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他自信滿滿地認為，長實集團、包鈺剛的環球航運以及婁氏集團，是港城華商財團中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他李超人與婁氏集團掌門人何曉，理應在同一個梯隊裏平起平坐。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徹底撕碎了這層看似和諧的假象。
    婁氏集團所展現出的雄厚資本實力和雷霆手段，讓他清晰地認識到，兩者之間橫亙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
    對方隻需輕輕揮手，便有足夠的資金撬動長實的根基；而他想對婁氏集團發起挑戰，卻如同蚍蜉撼樹，除非對方連續犯下致命錯誤，否則他幾乎看不到任何勝算。
    這一切的根源，在於何雨柱為婁氏集團打下的堅實基礎。
    那位傳奇人物以其獨到的眼光和鐵腕手段，為集團構築了龐大而穩定的現金流來源，覆蓋了地產、零售、能源、乃至新興科技等多個領域。
    這使得何曉甫一接手，便擁有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底氣，可以在商海中縱橫捭闔，大展拳腳，無需為資金掣肘。
    而李超人深知，自己雖被稱為“超人”，但長實的根基遠不如婁氏那般深厚寬廣，尤其是在現金流儲備和多元化布局上，存在著明顯的短板。
    更讓李超人感到一絲寒意的是，他隱約聽聞何曉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布局遠比想象中更為深遠和激進。
    做空美股、在倭國“廣場協議”後的房地產泡沫中精準收割、甚至可能正在醞釀針對倭國經濟的更大規模做空行動……這些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翻雲覆雨的操作，每一次成功都將為婁氏集團帶來難以估量的巨額收益回報。
    這些收益，無疑將進一步夯實何曉的資本實力，拉大與長實之間的距離。
    李超人雖無法確切知曉何曉能從這些行動中攫取多少財富，但他明白，那必然是一個天文數字，足以讓任何對手感到窒息。
    那麽，何曉為何在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沒有對長實趕盡殺絕，反而選擇“放過”他呢？李超人絕非天真之人，他深知商場如戰場，沒有無緣無故的仁慈。
    他反複思量，最終得出了一個既現實又冷酷的結論何曉此舉，並非心慈手軟，而是深諳“養寇自重”之道。
    在何曉的棋局中，他李超人，這位曾經的“超人”，如今已被定位為一個有價值的“對手”，或者說，是一麵“擋箭牌”。
    留下他，至少有三個層麵的考量其一，可以避免婁氏集團一家獨大，成為眾矢之的。
    一個存在競爭的市場格局，總比壟斷更符合各方利益，也能減少來自其他勢力和監管層麵的壓力。
    其二，任何後來者若想在港城商界嶄露頭角，挑戰婁氏集團的龍頭地位，必然要先過他李超人這一關。
    他和他掌控的長實集團，無形中成為了婁氏集團的一道外圍屏障。
    其三，新興勢力崛起，其首要目標往往是搶占市場份額，而像長實這樣體量龐大但相對“孤立”的目標，無疑比直接挑戰根深蒂固、在金融和實業領域皆有精密布局的婁氏巨無霸要容易得多。
    婁氏集團的市場占有率和影響力已經固化，新玩家與其硬碰硬，不如先蠶食長實的份額。
    想通了這一點，李超人心中既有被利用的憤懣，也有一絲棋逢對手的複雜感慨。
    他明白，自己成了何曉精心設計的一枚棋子，一個被豢養起來用以平衡各方、轉移火力的“寇”。
    何曉的“放過”，本質上是一種更高明的控製。
    他這位昔日的“超人”，如今竟成了別人棋盤上的重要一環，這種認知讓他感到深深的無奈與一絲自嘲。
    他端起桌上的冷茶，一飲而盡，苦澀的滋味在口腔中蔓延開來。
    無論李超人內心如何翻江倒海，匯豐與何曉的交易已成定局，木已成舟。
    在匯豐銀行總部那間象征著權力與財富的會議室裏，一份具有曆史意義的股權轉讓協議正式簽署。
    婁氏集團斥巨資，成功收購了匯豐銀行持有的恒升銀行62以上的股權，一舉成為這家具有深厚曆史底蘊的銀行的新任控股股東。
