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墊至此，沈弼終於亮出了底牌“所以，我們經過慎重考慮，希望婁氏集團能夠伸出援手，接手匯豐目前持有的這部分股票。
    作為誠意，我們願意在現有市價的基礎上，給予10的折扣。
    ”他的目光緊盯著何曉，等待著對方的回應。
    何曉心中冷笑，暗道“終於圖窮匕見了。”他臉上卻迅速堆起一副極其為難的表情，眉頭緊鎖，仿佛遇到了天大的難題“沈爵士，這個……恐怕有些強人所難了。
    您也知道，我們婁氏集團這次為了應對，也投入了兩千億級別的資金。
    現在市場剛剛企穩，前景尚不明朗，要我們一次性再拿出巨資來接盤匯豐的份額，這壓力非同小可啊。
    ”他故意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而且，僅僅10的折扣？恕我直言，這似乎……誠意略顯不足啊。”
    他身體微微後靠，雙手交叉放在膝上，語氣中帶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強硬“沈爵士，您不妨換個角度想想。
    在目前這種僵持狀態下，我婁氏集團其實完全可以選擇另一種做法——那就是不管不顧，率先砸盤離場。
    以我們手中的籌碼，如果決心不計成本地拋售，雖然自身也會蒙受損失，但至少能快速回籠部分資金，將更大的風險和損失轉嫁給市場和其他參與者，包括匯豐和李先生。
    我沒有選擇這麽做，正是出於對市場穩定、對港城整體利益的責任感，也是看在匯豐昔日情分和您老親自出麵的份上。
    這難道不是一種極大的善意和克製嗎？”何曉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當然，如果匯豐覺得可以承受砸盤的後果，或者有把握在我們之前成功套現，那也請自便。
    隻是，市場能否接得住，股價會跌到什麽程度，大家最終會虧多少，那就隻能各安天命了。”
    何曉這番軟中帶硬、綿裏藏針的話，讓沈弼心中一震。
    他當然清楚何曉所言非虛。
    婁氏集團若真選擇“壯士斷腕”率先砸盤，以其資金量和決心，匯豐和李加誠一方必將損失慘重，市場崩盤的風險極高。
    何曉沒有這樣做，確實留有餘地。
    但同時，何曉也明確拒絕了匯豐“10折扣接盤”的提議，認為條件不夠優厚。
    沈弼是老江湖，立刻聽出了何曉話語中預留的談判空間。
    他試探性地問道“那麽，依何生之見，怎樣的條件，婁氏集團才願意接手這個盤子，共同維護市場的穩定呢？我們匯豐是帶著誠意來尋求解決方案的。”
    何曉等的就是這句話。
    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身體前傾，目光灼灼地直視沈弼，一字一句地清晰說道“沈爵士，既然您問起，我也就直言不諱了。
    接手匯豐手中這些燙手山芋般的股票，對我婁氏而言，意味著巨大的資金占用和不可預測的市場風險。
    除非……匯豐能拿出更有價值的籌碼來交換。”
    他停頓片刻，讓氣氛微微凝固，然後拋出了那個醞釀已久、足以震動港城金融界的提議“如果匯豐銀行願意將旗下的恒升銀行出售給婁氏集團，那麽，一切都可以另當別論。
    我願意認真考慮，接手匯豐在股市上的這部分持倉，並且承諾會以負責任的態度，配合匯豐共同穩定市場，逐步釋放股票。”
    “恒升銀行？！”饒是沈弼見慣大風大浪，聽到這個名字時，瞳孔也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縮。
    他萬萬沒想到，何曉的胃口竟然如此之大，目標直指匯豐旗下這顆璀璨的明珠——恒生指數的冠名者，港城最具標誌性的華資銀行之一！
    恒升銀行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濃縮的港城華資金融業奮鬥史。
    它的故事，始於1933年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
    由林丙炎、何善衡、盛春霖、梁植偉等幾位胸懷大誌的華商，共同集資創辦於港城上環永樂街70號一棟並不起眼的舊式唐樓內。
    初創之時，規模極小，僅是一家擁有11名職員的銀號，主要經營傳統的金銀買賣、匯兌找換以及存款業務，名為“恒生銀號”，取“永恒生長”之意。
    然而，這幾位創始人眼光獨到，經營有方。
    他們敏銳地抓住了時代機遇，在站穩港城腳跟後，迅速將業務網絡擴展至內地，在廣州、上海等通商大埠設立了分支機構。
