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時代的認知，王棣當然沒那麽深刻。他隻是以一個後來者局外人）的角色去看待這個時代。所處高度不同，自然看的更透徹。
    按照後世的曆史劃分，此時的中原政權叫做北宋。
    北宋繼承的遺產是中唐、五代以來的衰敗，麵積比曆代中原皇朝少，卻也約略相當於四個半除俄羅斯外的歐洲第一大國法國。南宋的國土麵積又比北宋減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喪失的，除了五代後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之外，都是邊遠地區，而基本上保留了發達的內地。
    有人認為，唐朝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詩，是公認的古代詩歌發展巔峰，唐詩勝於宋詩。但宋代文明勝過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經學、科技、史學、宋詞和散文六項，可知宋文明總的說來，是勝過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麵繼續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
    說宋朝軍事“落後”，也不準確。在軍事技術上，宋朝並不落後，例如古代黑火藥的應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別到南宋中後期，火藥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當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藥兵器的海戰，是南宋初的膠西海戰。準確的說法應是宋朝在軍事上孱弱或軟弱。但也須作具體分析，例如對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而論，最頑強的抵抗對手就是南宋。
    人們常說，宋朝“積貧積弱”。其實，北宋的人力超過唐朝，物力和財力、政府財政收入更大大多於唐朝。但豐厚的財政收入難以負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橫征暴斂又加重了民貧，這就是積貧。軍事無非是客觀的實力加之以主觀的實力運用。宋朝的綜合國力無疑強於遼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種因素，實力的運用水平卻是劣等的，這就是積弱。宋朝消極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訓，著重於推行文官政治，實行崇文抑武，其軍製是以犧牲軍事效能，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為代價的。
    宋對遼、西夏用兵，何以屢戰屢敗？
    在王棣看來，崇文抑武是關鍵。文人不知兵而領兵，何以致勝？另外，宋朝繼承自中唐以降喪失養馬區的現實，缺乏馬源，不重視騎兵的建設，而古代的騎兵猶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坦克部隊，以步兵為主對抗遼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騎兵，就處於弱勢。加之自北宋建國不久，就逐漸形成“守內虛外”、消極防禦等軍事傳統，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降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衝禦侮之將。
    這些觀點自沒法敞開了說，否則便是妖言惑眾。倒不是朝中袞袞諸公都是傻瓜、瞎子，實在是時代局限性所致。隻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麵目。
    強兵之路，任重而道遠。
    王棣有心去改變，或許車輪滾滾，曆史的進程並不會產生偏差。盡人事吧。希望還來得及。
    “瓊節草堂”的這場對話在多年後方披露開來，其時，世人皆震驚、折服於王棣的“高瞻遠矚”，遂以“聖人”名之。而王棣則唏噓不已，再度追憶起蘇大學士，那份拳拳愛護之心值得感懷終生。到那時，他方曉得，當年在杭州鳳凰山“瓊節草堂”的這場對話，蘇軾嚴詞吩咐李格非與高俅不得外露任何細節。這是對王棣的愛護呀，雖說彼時王三郎尚是少年，但因王安石之故，朝野間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敵視王家的，這番言論若被外界獲知，王棣定必難承責罵與打壓，再難有日後的種種作為。
    東坡居士啊，可謂是他王棣一生之師。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便是如此奇妙，王棣雖與蘇軾謀麵未深，但卻是將對方當作可信任的長輩，而蘇軾也願意提拔、佑護他。這種關係，難以名狀，可遇而不可求。
    蘇軾自是極器重王棣之才，不欲明珠蒙塵，殷殷惜才之心上天可鑒，這日草堂應對，也是借李格非這位當世大文人之口宣王棣之才，是以百般“刁難”，所考校者五花八門，涵蓋甚廣。
    最後考校的是經義。之所以將經義放在最後，是蘇軾知曉王棣這些年私下做的“勾當”。
