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的長河中，趙高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且飽受詬病的人物。他在秦王朝後期的政治舞台上，以弄權專政、指鹿為馬等行徑，給後世留下了極為負麵的形象，成為了人們口中奸佞小人的典型代表，為人的確難稱良善。然而，曆史的多麵性往往在於，即使是這樣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也不可否認地擁有一定的過人之處與才華。
    在秦代嚴苛的律法體係之下，趙高展現出了令人矚目的專業素養。他對秦朝的法令條文了如指掌，精通律法的程度在當時鮮有人能與之比肩。這種對法令的精通，使他能夠在複雜的政務處理中遊刃有餘，無論是司法審判還是行政事務的裁決，他都能憑借對律法的熟悉給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在秦朝的官僚體係中逐漸嶄露頭角，也正因如此，得到了統治者的關注與認可。
    更為難得的是，趙高在書法藝術領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堪稱當時最負盛名的書法家。在那個以書寫為重要交流與記錄方式的時代，書法不僅僅是一種技藝，更是文化與身份的象征。趙高的書法風格獨具魅力，他的筆法剛勁有力又不失細膩流暢，字體結構嚴謹而又富有變化，每一個字都仿佛蘊含著獨特的生命力。他對筆墨的掌控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無論是起筆、行筆還是收筆，都能做到恰到好處，展現出深厚的書法功底。
    也正是因為趙高卓越的書法造詣，使得秦始皇對他的書法青睞有加。秦始皇作為一統天下的帝王，其詔書不僅是傳達政令的載體，更是彰顯皇權威嚴的象征，對書寫者的要求極高。而趙高憑借精湛的書法技藝，成為了書寫秦始皇詔書的不二人選。他書寫的詔書，字體端莊大氣、氣勢磅礴，完美地契合了秦始皇至高無上的帝王身份，每一份詔書都堪稱書法藝術與政治權威的完美結合。
    當秦王朝完成大一統的偉業後，為了加強國家的統一與文化的融合，秦始皇推行了統一文字的重大舉措，決定以小篆作為全國通行的標準字體。這一決策對於促進各地文化交流、鞏固國家統一有著深遠的意義。在這一曆史進程中，趙高與李斯、太史令胡毋敬肩負起了重要使命。李斯作《倉頡》七章、趙高作《爰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這幾部著作被作為全國規範字帖推廣發行。這些字帖的內容皆取材於周宣王時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他們在繼承大篆的基礎上，對文字進行了係統的整理與規範，使其更符合小篆的書寫要求與審美標準。
    時光流轉至西漢時期，閭裏書師將這三篇字帖進行整合，以六十字為一章，合並成為了《倉頡篇》，全書共五十五章。在西漢時期，《倉頡》《爰曆》《博學》這三部作品又被合稱為“三蒼”，它們在當時的文化教育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了學子們學習文字、書法的重要範本。然而，歲月無情，隨著曆史的變遷，因戰亂、朝代更迭、文獻保存條件等種種複雜原因，曾經廣泛流傳的《倉頡篇》文字大都不幸失傳，隻留下隻言片語，令後世之人隻能憑借著有限的資料，去想象和推測當年這些經典字帖的輝煌，以及趙高在書法傳承與文字規範進程中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
    在浩渺的曆史長河中，趙高的形象始終如籠罩在迷霧之中，其功過是非的評判曆來眾說紛紜，形成了正反兩極的激烈交鋒。這種爭議不僅反映了曆史評價的複雜性，更折射出人們對曆史人物解讀的多元視角。
