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孔子在杏壇的槐樹下，望著顏淵整理竹簡的背影，忽然開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顏淵停下手中的韋編，抬頭應道：“夫子之道，淵願行之；若不被用，藏於篋笥亦甘。” 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握著腰間的劍問：“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子轉過身，目光落在他的劍柄上：“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記載的這段對話，像一把雙刃劍，一麵刻著 “行藏” 的處世智慧，一麵鑄著 “智勇” 的行事準則。“用之則行” 是進取的擔當，“舍之則藏” 是退守的堅守；“臨事而懼” 是審慎的態度，“好謀而成” 是智慧的實踐。從孔子與弟子的對話到後世的踐行，這種 “行藏有度，智勇相濟” 的智慧，始終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指南。
    一、用之則行：擔當的勇氣
    “用之則行” 的 “用”，是被任用、被信任，《說文解字》“用，可施行也”，指獲得施展抱負的機會；“行” 是踐行、推行，《說文解字》“行，人之步趨也”，引申為施展主張。孔子的 “行” 不是盲目的進取，而是 “道” 的實踐 ——“士誌於道”《論語?裏仁》），當 “道” 有機會推行時，便 “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這種 “行” 帶著明確的價值指向，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進取是對天道的呼應。
    春秋時期的 “用” 與 “行”，常與政治機遇綁定。孔子五十一歲任中都宰，“製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孔子家語?相魯》），這是 “用之則行” 的初試；五十六歲 “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參與齊魯夾穀之會，以周禮挫敗齊國陰謀，“歸而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這是 “行” 的高峰。他的 “行” 有清晰的路徑：從地方治理到國家政務，從禮儀規範到政治革新，步步圍繞 “克己複禮” 的核心，正如《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行” 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
    “行” 的本質是 “道濟天下” 的擔當。《論語?公冶長》記載子貢問：“賜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 瑚璉是宗廟重器，而孔子期待的 “行” 不止於器物之用，而要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當冉有問 “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 “教之”《論語?子路》），從富民到教民，展現 “行” 的層次 —— 不僅解決物質需求，更要提升精神境界，這種擔當超越了單純的政治功利。
    “行” 的考驗在逆境中更顯珍貴。孔子周遊列國時，“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論語?先進》），卻始終 “講誦弦歌不衰”。在陳絕糧時，子路慍怒：“君子亦有窮乎？” 孔子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這種 “窮而不濫” 的堅守，讓 “行” 突破了外在條件的限製 —— 即使不被任用，內心的 “道” 仍在踐行，正如《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境中的 “行” 是精神的堅守。
    二、舍之則藏：退守的智慧
    “舍之則藏” 的 “舍”，是不被任用、被舍棄，《說文解字》“舍，市居曰舍”，引申為放棄、不用；“藏” 是收斂、蘊蓄，《說文解字》“藏，匿也”，指將才能與主張收斂起來。孔子的 “藏” 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從容，如《周易?坤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退守是對時機的尊重。
    “藏” 的表現形式多樣，核心是 “守道不辱”。孔子晚年返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記?孔子世家》），這是 “藏” 的政治選擇；他 “退而修《詩》《書》《禮》《樂》”，刪訂六經，這是 “藏” 的文化實踐。《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即使到蠻荒之地，“藏” 的也是君子之道，而非隨波逐流。
    “藏” 與 “隱” 的區別在於 “心不隱”。《論語?微子》記載的 “隱者” 如長沮、桀溺，主張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是徹底的歸隱；而孔子的 “藏” 是 “道在己身” 的堅守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文化的火種仍在心中，隻是不強行推行。這種 “藏” 如《禮記?中庸》“道其不行矣夫” 的歎息，帶著對現實的清醒，卻無對理想的放棄。