    恒升銀行，這家誕生於戰火紛飛年代、曾寄托了無數華商夢想的本土銀行，在曆經英資匯豐長達數十年的掌控後，終於重新回到了華資手中。
    為了迎接這位年輕而權勢滔天的新任大股東兼董事局主席何曉，恒升銀行現任執行董事長利國韋早已做好了準備。
    利國韋，這位出身於港城顯赫利氏家族的銀行家，其家族曆史本身就是一部港城發展的縮影。
    他的祖父利文奕，與港城四大家族之一利希慎家族的創始人利良奕是親兄弟；他的父親利樹裴，與那位名震香江的“銅鑼灣地王”利希慎是堂兄弟。
    雖然利國韋與另一位家族名人、中華煤氣公司原始股東利澤韋也是同族兄弟，但雙方關係並不密切，各自在商海中沉浮。
    利國韋的職業生涯幾乎與恒升銀行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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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在恒升銀行元老何添的引薦下，他加入了當時還是“恒升銀號”的這家機構，從一名普通的會計做起。
    憑借著過人的才智和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敏銳嗅覺，他很快在銀行內部嶄露頭角，深得包括何善珩在內的幾位創始元老的器重。
    1983年，當恒升銀行創始人之一、德高望重的何善珩以高齡榮休後，利國韋眾望所歸地接過了董事長的重擔，成為這家銀行新一代的掌舵人。
    此刻，在恒升銀行總部頂樓那間莊重典雅、能俯瞰中環全景的董事長會議室裏，氣氛肅穆而微妙。
    主位之上，端坐著年輕卻氣場強大的何曉，他神情平靜，目光深邃，仿佛一切盡在掌握。
    而身為現任執行董事長的利國韋，則謙遜地坐在側位，他的臉上帶著職業化的微笑，眼神中卻交織著複雜的情感——有對新東家的恭敬，有對銀行重回華資懷抱的欣慰，也有一絲對未知未來的審慎。
    “何生，您好！”利國韋率先開口，聲音沉穩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激動，“真沒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恒升銀行重新回到我們華人手中。
    恒升，恒升，恒久昌盛……這名字本身就寄托著創辦者對我們民族金融業崛起的期望。
    如今，它終於不負幾位元老創辦時的初衷，回到了它應有的歸屬。
    ”他的話語中，飽含著對銀行曆史的深情和對未來的期許。
    何曉微微頷首，目光掃過會議室裏懸掛的幾位創始人畫像，然後落回利國韋身上，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分量“利生，你好。
    婁氏集團此次接手恒升銀行62的股份，成為控股股東。
    我今天來，首要目的就是向你和恒升的管理團隊表明我們的態度婁氏集團對於銀行的日常經營管理和具體業務決策，將秉持‘控股不控權’的原則，絕不進行不必要的幹涉。”
    他頓了頓，環視在場的高管們，繼續說道“這是我們婁氏集團一貫的投資理念。
    我們對注資的企業，尊重其原有的管理團隊、企業文化和經營策略。
    我們的是資本支持、資源協同和戰略背書，而非取代。
    恒升銀行在你們的管理下，多年來穩健發展，成績斐然。
    董事會原有的決策機製和權力結構將保持不變，我們充分信任並尊重董事會做出的所有決定。
    ”何曉的開場白直截了當，清晰地劃定了邊界，給在場的恒升管理層吃了一顆定心丸。
    利國韋心中暗暗鬆了一口氣。
    在得知婁氏集團入主後，他早已通過各種渠道詳細了解了婁氏集團的投資風格。
    正如外界所傳，婁氏集團在控股多家大型企業後，確實極少幹預具體運營，更多扮演著“賦能者”和“戰略投資者”的角色，不僅強大的資金後盾，還利用其龐大的商業網絡為被投企業拓展業務便利。
    這種“隻搭台、不唱戲”的模式，對於希望保持獨立運營和品牌特色的恒升銀行而言，無疑是最理想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婁氏集團是根正苗紅的華資財團！這個身份，對於利國韋以及許多恒升的老員工、老客戶而言，意義非凡。
    恒升銀行誕生於華人自強不息的時代，卻在1965年的擠兌風波中，為了生存不得已委身於英資匯豐集團。
