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文明的曆史長河中，孟子作為儒家思想的璀璨巨星，閃耀著獨特而永恒的光芒。孟子誕生於公元前372年，逝於公元前289年，在歲月的流轉中度過了八十三個春秋。他出身於古老的姬姓家族，孟氏乃其姓氏，單名一個“軻”字，其字存有多種說法，一說為“子輿” ，但也有觀點認為是“子車”或“子居”，至今仍有待進一步考證。孟子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孕育出的傑出人物，作為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關鍵代表人物之一，他集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於一身，以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智慧，深刻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文化與社會發展。
    追溯孟子的家族淵源，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在曆史的風雲變幻中逐漸走向衰微，家族的一支成員離開故土魯國，遷徙至鄒國定居，這支遷居的孟氏族人，便是孟子的祖先。家族曾經的輝煌雖已漸漸褪去，但貴族世家傳承的文化底蘊和精神血脈，無疑為孟子日後的成長與思想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關於孟子的求學經曆，曆史記載中存在諸多探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明確記載，孟子“受業子思孔汲，孔子之孫）之門人” 。然而，孟子本人卻從未提及自己老師的具體姓名，隻是感慨道：“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對於孟子這番話，南宋理學大家朱熹解釋道：“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從曆史考證的角度來看，根據《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的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的生卒年，再結合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嚴謹的推算，會發現孟子直接受業於子思這一說法在時間邏輯上難以成立。因此，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孟子師從子思的門人這種說法更為妥當。東漢經學家趙岐在《孟子題辭》中還提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為我們勾勒出孟子早年成長的家庭環境。
    孟子的幼年成長經曆與孔子頗為相似，都深受母親的悉心教育與深遠影響。孟母教子的故事在史書中多有記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當屬“孟母三遷”的典故。為了給孟子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孟母不惜多次搬家。起初，他們居住在墓地附近，年幼的孟子耳濡目染，學著大人哭喪跪拜；孟母見狀，果斷遷居至集市旁，可孟子又開始模仿商人吆喝叫賣；最終，孟母將家搬到了學宮附近，在這裏，孟子受到學習氛圍的熏陶，開始變得守秩序、懂禮貌、愛讀書。除了三遷居所，“孟母斷機杼”的故事同樣感人至深。有一次，孟子學習半途而廢，孟母便剪斷了正在織的布，以此告誡孟子學習如同織布，不能半途而廢，否則前功盡棄。孟母這些言傳身教的舉動，如春風化雨般滋潤著孟子的心靈，對他日後成為“亞聖”，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孟子對孔子懷有無比尊崇的敬意，在《孟子·公孫醜》中，他毫不掩飾地讚歎：“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還堅定地表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在孟子的心中，孔子是至高無上的聖賢，是他一生學習與追隨的榜樣。為了傳播儒家思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孟子毅然踏上了周遊列國的道路。他先後遊曆了齊、宋、滕、魏、魯等國，這漫長的遊曆生涯前後持續了二十多年之久。由於年代久遠，許多曆史細節已難以確切考證，如今我們隻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大致勾勒出他遊曆列國的時間脈絡和主要情況。
    在戰國烽煙四起、百家爭鳴的動蕩時代，孟子懷揣著傳承儒家學說、實現仁政治國的理想，踏上了周遊列國的漫長征途。大約在45歲之前，孟子便率領著一眾弟子，離開家鄉鄒國，開始了在各國間的遊曆生涯，這段曆程不僅深刻影響了他個人的思想發展，也在曆史的畫卷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孟子首次抵達齊國，正值齊威王在位期間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彼時的齊國，經過幾代君主的勵精圖治，已逐漸崛起為東方強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麵都展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初到齊國的孟子，以其卓越的學識和獨特的思想，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當時，齊國有一位名叫匡章的將領，背負著“不孝”的惡名，飽受世人非議。然而，孟子卻獨具慧眼，不僅與匡章交往，還以禮相待。在孟子看來，評判一個人不能僅憑片麵的傳聞，而應深入了解其本質與行為背後的緣由。孟子在齊國大力宣揚“仁政無敵”的政治主張，他向齊威王及齊國的貴族、士人闡述，統治者若能以仁愛之心治理國家，關心百姓疾苦，推行惠民政策，使百姓安居樂業，那麽國家無需依靠武力征伐，便能在諸侯間樹立威望，實現長治久安。但在那個崇尚權謀與武力擴張的時代，孟子的主張與齊國當時積極向外拓展、追求霸業的政治理念存在較大分歧。盡管孟子才華出眾、見解深刻，卻始終難以得到齊威王的重用。齊威王曾以“兼金一百”鎰相贈，試圖挽留孟子，然而孟子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無法在此實現，毅然拒絕了饋贈，滿懷遺憾地離開了齊國。