    “藏” 的價值在長遠傳承。孔子整理六經，使 “文武之道” 不至於 “墜於地”《論語?子張》），這種 “藏” 比一時的 “行” 更具生命力。《史記?孔子世家》評價 “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他的 “藏” 為後世 “行” 奠定了基礎 —— 孟子 “言必稱堯舜”，董仲舒 “獨尊儒術”，朱熹 “集注四書”，都是對孔子 “藏” 的繼承與發揚，正如《周易?係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藏” 是 “通” 與 “久” 的過渡。
    三、惟我與爾：顏淵與孔子的共鳴
    顏淵能與孔子共鳴 “行藏” 之道，源於其 “安貧樂道” 的境界。《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這種 “樂” 不是對貧困的麻木，而是對 “道” 的專注 ——“用之” 時能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論語?為政》），“舍之” 時能安於陋巷，正如《孔子家語?顏回》記載他 “不遷怒，不貳過”，情緒與行為的穩定使他能從容應對進退。
    顏淵的 “行” 體現在對 “仁” 的追求。他問 “仁”，孔子答 “克己複禮為仁”《論語?顏淵》），他回應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將 “行” 落實到具體的克己實踐；當孔子稱讚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可見其 “行” 的持續性。這種 “行” 不依賴外在認可，而源於內在自覺，與孔子 “為仁由己”《論語?顏淵》）的主張完全契合。
    顏淵的 “藏” 展現 “不怨天尤人” 的修養。《論語?憲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雖是孔子的自述，卻可用來形容顏淵。他在 “用之” 無望時，從未抱怨 “世無知己”，而是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論語?子罕》）地鑽研學問，這種 “藏” 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蓄能，如《周易?乾卦》“潛龍勿用”，潛藏是為了時機成熟時的 “飛龍在天”。
    孔子與顏淵的共鳴，是 “道同” 的默契。《論語?先進》記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這種 “不說”悅）不是盲從，而是深刻理解後的認同 —— 對 “行藏” 之道的共同領悟，使他們超越師生關係，成為精神上的同道。正如《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顏淵是孔子 “行藏” 之道的最佳知音。
    四、子路之問：勇與謀的辯證
    子路問 “子行三軍，則誰與”，源於其 “好勇” 的特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誌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這種勇武使他在戰場上無畏，卻也讓他對 “行藏” 中的 “藏” 缺乏理解。他關注的是 “行三軍” 的夥伴，隱含對自身勇武的自信，卻未深思 “勇” 的邊界，這種提問恰好為孔子闡述 “智勇相濟” 提供了契機。
    “暴虎馮河” 的批判，指向 “勇而無謀” 的危險。“暴虎” 是徒手搏虎，“馮河” 是徒步過河《爾雅?釋訓》“馮河，徒涉也”），都是魯莽之舉。孔子批評這種 “死而無悔” 不是真正的勇，而是 “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論語?陽貨》記載孔子告誡子路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強調勇需以義為準則，否則會釀成禍亂。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提出，確立 “智勇相濟” 的標準。“臨事而懼” 不是恐懼，而是 “戒慎恐懼”《禮記?中庸》）的審慎，如《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的戰前評估；“好謀而成” 是重視謀劃以達成目標，如《論語?述而》“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謀是勇的導航。這種 “懼” 與 “謀” 的結合，使勇從盲目變為理性，如《周易?師卦》“師出以律，否臧凶”，軍事行動需紀律與謀劃，否則凶險。
    子路後來的成長，體現對 “好謀” 的踐行。《左傳?哀公十五年》記載，子路在衛國政變中，麵對蒯聵的叛亂，不是貿然衝鋒，而是 “結纓而死”—— 係好帽纓再戰鬥，既保持了君子尊嚴勇），也體現了臨事的從容謀）。孔子聽聞後 “哭之慟”，或許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審慎，實現了 “好謀而成” 的精神成長。
    五、行藏之道的曆史實踐：從孔門到後世
    孟子對 “行藏” 的發展，提出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達則兼濟” 是 “用之則行” 的擴展，不僅個人施展抱負，更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窮則獨善” 是 “舍之則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時仍 “修身見於世”。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時 “說之以仁政”，是 “行”；被拒後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是 “藏”，這種實踐與孔子一脈相承。