    恒生銀號以其誠信經營和靈活服務，逐漸在華南地區的商界贏得了良好聲譽。
    戰爭結束後，港城迎來了經濟騰飛的黃金時期。
    紡織、成衣、塑膠、玩具、電子製造業、轉口貿易和地產業蓬勃發展，對銀行信貸的需求呈現爆炸式增長。
    尤其是大量從廣遷移至港城的中小型製造廠商——生產成衣、玩具、塑料製品、五金配件等，他們急需資金購買設備、原材料，擴大生產規模。
    然而，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英資銀行普遍“嫌貧愛富”，隻青睞大型洋行或少數實力雄厚的華商，對這些規模小、缺乏抵押物的中小廠商不屑一顧，拒貸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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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銀行則反其道而行之。
    它深刻理解這些同根同源的華商創業者的艱辛與潛力，開創性地推行了針對中小企業的靈活信貸政策。
    恒生的經理們常常深入工廠車間，了解實際經營狀況，基於對業主人品、經營能力和市場前景的判斷，敢於發放“信用貸款”，或接受機器設備、存貨甚至未來訂單作為抵押。
    這種“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幫助無數中小廠商度過了創業初期的資金難關。
    而當這些廠商日後發展壯大，成為港城製造業和出口貿易的中堅力量時，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成為了恒生銀行最忠誠、最核心的客戶群體，存款、貸款、結算等業務均首選恒生。
    恒生銀行由此構建了一個龐大而穩固的華商客戶網絡，業務蒸蒸日上，成為港城華資銀行的翹楚。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1965年，港城爆發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銀行業危機。
    導火索是明德銀號因過度投資地產失敗而倒閉，引發了市場對中小銀行的普遍恐慌。
    擠提風潮迅速蔓延。
    作為當時規模最大、聲譽最隆的華資銀行，恒生銀行不幸成為恐慌情緒下的首要目標之一。
    1965年4月5日，恐慌的儲戶在恒生銀行各分行前排起了長龍，爭相提取存款。
    僅一天之內，恒生就失去了高達8000萬港元的存款，占其當時存款總額的六分之一！擠提持續數日，到4月上旬，恒生銀行累計流失的存款總額已接近2億港元，其流動性瀕臨枯竭，命懸一線。
    麵對生死存亡，恒生銀行董事局當時隻剩下三個艱難的選擇
    接受美國大通銀行的援助 大通銀行願意貸款支持，但條件苛刻，要求獲得恒生銀行的管理權甚至控股權。
    停業並由港城政府接管這意味著恒生品牌將徹底消失，由政府主導清算或重組，股東權益可能歸零。
    向港城最大的銀行——匯豐銀行求助尋求其作為“最後貸款人”的支持。
    經過董事局成員，尤其是何善衡、何添等人的徹夜權衡利弊，他們痛苦地意識到，前兩條路都可能導致恒生銀行獨立地位的終結。
    而匯豐銀行雖然同為英資，但長期紮根港城，與華商關係相對密切，且在港府支持下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和信譽。
    為了保住恒生銀行的品牌、員工隊伍和大部分客戶基礎，避免引發更廣泛的金融係統性風險，董事局最終做出了一個艱難但務實的決定將恒生銀行的控股權出售給匯豐銀行。
    在獲得港英政府財政司的緊急批準後，1965年4月9日，匯豐銀行宣布以5100萬港元的代價，收購恒生銀行51的股權，取得了絕對控股權。
    匯豐承諾保留恒生銀行的品牌、管理團隊和經營特色，並立即向恒生注入巨額流動資金，迅速平息了擠提風潮。
    此後，匯豐不斷增持恒生股份，最終持股比例超過6214，實現了完全掌控。
    1962年的港城，作為遠東璀璨的明珠，其經濟脈搏強勁而充滿活力。
    在這片土地上，金融業無疑是其最核心的命脈之一。
    彼時，恒升銀行已然崛起為港城零售銀行業無可爭議的龍頭巨擘。
    它擁有超過百萬的忠實客戶，其服務網絡深入社會的毛細血管，不僅惠及了無數辛勤耕耘的中小企業，更成為眾多華人市民日常金融生活的堅實依靠。
