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孟子在滕國積極傳播自己的思想，努力說服滕文公推行仁政，但他逐漸意識到，滕國國小力弱，周邊強國環伺，自身都難保，根本無力實施他的政治主張。於是，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年已五十三歲的孟子，懷著無奈與不甘，離開滕國，前往魏國。
    孟子抵達魏國時，梁惠王對這位聲名遠揚的學者十分好奇，一見麵便急切地問道：“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的話語中透露出對強國之策的渴望，在當時各國紛爭不斷的局勢下，他迫切希望找到使魏國強大的方法。然而，孟子最反對國君隻言利益，他當即回應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認為，若國君隻追求利益，上行下效，整個國家便會陷入爭利的混亂局麵，唯有倡導仁義，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當時的魏國，在與他國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梁惠王滿懷悲憤地向孟子傾訴：“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裏；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梁惠王渴望孟子能給出具體的報複齊、秦、楚的策略，然而孟子卻向他講述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強調通過施行仁政，贏得民心，增強國力。孟子的回答在梁惠王看來過於空泛，未能解決他眼前的實際問題，因此，孟子的主張並未得到梁惠王的重視。
    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後，對他的印象極差，直言其不像個國君。此時，齊國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齊威王去世，齊宣王繼位。孟子離開魏國，再次前往齊國。約在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孟子第二次遊曆齊國，受到了齊宣王的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後，詢問道：“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渴望效法齊桓公、晉文公，成就霸業。而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回應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向齊宣王闡述“保民而王”“製民之產”的道理，他認為，君主應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讓百姓擁有足夠的產業，在此基礎上推行教化，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然而，在當時各國激烈競爭、追求快速強大的背景下，孟子的主張雖著眼於封建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卻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因此被一些人視為“守舊術，不知世務”。
    後來，燕王噲將王位讓給燕相子之，引發了燕國內亂。齊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齊宣王趁機派兵攻打燕國，僅用五十天便大獲全勝。然而，勝利後的齊宣王卻麵臨新的問題，他憂心忡忡地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建議道：“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孟子認為，齊宣王應迅速下令，歸還燕國的老人和兒童，停止搶奪燕國的貴重器物，與燕國百姓商議，為燕國選立一位新君，然後撤離燕國，這樣或許還能避免其他諸侯聯合討伐。但齊宣王並未聽從孟子的建議，最終“燕人畔”，齊國在燕國的統治遭遇反抗，齊宣王後悔不已，坦言“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在齊國期間，多次向齊宣王進言，試圖說服他推行仁政，但始終未被采納。齊宣王雖尊重孟子，將他視為德高望重的學者，卻無意實現孟子的政治理想。孟子逐漸看清這一點，萌生了回鄉之意。此時，齊宣王派人告知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表麵上看，齊宣王是想給予孟子優厚的待遇，讓他留在齊國，但實際上，不過是想利用孟子的名聲，博得尊賢重士的美名。
    據《公孫醜》下記載，孟子離開齊國時，在齊國邊境的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對此感到不解，詢問他為何如此遲緩，孟子感慨道：“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孟子心中仍對齊宣王抱有一絲期望，希望他能改變主意，召回自己，若能得到重用，他堅信不僅能讓齊國百姓安居樂業，更能使天下百姓都過上安定的生活。又有人見孟子神情，猜測他心中不愉快，孟子則堅定地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孟子以曆史循環理論為依據，堅信每五百年必有一位聖王興起，輔佐聖王的傑出人物也會應運而生。自周朝以來，已過去七百多年，從時間和形勢來看，正是出現聖王與賢人的時候。他認為，若上天有意平定天下，那麽當今之世，除了自己，還有誰能承擔起這一重任？這番豪言壯語，充分展現了孟子的自信與擔當，以及他對實現理想的執著追求。盡管在齊國的願望落空，孟子卻並未因此氣餒。
    當時，齊楚曾訂立合縱之約，共同對抗秦國。然而，秦國派張儀以割讓土地為誘餌，欺騙楚懷王與齊國絕交。楚懷王中計，與齊國斷交後，才發覺被秦國欺騙。公元前312年，楚國大怒，發兵與秦國交戰，卻兩次大敗於秦。就在秦楚即將交戰的關鍵時刻，孟子從齊國前往宋國，在石丘遇到了宋牼。據《告子下》記載，宋牼得知秦楚即將開戰，準備前往兩國，勸說秦、楚罷兵。孟子得知後，詢問宋牼準備以何種宗旨勸說秦、楚。宋牼回答：“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聽聞，當即表示反對，他一貫主張講“仁義”，而非“利”。孟子向宋牼分析道：“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認為，若以利益勸說秦、楚兩國君主，即便暫時使戰爭停止，也會導致整個社會風氣崇尚利益，人們拋棄仁義。長此以往，國家必然走向滅亡。相反，若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摒棄利益，以仁義相待，國家則必定能夠成就王業。因此，孟子強調“何必曰利”，並直言宋牼的主張不可行。
    孟子再次遊曆宋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載，孟子的弟子萬章曾詢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麵對弟子的疑問，孟子以湯、武為例，闡述道，商湯和周武王推行王政，他們的征伐並非為了掠奪土地和財富，而是為了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誅殺殘暴的君主，因此得到了天下人的擁護，從而“無敵於天下”。孟子堅信，隻要宋國真正推行王政，關愛百姓，施行仁政，四海之內的百姓都會敬仰宋國，希望宋國君主成為自己的國君，即便齊、楚兩國強大，宋國也無需畏懼。
    不久後，孟子離開宋國，前往魯國。此時，魯平公正打算讓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從政。魯平公原本計劃親自拜訪孟子，向他請教治國之道。然而，魯平公所寵愛的小臣臧倉卻在魯平公麵前說了孟子的壞話，致使魯平公改變了主意。樂正子得知此事後，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知孟子。孟子聽聞，不禁感慨道：“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在孟子看來，自己與魯平公未能相見，並非因為臧倉的詆毀，而是命運的安排，言語中雖有遺憾，卻也透著一份豁達與坦然。
    此時的孟子，已年逾六旬，經曆了多年的周遊列國，曆經無數的挫折與磨難，他終於決定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四處遊曆。回顧孟子的一生，與孔子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曾長期從事私人講學活動，在教育領域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弟子，傳播自己的學說與思想。中年之後，孟子懷著滿腔的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多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所到之處，也受到各國當權人物的款待。孟子秉持著自己的信念，無論到哪一國，都毫不畏懼地批評國君的不當行為，有時甚至讓國君感到尷尬，“顧左右而言他”，但遺憾的是，他的政治主張始終未能被各國君主真正接受和推行。
    回到故鄉的孟子，將精力投入到教育和著述之中。他曾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快樂的事。在鄒國，孟子與萬章等弟子一起，精心整理《詩經》《書經》等古代典籍，深入闡發孔子的思想學說。他們結合自己的思考與感悟，將孟子的言論、思想以及與弟子們的問答等內容進行係統整理，最終寫成了《孟子》一書。這部著作不僅是孟子思想的集中體現，更是儒家學說的重要經典，對後世的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