    漢代的張良，堪稱 “行藏” 的典範。輔佐劉邦時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史記?高祖本紀》），是 “用之則行”；漢朝建立後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鬆子遊”《史記?留侯世家》），是 “舍之則藏”。他的 “行” 有謀，“藏” 有度，既避免了韓信 “兔死狗烹” 的結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記?留侯世家》“子房之術，可謂審矣”，審時度勢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 “行” 為主，卻不失 “藏” 的智慧。輔佐唐太宗時，“犯顏直諫” 二百餘事，推動 “貞觀之治”，是 “用之則行”；他深知 “伴君如伴虎”，晚年 “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複，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舊唐書?魏征傳》），既保留直諫記錄行），又避免過度張揚藏）。這種 “行而有節” 的智慧，使他成為 “一代名相”，善始善終。
    宋代的範仲淹，將 “行藏” 升華為 “憂樂” 情懷。“慶曆新政” 時推行改革，“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是 “用之則行”；改革失敗後被貶鄧州，寫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嶽陽樓記》），是 “舍之則藏” 中的胸懷。他的 “行” 不是為個人功名，“藏” 不是消極避世，而是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的擔當，拓展了 “行藏” 的境界。
    明代的王陽明，以 “心學” 實踐 “行藏”。任南贛巡撫時，平定寧王之亂、治理地方，是 “用之則行”，提出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將 “行” 與 “心” 結合；被貶龍場驛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悟 “格物致知” 之旨，是 “舍之則藏” 中的悟道。他的 “行藏” 以 “致良知” 為核心 —— 被用時 “知行合一”，不被用時 “靜處體悟”，實現了內外的統一。
    六、智勇相濟的曆史例證：從戰場到朝堂
    韓信的 “背水一戰”，體現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戰前他 “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史記?淮陰侯列傳》），看似冒險，實則 “知趙將不用廣武君策”，先謀後勇；戰中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以謀取勝。這種 “勇” 是建立在 “知彼知己” 之上的，與 “暴虎馮河” 的魯莽截然不同。
    諸葛亮的 “空城計”，是 “好謀而成” 的經典。麵對司馬懿大軍，他 “焚香操琴”《三國演義》），看似冒險，實則深知司馬懿 “多疑”，先謀算對方心理，再以 “勇” 設局。這種 “勇” 是 “謀” 的外在表現，正如《三國誌?諸葛亮傳》“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但關鍵時刻的謀斷仍顯智勇相濟。
    郭子儀的 “單騎退回紇”，展現 “臨事而懼” 後的大勇。唐代宗時，回紇與吐蕃聯兵入侵，郭子儀 “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舊唐書?郭子儀傳》），單騎見回紇可汗，先以 “昔與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來相敘，何忽至於此？” 動之以情，再以 “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 曉之以理，最終說服回紇反戈。這種 “勇” 源於對局勢的判斷謀）和對自身威望的自信，是 “好謀而成” 的體現。
    曾國藩的 “結硬寨，打呆仗”，是 “臨事而懼” 的實踐。與太平天國作戰時，他不貪奇謀，而是 “築壘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確保自身穩固，再逐步推進。這種 “懼” 不是膽怯，而是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的審慎，最終以 “謀” 勝 “勇”，體現了儒家 “中庸” 在軍事中的應用。
    七、行藏之道的當代詮釋：從職場到人生
    職場中的 “行藏” 智慧，表現為 “被任用則全力以赴，不被信任則沉澱提升”。如華為的 “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被委以重任時 “行”—— 衝鋒在前；輪崗或待命時 “藏”—— 學習充電，這種 “行藏” 不是消極等待，而是 “厚積薄發” 的準備，與孔子 “藏” 的蓄能一致。
    創業中的 “智勇相濟”，體現為 “大膽嚐試前的充分調研，果斷決策後的細致執行”。馬雲創立阿裏巴巴前，“先做市場調研，走訪歐美”，是 “好謀”；創立後 “十八羅漢” 堅持創業，是 “勇”；麵對互聯網泡沫破裂，“收縮戰線，聚焦核心業務”，是 “臨事而懼” 後的調整。這種 “勇” 與 “謀” 的結合，使創業從冒險變為可控。
    個人成長中的 “行藏”，是 “順境時拓展邊界，逆境時深耕內在”。如學者季羨林 “文革” 中被下放，“藏” 於牛棚仍堅持研究；改革開放後 “行” 於學界，成為國學大師。這種 “行藏” 不以外部環境為轉移，而以 “進德修業” 為核心，與顏淵 “不改其樂” 的精神相通。
    國際關係中的 “智勇相濟”，表現為 “談判時的據理力爭勇），決策前的多方磋商謀）”。中國的 “一帶一路” 倡議，先 “謀”—— 調研各國需求、製定合作框架；再 “行”—— 簽署合作協議、推進項目落地，體現 “好謀而成”；麵對質疑時 “臨事而懼”—— 回應關切、調整方案，最終實現共贏，是現代版的 “智勇相濟”。
