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聞對這一現象洞若觀火。
    “今日江南，學子若不入某書院，便無登第之望；若無士族薦舉，便無仕進之門，此非王朝養才，乃門第選官也！”
    他深知，這樣的教育體係，其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割據”。
    不是兵戎造反，而是“以筆為刀”，在道義與聲望之下挑戰朝廷威嚴。
    書院的危害，主要體現於三端：
    一、削弱皇權，坐大地方。
    書院由地方豪強出資，自設規矩，常年與地方官府平起平坐。
    甚至許多書院掌教，對官員指手畫腳，號稱“士林清議”，實則幹政之舉。
    他們以講學為名，實為“教育自治”，實質上架空了社學，撕裂了中央自上而下的教化網絡。
    二、助長黨爭，敗壞綱紀。
    最為典型者，莫過於曆史上的東林黨人。
    明朝後期的東林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他們以書院為據點，鼓動“清議”，頻頻上疏彈劾權臣，口號響亮，卻常裹挾私怨，借道德之名進行政治報複，致使朝政掣肘，台諫交惡，君相離心。
    而書院之下，士子眾多、門生遍布，結黨成風。
    “座主門生”之製在書院大行其道，導致“舉賢不公、仕途成局”，破壞科舉製度的初衷。
    三、固化階層，斷絕寒門。
    朱元璋創社學，本欲“使貧賤子弟亦能讀書入仕”，然而世族書院盛行後，寒門子弟便被擠出教育體係之外。
    書院以門第薦才、以族親資助，考試內容亦趨功利，隻為應試之道，不講大義之理，更不顧下層之需。
    即便後世如王陽明等高士，也嚐試開辦下層書院如稽山、龍岡），廣納寒門，但終敵不過士紳財力所築起的壁壘。
    徐聞在奏疏中斬釘截鐵言道：“士林黨爭之禍，勝於邊患之兵，官學廢弛，私學橫行，此朝綱之蝕骨之毒也！”
    “若王朝之下有‘第二講堂’，則必有第二權柄，社學不興，王道不立！”
    於是徐聞一道政令，取締江南三十六座大書院，拆除者、封閉者、焚毀者不一而足。
    那座傳承百年的“西湖講舍”，當眾搗毀；“曲園書堂”藏書五千卷，一把火燒得幹淨；
    至於“王氏書莊”，更被指為“圖謀書亂”的據點，院長就地斬首，講生流徙西域。
    百姓目睹此景，無不驚懼：
    “這可真是‘書生誤國，書院通敵’啊！”
    緊接著，徐聞下令：“今後江南諸地學堂，須由朝廷設立，名曰‘社學’，由地方官直接監管，設教官、課程、督學使，嚴禁私講。”
    “所授之學，以律、法、算、農為主，儒經為輔，禁講異議之論，禁引反政之文。”
    一時間，江南大小州府，皆建“社學署”，舊日書院一夜之間成為廢墟，講席未冷便已換人。
    原本講學清議、圍爐論政的士子，如今隻許識字寫賬、學農織布。
    再也沒人敢問“君道”“天理”，連“孟子”都被勒令刪減。
    第二步，是重編學籍，劃清身份。
    徐聞深知，江南士林之所以根深蒂固，不在學識，而在於世襲門第、門生故舊橫跨官場。
    於是他設立“南籍清理司”，一一核查江南士人底冊。
    凡三代內與曾參與罷市抗稅的江南商賈往來者、曾與舊王家、賀家通婚者，皆劃為“商後”，取消讀書應試資格。
    更甚者，凡在書院中任教過、講課過、參與捐資修學的士紳，一律列為“士紳胄係”，登記造冊，不得再受“學仕之恩”。
    這一招，等於斬斷了整個江南舊士族通往仕途的路。
    他們不能再出仕，不能再薦舉，不許開學堂，不許出版文章，甚至不能在家中教子讀書。
    “讀書？讀了也白讀，你兒子也不能應試。”
    徐聞沒有殺他們，卻讓他們從此無聲。
    這比砍頭還狠。
    第三步，是動用巨資，徹底改造學製。
    此前江南查抄富商、王賀兩家時，抄得財產白銀數千萬兩、田地數萬頃、金玉無數。
    朝廷本打算充作國庫，但徐聞力爭道：
    “士林廢壞，須以新學重建，方不誤大計。錢財多在江南，也應花在江南。”
    成化帝沉吟再三，準其所奏。
    徐聞隨即設立“江南新學總署”，動用三千萬兩白銀，用於以下數項：
    興建官學社學兩千一百三十七所，從蘇州到徽州，自設教官體係。
    大修文廟、律堂、習藝所，不再主祭孔孟，而供奉“律祖”“農聖”“兵師”。
    招募寒門子弟入學，規定凡貧戶子弟，入學全免，每人每月發米三鬥、布一匹。
    刊刻新教科書三十餘部，廢舊章句，以律政、實用、吏治為要。
    設“鄉試預科班”，選拔社學優異生，直接推薦至京師太學。
    從此之後，江南士人再無門第之說，皆靠學績；
    再無“書香世家”，唯有“社學新生”。
    江南士紳看著曾祖父講學之地如今變成教子識字、背律條的場所，個個心如死灰。
    從士人、士紳、士氣，到書院、講堂、道統，統統被拔除，代之以“朝廷社學”“實學新道”。
    整個江南，如同被掀翻重塑。
    徐聞廢書院、立社學，並非簡單的權力爭奪，而是一次深層次的文化重構：
    他不是要毀滅讀書人，而是要重建一批“聽話的讀書人”。
    他要打造的，是“士不言政，民不議政”的安穩學風，是“以學輔治”的行政工具，而非“以學議政”的政治人群。
    他要以此遏製士紳割據之勢，重建君臣之間、士民之間“單向而不反向”的秩序。
    後人評此舉，有人罵他是“文禍之主”，也有人讚他“識破士林虛偽之道”。
    但無論如何，在那年之後，江南再無名書院。
    隻餘社學鍾聲，清晨朗朗。
    那是一種經過雕琢的聲音，整齊劃一，忠順無爭。
    但在某些風起時刻，也許，會有些少年，在社學牆角悄悄讀著被禁的《孟子》，暗中銘記：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吾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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