    從正麵評價的維度來看，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其著作《陔餘叢考》中，以獨特的曆史眼光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趙翼援引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的相關記載，大膽推測趙高本是趙國公子。在戰國那個烽火連天、弱肉強食的時代，趙國被秦國鐵騎踏破山河，宗廟傾覆，百姓流離失所。國破家亡的巨大悲憤，如同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焰，在趙高心中熊熊燃燒。為了實現複仇大業，他毅然做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抉擇——自毀身體、忍痛自宮，以卑微的宦官身份潛入戒備森嚴的秦宮。進入秦宮後，趙高如同蟄伏的獵豹，在暗流湧動的權力漩渦中精心布局。他巧妙利用秦朝皇室內部的矛盾與猜忌，挑起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政治爭鬥，在血雨腥風中逐步削弱秦朝宗室的力量，最終成功顛覆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這種觀點下，趙高不再是傳統認知中的奸佞小人，而是化身為忍辱負重、矢誌複國的悲情英雄，其複仇之舉充滿了傳奇色彩與悲壯意味。
    這一顛覆性的觀點，引發了眾多文人墨客的情感共鳴，催生出不少讚美趙高複仇壯舉的詩篇。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其詩作中飽含深情地寫道：“可憐百萬死秦孤，隻有趙高能雪恥。趙高生長趙王家，淚灑長平作血死。報趙盡傾秦縣郡，報韓隻得博浪沙。”詩句中，屈大均將趙高視為為趙國雪恥的英雄，將其與試圖刺殺秦始皇的韓國誌士張良博浪沙行刺）相提並論，認為趙高徹底顛覆秦朝郡縣製的功績，遠勝於張良的刺秦行動。另一位詩人呂星垣，在《詠趙高》中同樣不吝讚美之詞：“趙高趙國諸王孫，求為秦賊肢體殘。趙高名在列仙傳，何得仙家濫其選。索引戔言頗辯冤，鹿馬計勝長平戰……顛覆鹹陽誌已酬，組糸子嬰維爾力。”詩中不僅點明了趙高的王孫身份和自宮複仇的艱辛曆程，還將他“指鹿為馬”的權謀之計，與長平之戰相比較，認為其智謀更勝一籌，高度肯定了他推翻秦朝、手擒子嬰的曆史功績。還有一首佚名的《詠趙高》更是直言：“當年舉世欲誅秦，哪計為名與殺身。先去扶蘇後胡亥，趙高功冠漢諸臣。大賈滅嬴憑女子，奇謀興漢詎蕭曹。留侯椎鐵荊卿匕，不及秦宮一趙高。”該詩將趙高置於楚漢相爭的曆史大背景下，認為他誅殺扶蘇、胡亥，為推翻秦朝奠定基礎的功勞，超過了漢朝的諸多開國功臣，甚至連張良的鐵椎、荊軻的匕首都無法與之相媲美，將趙高的複仇之舉推崇到了極致。
    在當代學術研究領域，現代學者李開元從全新的視角對趙高進行了深入剖析。他突破傳統史學觀念的束縛，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豐富的史料考證，重新審視趙高的曆史地位。李開元指出，趙高絕非單一的反麵人物，而是一位才華橫溢、能力出眾的複合型人才。在文化藝術領域，趙高堪稱“第一流的書法家、文字學家”。他的書法造詣精湛絕倫，其作品筆法精妙、結構嚴謹，在秦代書法界獨樹一幟，對秦朝文字的統一和規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學術研究上，他對文字學的深入研究，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在專業技能方麵，趙高是精通法律的專才，對秦朝律法條文爛熟於心，能夠準確運用法律知識處理政務，在司法和行政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外，趙高在身體素質和軍事技能方麵同樣表現卓越，他體魄高大強壯，展現出良好的身體素質；騎術車技精湛，無論是駕馭戰馬還是操控馬車，都能做到遊刃有餘；武藝非同尋常，在秦宮的侍衛比武中常常技壓群雄。在李開元眼中，趙高是秦帝國宮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雙全的人才，他的才能和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秦朝的發展，值得給予更客觀、全麵的評價。這些不同時代、不同視角的評價，共同構成了趙高這一曆史人物複雜而多麵的形象，也讓後人對他的認識和研究充滿了無限的想象與探索空間。