    八、行藏的本質：內在與外在的平衡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的本質，是 “內在堅守” 與 “外在適應” 的平衡。“行” 時不迷失於外在評價，如孔子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以 “東周” 理想為導向；“藏” 時不封閉於內在世界，如孔子 “退而講學”，將內在堅守轉化為教育傳承。這種平衡避免了 “狂”隻行不藏）與 “狷”隻藏不行）的極端，正如《論語?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 是行藏的理想狀態。
    “行藏” 的平衡需 “知時” 與 “知命” 結合。《論語?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 是客觀條件的限製，“時” 是時機的變化。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深知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故能 “行” 時盡力，“藏” 時安心，這種 “知命” 不是宿命論，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如《周易?係辭》“變通者，趨時也”，行藏的關鍵在 “趨時”。
    “行藏” 的現代價值，在於對抗 “成功學” 的單一標準。現代社會常以 “行”成就）為唯一價值，忽視 “藏”沉澱）的意義，而 “舍之則藏” 提醒我們：內在的充實比外在的繁華更重要。如作家路遙 “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躲在煤礦招待所，幾年不被關注藏），作品出版後影響深遠行）”，這種 “行藏” 證明：真正的價值不取決於曝光度，而在於內容的厚度。
    九、智勇的核心：勇為謀之基，謀為勇之導
    “勇” 與 “謀” 的關係，是 “體” 與 “用” 的結合 —— 勇是 “體”，是行動的動力，如子路的 “勇” 是其行動力的基礎；謀是 “用”，是行動的方向，如孔子的 “謀” 為子路的 “勇” 導航。沒有勇的謀是空想，如趙括 “紙上談兵”；沒有謀的勇是盲動，如項羽 “垓下之敗”，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吳子?論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臨事而懼” 的 “懼”，是 “謀” 的起點。《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戒” 與 “懼” 相通，都是對自身局限的警惕。這種警惕促使 “好謀”—— 如曾國藩 “每日三省吾身”，在反思中完善策略，使 “勇” 不逾矩，“謀” 有方向。
    “智勇相濟” 的現代詮釋是 “情商” 與 “智商” 的結合。“勇” 對應情商中的 “抗壓能力”“決斷力”；“謀” 對應智商中的 “分析能力”“規劃力”。研究表明，成功人士多具備二者的平衡 —— 如喬布斯 “勇” 於創新推出 iphone），“謀” 於設計用戶體驗調研），這種 “智勇相濟” 使其產品改變世界，與孔子的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異曲同工。
    十、行藏與智勇的當代意義：在變化中堅守
    在 “不確定性” 成為常態的現代社會，“行藏” 智慧提供了應對之道。“用之則行” 轉化為 “抓住機遇時的積極作為”，如疫情期間醫護人員 “逆行” 馳援行）；“舍之則藏” 轉化為 “防控隔離時的耐心堅守”藏），這種 “行藏” 以 “生命至上” 為核心，展現了危機中的擔當與韌性。
    “智勇相濟” 在信息時代表現為 “獲取信息時的審慎懼），處理信息時的理性謀），行動時的果敢勇）”。麵對網絡謠言，先 “懼”—— 不輕信、不傳播；再 “謀”—— 查證來源、分析真偽；最後 “行”—— 澄清事實、抵製謠言，這種能力是信息時代的 “生存智慧”，與孔子的教誨一脈相承。
    “行藏” 與 “智勇” 的結合，是應對 “內卷” 與 “躺平” 的良方。不盲目 “行”內卷），也不消極 “藏”躺平），而如《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該 “行” 時 “篤行”，該 “藏” 時 “慎思”，在動態平衡中實現成長，這種智慧比極端的 “內卷” 或 “躺平” 更具可持續性。
    十一、行藏與智勇的終極意義：人生的藝術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終極意義，是人生藝術的呈現 —— 既不是被動適應的隨波逐流，也不是強行改變的剛愎自用，而是如水流般 “遇方則方，遇圓則圓”，在適應中保持堅守，在堅守中靈活應變。孔子的一生正是這種藝術的寫照：周遊列國是 “行” 的執著，整理六經是 “藏” 的智慧；夾穀之會是 “勇” 的擔當，退而講學是 “謀” 的深遠。
    從孔子與顏淵的共鳴到子路的成長，從曆史人物的踐行到當代人的實踐，“行藏有度，智勇相濟” 的智慧始終未變。它告訴我們：人生的價值不在於 “行” 或 “藏” 的單一選擇，而在於選擇背後的 “道” 之堅守；行動的成敗不在於 “勇” 或 “謀” 的孤立發揮，而在於二者結合的 “時中”—— 合於時宜，恰到好處。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行藏” 與 “智勇” 的智慧像指南針，幫助我們在喧囂中找到方向：被任用時，如孔子般 “其為東周” 的擔當；不被任用時，如顏淵般 “不改其樂” 的堅守；行動時，如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審慎與果敢。這種智慧不是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融入生活的實踐，正如孔子與弟子的對話，穿越兩千五百年，仍在指引我們如何在人生的考場中，交出屬於自己的答卷 —— 行藏由心，智勇相隨，不負初心，不負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