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惜才心切，嚐言“出名當趁早”，對王安石去世前要“壓”王棣一“壓”、以免成為王仲永之舉是不以為然的。在他看來，王棣心智成熟簡直是令人發指，又哪會步方仲永後塵？反而有些憊懶，就像一頭驢，牽著不走打著走，絕不能聽之任之，得好生鞭策。
    他決定做那個拿鞭子的人。
    “歲幣”是他出的又一個考題，就先前王棣語焉不詳的提過三冗、歲幣、高薪養廉等問題，就算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當然，問的很是雲淡風輕：“棣哥兒，你對歲幣一事有何看法？”
    看法？這等軍國大事，你來問我一個黃毛小子？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抬舉，王棣自然是敬謝不敏：“小子不才，安敢議此軍國之事？”
    本朝的歲幣，可以說是唐時和親的延續，隻不過把女子換成了財物，反正大宋有的是錢，大可以用支付錢財的方式，免去公主遠嫁的勞苦。
    奇妙的是，對於歲幣，居然是為大宋朝野大多數人所接受的。
    澶淵之盟時，雙方約定宋每年給遼歲幣三十萬銀絹，遼國提出可以迎娶宋朝公主，代替一些歲幣，但真宗皇帝不願意，說寧可多給一些錢財，也不願意嫁女，可以向遼國稱臣，稱侄，稱孫，但就是不能當遼國的嶽父。在宋人眼裏，歲幣無疑是有失體麵的，但和親更是喪權辱國，所以宋朝君臣不願和親。
    但作為穿越客的王棣，顯然不作此想，隻是，妄言國事太高調了，還是緘口不言為妙。
    蘇軾卻是不肯放過他：“本朝不以言獲罪，更何況，這隻是友人親近間的尋常探討，有何不可？但說無妨。”
    得，不說還不行了，王棣暗歎，不情不願的說道：“那小子便姑妄言之，諸位前輩姑妄聽之。”
    蘇軾笑罵：“難不成我等還會‘告密’不成？”
    王棣咳了聲，第一句話就語出驚人：“歲幣者，國之不幸也。”
    既然決定議此話題，那便暢開了說，沒什麽可顧忌的，他也不去看餘者神情，麵無表情的往下說：“時人多不以歲幣為恥，反倒拿唐時和親相比，隻言和親方是辱國之舉。實乃迂腐之見，當年的漢唐和遊牧政權和親，隻是為了建立雙方的友好關係，免去百姓的戰爭之苦，這些婚姻都是政治聯姻，並不丟臉。而歲幣……嗬嗬，真的不丟人？還是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
    “不願意和親，隻是太好麵子罷了。就連給遼國歲幣的事也是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那是歲幣。且美其名曰為‘土特產’，意思就是為了保持兩國友好，我們送你們遼國一些土特產，土特產是啥呢？就是白銀和絲綢，這些東西恰好也是遼國所需，大家既約為兄弟之國，那給遼國一些特產也是很正常的事嘛。隻是，白花花的銀子雙手奉上，不心疼麽？澶淵之盟後歲幣給絹銀合計三十萬匹兩，仁宗時增加到五十萬匹兩，每年定期繳納。這麽一大筆財富哪，夠多了戶人家吃用一生的？難以計數吧。”
    覺得嗓子發幹，他灌了一盞茶，繼續往下說：“其實，這是很簡單的選擇題，要錢還是要臉？一紙條約承認了遼國的存在，肯定了遼國和自己的平等地位。似乎用歲幣保住了麵子。其實不然，事實是麵子、裏子都喪失了。這樣的屈辱都可以接受，那麽還有什麽事是接受不了的？”
    “不過，仔細想想，這樣的做法有錯嗎？未必，這可能是當時條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好決策了。說到底歸於一句話：落後就要挨打。打不過就得聽對方的。如此而已。”
    他有些意興闌珊，唇角的嘲諷一掠而過：“或許有人說咱大宋有過萬萬的財政收入，給十萬不算多。這十萬是大風刮來的？哪一分不是民脂民膏？就得拱手送錢？而且送的還不是一家，除了遼國還有西夏。不願打仗哪，打仗太耗錢。但為何和平難以維持太久，隻不過是打仗能獲得比和平更多的收益，如土地、人口、牲畜以及尊嚴。但咱大宋是不敢言戰的，和為貴嘛，所以任由敵國坐大，就便割肉求和亦無不可。”
    “再說說‘歲賜’……”他淡淡一笑，手指敲敲桌幾：“景德和議，我朝封李德明為西平王、定難軍節度使；取消青白鹽禁令；每年賜給西夏白銀一萬兩，絹一萬匹，錢兩萬貫，茶兩萬斤。慶曆和議，李元昊取消帝號，還稱夏國主；我朝每年賜給西夏白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兩萬斤，並且逢年過節再給西夏白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
    “給遼國歲幣倒也罷了，實在是打不過人家嘛。但西夏隻一蕞爾小國，還能打不過它？為什麽要每年賜給西夏這麽多財物？原因倒不複雜，宋夏之間數十年的戰爭中我朝基本上都沒占什麽便宜，而貧瘠的西夏為了維持生計又不得不采用持續性的騷擾來獲取更多的物資保障，所以，我朝‘賜給’西夏財物既能維持和平，又不至於丟麵子。”
