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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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橋驛寧紹平原是春秋越國的基地。越國的首都,建在平原的西部。平原東部的今寧波市附近,當時已有兩個見於記載的地名,一個是鄞,另一個是甬句東(或稱甬東)。雖然鄞和甬句東都不是現在的寧波,但是說明這個地區在春秋時代已經有所開拓。
秦統一中國後,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屬於會稽郡的三個縣:鄞、、句章。這三個縣的具體位置:鄞縣在今奉化縣東鄞城山腳的白杜,縣在今寧波市東山和阿育王山下;句章在今寧波市西的城山。今浙江省境在秦代是一片地廣人稀的海疆地區。秦始皇在今省境以內所建的縣隻有十五個,但在這不過五百平方公裏的範圍以內,卻有三個縣的建置,說明這個地區在當時已經相當發達。晉朝的陸雲曾說秦始皇南巡到今紹興後,曾去縣住了三十多天。這種傳說也反映了這個地區的發展程度。不過,這三個縣的具體位置,都在今寧波市的外圍。那麽,今市區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從秦會稽郡在這個地區建立的三個縣的具體位置,我們可以得到一點啟發,即寧紹平原是一片潮汐出沒的沼澤平原,在這個地區建立城邑聚落,地形的選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上述三個縣治的所在,就都在潮汐不能波及的比較高燥的山麓衝積扇上。在這片平原上建立的其他城邑也是一樣,紹興、上虞、餘姚,也都利用了平原上的孤丘地形。在海塘沒有修建,沼澤沒有疏導以前,要在山麓衝積扇和孤丘以外的平原上建立城邑聚落,這是不可設想的。當然,水土資料豐富的廣大平原,對於活動在地形狹窄的山麓衝積扇上的人們,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平原上的孤丘,正是他們進入平原的跳板。今寧波市區,恰恰就是這類跳板中的一塊。當鄞這個地名在春秋出現時,說明這一帶的山麓衝擊扇地區,已經由於開拓而出現了大型聚落。這些聚落,在秦代就建立了縣治。這個時期,人們紛紛在平原上的孤丘周圍站穩了腳跟,開始對平原的墾殖。今市區一帶聚落的出現,也正在這個時候。
從今天的寧波市區來看,除了餘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匯合以外,根本看不到什麽丘阜。但是,這片在古代稱為三江口的地區,是分布著不少丘阜的。清初的著名寧波學者全祖望在其《東四明地脈記》一文中說得很清楚:“黃南山僉事以鄞脈出於錫山,至桃源,次於崇法寺岡,入南門,曆鎮明嶺,直抵候濤山而止”。這裏,黃南山所說的崇法寺岡,又名關祖山,位於今寧波城西南火車站南側,至今土丘尚存。城內南部的另一孤丘叫做鎮明嶺,約位於月湖東岸,直到1935年修築鎮明路,才完全鏟平,而以此孤丘為名的鎮明路,至今仍在,可以為證。除了這兩座小山以外,今市區範圍內,在古代存在的孤丘還有府後山和四明小山。據清末方誌記載,府後山在府後堂,此山下的泉水,即是府河的水源。府後堂的位置在今中山公園偏東。四明小山又名城北山。據明烏斯道的《四明小山記》一文中所說,在“郡北一裏”,即今中山公園以北偏西之處。烏斯道說:“其山始頗峻銳。”但到了清朝,全祖望在《城北小山詩序》中說:“今城北之山妄被居民夷為平土矣。”可見此山在清初已被削平。這說明,在這片三江匯合的地區,原來曾經富於丘阜,古代人們在開拓平原的過程中,利用這些丘阜建立聚落是可以設想的。
古代人們在這一帶建立聚落,還可以從這一帶發現的古代墓葬中獲得證明。當1956年在今南門附近建造火車站時,清理了上起戰國,下至東漢的古墓百餘座。這些古墓,就營葬在古代所稱的關祖山一帶。據宋寶慶《四明誌》的記載,漢代著名的句章孝子董黯的母親的墳墓,就建在關祖山上。直到民國《鄞縣通誌》所附的地圖上,仍然標明了這座古墓的位置。說明在今市區範圍內的古代聚落,至遲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出現。而到了漢代,則可能已有大型聚落的建立。這就是日後東晉建城的基礎。
今市區有曆史記載的第一次建城,在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這是東晉將領劉牢之為了防禦當時的孫恩農民起義軍而修建的。這就是宋乾道《四明圖經》所記載的:“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筱,俗稱筱牆,即城基也。”劉牢之在三江口築城,當然是利用了這裏的自然條件的。因為這個地區的南、北、東三麵,有奉化江、餘姚江和甬江環繞,已經起了城垣的作用,所以他隻要在西麵築一道城垣,就可以把這個地區的所有聚落都包圍在內。這是事半功倍的方法。不過,由於工程是在戰爭時期匆匆趕成的,可能比較簡陋。為了防禦敵人的攀越,牆垣上插以當時最容易取得的材料竹竿,因此稱為筱牆。今寧波西門外的筱牆基,大概就是東晉城垣的所在。劉牢之在這裏所築的城垣雖然簡陋,但是卻可以說明,當時這片地區已經不是潮汐出沒的沼澤,而是一片聚落列布、居民眾多的重要戰略地。假使當時這個地區還是一片居民稀疏的沼澤平原,則敵對雙方都無爭奪的必要,劉牢之築城就成為多此一舉了。
