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字同叔，其年幼而穎慧過人，三歲能認字，五歲能題詩作對，作《題所居道傍白塔》詩曰：“白塔青鬆古道西，塔高鬆矮不能齊，時人莫訝青鬆小，他日鬆高塔又低。”七歲已博覽群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鄉裏間視為神童。
    景德元年，江南按撫張知白聞知，極力舉薦晏殊進京。次年，十四歲的晏殊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時入殿參加考試，他從容應試，援筆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賞。第三天複試“賦”時，晏殊看了題目，回奏皇帝：“這個題目，臣十天前才作過。請陛下另外出題。”真宗十分讚許他的誠實，又對他的文章十分欣賞，當殿賜“同進士出身”，成為最年幼的進士。後從秘書省正字官至知製誥，進禮部侍郎，後又任禮部、刑部、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世稱“大晏相公”。
    大晏有多牛？試舉之——範仲淹、孔道輔、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門下；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經他栽培、薦引，都得到重用。韓琦連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富弼身為晏殊女婿，但殊舉賢不避親，晏殊為宰相時，富弼為樞密副使，後官拜宰相……
    嗯，其七子、世稱“小晏”的晏幾道，最善製詞，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
    高俅如此“抬愛”，王棣自是“何德何能”、“萬萬不敢當”的。
    不過嘛，他既已決定要走科舉這條路，蘇軾及李格非都是科場前輩，正兒八經的進士，正好可以請教有關科舉的相關事宜。
    本朝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等科。科目雖多，但莫重於進士一科。進士曆來為朝廷所重視，士子亦趨之若鶩，人才亦多出於此科。凡貢舉者，須經解試、省試、殿試而躍龍門。
    解試，是由諸州、開封府、國子監將合格舉人貢入禮部的一種考試。另外，專為現任官員無出身而應進士舉者所設立的“鏢廳試”，和以避親為主，兼有照顧性質的“別頭試”，也屬於解試範圍。地方州府所舉行的解試，一般都於秋季舉行，故又稱“秋斌”。州試時，由諸州判官主持報考進士的士子的考試，由錄事參軍主持其餘各科的考試。如果考官不懂經義，可選次一級的官員充任，但要經判官監考。試卷上要加蓋“長官”之印，考官和監考官還要在試卷後麵簽名。
    解試通過的考生稱為“舉子”或“貢生”，於當年冬季集中到京師，於次年春初參加“省試”。所謂“省試”是因就試尚書省而得名，實為禮部所主持。
    殿試，實際上是省試的一種複試形式，始於太祖開寶六年。殿試頭名者，即“狀元”。
    宋沿五代舊製，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後改開寶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進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稱“諸科”。神宗時，廢諸科，另設“新科明法”，元佑時廢。皆以進士科為重。
    至於開科取士的時間，則經數度變化。太宗末年起連停科舉五年，真宗初又連續舉行三年，後行間年一舉，以後又漸行間隔二年一舉，但還不是定製，所有停舉年都要下詔“權停貢舉”。英宗治平三年，“詔禮部貢院，今後每三年一開科場”，確定了“三年大比”的製度，為後世所沿襲。
    明年，恰逢辛未科省試春闈。
    關於本朝科考，王棣大體是知曉的，但終究知之不詳，經蘇、李二人細細說來，遂“豁然開朗”。
    至於科考內容，他倒是特意了解過，畢竟蘇軾是反對王安石科舉改革的，此時倒不好多問，隻心裏默默回憶了一番。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擬改革科舉的中書劄子中，認為：“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貢舉新製”規定，應舉人不再考試詩賦、帖經、墨義之類，而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本經；《論語》、《孟子》為兼經。同時廢罷明經諸科，另設明法科，凡是原先應試明經諸科，而又“不能改試進士”科的，考明法科，“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時稱新科明法。
    神宗皇帝言：“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以“新學”派的觀點撰注《詩義》、《書義》、《周禮義》，合稱《三經新義》，於熙寧八年頒布學校，作為教科書。此後，《三經新義》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以此選拔擁護改革的官員。元佑時，新學派遭到打擊，但理學派、蜀學派，都還是小學派而未受到重視，隻提出“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並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說》，而要求用“諸家之說”，以及考試“添詩賦”，但未恢複帖經、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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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而言之，時下取士，經義、詩賦並重。
    後世的高考被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在王棣想來，此時的科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想要進士中試，何其難也。
    彼時進士科取士比例極低，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發指，“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二年，進士十一人。三年，進士十五人。四年，進士八人。乾德二年，進士八人……八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二十四人。”宋太宗即位後，開始突破一百大關，有時一科竟達到三百多人。但此時每科的取士人數還沒有定製，即所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規定：“進士限四百人，諸科勿得過其數。”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科場取士，以皇佑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毋得過其數。”當時，大約每四年開科一場，這樣算來每年取進士、諸科大約各百人。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詔：“今後宜每三年一開科場……所有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以後遂為定製。
    嘖嘖嘖，大宋風流，讀書人若過江之鯽，每三年方取進士三百人，也難怪博覽群書、才華橫溢如秦觀，亦不能一蹴而就。嗯，還有更倒黴的，鼎鼎大名的柳三變，四次落第，“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傷心落魄而改名為“柳永”，“破罐破摔”，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得遇仁宗皇帝開恩師方得中進士榜，五十歲而暮年及第，好不容易博了個“柳屯田”的名號。
    這是反麵案例啊，千萬學不得。
    當然，他並不發怵，畢竟多了千年的見識，這些年更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誠如蘇軾所言，不論是經義或詩賦，都算是底氣十足。這時的科舉，尚沒有明清時那麽變態，八股文能活生生將人變成迂腐之徒呢。
    至於原本的辛未科一甲三人，即狀元、榜眼、探花的馬涓、朱諤、張堅庭三位科舉達人，到時候同場競技，免不得要pk一二，也不至於未戰先怯。
    倒是他這個王安石之孫的身份有些尷尬，畢竟朝中是高太後攜舊黨執政，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舉而仰聽於太皇太後。自司馬光、呂公著到文彥博、劉摯、呂大防這些個丞相，可都是極力反對新政的。也就是說，時下朝中的諸多大佬，絕大部分是王安石的“政敵”。
    呃，大佬們若有心針對他，就便王安禮尚處高位，怕是也護不得周全。傷腦筋啊，希望是杞人憂天吧，士大夫們當不致如此小心眼哩。
    話說這大宋朝算是開放的，這是個神奇的年代，其大膽先進之舉和如今比起來還毫不遜色。
    外賣，我們宋代就有了，上門製作，包你滿意；
    房價，笑話，宋朝的房價價格之高，你是絕對想不到；
    相撲，我們玩的還是女子相撲，更刺激，更精彩；
    寡婦再嫁是義舉，妾是租來的，媳婦是可以相看的……
    司馬光的《書儀》裏記載：“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裏女子亦立誦之。……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孝經》、《論語》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
    律法有定：“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別與縛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嗯，家庭財產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繼承一部分財產作為嫁妝。
    “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呃，陰盛陽衰哪。
    至於“河東獅吼”隻是眾多懼類事例之一罷了。
    這麽說吧，有宋一朝，士子固然風流，女子的地位也不低。
    若不然，亦不會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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