    數年前在金陵，他便曾就經義考過王棣，彼時對方的應答便每有新意，已是深諳經義之旨妙。這數年來，二人書信往來，其間亦有經義考答。
    首先，王棣的書法日益精進令蘇軾咋舌，其字體勢緊密，則得之右軍；姿態朗逸，則得之大令。很顯然，王棣的書法上溯魏晉書風，兼采諸家之長；書風則平和雅正、雍容華美。這樣的書法已是自成一家，假以時日，必成大氣候。
    驚歎之餘，蘇軾居然有些氣餒，世人言書法卓絕者，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注1）為最，稱本朝書法四大家，所謂“蘇黃米蔡”是也。然王棣一未冠小子便在書法之道有此造詣，儼然開宗立派，怎不叫他汗顏？
    至於經義，畢竟是書信往來，倒是不會涉及太深。然而他自好友王安禮處得到的另一個信息叫他幾近失聲：王棣在注釋經義，書名叫《四書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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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王家小子的步子，邁的太急了吧。
    科舉取士，神宗朝以前，進士科考詩賦。到了神宗時，有的考詩賦，有的考儒家經典，因而出現了所謂“詩賦進士”和“專經進士”。究竟是以詩賦取士，還是以經義取士，在神宗時代曾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
    歸根到底，吟詩作賦，固然全無實用；死啃經書，又有什麽好處？爭論的結果，是采取了一項折中辦法，就是把進士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有詩賦進士，也有經義進士。去歲，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蘇軾是反對以經義替換詩賦取士的，上《議學校貢舉狀》稱：“……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嚐用其一二……”
    但，這並非是蘇軾不重視經義。古來讀書人，皆明聖賢言。
    注解經義，絕對是大工程，非深諳經義者不能為也。
    但在蘇軾及李格非輪番考校之下，王棣神色自如，對答如流，絕對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末了，蘇軾歎道：“毋論是詩賦或是經義，棣哥兒今年都可下場一考了。”
    自宋一代，官員選任方式趨向多元，科舉取士、恩蔭補官、吏人出職、軍功補授與納粟買官等，都是入仕的途徑。其中，科考入仕者，謂為“正途”，備受尊崇。而此外入仕者被視為“異途”，在升遷、轉任等方麵受到限製。
    門蔭補官雖不是選官的正途，卻是宋代官員來源的主要渠道。凡以帝國屬官蔭奏補入官，成為蔭補，宋代蔭補名目繁多，有郊祀、皇帝生日、改元、致仕、等等。受蔭補對象，包括皇族宗室，台、省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的子、孫、兄、弟、門客等等。
    王棣自是有資格蔭補入仕的，但在蘇軾看來，以王棣之才，入場科舉是必中的，若走其它途徑，才是大材小用，萬不可取。
    李格非也以為然，笑道：“明春辛未科考，王三郎必成天下舉人眼中釘也。”
    宋代科舉，最初是每年舉行一次，有時一、兩年不定。英宗治平三年，正式定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進行考試，第二年春天，由禮部進行考試。省試當年進行殿試。
    元佑六年，恰是辛未科舉年。李格非此言，意指王棣有狀元之才，必為考生之公敵。
    蘇軾也笑：“明歲科舉，某倒是知曉幾個有望奪魁的，譬如保寧馬涓、潛江畢漸等，實乃三郎之勁敵也。”
    “馬涓……某亦識得，其……身具才學者也。”李格非捋須而言：“某嚐有聞，馬涓父親馬從政，中年未有子嗣，後納一妾，馬從政得知小妾乃為葬父母而賣身時，便送其回家，且不要一文身價銀兩。事後，馬從政夢小妾之父前來致謝：‘願汝富貴、涓涓不絕。’後來，其妻懷孕，生下一子，馬從政遂為之取名馬涓。”
    頓了頓，又說：“善惡有報，想那馬從政一念之善，便得福報。馬涓之才，非止聞於川蜀一地，天下皆名也，來年進士及第當不在話下，光耀門楣也。”
    蘇軾點點頭：“某亦知其才，辛未科必中試，或可入一甲。”
    天聖五年，分進士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稱第一甲，第六等為第五甲，進士分甲自此始。後演變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後又定第一、二甲為“進士及第”，第三甲為“進士出身”，第四、五甲為“同進士出身”同出身），後曾改第五甲為“同學究出身”。
    在蘇軾及李格非看來，馬涓是能躋身一甲進士及第的，足可見馬某之才。
    李格非又補充道：“另有朱諤、張堅庭者，亦是不容小覷。”
    高俅則道：“大晏相公十四歲以神童入試，賜同進士出身。王三郎若是明歲入一甲，則勝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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