自劉牢之建城以後,今寧波市區加速了發展。南北朝初期,寧紹平原的西部,即今紹興一帶已經人滿力患。據《宋書》所載,地價已到達“畝值一金”的程度。當時的會稽郡守孔季恭曾采用“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三縣界”的措施。據記載,這些移民到寧紹平原的東部是去墾殖湖田的,說明當時這一帶的農田水利建設已經很有進步。至於這個地區的海上活動,曆史記載開始甚早。據《史記?東越列傳》所載,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因為東越王反,“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住。”《三國誌?吳誌?孫權傳》記載吳黃龍二年(公元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自會稽浮海,求夷洲及洲。”過去也有人認為《史記》和《三國誌》記載的海上軍事行動都是從寧波出發的,因而把寧波作為我國造船與航海的發軔地。這些當然都是猜測的話,並無具體證據,而且今慈溪、鳴鶴場、浦一線,沿海港口眾多,未必一定從三江口循大浹江(今甬江)出海。不過,隨著今市區範圍的擴大,生產的發展,特別是手工造船業的建立,今市區作為一個海上活動的基地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增加了。
自從東晉第一次建城以後,到了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今市區終於從越州分離出來,建立了明州。開始,明州州治建在縣,即今市區西南四明山麓的鄞江橋。到了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州治就遷到今市區。從此直到宋代,寧波一直成為一個州(府)級城市。
州治遷到今市區的當年,刺史韓察在今中山公園一帶修建了一座內城,俗稱子城,周長“四百二十丈”,以今鼓樓為其南門,作為刺史的公署。唐朝末年,刺史黃晟又在子城以外修建了一座羅城,周長“十八裏”,其範圍大致與今環城馬路相當。從此,寧波城的格局基本上就確定了。當時,州治所在的子城是全城的政治中心。羅城東北從三江匯合處迤北的餘姚江一帶是市肆和港埠。這一帶還有手工造船業的船場。在城內設有絲綢局,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
從唐代開始,寧波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的港口條件,寧波位於三江之口,雖然不是什麽深水巨港,但是由於港口即是市區,船舶停靠、貨物銷售等都很方便,對於古代的航行貿易十分相宜。寧波每年六月到十月盛行東南風或偏南風,十月到翌年二月常吹西北風或偏北風,這對古代木帆船的航行更是一種有利條件。因此在唐代就已經“海外雜國,賈舶交至”,成為一個繁榮的港口城市。當時,我國瓷器向海外輸出的這條“陶瓷之路”已經形成。據日本陶瓷學家三上次男所著《陶瓷之路》一書的記載,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斯裏蘭卡、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沿岸、埃及、埃塞俄比亞、非洲的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沿海島嶼等地,都發現越窯碎片。越窖的主要中心在餘姚(今慈溪)上林湖一帶,顯然是從寧波港出發的。人們常把西安作為從我國北方橫貫中亞的一條“絲綢之路”的起點,而寧波就是在我國南方與“絲綢之路”遙相呼應的“陶瓷之路”的起點。“陶瓷之路”遠達埃及和東非沿岸,不僅比“絲綢之路”更為漫長,而且從唐代直到明、清,持續時間也比“絲綢之路”長久。
到了宋代,作為港口城市的寧波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早在北宋,錢塘江口航道就日趨惡化,正如宋姚寬在《西溪叢語》中所說:“海商航舶,畏避沙灘,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當時,海外各國,例如日本、高麗以及南洋各國的來華使節、商人、僧侶等等,多乘船到寧波登陸,然後改乘內河船舶,從浙東運河西行北上。因此,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朝廷就在今寧波市區設置市舶司,管理國際貿易事務。此外,許多外事機構也都紛紛建立,例如位於今東門外奉化江沿岸的來遠亭,專為外國旅客辦理簽證入境手續。外國使館,例如高麗、波斯等使館,也在城內建立。據乾道《四明圖經》所說:“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船舶往來,物貿豐衍”,寧波儼然成為一個國際都市。
