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算得上是位英主，但絕對稱不上雄主。這也導致在他故去之後，大唐迅速人亡政息，走向混亂，匆忙的連個過渡都沒有。
    第一，他過於明察，重在馭下圖個暫時安穩，而對國家深層次的矛盾卻鮮有觸及。宣宗在政治上傾向於牛黨，熱衷於營造一個看似安穩的“小康社會”，對管不了的強悍藩鎮不聞不問，對嶺南等遙遠地域的苛政暴行裝聾作啞，靠著妥協加上一點運氣，換來了十多年的相對和平。當然，這個和平範圍隻局限於長安及其附近一隅。
    他能力強、精力旺，但過於自負，隻相信自己、不信任大臣，遇事從不與宰相商量。他所用之人隻需聽招呼而已，不需要與他意見不一的能臣。致使整個朝廷隻有他在努力，其他人都得過且過。以他這樣的風格，當個州縣主官可以，但做皇帝就費勁了。
    他渴望別人稱他賢明，為此大力提拔太宗、憲宗時期的名臣之後，但也隻是讓他們作作擺設而已。
    他對武宗時期的施政綱領全麵排斥，大搞所謂“去李德裕化”，致使武宗君臣在削藩、滅佛上的所有努力均化為烏有。
    在對宦官集團的打壓上，他看似強勢，卻也隻是流於形式。他曾密召翰林學士韋澳，與其商議對策。韋澳認為如果做得太過，容易引發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不如在宦官中選擇有才能的人引為親信，慢慢改變。
    宣宗覺得這些人剛開始升官還知道感恩，一旦官當的大了，便會與原有權閹沆瀣一氣，變得無法控製。於是，又去找宰相令狐綯，讓令狐綯誅盡宦官。
    令狐綯擔心牽累無辜，密奏：“隻要有罪必處，有缺不補，時間一長他們自然消亡。”
    宣宗見他最信任的兩個重臣都是這個態度，也便打消了對宦官動手的念頭。
    沒想到令狐綯的這封密奏被宦官所見，反倒讓宦官與文官集團的矛盾更為激化，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第二，他晚年信奉長生說，服食所謂的長生丹，導致慢性中毒。唐朝自太宗李世民起就信奉長生術，到了中、晚唐時更為嚴重，憲宗、穆宗、武宗均因服金丹而亡。
    宣宗即位之初，為了體現與武宗的不同，殺掉了替武宗煉丹的道士趙歸真，還將其他由武宗豢養的道士全部流放遠方。
    到了大中十年856年），年近半百的宣宗也迷信上了長生術，派人不遠萬裏到羅浮山今廣東博羅境）迎請道士軒轅集入宮，虔誠的向他請教如何才得長生。
    軒轅集說：“帝王隻要屏除欲望，崇尚德行，自然可得護佑。至於長生不老，又到哪裏去尋求呢？”
    宣宗失望之餘，隻得將他打發回去。
    之後，宣宗開始服食由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三人進獻的金丹。
    結果自然可想而知，吃了將近三年，身體出現反應，背部生出毒瘡。
    大中三年859年）八月初五，宣宗駕崩，時年四十九歲！
    第三，他在皇位繼承人選問題上猶豫不決，最終被宦官鑽了空子。宣宗的長子李溫品行能力一般，宣宗瞧不上他，將他安置於宮外。三子李滋很受宣宗待見，有心立其為太子，但因受到長子繼承製的製約，遲遲下不了決心，因此立太子一事就這樣一直拖著。
    大中十年856年），宰相裴休曾提醒宣宗早立太子，但被宣宗一句“若立太子，朕不就成閑人了！”直接給懟回去了。
    大中十二年858年），宰相崔慎由也勸宣宗早立太子。此時的宣宗已因服食丹藥變得性情暴躁，不久就將崔慎由外放為東川節度使。
    一直拖到了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病情沉重，自感不久於人世，這才秘密托付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及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讓他們擁立李滋為帝。
    因事發倉促，三人來不及去找大臣商議，隻得秘密策劃。
    按照過往經驗，李滋能否順利繼任，完全取決於神策軍是否支持。
    神策軍分為左、右兩軍，其指揮使均由宦官兼任。時任右軍中尉王茂玄與三人關係很好，都是宣宗身邊近臣，而左軍中尉王宗實則與他們素有隔閡。為了保險起見，三人矯詔將王宗實外任為淮南監軍，想把他調出朝廷。
    王宗實接到詔令也沒多想，就要動身赴任。他的副使齊元實察覺不對，勸他說：“聖人已經病了一個多月，每次您都是隔門問候起居，從未麵見聖人。如今突然改授官職，您怎知這詔令是真是假！不如當麵去向聖人辭行，然後再走不遲。”
    王宗實有所省悟，遂在齊元實的護衛下進入內殿。說來也巧，他進來時宣宗剛剛駕崩不久，宮人們正環繞著宣宗屍體放聲哭泣。
    王歸長、馬宗儒、王居方一見事情敗露，隻得低頭認罪，被王宗實所殺。
    八月初六，詔令李溫為太子，暫監國政。
    八月初十，李溫即位稱帝，改名李漼，史稱唐懿宗。
    懿宗是個地地道道、標標準準的昏君，一上任就開始窮折騰，把宣宗辛苦營造的光鮮表麵，一夜間就徹底撕了個稀碎。
    宣宗既然早知長子無能，就應趁著在位時好好策劃後事。如果他能親自出麵，即便受到些許阻力，總會有辦法改變。但他的表現就如他處理棘手朝政一樣，拖著不辦！
    直到臨死前才匆匆決策，在這件事關江山穩固的大事上犯了糊塗。
    總體來說，宣宗執政十三年，社會層麵還算安穩，吏治也較為清明，出現了一段難能可貴的和平期。
    這並不說中唐以來積累的深刻矛盾突然消失了，而是靠著他的妥協有所減弱，矛盾依舊存在且仍不斷積累醞釀。
    從他的所作所為看，其實就是隻求任上一時平安，哪管之後洪水滔天！
    他遠沒有憲宗、武宗那樣直麵矛盾的膽識與勇氣，他隻想在朝堂這塊小天地中，通過權術手腕，向聽令於他的那些朝臣，展現他的所謂英明、睿智與果決。
    在他的短視行為與“鴕鳥”心態下，自大中十二年起，湖南、淮南、嶺南、浙東等地均因地方苛政而動蕩不休，位居雲南的南詔也開始覬覦大唐邊境。
    混亂，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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