    然而，將趙高視為忍辱負重的趙國複仇者、文武雙全的正麵人物這一觀點，其立論根基牢牢構築在“趙高是趙國王室後人”這一前提之上。但細究曆史典籍，這一關鍵前提實則疑點重重，遠非確鑿無疑。在現存的浩瀚史料中，關於趙高身世的記載不僅寥寥無幾，且多語焉不詳，相互矛盾之處頻現，致使趙高的真實身世宛如被重重迷霧籠罩，成為曆史長河中一樁難解的迷案。
    從秦始皇用人策略的角度深入分析，便能發現諸多值得推敲之處。眾所周知，秦始皇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大一統王朝的帝王，其一生波瀾壯闊，同時也危機四伏。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遭遇過多次驚心動魄的刺殺事件：燕國太子丹精心策劃的荊軻刺秦，圖窮匕見的驚險場景曾令鹹陽宮為之震顫；還有力士在博浪沙奮力擲出的大鐵椎，雖未擊中秦始皇的車架，卻也讓這位帝王心有餘悸。這些生死攸關的刺殺經曆，讓秦始皇在用人方麵變得極為謹慎多疑，對身邊人的審查與防範達到了近乎嚴苛的程度。
    試想，若趙高果真是身負國仇家恨的敵國之人，且具備騎術精湛、武藝高強等特質，秦始皇怎會輕易將其留在身邊，委以書寫詔書、參與政務等重要職責？要知道，秦始皇身邊的近臣不僅需要具備出色的才能，更需經過層層嚴苛的背景審查與忠誠度考驗。趙高能夠長期侍奉在秦始皇左右，甚至成為秦始皇信任的近臣，負責傳達詔令等核心工作，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他的身份背景必定有著讓秦始皇安心的理由。由此推斷，趙高極有可能是根正苗紅的老秦人，即便他是罪臣之後，其家族所犯之罪也與政治反叛等嚴重威脅皇權的因素無關。
    進一步推測，趙高母親因罪獲刑，或許隻是由於一時疏忽或失誤，釀成了重大經濟損失，比如在管理國家錢糧物資時出現重大差錯，或是在商業交易中違反了秦代嚴苛的經濟法規。這種非政治性的罪名，相較於謀逆大罪，對家族後人的影響相對有限，也更符合秦始皇將趙高留在身邊的邏輯。畢竟，在秦代“以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刑罰的執行有著嚴格的標準和區分，並非“一人獲罪，滿門皆誅”。
    基於以上種種分析，不難發現，將趙高過度美化成忍辱負重、一心複國的英雄人物，實則是對曆史事實的片麵解讀與主觀臆斷。曆史評價需要建立在客觀的史料考證與嚴謹的邏輯推理之上，而不能僅憑主觀情感與未經證實的推測。趙高在秦末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為，諸如篡改遺詔、誅殺扶蘇、扶持胡亥、指鹿為馬、禍亂朝綱等行徑，無論其動機如何，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動蕩與災難，嚴重破壞了秦王朝的統治秩序，加速了秦朝的滅亡進程。從這一角度來看，趙高的曆史定位更傾向於一個攪亂政局的權臣，而非值得讚頌的英雄人物。 唯有以客觀、全麵、辯證的視角審視曆史人物，才能撥開曆史的重重迷霧，還原曆史的真實麵貌。
    在曆史的敘事長卷中，趙高始終被鐫刻在負麵人物的篇章裏，其形象因一係列禍國殃民的行徑而備受後世詬病。從宮廷政變的陰謀家到濫殺無辜的劊子手，趙高的所作所為不僅撕裂了秦王朝的統治根基，更在曆史的長河中激起了千層惡浪，招致曆代文人政客的口誅筆伐，成為“亂臣賊子”的典型符號。
    趙高攪動的宮廷風雲，堪稱秦王朝崩塌的催化劑。他主導的沙丘之變，篡改秦始皇遺詔，矯旨賜死公子扶蘇，扶持昏庸的胡亥登基，這場改變帝國命運的政治陰謀，徹底撕開了秦朝權力的遮羞布。此後，他又導演“指鹿為馬”的鬧劇，通過顛倒黑白的手段清除異己，將朝堂變成了個人專權的舞台；設計誅殺丞相李斯，鏟除最後一位能製衡他的重臣；逼殺秦二世胡亥，試圖自立為帝，卻因群臣反對而作罷。這一係列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如同巨石投入平靜湖麵，在秦朝內部掀起驚濤駭浪，使得原本就因嚴苛律法、繁重徭役而搖搖欲墜的帝國，陷入更加劇烈的動蕩之中。