    齊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宋國局勢出現新的變化。此時，孟子輾轉來到宋國。在宋國期間，滕文公尚為世子，他在前往楚國途中路過宋國，有幸見到了孟子。孟子與滕文公一番交談，開篇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向滕文公宣揚人性本善的理念，並以堯舜兩位上古賢君為典範，闡述治國理政的道理。在孟子看來，人性中天然蘊含著善良的種子，統治者若能順應人性，以善政引導百姓，便能構建和諧美好的社會。滕文公從楚國返回時，再次在宋國與孟子相見。孟子察覺到滕文公對自己言論的疑惑，誠懇地說道：“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他堅信，隻要滕文公認真學習“先王”之道，以古代賢明君主為榜樣，便能將小小的滕國治理得井井有條。
    不久後，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故鄉鄒國。此時，鄒國與魯國發生了衝突，這場衝突給鄒國帶來了不小的困擾。鄒穆公麵對困境，向孟子請教：“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鄒穆公的語氣中滿是焦慮與困惑，他不明白為何百姓在官員麵臨危險時袖手旁觀。孟子則言辭懇切地回答道：“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孟子指出，在災荒之年，百姓生活困苦，老弱之人餓死在溝壑之中，壯年之人被迫背井離鄉，而此時官府糧倉充實、府庫豐盈，官員卻不將百姓的苦難上報，這是統治者對百姓的漠視與殘害。孟子還引用曾子的話，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百姓如今的態度，實則是對統治者以往行為的一種回應，勸誡鄒穆公不要一味責備百姓。
    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派然友兩次前往鄒國，向孟子請教辦理喪事的禮儀與方法。在古代，喪葬禮儀不僅是對逝者的尊重，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與道德規範，孟子對此十分重視，詳細地向然友傳授相關知識。
    待滕文公即位後，孟子應邀來到滕國。滕文公對孟子十分敬重，親自向他請教治理國家的關鍵。孟子斬釘截鐵地說：“民事不可緩也。”在孟子心中，百姓是國家的根基，隻有百姓生活安穩，國家才能繁榮昌盛。他認為，人民擁有固定的產業收入，才能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在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礎上，還必須對百姓進行“人倫”的教化，使“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即在上位者明白倫理道德，百姓在下麵自然會相親相愛、和睦相處。隨後，滕文公又派臣子畢戰向孟子詢問井田製的具體情況。孟子深知井田製對於國家經濟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性，耐心地講解道：“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並詳細闡述了井田製的規劃與實施方法。最後，他坦誠地表示，自己所說的隻是大概情況，建議滕文公及其臣子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
    此時，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許行從楚國來到滕國。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與壓迫，同時倡導實物交易，認為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就應相同。許行的思想反映了當時部分小農階層對公平與平等的渴望，但在孟子看來，這一主張否定了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孟子抓住許行思想的弱點，深入講解“物之不齊”的道理，他指出，世間萬物各有差異，不同的物品具有不同的價值，社會分工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孟子還以“勞心”“勞力”的劃分，論證了剝削製度與階級壓迫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存在的“合理性”。在孟子的觀念中，腦力勞動者負責治理國家、規劃發展，體力勞動者負責生產勞作，兩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動社會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