南宋建都於臨安(今杭州),寧波實際上成為首都的外港,因而又一次獲得很大的發展。紹熙五年(1194年),明州成為慶元府。據記載,府城之內,分為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廂,主要街道超過五十條。除了緊靠城市的三江以外,城內也有一個完整的城市內河水係,供市內交通和城市給水之需。又在這些河流上設置了橋梁一百餘座,以聯絡街市交通。南宋一代中所形成的寧波街市布局,一直延續到現在,許多街巷地名,也至今沿用不變。
隨著這個港口城市的進一步擴大,與港口城市相適應的手工業,也獲得迅速的發展。首先當然是手工造船業。這裏的造船業,前麵已經指出,具有悠久的曆史,到了北宋已有官營的造船場,為朝廷建造各種船舶。早在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為了派使節出使高麗,曾在甬江口的招寶山下建造萬斛船兩艘。據近人推算,這類巨舶,其載重量已經超過千噸。南宋高宗由於被金軍尾隨追趕,倉卒間從寧波下海到章安(今臨海東南的台州灣口)和溫州避難,曾於建炎三年(1129年)在寧波獲得海船千艘之多。據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統計,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活動於寧波沿海的各類船舶達八千艘之多,這一帶造船業的發達可以想見,當時今餘姚江、甬江和奉化江沿岸,船場林立,除了官營造船場之外,還有許多民營造船場。近年以來,在這一帶曾有大量宋代造船場和船舶的出土,足以證明當時造船業的盛況。
除了造船工業以外,其他例如著名的平羅、花羅等綢緞,雙魚酒、十洲春等名酒,還有鑄冶、製袋、製藥、石作等,也都在城內建立了許多作坊。為這個港口城市服務的服務性行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在今新橋一帶出現了稱為“瓦子”的公共娛樂場所,演出各種戲曲雜技。瓦子附近並開設各種店鋪,形成一個繁華的集市。
元代,寧波是慶元路治所和鄞縣縣治所在。由於同當時最重要的貿易對手日本曾經處於戰爭狀態,因而海上貿易在初期曾受到影響。不過在以後,雙方的民間貿易仍然有所發展,而且元朝開國不久又先後把溫州市舶司以及上海、澉浦兩市舶司都並入慶元,使這個港口城市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更顯得重要。明朝初年改慶元路為明州府,旋又易名寧波府,這是寧波一名的開始。由於當時沿海倭寇騷擾,明太祖曾下令禁止通蕃下海,並在浙東沿海修建衛、所以禦倭,寧波港就處於半封閉狀態。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朝廷又下令停止市舶,撤銷寧波市舶司,這樣,寧波港就完全封閉了。因此,明朝一代是寧波港的停滯時期。由於寧波當時已是一個腹地廣大的府城,所以城市發展並沒受較大的影響。在明朝一代中,寧波城市建設值得一提的是天一閣。這是嘉靖年代兵部右侍郎範欽的私人藏書樓,有藏書七萬卷,其中特別豐富的是明版地方誌。它為這個商業繁榮的港口城市帶來了書香氣。今天,天一閣已經修築得煥然一新,藏書也增加到三十萬卷,內有善本書八萬卷,是我國現存的最早藏書樓之一。
清初解除了海禁,改市舶司為海關,寧波港口的國際貿易又開始好轉。鴉片戰爭以後,寧波被作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辟江北岸為商埠。從此,港口區從餘姚江和奉化江沿岸移到甬江沿岸,江北岸頓時形成了一個繁華的街市區。不過,當時上海港已經興起,由於它在各方麵的條件都比寧波優越,使寧波港終於退處一個二等港口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寧波城市和港口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除了城市的擴展以外,港口也作了全麵的整治。鑒於泥沙淤積對港口所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困難,考慮長遠的發展,進行了港口布局。港口建設已推向甬江河口,而北侖港十萬噸級深水碼頭的建成,標誌寧波港發展曆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時代。它必將給予寧波城市以有力的影響,促使寧波城市的進一步繁榮發展。1984年,我們國家已經宣布寧波為我國開放的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之一。寧波的飛躍前進,將可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