    恒升銀行的穩健發展、貼近民生的服務理念以及日益壯大的市場份額，使其對另一家金融巨獸——港城上海匯豐銀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實質性的挑戰。
    恒升的崛起，象征著華資力量在英資主導的金融版圖中撕開了一道日益擴大的口子。
    為了徹底消除這個心腹大患，鞏固自身在港的絕對統治地位，匯豐銀行憑借其深厚的政治背景與雄厚的資本實力，於1962年果斷出手，完成了對恒升銀行的收購。
    這場收購，表麵上是匯豐“解救”了當時據稱陷入某種“危機”的恒升，實則是其精心策劃的一場戰略絞殺。
    通過此次收購，匯豐不僅一舉消滅了最大的競爭對手，更將恒升銀行遍布港九新界的260個黃金網點盡收囊中。
    這對於當時已是港城法定發鈔行、銀行體係結算中心以及事實上的“最後貸款人”的匯豐而言，無異於如虎添翼。
    其與港英政府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更使得這場收購帶有濃厚的政治經濟色彩，幾乎一夜間，匯豐在零售銀行業務領域形成了近乎壟斷的局麵。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恒升銀行這塊金字招牌所蘊含的巨大價值，並未因被收購而徹底湮滅。
    匯豐深諳品牌效應的重要性，並未將恒升完全消化吸收，而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許恒升銀行在匯豐集團旗下保持相對獨立的運營地位。
    這一決策在日後被證明頗具遠見。
    恒升銀行在匯豐的羽翼下，非但沒有萎縮，反而借助匯豐的資源，進一步拓展了業務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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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具標誌性的成就，莫過於在1969年推出了日後聞名全球的恒生指數。
    這個以恒升銀行為名的指數，迅速成為衡量港城股票市場表現的最權威基準，是港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標誌之一。
    恒升銀行的品牌，在匯豐的體係內，反而煥發出更耀眼的光芒。
    這次收購，表麵上是一場商業行為，實則成為港島英資與華資力量對比的一個微妙轉折點。
    匯豐在消除了最直接的華資競爭對手後，策略發生了顯著變化。
    它開始有意識地、大規模地扶持其他華資財團和企業家，通過參股、貸款、戰略合作等多種方式，與新興的華資力量建立起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
    這種“以華製華”或“利益捆綁”的策略，一方麵是為了更深入地滲透和控製港城經濟，另一方麵也是為了緩和日益高漲的華資崛起帶來的壓力，試圖將這股力量納入其可控的軌道。
    匯豐，這個英資的象征，成為了連接英倫資本與本土華商之間的一道特殊橋梁，或者說，一道精心構築的堤壩。
    時光荏苒，轉眼來到1987年深秋。
    港城中環，匯豐銀行大廈頂層的豪華會議室裏，氣氛凝重得如同窗外維多利亞港上空積聚的鉛雲。
    時任匯豐集團主席的浦韋士爵士、董事局成員兼執行董事龐約翰，以及剛剛結束一場關鍵談判、風塵仆仆趕回的沈弼爵士，正圍坐在巨大的紅木會議桌旁。
    沈弼的臉色陰沉，眉宇間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疲憊與慍怒。
    “他態度非常強硬，”沈弼的聲音打破了室內的沉寂，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何曉先生，婁氏集團那位年輕的掌舵人，他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恒升銀行。
    而且，他開出的條件極其苛刻，要求我們在現有股價基礎上，再讓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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