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三個月列席會議，既能學怎麽當副省長，又能讓其他同誌考察他；
    中間三個月代管分工，把司法改革、掃黑除惡這些硬骨頭交給他啃；
    最後人大表決，成不成讓全省人民盯著。
    這套組合拳打下來，比高育良書記直接安排接班穩妥多了。特別是同步修訂《監督條例》，等於給權力上了雙保險。就算祁同偉真有問題，製度也能及時糾偏。
    五、給年輕幹部撐腰，就是給未來鋪路
    有些老同誌看不慣祁同偉的做派，說他"太會鑽營"。要我說啊，這恰恰證明他有上進心！當年侯亮平在反貪總局幹得漂亮吧？可人家寧願在京州當副組長也不願來基層。祁同偉肯放下身段給老幹部鋤地，至少說明他重視群眾工作。
    再說他急著上副省級的心情可以理解——公安廳長幹滿六年沒提拔，換誰不著急？現在設置觀察期，既給他機會證明自己，也避免"火箭提拔"的嫌疑。咱們不能寒了實幹者的心，沙書記常說"要給改革者容錯空間"，這話得落到實處啊！
    總的來說就是要用製度管人，拿實績說話。
    我支持祁同偉同誌晉升，但有三條底線必須守住：
    觀察期不是走過場，省紀委要每月向常委會匯報情況；
    權力交接必須透明，代管分工期間每項決策都要上政務公開平台；
    群眾監督不能缺位，修訂《監督條例》要開聽證會聽取民意。
    隻要把這三點抓實了，祁同偉就是塊好鋼，準能在副省長崗位上淬出火花。退一萬步講，就算他真有問題，完善的製度也能及時止損。咱們這代人啊，既要把好幹部用起來，更要把好製度立起來，這才叫對八千萬漢東百姓負責！”
    李達康舉手了：“沙書記，我有些不同的意見。”    “同誌們，幹部選拔的第一標準是什麽？是政治品格！而祁同偉同誌的政治品格，早已在趙立春同誌回鄉祭祖的鬧劇中暴露無遺。”李達康以茶杯叩擊桌麵的動作強化語氣，“當年趙家祖墳前，祁同偉同誌不顧公安廳長身份，當眾跪地痛哭如喪考妣。若真是悼念親人尚可理解，但據我所知——他父母至今健在！ ”
    此時會場已經鴉雀無聲了，李達康趁勢追擊：“這種行為本質是對權力的諂媚！一個將政治尊嚴踐踏至此的幹部，如何能承擔副省長職責？難道要全省幹警學習這種‘膝蓋比骨頭軟’的升遷哲學？”
    他犀利指出，祁同偉的晉升將傳遞錯誤信號，導致“跑官要官”歪風蔓延 。
    “再談工作作風問題。祁同偉同誌任公安廳長期間，頻繁出入山水莊園，甚至將該場所打造為‘官商勾結樞紐’！”李達康調出暗訪照片投影，“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一年其出入該會所達47次，遠超基層調研次數 。而在座某些同誌——”
    他環視會場，“恐怕也是那裏的常客吧？”
    此言引發輕微騷動，李達康毫不退讓：“山水莊園表麵上提供‘外語學習’，實則涉及權色交易、利益輸送！祁同偉作為公安係統一把手，非但未履行監管職責，反而成為腐敗溫床的‘保護傘’。試問：讓這樣的幹部分管全省政法係統，豈不是縱容黑惡勢力滲透政權？”
    “某些同誌總強調祁同偉‘業務能力強’，那我們不妨用數據說話。”李達康分發文件，“去年京州刑事案件破案率號稱提升15，但經第三方核查，其中9為基層單位虛構案件、重複立案 。這種‘數字政績’與當年趙立春時代的gdp注水有何區別？”
    他轉而痛陳民生問題：“祁同偉同誌任內，全省信訪量激增23，尤其公安係統投訴占比達41！上月京州農民工討薪遭暴力驅散事件，涉事民警正是其嫡係。麵對群眾疾苦，他選擇用警棍而非政策解決問題——這樣的‘能吏’，我們要來何用？”
    “當前漢東正處於政治生態重塑關鍵期。”李達康轉向沙瑞金方向微微頷首，“沙書記到任後大力整頓吏治，若此時批準祁同偉晉升，等於向全省宣告：哭墳者上位、實幹者靠邊！這將對中書門下反腐倡廉部署造成嚴重對衝效應 。”
    他進一步引申：“祁同偉背後是盤根錯節的舊勢力。提拔此人，無異於給腐敗集團輸送‘複活藥劑’。我建議省委以此案為突破口，徹查公安係統與山水集團利益鏈條，而非讓問題幹部帶病提拔！”
    “最後，我想重申幹部選拔的‘三條底線’。”李達康豎起手指，“一不看諂媚功夫，二不認圈子山頭，三不信注水政績！祁同偉同誌在趙立春時期如魚得水，在沙書記任內急不可耐——這種‘政治變色龍’本質是精致利己主義者 。”
    他以陳岩石為例對比：“真正的好幹部，像陳老那樣退休多年仍心係群眾。而祁同偉呢？他的權力欲望早已超越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如果連副省長崗位都能被此類投機分子占據，我們如何向漢東八千萬百姓交代？”
    高育良生氣了，他瞪向李達康：“達康同誌提到‘哭墳事件’，我倒想問問：組織的領導幹部是否必須摒棄所有人性溫度？”
    高育良扶了扶眼鏡，語調平緩卻暗含鋒芒，“祁同偉同誌在趙立春同誌回鄉時的表現，是出於對老領導家庭變故的共情。趙老母親去世時，祁同偉同誌曾受其關懷，這份情感難道不能理解？”
    他刻意將“跪拜”轉化為“吊唁”：“若因幹部流露私人情感就扣上‘黨性淪喪’的帽子，是否意味著我們要選拔一群冷血機器？”
    隨即話鋒一轉，“達康同誌在趙立春同誌主政期間，不也主持過呂州月牙湖美食城項目嗎？當時的環境下，誰能保證每個決策都毫無妥協？”
    這一反問既模糊了祁同偉行為的性質，又將李達康拖入“曆史局限性”的共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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