    “其實，曆史上很多這種用金錢換和平的例子，並不一定全都是屈辱性的，就像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爭獲勝之後依然在與烏孫國和親、漢宣帝接受匈奴稱臣之後也繼續與匈奴和親，和親可不僅僅是把漢朝公主嫁過去這麽簡單，漢朝陪嫁的珠寶、物資也都是巨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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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給西夏財物，泱泱大宋竟淪落至斯，總是叫人難以釋懷。還美其名曰為‘歲賜’，真正是麵子大過天呢。”
    他稍稍加重語氣：“一定程度上來講，給遼和西夏歲幣確實減輕了兩國對邊境的侵犯，促進了國家的和平和民族交往。但也正是這種用錢買來的和平最易麻痹，讓我朝變得非常安逸。正是這種安逸，也讓我朝逐漸失去了野心和危機感，讓我宋人逐漸失去了血性，這才是最壞的結果。”
    末了，他如此總結：“亞聖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當銘記於心。小子以為，我大宋理應反思得失，且當此前種種是天將降大任的磨礪，知恥而後勇，猶可作為也。”
    自始至終，他的語速不疾不徐，語調平緩，眼眉低垂，也不去看其他人，隻像是陳述平淡無奇的事情，與己無關。
    但聽者卻是心潮起伏，久久難以平靜。
    良久，蘇軾凝視著王棣，語氣凝重：“你，主張用戰爭解決爭端？”
    “不，我不是好戰分子……”王棣輕輕搖頭：“戰爭，隻是謀求和平的一種手段。”
    “隻是，和平談何容易？”他笑了笑，說：“就好似兩個意氣風發、熱血沸騰的少年，有些矛盾摩擦，一言不合就開打。結果呢，自然是拳頭更硬的那一方打贏了，輸的那一方少不得要賠禮道歉，日後要麽見到對方繞道而行，要麽心甘情願依附跟隨成了跟班走卒。”
    “和平，終究是取決於誰的拳頭硬，而非誰能說會道，君子動口不動手，總得對方也是君子吧。”
    蘇軾、李格非若有所思，高俅卻是拍案而起：“說的好……民間有句話叫‘打鐵還得自身硬’，要想不被人欺負，就得有欺負人的實力。”
    李格非瞥高俅一眼，微微皺眉，說道：“可戰爭不僅耗費巨大，且戕害軍士百姓，真正是勞民傷財，總不如用錢財換取和平吧。”
    高俅沉聲說道：“三郎剛才說過，如此換來的和平隻會讓我軍民麻痹安逸，繼而養成惰性，長此以往，將無可戰之心，兵無可戰之力，國朝之安危難道寄希望異族之仁慈？發展軍力，時刻備戰，方是振我大宋雄風之國策。”
    李格非欲言又止，終是不再反駁。他自非投降派，反而身具文人風骨。隻是，打戰抑或歲幣，在他看來，終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這，也是他極力反對變法之故。王安石施新政求富國強兵之路，說到底是將國家往兵禍戰亂這條不歸路上推啊。
    同時，這也是他對高球生不起好感之故。這高文恭倒是有才幹的，算是先生的得力助手，但性格太讓人捉摸不透，既圓滑世故，又桀驁不馴，骨子裏是個爭強好勝之人，長留左右乃是大隱患。
    王棣的心思卻有些複雜，高俅此人在原本的曆史評價亦非蓋棺定論的，世人知其陰惡隻因一部名著，但有史學家指出，高俅其人雖善權謀經營，但非大奸大惡之輩。其曾入伍參與西夏之戰；後掌禁軍亦是極力改變懶散之風；對他原來的主人蘇軾一家也頗為照顧，一些野史上記載他“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恤甚勤。”因此他的這些作為也獲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評。總體而言尚屬重情重義。
    而據《丹徒縣誌摭餘》記載，高俅墓在高家邊。高家邊靠近丹徒的高資，是句容境內的一村莊。村民三分之一姓高，解放前還有高家祠堂，供奉著高俅的塑像，高氏家譜記載，北宋末靖康之難後，高氏子弟逃到江南定居延續至今，已有幾十代。高俅在這裏被高姓人尊為老祖宗，而且認為是大忠臣。
    大抵可以這麽認為，高俅不僅是寵臣，也是能臣，小說的貶毀是應該糾正的，為後代留下可信史實。高俅生於亂世，從一介平民飛黃騰達，善始善終，後代繁榮，這也是很大的福氣。
    於王棣而言，不可盡信書。高俅，是新黨領袖，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僅此一點便算是“自己人”。
    且看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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