藏有這部書。
    《植物名實圖考》一書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珍貴的植物學知識，而且對醫藥、農林以及園藝等方麵也提供了可貴的史料，值得科學史家用作參考。
    我國有關動植物知識的文獻，浩如煙海，本文隻著重介紹了以上四部動植物誌，它既不同於農業、醫藥著作，也不同於觀賞植物的文獻，它的特點表現在：一是建立在對動植物直接觀察基礎上的，以記載各種動植物的形態、生活環境、用途和產地為主。二是編寫體例和現在動植物誌相似，可算作區域動物誌或植物誌，孕育著現代動植物分類學的萌芽。正因為這樣，它們為生物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另一方麵，應當指出，由於曆史條件的局限，這些著作的作者，不是專門的自然科學家，多數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或大小官僚。在他們的著作中，除了有不夠科學的地方之外，還夾雜有一些迷信和唯心主義的說法。我們今天閱讀時，當然要注意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