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十六國血火交織的亂世畫卷中，徐龕的名字猶如一抹詭異的墨跡，既折射出時代的動蕩，也勾勒出人性在權力與利益間的扭曲。這位以泰山為跳板崛起的將領，在東晉與後趙兩大強權的夾縫中反複橫跳，最終以被擒殺的慘烈結局，為這段充滿背叛與征伐的曆史寫下注腳。
    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八王之亂的硝煙尚未散盡，匈奴劉淵已在並州舉兵反晉。此時的泰山郡，這座北倚黃河、南控江淮的戰略要地，正孕育著一股新的勢力。徐龕出身泰山豪強，憑借家族在當地的威望與經濟實力，迅速招募流民組建私兵。他以泰山險峻的山勢為屏障，修築塢堡囤積糧草，短短數年便掌控了周邊數縣的軍政大權。當晉元帝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晉室時，徐龕敏銳察覺到這是提升政治地位的良機——東晉朝廷急需在北方扶持代理人，而他手中的武裝力量正是談判籌碼。
    永昌元年322年），徐龕接受東晉冊封，獲任泰山太守。這一任命看似是君臣相得的佳話，實則暗藏危機：東晉僅能通過詔書給予名分，無法提供實質性軍事支援；而徐龕既要抵禦後趙南下，又需防範周邊其他武裝勢力的覬覦。這種脆弱的政治聯盟，從一開始便埋下了背叛的種子。
    太興二年319年），後趙石勒在襄國正式稱王，其麾下的羯族鐵騎已成為北方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徐龕的泰山領地正處於後趙南侵的必經之路，麵對石勒派來的使者，他陷入了利益權衡：東晉的“空頭支票”與後趙許諾的實際利益形成鮮明對比。更關鍵的是，後趙軍隊在青州之戰中展現的強悍戰力，令徐龕意識到僅憑自身力量難以抵擋。
    這場政治豪賭中，徐龕選擇背叛東晉。他不僅將泰山的布防圖獻給石勒，更親自率軍參與對東晉控製區的劫掠。在彭城之戰中，徐龕部與後趙軍隊配合，截斷東晉糧道，致使三萬晉軍潰散。這種背叛行為不僅讓東晉在江北的防線出現巨大缺口，更在北方士族中引發強烈震動——連受朝廷冊封的地方大員都選擇倒戈，晉室的號召力一落千丈。
    徐龕降趙後的處境並未如預期般安穩。隨著後趙將戰略重心轉向關中，對泰山地區的支援逐漸減少，而東晉太尉郗鑒正積極整合北方流民武裝，對徐龕形成包圍之勢。麵對軍事壓力，徐龕再次展現出投機本性：他暗中與東晉聯絡，聲稱願意“戴罪立功”，同時又向後趙表示忠誠，請求增兵。
    這種兩麵三刀的策略最終玩火自焚。東晉權臣王導識破其詭計，於太寧元年323年）派部將劉遐率軍北伐。麵對晉軍的淩厲攻勢，後趙因內部權力鬥爭無暇支援，徐龕的軍隊在梁父之戰中遭遇重創。更致命的是，他反複無常的行徑早已失去軍心，部下在關鍵時刻紛紛倒戈，將其綁縛獻給晉軍。
    鹹和元年326年），建康城朱雀門外，徐龕被押赴刑場。據《晉書·元帝紀》記載，這位曾叱吒風雲的將領在刑前仍試圖辯解，卻被監斬官以“不忠不義”之罪喝止。隨著劊子手的大刀落下，徐龕的首級被高懸示眾，這場持續數年的叛降鬧劇終於落幕。
    徐龕的命運，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地方勢力生存困境的縮影。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忠誠與背叛的界限早已模糊，唯有利益是永恒的法則。他的故事不僅揭示了亂世梟雄的生存邏輯，更映照出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在政治博弈中，沒有底線的投機者終將被曆史拋棄。當後世翻開《資治通鑒》卷九十一的記載時，徐龕的名字永遠與“反複”“叛臣”等標簽捆綁，成為權力更迭中最具警示意義的反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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