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離了母係社會，女子的地位每況日下，直至淪為玩物、附庸。
    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女子的標簽便是“從”，服從男子，服從禮教，服從社會。一個“從”字，道盡了古代女子的辛酸與艱辛。
    當然，千古以降，總會出現幾個離經叛道的奇女子。
    博學多才蔡文姬，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文姬才欲壓文君，《悲憤》長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辦香可也及釵裙。《胡笳十八拍更是令驚蓬坐振，沙礫自飛，激烈人懷抱；
    捕花舞女衛夫人，碎玉壺之冰，爛瑤台之月，婉然若樹，穆若清風，高逸清婉，流暢瘦潔，書法卓絕，便連“書聖”王羲之亦曾從其學書；
    家學淵源班惠班，東觀續史，賦頌並嫻。為兄續修《漢書》，作《東征賦》，一部《女誡》也就兩千來字，雖字字寫滿女性的自卑和對女性的“自我歧視”，但卻“表率”之下，“垂範”百世；
    當瀘賣酒卓文君，姿色嬌美，精通音律，卻因一曲“鳳求凰”而月夜私奔，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司馬相如的文采，卓文君之美豔，當壚賣酒，白頭興怨，長門靈賦；封禪遺書傳為千古佳話；
    詠絮之才謝道韞，文才精絕，所著詩、賦、誄、訟，傳於世，氣度非凡，不讓須眉，風韻高邁、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氣。
    嗯，自然還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好吧，度娘尚小，不在此列。
    悲催的是，古來才女皆寂寞，亦可說沒一個是幸福的。
    郎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這些個才女莫不是嫁錯郎的，婚姻不幸，是對女子的最大打擊，尤其是才女。
    在王棣想來，才女可以美，但當與漂亮無關——如果你想有才，那麽就要把你相貌變的醜陋點，如果你想漂亮，那麽就要把你的才氣給消掉。才貌兼備的才女畢竟少，才女長的不漂亮，嫁的丈夫又不知道憐香惜玉，或者又碰上亂世。所以才女們的命運大多是可悲的。
    又或許是自古才女多悲情，而是多悲情方能成就才女。
    畢竟，悲慘的人生，悲傷的文字，總是叫人感懷難忘。縱觀古今中外之傳世名著，大抵都是悲劇，才女亦如是。
    若依著原本的曆史軌跡，一樁極其登對的政治婚姻，從開初的琴瑟和鳴到後來的貌合神離，李清照用自己活生生的例子告訴世人：愛情，隻是裝點日子的鏡子。最後化作甄嬛的那句哭喊：“這些年的情愛與時光，終究是錯付了”。
    縱觀李清照一生和她的詩文、詞句，可知她真正的快樂的婚姻生活，不過一年光景。權勢更迭之下夫妻二人決不對等的付出，注定了她婚姻的不幸。至於張汝舟，不談也罷——數月而歿的婚姻，會有幸福可言？
    念及於此，王棣感覺有些鬧心。
    小小度娘啊，那對清澈明朗的眸子，若兩泓透亮澄靜的山泉，天真無邪，隻是偶爾的靈動，方顯露出了不拘一格的古靈精怪。
    而且，“酒鬼”的潛質已是初見端倪。想著小蘿莉偷喝葡萄酒那“喝了這一杯、還有三杯”的嬌憨模樣，王棣不由拊額長歎：一代酒徒原來是這樣練成的，想來才華與酒量是成正比的呢。
    幸好，才女尚未長成，尚未發表那兩首《如夢令》，尚未“洛陽紙貴”，“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尚未問世，尚未吸引太學生趙明誠的“以文思人”。王棣對趙明誠那廝觀感極差，十足是翻版“君子劍”，自私自利的偽君子，就差沒有“揮劍自宮”去練那絕世神功“葵花寶典”了……呃，太主觀了，這樣不好。
    或許，這個世界因為自己的到來會有所不同吧，畢竟自己是揮著翅膀的蝴蝶啊。王棣如是寬慰自己，才子常有而才女不常有呢，或許可以讓才女活得舒爽些。隻不過，若真如此，卻不知還會不會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傷腦筋的問題。
    但僅這短短數日的接觸，李度娘“三哥哥”長“三哥哥”短的喚著，言行舉止都透著親近，讓王棣好生享用。
    嗯，當年蘇靜嘉同學莫名的“敵視”很叫人鬧心，李小妮子就不會嘛，這讓王三郎很欣慰，頓覺人格魅力猛漲。
    都說吃人嘴軟拿人手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來而不往非禮也，該出手時就出手……總之，能幫則忙吧。
    也是天空不作美，自金陵啟程一路過來連日降雨不說，到了杭州仍是不見晴。