    趙高的讒言與殺戮，更成為摧毀秦朝棟梁的致命利刃。他利用胡亥的昏聵，不斷進獻讒言，將蒙恬、蒙毅等能征善戰的武將逼上絕路，使秦朝失去了抵禦外敵的軍事支柱；又借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屠戮朝中正直的文臣，導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這種無差別攻擊式的清洗，讓秦朝損失了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使得整個官僚體係陷入癱瘓。當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六國舊部紛紛響應時，秦朝竟無可用之將、可謀之臣，隻能眼睜睜看著起義軍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曆代對趙高的負麵評價，猶如潮水般洶湧，匯聚成一部跨越千年的批判史。秦朝丞相李斯作為權力漩渦的親曆者，對趙高的野心與陰謀有著最直觀的感受。他曾直言：“今高有邪佚之誌，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誌若韓玘為韓安相也。”將趙高比作春秋時期篡權亂政的子罕、田常，直指他妄圖效仿權臣謀逆，威脅皇權。這種對趙高“亂臣賊子”本質的揭露，不僅是李斯的肺腑之言，更是對後世的警示。
    漢昭帝時期的賢良文學從曆史教訓的角度出發，批判趙高“無過人之誌，而居萬人之位”，認為正是他德不配位卻竊據高位，才導致秦國覆滅、宗族遭殃，將秦朝的滅亡直接歸咎於趙高的亂政。曹魏開國皇帝曹丕則將趙高與曆史上的伊戾、費忌、江充等奸佞相提並論，指出這些人無一不是為了滿足私欲，在宮廷內部興風作浪，通過殘害骨肉、構陷忠良來達到專權的目的，深刻揭示了趙高行為的本質是貪婪與野心作祟。
    孔融將趙高與夙沙衛、伊戾、英布等曆史惡人相提並論，著重強調被刑之人因心懷怨憤易生惡念，而趙高正是其中危害極大的典型，將其視為禍亂天下的罪魁。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在檄文中痛斥趙高“專製朝權，威福由己”，指出他在秦朝末年獨攬大權、肆意妄為，使得群臣迫於淫威不敢直言，最終導致秦朝在“望夷之敗”中走向滅亡，祖宗基業毀於一旦，留下千古罵名。
    唐太宗李世民以史為鑒，將趙高殺害秦二世與董卓鴆殺漢弘農王的惡行相提並論，認為這等行徑人神共憤，即便相隔不同朝代，也同樣令人義憤填膺。柳宗元則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總結教訓，指出胡亥因重用趙高、誅殺李斯而亡國，深刻揭示了用人不當對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影響。元稹更是對趙高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稱其為“詐宦之戮人”，認為他用殘忍手段蠱惑胡亥，使其沉迷享樂、不問朝政，最終將天下拱手相讓，而趙高本人則借此權傾朝野。
    唐昭宗將趙高與東漢末年的閻樂、張讓、段珪等禍國宦官並列，指出宦官幹政自秦漢起便是王朝的毒瘤，趙高滅嬴氏宗族、東漢宦官傾覆劉漢江山，皆為曆史明證。蘇軾更是直言“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將秦朝滅亡的根源直指秦始皇對趙高的重用，將宦官之禍比作“毒藥猛獸”，認為其對王朝的傷害是毀滅性的。梁啟超在總結中國曆史上的奸佞之臣時，將趙高列為首惡，與漢代十常侍、唐代盧杞、李林甫，宋代蔡京、秦檜，明代劉瑾、魏忠賢等臭名昭著的人物相提並論，痛斥他們諂媚君主、竊弄國柄、荼毒百姓，是曆史的罪人。
    這些跨越千年的批判，如同警鍾長鳴，不斷提醒著後人權力的腐化與野心的危害。趙高的故事不僅是個人道德淪喪的寫照，更是一麵映照王朝興衰的鏡子，讓後世深刻認識到，一個國家若縱容奸佞當道、忠良蒙冤，必將走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事實上，趙高不過就是一個權欲傾心的得誌小人而已！其才可亂天下而非治世能臣。他殺了胡亥後，哪怕大權在握，淫威十足，但他想自立為王卻得不到滿朝大臣的認可，最終還得改立子嬰為秦帝。這說明他的血統已經被排除在了秦王室之外了。中國的草頭王，還是從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開始的。此後，權力之爭，才達到了看誰的拳頭硬誰就是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