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觀察中，人們常以“羊性”形容特定群體的生存狀態：溫順、從眾、缺乏攻擊性，在規則與壓力麵前傾向於妥協。這種特質在資源匱乏、機會有限的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並非道德批判，而是對生存邏輯的現實映射。
    “羊性”的首要特征是對風險的極致規避，這源於窮人對“生存底線”的高度敏感。對於掌握資源較少的群體而言，一次失敗可能意味著生存鏈條的斷裂。
    失業者不敢輕易辭職，哪怕遭遇不公；攤販麵對城管的驅趕往往選擇快速退讓，而非爭執；低收入家庭在教育、醫療等決策上，優先選擇“最穩妥”而非“可能性”。這種妥協並非懦弱，而是長期資源稀缺塑造的安全算法。
    就像羊群在草原上對狼的本能回避，窮人對“衝突”的回避本質上是對“生存成本”的計算：爭執可能帶來罰款、受傷或時間損耗，而這些成本是他們難以承受的。
    正如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描述的，底層群體的“順從”往往是一種“日常形式的反抗”，用不合作的合作，換取生存空間。
    同時，“羊性”表現為對規則的絕對服從。在等級化社會中，窮人更傾向於將社會規則內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這源於他們缺乏打破規則的資本：沒有人脈化解違規後果，沒有財富承擔試錯成本，更沒有話語權重構規則。於是，“按規矩來”成為最安全的生存路徑，哪怕規則本身並不公平。這種服從逐漸內化為心理習慣，形成“不敢爭取、不願質疑”的行為慣性。
    羊群的典型特征是從眾，個體在群體中獲得安全感，同時也失去獨立性。窮人的“從眾性”同樣源於對“孤立風險”的恐懼。在資源分配不均的環境中，“與眾不同”可能意味著被排斥。
    例如，在城中村的租客群體中，若有人嚐試聯合維權，往往會被其他租客視為“惹事者”，因為多數人擔心出頭會招致房東的報複，寧願維持現狀。
    這種“不帶頭、不反對、隨大流”的心態，本質上是個體在缺乏保護機製時，對群體庇護的依賴。
    此外，信息獲取的局限性加劇了從眾行為。窮人的信息渠道往往更狹窄，多依賴熟人社會的經驗傳遞。當一個村莊的年輕人都湧向電子廠時，個體很難僅憑理想選擇其他道路；當鄰裏都認為“讀書無用”時，家長也更容易放棄對孩子的教育投入。
    就像羊群跟隨頭羊的方向，窮人的選擇往往跟隨“多數人的經驗”，因為他們缺乏獨立驗證信息的能力與資源。
    這種從眾性也體現在消費行為中：窮人更傾向於購買“大眾品牌”或“鄰裏同款”，避免因特殊而被視為“不合群”。
    “羊性”的深層表現是個體性的弱化，即“無角色名字”，在社會結構中，窮人常被簡化為“統計數字”或“標簽”，而非具有獨特需求與意誌的個體。這種“無名化”首先源於社會互動中的工具化。
    在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可能被稱為“老張”“小李”，而非具體的職業身份；在救助體係中，低收入者被歸類為“貧困戶”，其個人經曆、能力與願望往往被忽略。
    當個體長期被以標簽對待，會逐漸接受這種“匿名性”，進而失去對“個體價值”的認知，就像羊群中的每隻羊，差異被群體屬性覆蓋，個體的存在意義依附於群體。
    其次，“無名化”表現為對自我敘事的放棄。窮人較少有機會構建個人故事：他們的奮鬥被簡化為“脫貧”，他們的痛苦被歸因於“不努力”，他們的願望被視為“不切實際”。長期缺乏被傾聽的機會，使得他們逐漸習慣用“群體語言”表達自己，“我們窮人就這樣”“沒辦法，命不好”！
    更隱蔽的是，“無名化”導致個體責任感的消解。當一個人長期被視為“群體的一份子”，而非獨立決策者時，會逐漸失去對人生的掌控感。例如，在福利依賴的群體中，部分人會將貧困歸因於“命運”或“社會不公”，放棄主動改變的努力，就像羊群不會思考“為何遷徙”，隻需跟隨即可。
    “羊性”的另一種解讀是“無累贅”！窮人的生活被壓縮至“生存必需品”維度，缺乏“非實用”的精神與物質空間。這裏的無累贅並非指生活簡單，而是指“不敢有多餘的重量”。
    窮人的消費幾乎完全指向實用：一件衣服穿到破舊才更換，一頓飯以飽腹為標準，很少為“審美”“娛樂”“興趣”付費。
    他們的時間也被生存活動填滿，打工、家務、照顧家人之外，幾乎沒有閑暇，因為“閑暇”被視為“浪費時間”，而時間對窮人而言，是換取生存資源的唯一資本。
    這種壓縮性同樣體現在人際關係中。窮人的社交多以“實用互助”為核心：借錢、找工作、搭便車，而非情感交流或精神共鳴。就像羊群的互動僅圍繞“覓食”與“避險”，窮人的社會關係也被簡化為生存互助網絡，缺乏彈性與深度。
    更深層的“無累贅”是對“未來想象”的閹割。窮人很難擁有長期規劃的底氣：他們不敢貸款創業，不敢投入時間學習非功利技能，甚至不敢期待更好的生活。因為“未來”對他們而言充滿不確定性，任何“非即時回報”的投入都像是累贅！
    “羊性”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短期內能幫助窮人規避風險、維持生存，但長期來看，卻可能陷入“越妥協越被動”的循環。例如，對規則的絕對服從可能導致權利萎縮：當一個群體長期不爭取合理權益，社會會默認他們不需要權益，進而壓縮其生存空間。工資被拖欠的人越多，欠薪就越普遍；被隨意驅趕的攤販越多，城管的執法就越隨意。
    從眾性則可能固化貧困代際傳遞。當一個群體的成功經驗僅限於“體力換取報酬”，個體就很難突破階層壁壘。就像羊群永遠走在熟悉的路線上，哪怕前方是貧瘠的土地，也難以轉向新的草原。
    而“無名化”帶來的自我價值否定，會進一步削弱改變的動力。當個體接受“我就是這樣的人”，便會放棄對潛能的探索。那個在工廠流水線上擰螺絲的工人，可能曾有繪畫天賦；那個在菜市場賣菜的阿姨，或許能成為出色的推銷員，但“羊性”讓他們相信“自己隻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