    世間萬物，過猶不及。雨水一旦多了，道路泥濘，春寒猶在，踏不了春，賞不了景，滴滴答答欲去還留的，鬧不鬧人，紮不紮心？什麽“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什麽“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什麽“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什麽“雨裏雞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都是騙人的。
    “瓊節草堂”敘談後，蘇軾這些天都未返鳳凰山。
    王棣倒是隨著蘇太守冒雨去城裏走了幾遭，逛了逛與金陵城一般規模的坊市，蓋因雨天，並不如何繁榮喧鬧；至於西湖，完全沒有後世的瑰美清麗，湖麵臨岸處一大片枯敗的蓮葉飄忽不定，雨水不絕墜落，湖底的淤泥泛升導致湖水渾濁不堪……難怪太守大人急於治湖，這景象，實在是不堪入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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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親眼所見，蘇軾的勤於政務讓王棣很是佩服。偌大名聲的大文豪是真心實意想為國為民做些事情呀，縱然算不得能官幹吏，但也確是肯擔當的，總比一幹屍位素餐的空談官僚要強上許多。
    當然，因為雨水過於充沛，西湖水幾已泛濫成災，眼下是不適合談清淤治湖的，隻是將各項條陳一一列舉，盡量做到事無巨細，真要開啟工程當可事半功倍。
    而當務之急卻是“抗洪”。
    江南被譽為“魚米之鄉”，乃為天下糧倉。不美之處在於，江浙臨海，年年都有颶風光臨，少則數次，多則廿餘次。狂風起，暴雨降，河湖泛濫，洪澇成災，但多在夏秋二季，春日裏是不常見的。
    但元佑五年清明後江南的這場降雨委實詭異，時急時緩，忽大忽小，連續十餘日不肯停歇。
    事出無常必有妖，就如去歲的久旱成災，這場豪雨亦非好征兆。
    首當其衝的是春耕。江南的田地極為肥沃，一年兩季水稻一季小麥油菜），清明節後正是頭稻栽種秧苗的時節，可田地裏水滿為患，排也沒處排，綠油油的秧苗讓水浸泡著，再繼續下去，怕是要黴爛了。問題是，縱算將秧苗抓緊分栽開來，也是會因這無處排放的水給禍害的無法成活。更何況，連稻田都還未耕耘呢。
    如此下去，錯過春耕播種，可以預見的是，稻穀收成至少是減了一半，且莫說賦稅是否減免，不湧現大規模災民便阿彌陀佛了。義倉、常平倉得做好應對之策，未雨綢繆吧。
    而常平倉又向來是爛賬、糊塗賬的“集中營”，蛀蟲一大批，還真難以清算幹淨……
    兜兜轉轉又回到治湖這條路上，若是河道暢通、水流無阻，也不至於一到雨季便滿城盡成澤國吧？
    這些都是蘇太守頭痛的事情，王棣縱有意相幫亦是有心無力，長治久安，不治難安，一座城乃至一個國家，最要緊的是在其位謀其政，就算是為了政績，也該盡些心力做些好事吧。杭州的漕運不暢並非一朝一夕所致，再來治理又怎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的？
    蘇軾認定王棣日後是可大用之才，正好領著他見識見識為官處政之道，除機密緊要的政務外鮮有避諱隱匿，這便算是傾力提攜培養後輩了。
    對於蘇軾的厚愛垂青，王棣自是心懷感激。需知蘇軾及李格非都是舊黨中堅，能對新黨黨魁王安石的孫子如此抬愛，著實是摒棄了門戶之見、一心要為國家舉薦人才。這方是真正的大公無私，值得敬重。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王棣想了想，還是沒忍住，杭州城有大隱患呐，若出了差池，作為主官的蘇軾是難逃其責的，有些事做在前麵總是好的，防患於未然嘛。
    於是，他說了“社倉”之事。
    社倉，即用於備荒、救濟之糧倉。多設於鄉社。與義倉既相似又有別。隋代長孫平倡設義倉時即立倉於鄉社，並由社司管理的義倉就是後代的社倉。時社倉、義倉無別。唐貞觀二年，戴胄奏請仿隋製，並正式以“社倉”命名，但實際上大多設於郡、縣。至本朝已名存實亡。
    王棣提出設“社倉法”，具體為：準富民能捐穀五石者，免本身一年雜項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數按年遞免。超過四十石者，分別由州縣獎給匾額，捐至二百五十石者，谘吏部給予“義民”頂戴，照未入流冠帶榮身。凡給匾額之民家，永免差役。倉米於春季支借，秋成還倉。遇災荒則賑恤本地貧民。設正、副社長司其出納，地方吏胥不得幹預，但地方官有權稽查、監督。
    他提的是後世清康熙年間的“社倉法”，不同於宋、明，乃是以獎勵的方式鼓勵富民捐糧，有“無本買賣”之嫌。然，這等獎勵卻正是平民最為眼熱的，有錢人要麵子呐。
    他的這番建言讓蘇軾頓時眼前一亮，太有可操作性了，都曉得“常平倉”、“義倉”的貓膩，這改良版“社倉”卻是最大限度地趨避了可能存有的弊端，算是官方鼓勵的民間行為，但官府卻是有“最終解釋權”的，此策大善也。
    老蘇同誌是個雷厲風行之人，當即令高俅等一幹幕僚盡快列出條陳，時不我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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