    幾十年來，雖然匯豐給予了恒升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使其成為一台高效的“賺錢機器”，但“寄人籬下”的感覺始終存在，那份“華資銀行”的初心也仿佛蒙上了一層塵埃。
    如今，銀行重回華資懷抱，這不僅是對現任管理層的肯定，更是對何善珩、何添、梁植偉、盛春霖等已故或退休的創始人最好的告慰。
    利國韋甚至可以想象，若何善珩老先生泉下有知，也當含笑九泉了。
    何曉似乎看穿了利國韋以及在場高管們內心的波瀾，他微微前傾身體，語氣中帶著理解與共鳴“利生，你們的心情，我感同身受。
    匯豐當年將恒升納入麾下，其核心目的，無非是看中了恒升在本地市場強大的零售網絡、深厚的客戶基礎和無可替代的品牌影響力。
    他們利用恒升作為觸角，深入港城社會的毛細血管，源源不斷地汲取利潤。
    本質上，恒升成為了匯豐在遠東，特別是在港城這個‘東方之珠’的一台高效‘印鈔機’。”
    他的聲音變得有些深沉，帶著曆史的厚重感“這種模式，匯豐早已駕輕就熟。
    遠在舊上海灘時代，他們就用類似的手段‘投資’華資企業，美其名曰合作共贏，實則將華族資本和企業家視為他們攫取超額利潤的工具和附庸。
    英吉利本土的匯豐銀行，其年均利潤率不過106，但在華業務的平均利潤率卻高達153以上！如果他們能夠控製更多像恒升這樣擁有穩定現金流的優質資產，其利潤空間隻會更加驚人。”
    何曉的分析一針見血，揭示了匯豐在港城黃金時代的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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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結束後的港城，直至回歸前夕，堪稱匯豐銀行的“黃金時代”。
    它不僅享有港幣的發鈔權，其發行的港幣又與英鎊掛鉤，而英鎊又與美元掛鉤，這使得匯豐在港城金融體係中擁有近乎壟斷性的地位和絕對的話語權。
    港城作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英吉利正是通過牢牢掌控匯豐這家銀行，進而掌控了港城的金融命脈，並以此輻射整個亞洲的金融格局。
    因此，坊間一直流傳著“匯豐大班權力堪比港督”的說法，這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權力結構在金融資本層麵的真實映射。
    事實上，何曉本人對匯豐銀行的發展模式及其在港城金融史上的地位，有著相當客觀甚至略帶欣賞的評價。
    他深知，即使在匯豐控股恒升之後，恒升銀行在利國韋、何善珩等華裔精英的領導下，依然保持了相當的活力和創新能力，並未完全淪為匯豐的附庸。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恒生指數的誕生。
    1969年，在利國韋和何善珩的遠見卓識和大力推動下，恒升銀行決定編製一個真正屬於港城人自己的股票指數，以取代當時由英資主導的指數體係，這便是後來影響深遠的“恒生指數”。
    他們希望打造港城的“道瓊斯指數”，讓本地市場擁有自己的晴雨表。
    這項重任落在了恒升銀行研究部主管關仕光的肩上。
    起初，恒生指數僅僅是作為恒升銀行內部監測股市走勢的一個參考工具。
    然而，其編製方法的科學性和對市場變化的敏感度很快得到了驗證，它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市場的整體狀況和趨勢。
    基於其出色的表現，恒升銀行決定將其推向市場。
    恒生指數的公開發布，不僅為投資者了重要的決策參考，更極大地提升了恒升銀行的專業形象和市場影響力，成為港城金融史上一個裏程碑式的事件。
    利國韋的貢獻遠不止於此。
    在1972年，他憑借高超的資本運作能力和市場號召力，成功推動恒升銀行在港交所上市。
    當時市場反應異常熱烈，股份獲得了近29倍的超額認購，轟動一時，這不僅為恒升注入了寶貴的資本金，也使其公眾形象和市場地位得到了質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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